1、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演化及在中国的发展摘要：本文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演化和发展作了总结概括，对各个时期不同学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进行了归纳和比较，并努力揭示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差异。此外，文章还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该领域内发生的新变化进行了评述。通过以上的各项研究和分析，本文意在表明：认真研究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和演化过程，有利于我们用客观、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学科，并且在这一基础上时刻关注它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从而正确地借鉴它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关键词：产业组织 演化与新发展 应用一、 产业组织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产业组织理论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
2、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以特定产业内部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及其内在联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揭示产业组织活动的内在规律性，为现实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提供决策依据，为政策的制定者提供政策建议为目标的一门微观应用经济学。该理论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对西方国家产业组织政策的制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国际经济贸易往来活动的加强，国际间产业经济活动准则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并由此引起了产业组织理论的一系列新变化。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共出现过三个主要的学派，即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 、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 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交易费
3、用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产业组织理论 (new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chmalensee ,1988 ;Williamson ,1989 ;夏大慰,1999 ;植草益,2000) 。长期以来，人们对资源配置的认识是建立在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和市场机制学说基础上的，即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便可以达到最佳均衡状态，厂商在均衡价格体系的调节下，只需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投资和生产，便可以使成本达到最低，产量达于最佳，生产出来的产品刚好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消费者也可以得到最多的剩余。这种古典理论所包含的政策含义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4、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任何人为干预市场的做法都是不必要的。19 世纪末期，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看到了现实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垄断现象，并指出垄断会带来垄断利润的产生或均衡价格的上升，妨碍资源的最优配置。但他们又认为垄断只不过是竞争过程中的暂时现象，长期当中，垄断企业终将因技术进步受到阻碍而无法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回复到完全竞争状态，所以长期当中调节市场均衡的决定力量仍然是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直至 1936 年，张伯伦和罗宾逊才在他们颇具影响的垄断竞争理论中提出，由于存在产品的差异性，现实当中典型的市场结构并非完全竞争，而是垄断竞争。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中，厂商具有一定的决定价格的“
5、市场力量” ，这种力量会使垄断利润长期大于 0。因此，单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是不足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而必须由政府出面对垄断势力加以干预，才能确保市场的适度竞争。垄断竞争理论的提出引发了人们对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例如：政府应该用什么样的管制方法才能减少垄断势力对市场机制的逆向影响？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才能保持适度竞争？市场结构合理化的评价标准是什么？等等。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过程中，产业组织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最早的产业组织理论见于哈佛大学的梅森(E.Mason) 教授和其弟子贝恩(J.Bain) 的相关研究中。1959 年，贝恩所著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产业组织
6、出版，标志着哈佛学派正式形成。哈佛学派以实证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导出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集中度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市场行为方式，而后者又决定了企业市场绩效的好坏。这便是产业组织理论特有的“结构行为绩效”( structure conduct performance ，简称 SCP) 分析范式。按照这一分析，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总是倾向于提高价格、设置障碍，以便谋取垄断利润，阻碍技术进步，造成资源的非效率配置；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限制垄断力量的发展，保持市场适度竞争。哈佛学派建立的 SCP 分析范式，为早
