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 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 年）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任务：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消灭封建残余势力，并彻底改造旧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当时的共产党规模与情况：一九四八年十月因反蒋战争和土地革命顺利发展又增加到三百万人，一九五 O 年发展到五百多万人，一九五四年二月发展到六百五十余万人，一九五六年六月底发展到一千零七十三万人，一九五九年夏发展到一千三百五十万人 I 一九六一年六月发展到一千七百多万人，当时中国处在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共产党确立统治地位之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
2、会主义时期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1.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把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都统管统揽起来的过分集中的体制。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建国初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政治、经济条件、 ，经济体制基本相适应的。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其弊端日益显露，这主要表现在：权力过分集中，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以政代企，政企不分；机构臃肿重叠，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不讲效率；家长制，一言堂，缺乏民主；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宗法观念权代法。权大于法，等等。2.经济：1.要恢复经济，首先必须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并没收官僚资本，以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主要经济基础，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2.当
3、时的反腐政策：从 1957 年反右斗争起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也体现了曲折发展的特点。总的来说，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日益丰富，成效愈加明显。但这种经验和成效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取得的，一旦这种严重弊端的体制难以为继时，反腐败斗争必将受到新的严峻考验。“八大”通过的党章 提出反腐倡廉新思路 1. 注重防止党内高层出贵族阶层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过好“思想关” ，解决世界观与人生观的问题；过好“政治关” ，最重要的是解决立场问题；过好“社会关” ，时刻警惕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与侵蚀；过好“亲属关” ，作表率、严格要求和管理子女和亲属
4、 ；过好“生活关” ，做到知足常乐、艰苦朴素、厉行节约 。 2. 继续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 1960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 ，即反对贪污、反对官僚主义、反对铺张浪费。1963 年 2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 年底至1965 年初，正式规定城乡“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3. 从干部教育入手纯化社会风气 1958 年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决定 ，要求干部除年老有病或只能参加轻微劳动者外，每年必须至少参加一个月的体力劳动。“文化大革命”
5、时期（19661976 年）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任务：乱当时的共产党规模与情况：乱.当时中国处在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当时的反腐政策: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反腐廉政建设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时期，其特殊性就在于它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颠覆了党在执政条件下所形成的反腐廉政建设的一些有效形式，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恶果。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建设遭受严重破坏的 10 年，也是党和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反腐败工作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从党的法规制度建设来看，这期间通过的九大和十大党章集中反映了党在建设过程中遭受的严重挫折，正如邓小平严肃指出的那样：“九大、十大搞的
6、党章，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 ”九大、十大党章取消了党内民主、集体领导、党员权利和义务等相关条文和内容，尤其是在党章中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对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的许多方面未能作出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监督监察制度和机制完全被破坏，党员和党组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权力无人监督，致使各种“拉关系、走后门”等权力腐败和不正之风盛行。虽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党对于文化大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但这并不表示全然否定“文革”期间的反腐败斗争。1967年 3 月，为了有效推进廉政建设
7、，中共中央、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联合发布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 ，6 月又发出关于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增加收入、节约支出的通知 ；1968 年 2 月中央再次发出 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 。1972 年 5 月，针对高校招生中的 “走后门”现象，中共中央发出，要求各级领导部门严肃招生纪律，同等对待干部子女与工农群众子女的升学问题。1973 年，中央就社会集团购买力提出明确的规定，并多次发文勒令一切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精简节约，开展反对铺张浪费和贪污倒把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受命于危难，努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就党政军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整顿，
8、尤其是狠抓党的整顿，收到明显的成效。与新中国成立的前十七年相比，受的挫折是最为严重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反腐廉政建设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无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使得各级党组织包括党的纪检机构与公检法机构处于瘫1976 年 10 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反腐廉政建设开始呈现出新的迹象。1977 年在党内正义力量的倡议下，邓小平被恢复党政领导工作。在党的十一大上，他要求全体党员务必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实事求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针对党和军队内出现的腐化问题，邓小平在 1978 年 6 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加强党风党纪教育，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保持
9、清正廉洁，要严格考核干部，并“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 。同时，党在重大贪腐案件上严抓狠打，可无论怎么努力，由于在指导思想上不能及时地回归正确的路线，文化大革命后党的反腐廉政建设在彷徨中前进了两年，渴望新的曙光。反腐事例：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 ，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
10、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 （2）用“ 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 （3）防腐不治穷，搞 “穷廉法”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
11、、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 （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 “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
