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林毅夫北京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No. C2002012 2002 年 8 月 15 日2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1一前 言从 1978 年到 1990 年的 12 年间，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 年均增长 9.0，12 年间共增加了 2.8 倍；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15.4，12 年共增加了 5.6 倍。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明显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其中，城市人均收入年均增长 5.9，而农村因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出现超常规增长，12 年间年均增长 9.9，比城市高出四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2002 ，第 17
2、页，94 页，148 页) 。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当时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的改革不甚了解，甚至有许多经济学家不看好中国的改革。 2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应以私有产权为基础，而中国的经济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资源配置实行的是双轨制，国家计划还在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虽因具有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高、对人口的补贴低、海外华侨多、经济较为分权等有利的起始条件而在一时间内取得成效（Balcerowicz, 1994；Woo, 1993;Sachs and Woo, 1994 and 1997; Qian and Xu 1993） ，但是双轨制会导致配置效率的
3、损失、寻租行为、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化等，是一个最糟糕的制度安排，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转型最终会因为改革不彻底而失败(Murphy, Schleifer,and Vishny 1992; Sachs, Woo and Yang 2000)。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看好前苏联、东欧的改革，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改革。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波兰、捷克、俄国等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 ，它包含三方面内容，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全面、大规模、快速地实现私有化；消除财政赤字，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Lipton and Sachs 1990; Blanchard,
4、 Dornbusch, Krugman, Layard, and Summers, 1991; Boycko, Shleifer and Vishiny, 1995)。这三项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认为的一个有效的经济体系的最基本内容。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也知道，从一种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经济体系过渡，要建立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要打破旧的既得利益需要有成本，但他们乐观地设想，在推行“休克疗法”初期国民经济虽会有所下降，但半年或一年以后经济1 本文的主要观点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中外名家系列讲座、天则研究所第 5 期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转型培训班，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演技中心夏令营
5、所举办的讲演中发表过。对上述讨论会上参与者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在此谨表谢意。2 当然也有给与中国改革高度评价的经济学家，例如，Jefferson and Rawski, 1995; McKinnon, 1994; MacMillan and Naughton, 1992; Naughton, 1995;Singh 1991; Chen et al., 1992; Harrold, 1992; Perkins, 1992; Murrell, 1991, 1992.3就会快速增长（Brada and King, 1991;Kornai, 1990;Lipton and Sachs 1990; Wil
6、es 1995） 。据此，他们认为前苏联、东欧的改革虽然比中国起步晚，但很快会超过中国。而中国由于改革的“不彻底” ，经济内部的矛盾可能会引发种种困难。转眼又是十年过去了，事实与 90 年代初的许多著名经济学的预言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而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反倒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倒退。俄罗斯 1993 年通货膨胀率达到 8414，即一年中物价上涨了 84 倍；乌克兰达到 10155，即一年上涨 101 倍。不仅如此，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滑，俄罗斯 1995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达到 1990 年的 50，乌克兰只达到 40。 3随着人均收入的急剧下滑和收入分配的极端恶化，
7、各种社会指标也在降低，1990 年俄国男性的寿命预期是 64 岁，而 1994 年下降到了 58岁（Gregory and Stuart, 2001, p. 470） 。总之，推行“休克疗法” 的国家改革困难重重，并未出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预期的效果。在东欧国家中，波兰经济发展最好，国内生产总值下跌 20%左右，但是，波兰并没有真正推行了 “休克疗法” ，虽然价格全面放开了，但是，绝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私有化(World Bank 1996; Dabrowski 2001)。 4在整个 90 年代，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如从 80 年代末期就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在 90 年代仍未彻底完成；
8、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所拉大；金融体系等方面的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但另一方面更值得注意的是整个 90 年代国民经济年均增长 10.1，比改革初期 12 年间还高出了 1.1 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维持了 15.2的年均增速(国家统计局，2002 ，第 17 页，94 页)。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尤其城市生活水平提高更快。90 年代之前，北京、上海新建筑很少，可在这 10 年中北京已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上海浦东的变化令外国人目瞪口呆。中国经济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为国际经济做了很大贡献，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时，人民币没有贬值，对东南亚经济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和增长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经济改