7、期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套基本的分析框架，使该理论得以沿着一条大体规范的途径发展。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SCP 分析范式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20 世纪 60 70 年代，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势力趋于下降，经济中出现了“滞胀”现象，不少研究者和分析家将招致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哈佛学派主张的强硬的反垄断政策，于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以斯蒂格勒(J . Stigler) 为代表的一些芝加哥大学学者对哈佛学派的观点展开了激烈抨击，并逐渐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提出产业组织问题还是应该透过完全竞争理论而不是垄断竞争理论来加以说明。例如，对于企业规模扩
8、大与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以“规模经济”理论来进行分析。按照规模经济理论的观点，企业的规模经济范围随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平均成本也随之而不断降低，因此只要企业规模的扩大与技术水平的提高相一致，就是必然的和合理的。由此他们推断，企业规模的扩大不仅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反而会因平均成本的降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Stephen ,1988 ;多纳德海、德里克莫瑞斯,1998 ,中译本) 。对于企业规模与竞争度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则根据“可竞争市场理论”(contestable market theory) 来加以说明。该理论认为，只要潜在竞争者在进入和退出市场时是完全无障碍的，市场上
9、现有的厂商不论是仅有一家企业还是有许多活跃的厂商，就总是面临来自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而为了避免引来更多的竞争者，原有企业的定价和产量选择将总是被迫处于一种“无显著超额利润的均衡约束下”(Baumol ,1988)，并不像哈佛学派所言，大厂商可以任意确定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可竞争市场理论”说明，企业规模的扩大或集中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垄断程度的提高和竞争程度的下降。在以上两方面分析的基础上，芝加哥学派提出不能以集中度的高低和规模的大小来作为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垄断企业的标准，也不应该毫无区别地对大企业实行强硬的反托拉斯政策，主张根据企业绩效的好坏作为判断标准，放松对大企业的不必要管制。芝加
10、哥学派放松管制的政策主张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同时期美国的产业组织政策，也对后来的新产业组织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二、产业组织理论演化的若干脉络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巨型跨国企业集团已成为现代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各西方国家的产业组织政策也日益向保护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方面倾斜。这就从实践上对产业组织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说明产业在市场活动中的内在规律之外，产业组织理论还必须有助于说明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作用和意图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组织理论领域发生了若干深刻的变化。（一）产业组织理论对交易费用理论的应用如前所述，哈佛学派以
11、垄断竞争理论为依据，认为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和企业垄断势力的扩大是政府必须对市场加以干预的重要原因，强调对集中度的控制是保持适度竞争的关键。对于这一观点和主张，以威廉姆森为主要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同芝加哥学派一样，都持否定态度。但对企业规模决定因素问题的解释，新产业组织理论却不同意芝加哥学派的观点,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新产业组织理论认为，芝加哥学派关于企业横向适度边界由平均成本最低的产出规模决定的分析缺乏说服力，因为已经有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平均成本最低的产出往往是一系列产出量，而不是某一个确定的产量，因此企业的技术成本状况并不能清楚说明企业的适度规模边界(Stead P. & K. Law
12、ler ,1996)；第二，如果说技术因素是决定企业规模的唯一因素,那么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企业的规模必然越来越大，小企业将无法生存，但现实的情况是行业中大规模企业与小规模企业同时并存，因此单纯从技术角度不能对这一现实情况作出解释；第三，认为芝加哥学派用“可竞争市场理论”替代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并企图由此证明市场机制的有用性和减少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的分析过于简单机械，因为现实经济活动中，企业进出市场不可能完全无障碍，就算技术性障碍可以被克服，但信息的不充分、外部性、寡头企业之间实施的各种策略等因素也足以影响到市场均衡的实现，对此，可竞争市场理论并不能作出说明，不能为政府的放松管制政策提出充分理由。
13、由此，新产业组织论者认为，企业的适度边界不单纯由技术因素决定，而是由技术、交易费用和组织费用等因素共同决定，其分析要点可概括如下： (1) 由于人类行为具有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这两个特点，使得现实交易活动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为了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并确保交易的顺利进行，交易双方就必须起草和订立各种契约，并对契约进行修改、监督和执行。伴随着这一系列活动的展开，大量交易费用便由此发生。当从事市场交易活动所花的交易费用过于高昂，以致超过了将供需环节纳入到同一企业内部进行统一管理和支配时，交易双方就会产生兼并、联合的意向和动机，企业的规模和边界也就由此发生横向扩张；而当企业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
