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1 专访：1978年红旗杂志“起义” 高伐林 专访：1978年红旗杂志“起义” （1）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30周年。总结 30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反思中国未来的 发展道路，成为近期思想界和民众热议的话题之一。中国大陆独立学者陈小雅早有研究中国 “解冻史” “改革史”的计划，为此搜集了大量资料并访问了许多当事人。她的父亲方克也是 她的采访对象之一。方克“文革”后复出，从 1978年 4月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 以主管哲、史、科教的副总编辑的身份，亲身经历那段岁月，对高层领导人在真理标准讨论 中的复杂互动过程有直接的观察。陈小雅用回答我提问的方式，介绍
2、了父亲亲身经历的这一 段风波和相关历史背景。 高伐林（以下简称“高” ） ：最近，中 共第四代领导重提“思想解放”的口号，把它与政 治民主、 国家富强、 和谐共处一道， 作为新时期的奋斗纲领。2008 年 恰好是 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 发表 30 周年， 由它而引发的一场声势空前的 “真理标准” 大讨论， 开启了中 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你一直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能不能与读者交 流一下心得？ 陈小雅（以下简称“陈” ） ：肇始于 1978 年的中国 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的第一回合， 实际上是由 “真理标准 ” 讨论、 西 单 “民主墙 ” 运动和 “ 理论工作务虚会”
3、 这几 件相对独立 、 又前后有机相连的大事组成的。过去，我一直比较关注其主流，对于构成这次思想解放运动 之整体的侧翼，则满足于表面的认识，2005 年 以后，我有了一点新发现。 一个来访 电 话，揭开 一 段尘封的 历 史 1979 年 1 月 18 日至 4 月 3 日，由胡耀 邦亲自主持，中共中央召集宣传理论战线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召开的这次务虚会，是以我父亲执笔的一篇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为直接 导火索的。十年以后出版的党的文献记载，邓小平 1978 年 10 月与 胡乔木有一段谈话： “开理论务虚会， 是叶帅 （即叶剑英元帅，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央军委副主席， 主持军委日常工
4、作、 五届全国人大委员长） 看到 红旗 那篇文章 （按： 指 重温 实践论 ） 提出来的。要发表那样的文章，索性扯开来，开个理论务虚会。 ” 1978 年 10 月 14 日，邓 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谈到： “叶帅提 议召 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 三中全会以来 （重要 文献选编）则刊载了胡耀邦在这次会议的“引言”中的一段话， 说： 叶剑英看到此文后“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 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问题解决一下。 ” 高： 从这几段引文看， 这篇 重温 实践论 似乎引发了很大争议， 以至于中央要开这 么大一个
5、会议来讨论。 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2 陈：直到最近的过去，我都以为，这大概是一篇理论上陈腐，政治上颇为反动的文章。 因为谁都知道， “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是 一个极其浅显的哲学问题，这场大讨论的历 史功用，在于打破“个人迷信”对于面临新时代、新任务的人们的思想束缚，而这场讨论的 “关键词” 是邓小平的那句话： “如果按照 两个凡是 ， 我也不能出来工作。 ” 这就 无形中给 人造成一种印象：有人阻止他的复出，不同意“实践标准”就是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不久 前，一篇文章仍在说，这篇文章是“从理论观点上以两个凡是批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 的。我对此一直深信不