9、革在 80 年代已经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就，但是，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不看好中国呢？参与了前苏联、东欧改革的萨克斯(Jeffry Sachs)，费雪（Stanley Fisher）,布兰洽(Oliver Blanchard), 斯莱夫（Andrei Shleifer）, 维希尼（Bobert Vishiny） ，登布胥（Rudiger Dornbusch） ，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拉亚德（Richard Layard）和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哈佛、MIT 的教授都称得上是大师级的经济学家，许多前沿理论都是他们研究、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为什么无法预
10、测、解释推行“休克疗法”所带来的困境，又为什么不看好中国的经济转型呢？本文认为除了这些经济学3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4, No. 1, pp. 282-3.4 有关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在转型以后和通货膨胀率和 GDP 增长率，请参看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 （增订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年，表 1.1 和1.2.4家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计划经济形成的原因和经济系统转型的实质问题的认识不够外（Murrell 1995） ，还在于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在分析转型问题上存在着先天的缺陷。本文的
11、组织如下：第二节定义自生能力的概念，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把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理论分析的暗含前提，但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却是内生于以优先发展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为目标的赶超战略。第三节，解释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前提的现代经济学来设计的转型政策不管是在前苏联和东欧，或是在中国都不仅不能对症下药，而且，还经常事与愿违。第四节说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现象在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因此，有必要放弃现代经济学中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分析转型和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变量。第五节解释传统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成功有赖于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解决，并以如何解决中国国有企
12、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来作为分析的案例。第六节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二 自生能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理论应该能够用来解释和预测现象，若不能如此，则说明这个理论有根本的缺陷(Friedman 1953)。现在发达经济国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是非常合适的，但用来解释转型国家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却未必合适。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即在各种的可能的选择中，一个决策者永远会做最符合他的目标的选择，这个假设是大家熟悉的。但是，还有一个假设是暗含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我称之为“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的假设。所谓“自
13、生能力（Viability） ”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 ”5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产权、5 自生能力一词我首先在 1999 年美国
14、经济学年会上和谭国富一起发表的讨论预算软约束的论文中首先提出，但这个概念在 1994 年我和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的第 1 版，尤其是 1999 年出的增订版中已广泛作为分析传统经济体系形成的基础。对这个概念的最系统论述则在于 2001年 5 月应芝加哥大学之邀去作“Annual D。Gale Johnson Lecture”的第一讲“Development Strategy, Viabilit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 此文的中文译稿刊登于经济学季刊第 1 卷第 2 期，第 269-301 页。5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
15、的管理。 “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发展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所要解释的是发达经济国家的现象。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假定企业具备有自生能力是合适的，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政府，除了很特殊的产业中的企业外，一般不会给与企业补贴和保护的。一个企业如果在正常管理下，大家不预期它会赚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投资、建立这样的企业，如果这样的企业，因为错误的信息而被设立起来，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而使这家企业垮台。所以，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存在的企业应该都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只要有正常的管理就应该能够赚得正常的利润的。既
16、然如此，发达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用它作为暗含前提来构建理论模型是合适的。但是，在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即使有了正常的管理，在竞争的市场中也无法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预期利润率的。为什么一个企业会不具自生能力？这主要和这个企业所在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以及所用的技术是否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有关。如图 1 所示，假定有一个只拥有两种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并只生产一6种产品的经济。图中 I 是一条等产量曲线，曲线上的每一点代表不同的生产技术，A 点的技术比 B 点的技术资本密集，但两种技术所能生产的产品量相等。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到底以哪一个技术来生