14、，以至于某项经济活动通过外部市场交易比在企业内部进行更为节约管理费用时，企业规模就会缩小。因此，节约交易成本和管理费用是企业规模变动的真正原因；(2)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现实经济活动中各生产环节间常常存在或强或弱的“资产专用性”关系，资产专用性越强，交易双方对市场波动的反应就越是敏感，为了减少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确保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企业间就需要通过订立契约或建立一定的组织关系，如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将影响生产的资产专用性环节纳入到企业的内部环节中来，以避免各种可能出现的欺诈行为对交易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交易费用也是企业在纵向上发生规模变动的主要原因；(3) 企业规模的变化不仅受外
15、部交易费用高低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企业内部组织管理费用的影响。合理、有效的内部组织形式不但会提高企业内部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也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参与对资源的配置。研究企业的适度规模问题，就是要在企业和市场这两种治理结构间寻找一种合理的结合方式(威廉姆森 ,1999) 。（二）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方法的变化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以静态的实证分析方法为主要手段，以给定的产业结构为前提，将现实企业之间既存的各种差异看成是决定产业竞争状态的外生变量，对特定企业和产业的实际行为进行静态截面观察，然后再将分析结果与企业的市
16、场绩效相联系，从而得出了集中度高的企业必然具有垄断厂商的行为特征，并占有非法垄断利润的 SCP 单向因果联系的分析范式,并由此提出了强硬的反托拉斯政策主张。新产业组织论者认为，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所使用的这种静态分析方法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它过于依赖经验性的统计分析，缺乏理论依据和正式的市场分析模型，其结论并不具备一般规律性(泰勒尔,1997 ,中译本)；其次，这种分析方法所依据的 SCP 框架，是对典型事实进行有意排列的结果，事实上各变量间的联系只应被看作具有某种相关性，而并非一定是因果关系；最后，该种研究方法顶多只能反映出某一时期既有行业结构下的行为和绩效间的特定联系，而并不能说明该结构的
17、形成原因及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多纳德海,2001 ,中译本) 。因此，传统的 SCP 分析范式只适合于短期静态分析，长期当中，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非呈现出单向因果联系。按新产业组织论者的观点，市场结构是由企业规模大小决定的，而企业规模的大小取决于交易费用的高低，交易费用的高低则取决于交易活动所具有的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而这一切又都源自于交易者的行为属性。这样，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重点就从结构环节转向了行为环节。由于行为属性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研究方法上很难再延用传统的实证手段，因此新产业组织理论采用了推理演绎为主的研究方法。例如，为了预测和说明寡头厂商的各种策略行为对均衡结果
18、产生的影响，他们采用博弈论方法将各种可能的对策模型化，并通过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对寡头厂商的决策行为做出各种预见性推测。在此基础上，他们得出了“非合作博弈均衡”的重要结论。这从一个方面说明，由于寡头市场结构下厂商行为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资源的配置往往只能达于一种“次优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价格水平可能会高于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均衡价格水平，资源配置可能不如完全竞争条件下“帕累托最优” ，但这种结果却是寡头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这一结论为新产业组织理论的政策主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即主张不能以企业规模大小或是价格水平的高低来作为判别企业是否具有垄断特征的标志，而唯有企业的行为才是判断其是否具有垄断意图的依据
19、。因此，政府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方面，以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作为主要政策目标，而不是去限定企业的规模和结构。（三）将企业内部的组织与治理问题纳入到研究范围如前所述，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视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方式，企业只被当作是市场机制作用下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一定规模的生产单位，完全忽略了它对资源配置产生的影响。因此，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并不包括对企业内部活动的研究，认为那应该属于管理学的研究范围(Bain , 1958)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科斯和威廉姆森等人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提出企业同市场一样参与了资源的配置过程，企业的内部活动是影响市场行为和产业结构的重要原因。
20、因此，对企业内部活动的考察便构成了新产业组织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新产业组织理论关于现代企业内部组织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代理人目标偏离问题的影响及治理方面，核心是解决现代企业代理人的无效率问题。为此,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主张。例如：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法玛(Fama) 、霍姆斯特姆(Holmstrom) 和哈特(Hart) 等人提出“现代企业外部约束机制”理论，指出在外部经理人员市场上，管理者业绩的好坏是对他们声誉和身价的重要评价标准，经理们为了能够树立良好的声誉而不得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健全完善的经理人员市场是约束管理者行为的一种有效机制；爱德华( Edward