6、疑，认为是“陈年铁案” 。 高：那么，后来有什么变化吗？ 陈： 直到 2005 年， 邓小平 百年诞辰电视剧组的一位女工作人员给我们家打电话， 我父亲 的回答，改变了我原先的一些印象。 高：电话谈了什么事情？ 陈：来电说，1978 年谭 震林投给红旗杂志一篇文章， 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 思想的发展 ， 红旗不 发，事情告到邓小平那里，邓作了一个重要批示。她们想拍摄这个 批示，但没能调出档案来。别人告诉他们，我父亲见过这个批件，并且也是他在杂志社内进 行的传达。她想请我父亲回忆一下，当时送审的纸张是什么格式的？有多大？她们好照猫画 虎，在镜头上比划一下。 高：你父亲是怎么回答的呢？ 陈： 他
7、耳朵已经聋了， 而且行动不便， 见到我写的转述就生气了： “怎么是我们不发呢？ 谭震林的文章是我提出约请他写的嘛。 ”至于送 审和批复的纸张，他记不清楚是什么模样了。 之后， 他拿出了 中共中央党刊史稿 下册 2 ， 翻到有关段落说， “所有的事实都在这里 面” 。把书给 我以后，他又拿起正在看的报纸，回到他“亘古的沉默”中。 当我看完该书的有关陈述后，多少有些吃惊。这和外界的传言，以及我多年的印象是不 一致的。 围绕“真 理 标准”讨 论， 红旗 内 部的斗争 高：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陈：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自 1978 年 5 月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以下简称“实 践标准” ）发
8、表以来， 红 旗杂志 3 的编辑们也跃跃欲试，想参加到讨论中去。哲史组就向 总编辑熊复请示过两次。 但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却叫 红旗 “按兵 不动” 。 他多次指令熊复“不准介入” ，要求 他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来遵守。自 6 月份以后， 汪东兴每期都要亲自审稿，凡是文中涉及这个话题的文字，一概删除。还命令熊复“不要轻 举妄动， 自作主张” ；鼓 励“ 红旗 要一花独放” 。 熊复并没 有将上述汪东兴的指示传达给 任 何人，包括副总编的方克、卢振川在内。 （见 1979 年 2 月 5 日熊复在全社大会上的检查，第 6 页） 对于身为党刊的 红旗 杂志的冷漠态度， 外界意见
9、极大。 有人说， “实践标准” 在全国 各地都转发了，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台湾，另一个就是红旗 。言 下之意， 红 旗已经 成为汪洋大海中最后的“反动堡垒”了。海外也有人猜测，这是高层权斗的征兆。害得邓小 平不得不向来访的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作解释。过去，人们把在红旗刊文视为荣耀，而 这时， 编辑们连约稿都有些困难了。 杂志订数骤降二百万份。5 所以， 杂志社内部怨声载道， 但没有人具体想出“突围”的办法。 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3 我父亲大约是 1978 年 7 月到红旗工作的（调令可能要晚于他实际到达的时间） ，任 主管哲、史、科教的副总编辑。据他自己回忆，他很快便想出了两
10、条主意：一是自己动手写 一篇文章，打着学习毛的实践论的旗号，参加到讨论中去，这样既可以免除“砍旗”和 “非毛化”的指责，也可以摆脱政治上的被动，突破僵局；二是借纪念毛诞的机会，请当时 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撰文。这就是上述电话来访所说那件事情的来历。 历史证明，这两件事都引起了非同凡响的结果。 毛泽东与谭震林。 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4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 【高伐林 2008 年 12 月 15 日按： 陳小雅此文刊出后， 熊復先生的秘書俞建章先生在多維 網刊出文章表示了不同意陳文中有些內容。 陳小雅讀後給我發來若干當時的簡報影印件。現將其刊貼如下。影印件的有關說明將隨 後補