17、产较好，则取决于哪一种技术的生产成本较低，如果这个经济中等成本线是 C 线，那么，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只有选择 B 点来生产的企业才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如果选择了其它种技术来生产则企业将会有亏损，例如，如果采用了 A 点的技术，亏损将达 C和 C1 的距离 SA。同理，如果等成本线是 D，则只有选择 A 点的技术，企业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在一个经济中，到底等成本线是像 C 或像 D，则决定于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结构。如果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在劳动力上有比较优势，则等成本线会像 C 而不像 D。相反，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在资本上有比较优势，则等成本线将会像
18、D 而不是 C。所以，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市场中，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亦即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所采用的技术特性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如果和这个经济的比较优势不一致，这样的企业不具自生能力，只有在政府的补贴和扶持下才能存在。我们可以把上述一个产品的经济的讨论扩展为一个产业中有许多产品的经济，以及一个经济中有许多产业的情况，所得到的结论，同样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取决于它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是否和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否一致而定。 6如果不一致，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个企业即使有很好的
19、管理也不能获得可以接受的利润水平，他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保护和补贴。 7一个企业的自生能力决定于其产业、产品、技术选择，说明这个概念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日本的农业。日本的农业以小农为主，农场主既是所有者也是经营者，所以不存在产权的问题，也不存在任何公司治理的问题。 8 但是日本是一个土地极端稀缺的国家，在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食上不具比较优势；又是一个劳动力价格极端昂贵的国家，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上，也不具比较优势。日本农业的精耕细作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但是，日本农场的生存有赖日本政府的高额财政补贴和关税保护，如果日本政府开放农产品的自由进口，日本绝大多数的农场都要倒闭。 96 有关自生
20、能力在一个产业中有多种产品，以及一个经济中有多种产业的情况详细讨论，请见林毅夫（2002） 。7 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企业的产业、产品、技术选择应该为管理的职能之一，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经常为了赶超发达国家的产业的目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则常为了保护就业的目的而干预了企业的这项选择，使其背离了该国的比较优势。8 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导致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而出现道德风险的问题。如果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同一人，就不会有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问题，也就没有公司治理的问题。9 日本的稻米价格约为国际价格的 8 倍。日本自 1991 年出现通货紧缩至今 10 余年，
21、形成东盟 10+3 自由贸易区，对扩大日本产品出口和海外投资，使日本经济早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很有好处，但中国政府在7转型国家的许多国有企业也和日本的农场一样存在同样的自生能力的问题。因为在转型经济中的许多国有企业是政府为了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违反其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尤其是重工业中的大型的国有企业为甚。其实，转型中国家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为了扶持、保护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企业而形成的。 10转型中国家，如俄国、中国等，在还没有实行计划经济之前原本是资金稀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在一个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项目必须克服许多困难。第
22、一，重工业项目大，建设周期长；第二，重工业所需的关键设备和技术必须从国外引进；第三，一次性投资特别大。而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农业国家的经济也具有三个特征：第一，经济剩余少，因而导致资金短缺，因此，如果由市场决定利率，利率应该会很高。第二，由于出口少，导致外汇短缺。外汇价格由市场决定，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外汇价格就很高。第三，经济剩余少，而且分散，这就对剩余的动员产生困难。如果把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的三个特性与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农业经济的特征放在一起，则可以看到，如果建设周期长，所付的资金成本又很高，还要大量进口机器设备，发展这个行业是相当难的。同样，要把分散的剩余集中起来投入很大的项目也不能
23、靠市场。于是政府，为了周期长的项目能够被建立起来，只好把利率压低；为了能让这些项目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进口机器设备，只好扭曲汇率，认为抬高本币价值；为了集中剩余，只好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以作为下一个投资项目和资金的来源，而要让已经建成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就要压低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投入的价格，并且，给与这些企业在产品市场的垄断权。这些价格信号的扭曲必然造成资金、外汇、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供不应求。为了保证稀缺的资源能够被配置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和项目上，就必须要有国家计划，并且用行政的方式按照计划配置资金、外汇、原材料等，而形成了传统的计划配置体系。在价格扭曲并且用计划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
24、体系中，如果企业是私人拥有，则国家无法保证以价格扭曲集中起来的剩余会按照国家的计划再继续投资到重工业项目中去，因此，国有化成为政府直接掌握这些剩余支配权的一个制度安排。 11在上述的计划体制中，一个企业所在的是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最终产品部门，其产品市场是垄断的，价格会很高，而且可以享受各种廉价的投入，必然有很高的盈利；反之，如果其所在的是生活必需品或重工业的投入品的部门，其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很可能经营再好也有亏损。因此，一个企业2001 年提出这个建议，日本反应冷淡，就是为了保护国内的农业。10 有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逻辑的详细讨论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1999） 。11因为私人