21、s) 和汉南(Hannant) 等人提出，若能保持在产品市场上的充分竞争，企业销售业绩的好坏将反映出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因此，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业绩是促使管理者去精打细算,努力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市场份额的有效约束机制；法玛(Fama) 1980 年在代理问题与企业理论 一文中指出，股票市场同样是代理人外部约束机制的一种有效形式,企业经营业绩的好与坏，可以通过股票市场上广大股东的选择来体现，因此，建立和发展有效率的股票市场，就能有效地制约代理人的目标偏离行为，钱德勒和威廉姆森提出，通过企业的组织制度设计可以达到制约代理人目标偏离问题的目的，指出 M 型企业组织结构能够通过企业内部的计划
22、控制较好地避免目标的偏离问题：詹森(Jensen) 和麦克林(Meckling)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在企业理论：经营者行为、代理费用与产权结构一文中提出了“企业融资约束机制”理论，证明在债权和股权两种不同融资方式间进行合理搭配，可以产生一种对管理者行为的约束机制，使管理者的目标利益与投资者趋于一致；克拉克(Clark) 等人提出“产权制度设计”理论，如通过建立公司董事会，可以增强分散的股东在经营管理中的控制力，以抗衡“内部人”控制问题，确保股东利益与公司目标的一致，而通过分散持股者的数量，则可以减少决策层大股东的数量，增强大股东的相对影响力和控制程度。为了激励管理者去冒一定风险、承
23、担一定责任，可以在风险和激励之间寻找一种最佳平衡机制，让管理者获取确定的利益所得，如高额的薪金、奖金、养老金、退休金或股权，让他们有动机来关心企业的利益目标。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企业治理理论在美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应用，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美国建立了堪称世界上最严谨科学的现代企业制约体系。（四）政府政策问题研究的系统化 哈佛学派在政府管制问题上因循了西方主流学派的观点，将政府政策看成是影响经济活动的外生变量，对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深信不疑。因此，他们更多地只对管制的方法和手段提出建议，例如应该如何对集中垄断程度高的行业进行分割，如何对不正当的设置障碍活动进行管制等等，而并未对政
24、府管制的实际效果、政府管制的动机和成本等问题作过系统研究。 当代一些西方学者如麦克切斯内(Fred S. Mcchesney) 和克鲁格等人提出，政治家也是独立的行为者，他们也有自身的利益需求，他们会通过有意设立某些管制政策而向行业利益集团获取好处，以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方福前,2000) 。按照这类理论观点，任何一项政策规制都将引发一系列的寻租活动，因此政府管制应该受到限制，否则政治家就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制定大量不必要的政策规制，从而使经济活动产生扭曲。三、产业组织理论的新近发展20 世纪末期以来，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又表现出一些新的发展动态：（一） 行为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问题成为今西方产业组
25、织理论的研究重点。针对近年来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连续发生的金融诈骗和财务丑闻事件，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界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分析和讨论，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欺诈行为的产生，美国现行的制约体制为什么没有能够阻止这些欺诈行为的发生，以及应当如何改革现行的治理体制等问题。在这场讨论中，许多学者和分析家提出，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监督机制作用的降低和诚信的缺失，而这一切又都与个人行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相联系。首先，信息不完全和诚信缺失导致公司管理人员实行欺诈。由于金融市场缺乏效率，公司的股票价格不能正确反映公司的经营状况，在这一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持有股票的公司管理人员就有了做假账的行为动机(德
26、鲁克,2000 ,中译本) 。例如，安然公司的欺诈事实，就是因为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利用会计欺诈手段夸大公司的报表利润，哄抬股价，然后抢在公司巨额损失最终暴露之前将手中的股票高价出售，以获取暴利的行为结果(黄明, 2003) 。其次，信息不完全和诚信缺失使社会中介环节的社会监督机制失效。例如，为安然公司做审计业务的安达信会计公司，它除了为安然提供审计业务外，更多的业务收入还来自为安然提供其它的业务咨询收费。正因为如此，众多会计、审计人员在自身利益驱使下，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与安然公司一道作弊，蒙骗公众和政府。从有关欺诈行为例证的众多研究来看，当今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重点明显偏向于对行为不确定性
27、和不完全信息问题方面。与此相适应，有关财务公开制度、公司股权问题和金融诚信问题成为当代的热门话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者提出，今后美国产业组织政策会向更严格、更具体和更细致方向发展，这与新产业组织理论一贯持有的放松管制的政策取向似乎是相冲突的。（二） 政府官员行为问题也是近年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近年来，一些产业组织学者为了深入考察政府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还对政府官员的行为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赫尔曼(Jones Hellman) 和考夫曼(Daniel Kaufmann) 在 解决转轨国家中的政府俘获问题(2002) 一文中提出了一种衡量政府整体腐败情况的方法，对 22