11、充】 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5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6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7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8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9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10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11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12专访：1978年红旗杂志“起义” （2） 高：后来的事情，是如何发展的呢？ 陈：经熊复和编委同意，两件事分别于当年 7 月底和 8 月 中旬展开。向谭震林约稿，是 8 月 17 日 红旗 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陆德生布置文艺组负责人雷声宏、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12、借 调到杂志社的张炯、 陈素琰三人一同前往的。 他们向谭震林谈了要求后， 谭欣然同意。 并说， 要我写，我就要谈井冈山斗争的实践，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证明“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 还说，两个月来，他一直在关注真理标准讨论， 红旗已经很被动 了， 他愿意 给 红旗 一把梯子 “ 下台” 。 随后 ， 三位编辑 按照谭震林的意思， 走 访了井冈 山 根据地，以张炯为主，写出了初稿。谭看后，略作了增补。 但谭的稿子，在熊复那里没有通过。他要求删去与“真理标准”相关的内容。三位编辑 谁也不愿意转达这个意思， 大概是出于 “解铃还需系铃人” 的考虑， 他们死活拉上了我父亲， 一同
13、前往谭府。 不出所料， “谭老板” 果然火了。 但怒火并没有扰乱他的思维， 他说了一段掷地有声的话： “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 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 抗。 ” “当前正在展开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要旗帜鲜明，决不能含含糊 糊。 ” 父亲于是当场向谭老板托出第二套方案：矛盾上交，请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定夺。 红旗的报告送上去了，大树已倒的汪东兴不敢得罪谭震林，文革“二月逆流”谭老 板 “大闹怀 仁堂” 的故 事尽人皆知。 加之， 当 时党内已经出现 “讨汪 ” 呼声， 而 且来势甚
14、猛 。 所以，汪阅后即批转： “ 请华、叶、邓、李阅示。 ” 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13 几个人的批示颇有意思：华在自己的姓上画了个圈。叶当时远在广州。李开始批示说： “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 （群众） 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 ”邓则动 真格的，批了那段著 名的文字：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 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 就是卷入。 ” 得知邓的批示后，李又作了重新批示： “我看了 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 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 红旗已经被动了。 ” 邓的批示下达红旗
15、的时间，是 11 月 23 日。这样，经过三个月的来回拉锯终于有了 结果：谭震林的文章，在红旗1978 年 12 月 号刊出了。 此事直接引发了红旗社内的“批熊”浪潮。大字报又重新出现在图书馆的西墙上。 有一位副总编还领衔签名“倒熊” 这中间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插曲，谭老板发火时，讲了一些类似“ 人民 上天， 红 旗 落地” 之类 的话， 加上 邓小平的批示， 这可把 人民日报 的人给乐 坏了！ 人民 日报 当 时 在胡绩伟、 王若水的主持下， 思想解放， 是真理标准讨论的中坚力量。 他们还试图通过关系， 向 红旗 的 编辑运动这篇稿子， 说是要落实领导的指示啊。 但自我解放了的 红旗 编辑， 又