25、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和资金回报的最大化，在传统的体系之中，轻工业品必然出现短缺，而且轻工业项目投资的周期短、资金投入小，投资在轻工业的回报率肯定会比投资在重工业要高。8盈利或亏损，很大的程度不取决于经营的好坏，而取决于这个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处于什么地位。在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的状况下，而且，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政府不知道一个盈利企业该有的正常盈利水平、也不知道一个亏损企业该有的亏损水平，如果给企业自主权，企业经济人员容易产生多吃、多拿、多占的道德风险。为了防止利用价格扭曲创造出来的剩余被企业侵占，就剥夺了传统计划体制里国有企业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利（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Li
26、n and Tan, 1999） 。实际上，传统的经济体制中全面扭曲资金、外汇、原材料、工资、物价等各种价格信号，以计划取代市场配置、剥夺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各项制度安排，其实是内生于发展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现实（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 。这种安排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讲是在限制条件之下的“次优”选择。通过它可以把分散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剩余最大程度地集中起来，投资到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项目里去。所以，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经济，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试爆原子弹、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但是，资源配置的效率的，而且，企业因为没有自主权，干好的企业和干坏的企业以及干好的工人和干坏的工人待遇一
27、样，导致积极性差，整个经济的效率非常低。 12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转型经济大量的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并由此内生出一系列干预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和后果，那么，以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的新古典经济学为工具来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时，提出的政策建议推行的结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也就不足为奇了。三现有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转型的政策措施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看到很多扭曲的现象，存在公司治理、政企不分、裙带关系、政府对金融和外贸的干预等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效率较低。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政府的发展战略所要建立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如果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而政府又不愿意或不能让这些
28、企业破产，那么这些扭曲和干预就无法消除。可是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受到头脑中理论框架的限制（诺斯2002） 。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暗含企业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当受到这个理论体系训练的经济学家，看到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他们熟悉的、而且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已证明会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的公司治理、产权、政府干预等问题时，会使他们认为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分析转型中国家问题的合适工具（Murrell 1991） ，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其实是内生于政府试图去建立的企业是12 转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各项效率指标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第 3 章） 。有关苏联转型前的各个产业部门的效率情况的仔细研究
29、见 Desai (1990).9缺乏自生能力的。于是，当社会主义国家请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来帮助设计改革方案时，提出的方案、政策只强调产权私有化，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完全市场化等，而且，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间会有出乎寻常的共识（Summers 1994, p. 252-3）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制定改革政策的最具体和集中的表现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 其内容有如下几项：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的领域的公共投资，扩大税收的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市场准
30、入的管制，和保护私有产权等(Williamson 1997)。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外国经济学家提出的“休克疗法” ，其实也是依据上述共识而设计的（Kolodko 2001） 。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在 90 年代初，国际经济学界普遍看好推行“休克疗法”的前苏联、东欧的改革，而不看好实行渐进改革的中国。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不仅影响了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的主流经济学家对其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且当他们在分析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系的问题，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思考他们的问题时也不自觉地以此为参考的框架。例如，在 1930 年代发生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不管是赞成方的奥斯卡.兰格，认为社会主义计划