28、个转轨国家的政府俘获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分析企业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获取政府官员的扶持，以便获取高利的。他们的研究表明，政府官员被俘获对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来说危害性是非常大的，俘获行为不仅会扭曲竞争环境，耗费企业家的才能，还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阻碍竞争，破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解决政府俘获问题的根本在于改善政府的治理结构和加强法制建设。（三）信息时代的产业结构问题研究是产业组织理论的一项新课题。国外一些产业组织研究者对信息时代的产业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注意到，随着信息技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日益广泛，社会经济活动的各种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着实质性的转变。20 世纪
29、 80 年代，企业内部的信息共享曾被认为是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而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巨大发展使得企业之间也能够方便、快捷地互换、共享数字化信息。这样一来，原有企业的组织结构效率就相对降低了，而一种更有效的“模块化”产业组织结构随即产生。所谓产业结构的“模块化”主要是指在一些可以通过共享某些资源，如网络系统、信息和技术的行业内，企业间可以共享某些技术和信息。因此，行业内部就自然分解为一些固定的模块，分别集中力量设计、制造特定的产品，然后再在行业间开展合作，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约资本，提高行业竞争力。例如，在当今的汽车制造业中，各种重要零配件的设计和生产正在趋于通用化和标准化，一些
30、工艺技术也趋于共享化，这些新的行业发展趋势意味着社会资源将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也有可能大大降低。这一新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预示着未来产业组织政策的取向也将随之发生调整和改变(青木昌彦 ,2003) 。四、产业组织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我国产业理论研究就学术研究内容而言划分主要包括建国后前 30 年在“再生产理论”范畴内的相关研究、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中期在“经济结构”范畴内的相关研究和 80 年代中期以来在“产业结构”范畴内的相关研究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之前，国内没有专门的学科研究产业组织问题。与产业组织相关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以及专业
31、化生产与协作问题，相关问题的专著和论文也较少。我国产业组织的理论研究是 80 年代中期以来才逐步发展的。 建国以后到 70 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理论界没有使用“产业结构 ”和“产业组织”这个概念，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归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中，有关产业组织的研究较少，比较靠近的研究领域是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问题的研究。 70 年代末期，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产品、消费类工业品严重供应不足，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严重滞后。1979 年，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济建设中执行加强农业和轻工业、压缩工业基本建
32、设规模、大力发展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政策。在此期间中央有关经济工作的重要文献，都将产业结构（按当时的提法，被归于经济结构中）的调整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个时期经济理论界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有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沿续以往的学术传统，继续进行马克思两大部类理论的讨论；另一条主线是研究中国现实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问题。 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这个时期，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专著或文选，其中与产业结构研究有关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 1981 年组织翻译出版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编写的、
33、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0 年翻译出版的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向 。总体上看，在这个时期，我国产业结构研究重点从理论演绎转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实证分析，特别注重对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问题的反思和批判。研究框架仍以传统理论和方法为主，即仍然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和产业发展优先顺序这些框架内进行讨论。但经济理论界也深切感到，随着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继续主要使用传统方法研究产业结构问题，其客观性和解释力都受到限制，不能全面表达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状况和发展趋势，因而开始对传统理论和方法的缺陷进行反思。 进入八十年代末期与九十年代初期，我国产业研究开始出现研究范式的转变。在这个时期，我国研究结
34、构问题的学者已经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并翻译出版了一些经典文献，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内有不少学者从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出发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主要观点有：（1）强调从目前的发展水平判断，中国处于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高速增长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在这个阶段，以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为主要特征，因此，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是保证我国今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首要因素，一些学者还特别强调机械工业高速增长在这个阶段的重要意义。 （2）从工业化的一般规律考虑，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既要强调产业结构的平衡，即消除“短线”和“长线” ，也要考虑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按