16、变得很矜持了，说“那是不可能的” ， “他们 约不来这样有分量的文章” 。 谭震林文 章 的执笔人 是 谁？ 高：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展开后，华国锋、汪东兴的政治生涯的终点已经倒计时了。在 12 月召开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华为 “两个凡是” 作了检讨。 如果 红旗 不闹事， 只要等 几个月，是不是自然也会被解放？ 陈：被别人解放和自己解放自己当然就不一样了。何况全境的解放都是由局部的突破组 成的。与这件事几乎同时发生的，是中国青年报复刊号事件（指汪东兴扣发 1978 年 11 月 21 日 中国青年报 发表的评论员文章 伟大的四五运动 ） ， 那也是局部战斗的一个案例。 高：网上有一些“回忆
17、”文章，说此文是谭震林本人执笔的，还有“夏日炎炎” 、 “奋笔 疾书”之类的描述。据你所知，到底是谁执笔的？ 陈： 这事我问过我父亲， 他也认为是谭震林自己写的， 他说谭 “不是那种人” ， 指 他不 会 让别人代笔， 署自己的名字。 但是，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 雷声宏先生在 红旗 发表谭震 林文章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所说的是实情。理由有三： 第一， 我父亲当时在专注写 重温 实践论 这篇长文， 对 约稿以后的具体情况就没有 过问了，所以他对于这个具体情节，可能并不知情。 第二，谭震林当年已经七十六岁，五年后就去世了。 第三，如果这篇文章是谭执笔，那么，它肯定应是谭一生最重要的文字，但出版的谭
18、震林传中，写到这一段时，没有详写这么大一篇文章是怎么出来的，而是只谈了谭的指导 思想，还引用了两段文字。我认为，那两段精彩文字的确是谭震林所写，而且是画龙点睛之 笔。这足以证明谭是此文灵魂的赋予者。但是，在这本传记的附录部分，没有收入这篇重要 文章。 总之，这篇文章的原稿肯定已经存档，雷先生不会没考虑这一点。 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14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方克，与到访的苏联哲学家交流学术。 （ 陈小雅提供） 专访：1978年红旗杂志“起义” （3） 高：还有一个问题，你父亲当初提议向谭震林约稿时，就估计到谭震林会那样写吗？约 稿时是怎么谈的？ 陈： 谭震林 传第 381 页
19、写道： “此 文原是应红旗杂志社之约，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85 周年，批 判两个凡是而写的。 ”我父亲则说，他“熟悉谭震林这个人，估计他会这么 写” 。 我父亲 1942 年奉抗大总校的派遣， 前往淮南军区帮助新四军办抗大。 当时的军区司令员 罗炳辉就是八分校的校长， 政委谭震林经常应邀给学员做报告。 直到 1945 年， 他们一 直在一 起工作。 文革后期， 我也曾听母亲说过，1959 年我父亲被打成 “以周小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 义反党集团”成员，但遭批判的言论中，有不少这位谭老板的语录。可见我父亲尽管后来到 地方工作，但仍带着军队的渊源。文革前他上交的一把袖珍小手枪，就是聂凤智送给他的。 我
20、相信父亲不会撒谎， 但我也不能保证，1971 年遭受头颅粉碎性骨折的他， 这么多年过 去，记忆不会发生误差。所以，我曾经向雷声宏和远在安徽的陆德生两位前辈求证此事。雷 声宏记得，约稿时没有谈反对“两个凡是”的问题，讲的就是写一篇纪念性的回忆文章。陆 先生经历过较多曲折，一下子回忆不起当年的情况。 我也想过，如果是约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为什么不是哲史组的人出面，而请文艺 组的人出面？但文艺组的事情， 为什么要拉我父亲去 “擦屁股” 呢？他并不主管文艺。 总之， 这件事情仍然可以留待后人去考证。但我们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应该知道，一个编辑向什 么人约稿，肯定是有思想的。对他的政治态度应该是了解
21、的。更何况谭震林这样有名的“大 炮筒子” ，绝 无沽名钓誉之好，谁想利用他，那简直是找死！ 重温 实 践论 六易其 稿 ， 胎死腹 中 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15 高：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如果你父亲只是想借谭震林之手，唱一唱缅怀毛的陈年 伟绩的老调， 那么， 由他执笔的 “重温” ， 思想必然不会太解放； 如果他有意请谭震林帮助 红 旗 突围， “ 重温” 就不 应是一篇坚持 “两个凡 是” 的文章 。 也就是说 ， 它可以从 旁佐证 向 谭 约稿的动机。 那么， 事情就回到这里： “重温” 到底是一篇怎样的文章？你看到过原稿没有？ 陈： 我第一次看到为 “重温” 说话的