31、经济可以利用模拟市场的方式使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于市场机制（Lange 1936, 1937） ，或反对方的海耶克和逢.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不能克服信息问题而必然失败(Hayek 1935)，两方其实都以社会主义国家所要建设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为暗含前提。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尔内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最杰出经济学家之一，他的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预算软约束的概念（Kornai 1986） 。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里，经营不好的企业随时可以跟国家要优惠，要补贴。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中，经营不好则要破产。科尔内认为预算软约束是国有企业缺乏改进生产的积极性，道德风险普遍存在的主要原因，而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则是因为社会
32、主义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所以，要提高企业效率，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切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以消除预算软约束必须。在科内尔的理论体系中不自觉地也把国有企业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前提。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中预算软约束产生其实是因为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人会去投资、经营，为了把这些企业建立起来，政府就必须负起保护和补贴的责任。但因为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知道要多少保护和补贴才够，因此，企业会把因为经营不善引起的亏损的责任也推给政府，说是政府的保护和补贴的力度不够，在政府不愿让这些企业破产，又对其亏损负有责任得情况下，就形成了预算软约束的现象（Lin and Tan 1999） 。企业预算
33、软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不在于社会主义政府的父爱主义，因此，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由政府推动而建立起来的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10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同样会存在，例如，具有赶超特性的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推翻了社会主义政府，将企业私有化了，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现象也不能消除。 13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公司治理、政企不分、产权安排、市场扭曲等一系列问题是内生于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企业是不具自生能力的，那么，不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而按新古典的经济理论来改变产权安排、政企不分、公司治理等，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政策设计当初的预期，而且，经常使问题更为恶化。
34、在前苏联、东欧换掉了社会主义政府，推行了“休克疗法” ，实行了私有化，并未能消除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私有化后的企业经理向国家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反而会高于国有企业。 14据 1996 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的研究证明，前苏联、东欧在全盘私有化以后，政府给国有企业扶持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反而还在增加。 15同时，转型前推行的是统收统支，转型后，政府的税收能力大大降低，在给于企业的扶持不能减少的情况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就不奇怪了。不仅按现有的经济理论设计出来的“休克疗法”在前苏联、东欧的推行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在我国按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或发达国家的经验设计的改革方案，也经常遭遇和休克疗法同样的命运。
35、中国改革从 1978 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Lin 1992） ；二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国民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 (Lin and Yang 2001)。而这些并不是改革者事先设计出来的，而是农民在实践中自发推动的改革措施。中国 23 年来的改革中，由政府设计出来的改革方案，有不少命运和前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一样。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 16改革初期，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在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缺乏自主权，盈利的企业和亏损的企业、干好的工人和干坏的工人在激励上没有差别，因此，推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扩大了
36、厂长、经理的自主权，让企业分享一定比例的效益，这种改革措施在试点时有效，全面推广后就无效，形成所谓生产率提高，利润率却下降的现象。于是，理论界认为是产权安排不完善，13在认识到私有化本身并没有解决了预算软约束及改进企业的生产率以后，现在多数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改善公司治理和市场竞争的重要性，如前欧洲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尼克拉斯。斯顿所说的“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 of the public enterprises and sound competition policy are at least as essential for rec
37、overy as privat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Stern 1996, p.8)。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和财政部长，科勒德克（2000,第四章）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中国绝大多数的股份制企业，上市 5 年以后各项指标和没有上市的公司几乎没有差别，说明如果自生能力的问题不解决，除非愿意让企业破产，就不会有好的公司治理或充分的市场竞争（Lin and Tan 1999;林毅夫、蔡昉、李周， 1997） 。14实行“休克疗法”以前，企业是国家的，厂长、经理是国家的公务员，向国家要的补贴，不能直接变为他们的收入，否则就是贪污，而当私有化以后，企业向国家要的补贴，可以变为他们的合法收入，企业向国家要补贴、要优惠的积极性也就越高，预算软约束的情形自然就越严重。15 从许多实证研究发展，有些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效率提高了，而有些则没有任何改进（Lavigne 1995, p. 175; Djankov and Murrell 2002） ，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在于私有化前这个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如果有，私有化后效率会提高，如果没有自生能力，自由化后效率则不会提高。16 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各种思路和政策措施的讨论，见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