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仁宇说：官僚主义施政之设计，端在“闭户造车” 。实行之程度，视其向下级施用压力是否有效。虽然标榜之道德不足信，吾人亦不能指斥其用心设计，旨在背叛道德。笔者与李老博士（即李约瑟）商讨之余，认为中国之产生官僚主义，实因地理需要。中国因须治理黄河，大规模地赈济经常发生的水旱诸灾，防卫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在公元前 3 世纪即革除封建制度，构成政治上的统一。 接自放宽历史的视界 P64一个国家希望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员与所有权分离，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全般活用，务必在法制上创造一个可以在数目上管理的局面。中国过去以文士管制亿万农民用刑法作张本，于今引用商业习惯，以律师、会计师、工程师作前导，着
2、重民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20 世纪的革命，即显示着整体社会重新构造过程中的艰辛。明代统治中国凡二百七十六年，跨 14 世纪至 17 世纪，此为西欧诸国近代国家社会形成及资本主义发展之际。中国政府则在此时期巩固其中央集权。因中央集权之结果，政府之经济政策，不能以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而系以经济低度发展地区之情形为基础。例如洪武之税收政策，全以谷物为基干，各衙门所用人役，在宋代王安石变法时，即收代役钱，在明初又全部改为现身服役。永乐虽派遣郑和下西洋，但对民间海舶，则极力取缔。1404 年则令民间海舶，悉改为平头船，以防止泛海。 明律例亦定民间私造二桅以上大船，私自泛海者处斩。凡此多
3、端，其重点在保持全国经济之平衡，以维持政治之统一。大凡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过大时，其政治必受影响。例如美国在 19 世纪即因其经济发展不平衡，乃有南北战争。此在传统中国社会，自当竭力防避。防制地区间经济超度发展，以与低度及落后之经济基础看齐，为适应中国传统政治之需要。此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至为不利。此可以在中国实行者，因为中国经济，在 19 世纪之前，为“非竞争性”者，未有如西欧诸国，甚至有如日本之“大名”政权，其经济为“竞争性”者。亦即其国家或诸侯间经济之差异，立即影响其武备之盛衰，而可能决定其存亡。中国传统政权，以广泛动员农村经济为其实力之基础。兵员为农民，军费无大异于食粮，两者均重量不重
4、质。经济虽落后，但全国情形均一，征发仍轻而易举。反之，其工商业及经济方面前进之部门，则恰为政府征发不及之处。中国历史上，凡朝代以落后之农村经济为骨干，其经济基础为“单元”者，通常能号召大量兵员，战胜以“多元”经济，甚至较前进经济为基础之政权。是以明代经济政策，符合当日政治需要，在历史上则为背道而驰。今日因时代过远，资料不全，我们对秦汉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格已无从分析。但是翻阅一般史料，则发现以下的几个特征非常清楚：1、财政体系的效率，有赖皇帝及执行者由上至下加压力，其工具是政治权威，而不是经济因素。2、这种效率在军事行政成功时其成功性的公算高，然则压力过高也可能引起叛变。3、缓和压力时，则又有无意
5、之中鼓励地方分权，造成割据独立之可能。4、这财政体系全靠大量小自大耕农作下层基础，所以质量上无法作突破性的改进。这以上几个趋势，在秦汉之间出现之外，也在不同状态之下出现于中国全部历史之中，很多情形之下国富继续增进，朝代反不能撑持，因之政治体系崩溃。动乱之后，民间经济也随之瓦解，只好一切重来。传统历史作者，无法透过全部局面，经常以不关痛痒的小事解释，动辄责骂“腐化” ，不能为我们因循袭用。一至东汉， “学而优则仕” ，成为一时风气。 。 。 。 。 。因为皇室的提倡，仕人又无其他出路，学术不以它本身的发展为目标，读书成为升官发财的机会，甚至数代公卿造成门第。同时又因当时缺乏技术上及法制上评判是非的能力，许多读书人以“气节”相标榜，积之则成“清议” 。他们以自己过激的道德观念，视作自然法则。所以钱穆就指摘他们“偏狭”（国史大纲第十章） 。东汉党锢之患在这情形之下产生，很多案件最初发生于“兼并” 。很多富家巨室与官僚勾结，到乡下放债买田，侵蚀小自耕农，地方官员以道义上的责任，出面干涉，通常发现这些人的后台老板为朝中权要，很多情形之下为宦官。还有好多宦官自身即为皇帝近亲，有如中常侍张让，其媳为董太后之妹， “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 （详见后汉书窦何列传 ， 党锢列传及宦者列传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