22、文章， 是郑仲兵先生的 胡耀邦 出任中宣部长记 略 （载张黎群、 张定、 严如平、 李公天主编 怀念耀邦 第四集， 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1 年 10 月香港 第一次印刷） ，其中说到：这篇文章的初稿是强调“实践标准”的，后被删改成 与实践标准唱反调的文章。不久前，有朋友把网上的有关文章寄给我，我把其中涉及到我父 亲的文字拿给他看。开始，我以为他会发脾气，或者心情郁闷。出乎意料的是，他一边看一 边不停地格格地笑。我好奇地凑过去问，你看到哪里了，有什么好笑的？又不料，他把文章 统统塞给了我，只是长长地感叹了一句： “你这 都是哪里来的嘛？” 这一次，他终于打破“亘古的沉默” ，提起他的拐
23、棍，开始指挥我： “找 原稿，只有原稿 能说明问题” 。 可是我们把所有的柜子、资料袋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 陈： 最后 “得 来全不费功夫” 。 他发现 暖气罩上垫药盒子的一摞颜色发黄的大纸似曾相识， 便指点我看。 我一看， 果然就是该文的初稿 （41 页） 、 三稿 （送中央常 委送审稿，40 页） 、六 稿（定稿，22 页） 。其中 放置在面上的第三稿损坏最严重，稍一碰，便纸屑纷飞不过， 好在唯独这个第三稿有两份。 因为有老郑文章中的那句话先入为主，我率先拿起初稿来看，而父亲则迫不及待地拿起 了第六稿。 看初稿， 第一眼就很说明问题： 该稿落款是 9 月 11 日， 说 明从 7 月下 旬
24、开始准备 到初稿出炉，花费时间不到两个月。二万三千字的文章用手写，效率应该算高的。可见参加 讨论之心切。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原标题竟然是 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 。这 哪里是用“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文章？ 再看第一段对 “真理标准” 讨论的评价： “这次讨论 不仅有利于而且关系到具有 极为重大的意义” 。 接下来，文章直接批评了“两个凡是”现象，其中说到“动不动就抓住某个本本上 的片言只语， 去反对许多重大是非问题的澄清。 ” 例如抓住老毛 “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差 不多”一句话，反对按劳分配讨论；抓住“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半句话，抵制批判四人 帮的“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
25、，等等 。 在讲到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还存在很大盲目性时， 文章说： “对待这些情况和新问题， 我 们是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献上面，去向老祖宗寻求现成的答案呢？还是站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通过实践，独立分析情况，找出答案呢？而在我 们自己求得答案后，我们又以什么作为检验答案的标准呢？是搜寻革命导师们的片言只 语还是以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作为检验的尺度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该文第二段专门论述“必须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 中一个重要内容， 是论述实践检验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这虽然看起来与当时的讨论有些不同，但却是能经 受历史和认识规律检验的。
26、因为在局限的历史环境和实践条件下暂时证明是 “真理” 的东西， 在今后的实践中有可能被证伪。 第三段 “彻底批判林彪 四人帮 搞乱真理标准的罪行” ，批 判了五种错误标准：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以本本之是非为是非，以权力之是非为是非，以 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以阶级之是非为是非。阐述的是客观真理超圣人、超本本、超权力、超 吾心、超阶级的属性。 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16 第四部分，也是该文最冗长的部分，论述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实践的“检验”作用是 两码事。 它清楚地写道： “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回 答是否定的。 ” “一切思想 ，包括马克思列