35、这些学者的解释，高度化一方面指第一次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比重逐渐增加，也指各个产业内部技术、资金密集产业比重的增加。 （3）农村发展问题要放在工业化的大背景下研究。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产业结构中的一个问题是就业结构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如果仅仅从产值份额看，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过程，而从就业份额看，农业劳动力比例畸高，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就要从以种植业为主转向多元结构转换，在第一产业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第二产业要超前发展，只有占人口比重 80%的农村人口通过上述转变实现了产业结构多元化和达到较高的收入水平，中国的工业化才算完成。 进入
36、90 年代以后，我国主要经济理论刊物上有关产业结构的论文和与产业结构有关的理论专著，尝试用比较符合西方学术规范的方法进行研究。国家统计局于 80 年代末期编制了我国 1987 年投入产出表，为学术界进行产业结构研究提供了方便，这个时期有相当一批研究成果就是利用这个投入产出表进行的。例如杨蕙馨、张圣平利用 1987 年的投入产出表，对我国产业的关联度进行实证分析。利用产业连锁度和产业推动与带动系数，计算出我国各个产业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李长明利用 1987 年投入产出表，认为综合考虑感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和最终需求生产诱发系数，产业关联度较大的行业有化学工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7、建筑业和通讯设备制造业，这些行业应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刘世锦、江小涓依据国外文献提供的收入水平与“标准结构”的关系，提出我国与其它一些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同等阶段相比，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程度等主要指标都有显著的偏离，并分析了导致这种偏离的主要原因和以后变化的方向。 从当前国内产业研究的现状来看，主要表现为产业研究更为规范化，实证研究成为产业研究的主流方向。但在研究应用来看，还明显缺乏系统性与指导性。 进入九十年代末期，产业研究呈现于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异向方向状势。一方面大批高校科研院所在具体产业实证分析与重大课题研究中不断完善产业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各政府机构、专业产业研究
38、公司也不断尝方式总结新的产业研究模型与研究方法。前者代表人物包括马建堂、殷醒民在集中度实证研究、方宇在规模经济实证研究、马建堂、江小娟在产业进退壁垒研究、刘小渝、江小娟等在产业结构研究方面的成果，后果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天则研究所、新华信、百研资讯等官方民间研究机构。 经过 10 多年的“引进、吸收、仿制” ，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已广泛地被我国经济学界所接受和使用，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是总体上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重复引进” 、 “重复生产”的状况。那种针对我国情况、能容纳主要事实、合乎逻辑、经得起较长时间检验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还较少见到。五
39、、结语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新产业组织理论以交易费用理论、博弈论等新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使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拓展。在市场机制及其作用问题上，新产业组织理论指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企业的内部组织所取代，而且利用市场机制是有代价的；在企业问题上，新产业组织理论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说明企业的规模和企业的内部组织，揭示了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与外部市场的相互关系；在政府干预问题上，新产业组织理论提出，政府的决策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市场活动，作为决策主体的政府官员也受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的支配和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样需要花费成本。这些对我国在社会主义
40、经济建设都要非常重要借鉴作用。通过对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演化和最新发展动态的研究和介绍，以及对我国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与发展的介绍，这样我们可以更加确切的发现我们的问题，这样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这一理论，并从中汲取有用的成份，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参考文献：【1】彼得F 德鲁克. 江娅译. 公司绩效测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丹尼斯卡尔顿、杰弗里佩罗夫. 黄亚钧等译.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 上海三联书店，1997 .【3】多纳德海、德里克莫瑞斯. 产业经济学与组织 . 钟鸿钧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方福前. 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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