27、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 同时， 它也说明强调实践检验， 却不能忽视理论作为 “认识工具” 的作用。 中共 的革命实 践 ， 不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结果吗？而且这个实践曾经取得很大的胜利， 但后来的实践却证明， 它未必就是永恒真理。所以，文章不仅赞同“实践”的检验作用，还强调了“时间”的考验 作用。包括实践，也要经受时间的考验。这看上去有些令人不舒服，但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学理上也是正确的。 当然，今天看来，此文也有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方，那就是为了证明实践的检验作用，它 大量地引用了马恩列斯毛语录，这即是父亲知识结构和论述能力的局限性，也是那个时代中 共党的理论工作者普遍
28、的政治局限性。 这篇文章， 是准备以 “ 红旗 杂志 编辑部” 的 名义发表的， 所以， 在 很大程度上， 也 是 集体劳动和思考的成果。刚才我们曾问，为什么约谭震林的稿子，不是哲史组出面？哲史组 这时干什么去了呢？他们全力以赴准备这篇理论文章去了。据哲史组的负责人牛欣芳回忆， 此文的着手， 是从 7 月 29 日开始的。 在整个 8 月份， 有关同志都在协助搜集资料和提供思想。 期间， 他们还到中国社科院的哲学所和中央党校座谈， 请提 “宝贵意见” 。 可见开始的气氛是 很融洽的。至于我父亲的观点，牛欣芳先生的回忆提供了两点证言，一是 8 月 7 日他们第一 次座谈时， 我父亲曾表示： “报
29、刊上已经发表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我完全同意” 。 二是汪东兴对初稿提出意见后， 我父亲曾表示： “ 不直接讲实践标准这样的文章我不写， 那是 王顾左右而言他。 ” 牛先生还证明，此文改到第三稿，才改名重温实践论 。 重温实践论 初稿 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17 专访：1978年红旗杂志“起义” （4） 高：汪东兴对文章提出了什么意见？ 陈：汪最早是不同意写“重温”的（见 1979 年 1 月 6 日熊复在全社大会上的讲话，第 14 页） ， 后来 看到已经写了， 他又提出两条： （1 ） 不要专讲真理标准， 主要讲 实践论 ，顺 便讲真理标准； （2 ）对 真理标准
30、讨论的意义估价太高了。 这明显是在刁难。 但时任中宣部长的张平化的意见就提得很好， 说 红旗 不要摆出 “做 总结”的样子。这就点出了这篇文章为什么会被熊复同意写的复杂内幕。 高：真的很复杂吗？ 陈：在一个高层意见并不一致的党，写一篇代表党刊的言论，最终结局肯定不取决于理 论的对错和文章的好坏，而是取决于政治较量的结果。在后来检讨时，熊复一会儿说，这篇 文章是他布置写的，甚至说他本来自己想写，后来我父亲来了，就让我父亲写了。一会儿又 说： “在一篇 文章里写几句这样的内容（指“实践标准” ）我 可以负责，而写一篇全文论述这 样内容的文章我不敢负责。 “既然他 连责都不敢负， 怎么会写呢？不过，
31、 我也相信他曾经真的 想过要写一篇文章，这与我父亲想写并不矛盾。问题是二人写作的动机是否一致？我父亲的 动机很简单，就是觉得“被动”了，想“参加进去” ，心情 和大多数编辑一样。为寻求帮助， 他当年 10 月 还找过耀邦。耀邦给他支的招儿，也是变着法儿的参加（见 1979 年 2 月 5 日熊 复在全社大会上的检查，第 3 页） 。 高：熊复的动机有谁能知道呢？ 陈： 事实上， 在邓小平批示传达后， 红旗 原定的整风运动转变为批熊斗争， 人们 揭发 出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内容。限于篇幅，我只能简单地归纳几条： （1 ） 对邓抱有深刻成见。直 到 1978 年， 他还说出 “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这样
32、的话。 （2 ） 对胡 耀邦主持的中组部来的文章， 坚决抵制。 （3 ）对平反“ 四五运动”不积极。 （4 ）除忠实执行汪东兴的指示外，他还说过， 目前的讨论是 “放” ， 说 “中央在观察动向” （见 1979 年 2 月 5 日熊复检查 ， 第 7 页） 。而 且 ， 他说自己一点也没有被动的感觉。这些言行，难免被人怀疑有“秋后算账”之心。后来，他 确曾检讨说，自己真有“摆出一种架势，来总结这场讨论”的意思。 （ 同上，第 11 页） 。 如果总编辑是这样一种思想和心态，这篇文章的难产就是必然的了。事后，熊复的检讨 也写得很清楚， “重温” 后半部分遭到务虚会参加者严厉批判的两大内容： 批
33、判怀疑论、 不可 知论和 “海外奇谈” ， 都是 他授意并提供的材料。 （见 1979 年 1 月 6 日熊复 在全社大会上讲话， 第 18 页） 高：你父亲是如何处理与总编辑的矛盾的呢？ 陈： 上面谈到， 他曾以 “ 不干” 对抗汪东兴的指示； 但他显 然不得不按照熊复的要求写 ； 为了能与自己的上级抗衡，他试图寻求社外力量的支持，并希望高层领导介入仲裁。试想， 如果事情不闹到社会上去，在杂志社内部，谁有优势呢？如果事情不闹那么大，中央会召开 务虚会吗？再试想，如果我父亲不赞成“实践标准” ，他干 嘛要把事情搞大？当然， 红旗 内部的人也会往外捅，但印发“征求意见稿” ， 向哲学所、党校、
34、人民 日报 、 光 明日报 、 毛着办发送，却是组织行为。 正是因为社会的压力， 到第六稿的时候， 熊复加进去的那些内容就都删掉了，41 页的文 章只剩下 22 页。所以，我父亲对唯一一个为他说好话的老郑也不满意： “明明是越改越好了 嘛，怎么说后来被改成和实践标准唱反调的文章了呢？”他急于从第六稿中寻找证据，这也 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18 是一个很滑稽的情节。 高：那么，这篇文章后来发了吗？ 陈：没有。汪东兴最后拍板，不发。 高：但是，我听说后来在务虚会上，你父亲遭到“民主派”猛烈的攻击 陈：完全有可能。他们并不了解其中的艰辛。我唯一觉得滑稽的是，那时的父亲，好比 一个从
35、囚牢中挣扎着自我解放出来的人， 刚刚走到光天化日之下， 却被解放大军一鼓踏平了！ 当然， 我父亲肯定也有得罪人的地方， 譬如， 把 别人说成 “说三道四的批评家” ，就 不 是 一种平等讨论的态度。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很解放的人，但也没有保守到愚蠢的地步。 而且，他事后也确实遭到了熊复的打击报复。原本要分给我们家的房子突然分给别人了。我 们家 20 多年 一直住在临时住宅里，直至我瘫痪八年的母亲感染一种肠道球菌而病危为止。 所以我说，我将用自己的前半生来偿还父母所欠社会历史的债务，用后半生来呵护他们 的残年。 高：对这整个事件，你有什么感想？ 陈：第一是深刻感觉到政治家把握历史转折的能力。在
36、整个事件中，你可以看到，最活 跃的人物，实际上是邓小平，他一直密切注视整个事态的发展，哪怕对他最不擅长的理论领 域，从批“两个凡是” ， 到理论务虚会前两个月就开始给许多人打招呼、通气，到批示谭文， 他没有浪费历史提供给他的任何一个机会，招招都在进攻。 第二是感到胡耀邦这个人的仁厚。在他的总书记生涯中，熊复一直安坐其位。最终，这 张 “熊皮” 还是在他下台后， 被一 只 “羊” （指 赵紫阳高按） 剥掉的 。 这使我想 起吴稼祥 的 一个评价，说邓小平是耳根子软，心硬；赵紫阳是嘴软，手硬。 第三，郑仲兵先生对务虚会有个总结，其中第三条谈到： “会上比较集中地研讨了真理标准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
37、的。但从理论上没有展开。 特别是结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理论阐述很不充分。而过多地去纠缠诸如凡是派的幕 后活动 、 政治目的 、 政治态度等等问题。虽然大家的愿望不失高尚，而且还凝铸着对 邓小平、陈云以及胡乔木等人的真诚情感但也多少带有传统的遗风遗俗。 ” 这似乎也是邓、胡的看法。1 月 22 日邓小平对务虚会提出： “真理标准问题还有多少谈 的，可以谈得快些” ；胡 耀邦则反复要求会议“不强迫什么人做检讨，不开成批判会” 。对于 会上出现的给人扣帽子的做法，他感到心里很不舒服。 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当然只能由当事人自己作出。 今天，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谁，凡是为中国的思想解放贡献过胆识、勇气、智慧、心血 或生命的人，无论职位高低、名声大小、先知还是后觉，都可以没有人生的遗憾了！ 217整理1978 年红旗杂志“起义” 19新四军联谊会送给方克的“米寿”寿盘。 陈小雅父亲方克五十年代末期是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59年跟着彭、黄、张、周一 起倒了楣，周小舟在湖南当省委书记，他便被打成“以周小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成员。但六十年代初期又被平反。 “文革”当然再次倒楣。 “文革”后便到红旗杂志当副 总编辑。 217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