12、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 以来）： 这一时期中共的主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历史时期，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和平统一祖国和开展国际反霸当时的共产党规模与情况：中国处在的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1.经济情况：一、经济发展大跨越，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历史性巨变改革开放以来的 35 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的 35 年，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的 35 年，也是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跨越的 35 年。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年均经济增速高达 9.8%。19792012 年，我国国内生
13、产总值年均增长 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 2.8%。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3645 亿元迅速跃升至 2012 年的 518942 亿元。其中，从 1978 年上升到 1986 年的 1 万亿元用了 8 年时间，上升到 1991 年的 2 万亿元用了 5 年时间，此后 10 年平均每年上升近 1 万亿元，2001 年超过 10 万亿元大关，20022006 年平均每年上升 2 万亿元，2006 年超过 20 万亿元，之后每两年上升
14、 10 万亿元，2012 年已达到 52 万亿元。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1978 年，我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 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 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 1978 年的 1.8%提高到 2012 年的 11.5%。2008 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20082012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 2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 381 元，1987
15、 年达到 1112 元，1992 年达到 2311 元，2003 年超过万元大关至 10542 元，2007 年突破 2 万元至 20169 元，2010 年再次突破 3 万元大关至30015 元，2012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8420 元，扣除价格因素，比 1978 年增长 16.2倍，年均增长 8.7%。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 1978 年的 190 美元上升至 2012 年的 568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确实难能可
16、贵。国家财政实力明显增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控能力日益增强。1978 年国家财政收入仅 1132 亿元，1985 年翻了近一番，达到 2005 亿元，1993 年再翻一番，达到 4349亿元，1999 年跨上 1 万亿元台阶，达到 11444 亿元，2007 年超过 5 万亿元，达到 51322 亿元，2011 年再次超过 10 万亿元，2012 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 117254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103 倍，年均增长 14.6%。财力的增加对我国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社会保障、减小城乡差距、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类冲击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实现从外汇短缺国到
17、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的巨大转变。1978 年，我国外汇储备仅 1.67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十八位，人均只有 0.17 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不足 1 块钱。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壮大，经常项目贸易盈余不断积累，外汇储备的短缺迅速成为历史，1990 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达到 111 亿美元，1996 年超过千亿美元，达到 1050 亿美元，2006 年超过 1 万亿美元，达到 10663 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11 年超过 3 万亿美元，2012 年达到 33116 亿美元，连续七年稳居世界第一位。2.经济政策：1、19791981 年的宏观调控：刹住“一拥而上”2、198519
18、86 年的宏观调控：抑制信贷、消费的急剧扩张和高通胀3、19891990 年的宏观调控：治理整顿，实现经济“硬着陆”着陆4、19931997 年的宏观调控：抑制投资和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5、19982003 年的宏观调控：治理通货紧缩，扩大内需6、20042007 年的宏观调控：“双稳健”，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7、2008 年的宏观调控：由“双防”到“一保一控”，从“稳健”转为“积极”，“从紧”转为“适度宽松”8、2009 年的宏观调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反腐政策：伴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大量的党纪党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已初步建立，并日臻
19、完善。十二大提出的治贪策略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和整党整风，但这两项措施都是短期内的严厉整顿。由于十二大对腐败产生的社会原因缺乏深刻认识（仅仅把腐败滋生的根源归结为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同时又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大会通过的反腐举措难免存在一些缺陷。十三大报告肯定了上述两项措施所取得的成绩，但也指出它们的不足，并开始构想“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十四大在反贪措施上的一大贡献是首次出现了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模式的雏形。十五大报告在反腐倡廉措施上的创新是把监督放到了与教育、法制同等重要的地位，提出“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强调监督的
20、作用，表明中国共产党在观念上开始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特色。十五大以后，反腐败的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展，相关法规密集出台，一个完善的惩防腐败的体系正逐渐建立起来。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创新体制”突出了反腐败需要制度创新，只有与时俱进的制度才能降服反腐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则强调了反腐败是一项系统工程，制度必须环环相扣，协调配合，才不会出现漏洞，才能真正起到预防和惩治腐败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反腐败的一把利剑，从十六大起，连续三次写进了党代会报告。十七大
21、报告把原来的“教育、制度、监督”的表述改为“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更强调反腐败措施的制度化、体系化和日常化，这表明党中央希望通过常态稳定的运行机制来解决反腐倡廉措施得不到有效落实的问题。十七大报告还首次提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和“健全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完善巡视制度”。十八大报告除了吸收这两项具体措施之外，还加上了“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等举措。这说明党中央的反腐手段已日趋多样化，一方面“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对权力运
22、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反腐案例：1.邓小平时期：1980 年前后，广东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斗争处于高峰期，被有关方面查缴的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时任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经常跑到汕尾镇“视察”，把大量缉私物资，如当时十分稀缺的电视机、收录机等据为己有，同时大量索贿受贿，他家被戏称为“广播站的器材仓库”。王仲的行为影响非常恶劣。经法院认定，王仲利用职权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总额达 6.9 万多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干部 100 年的工资收入。最终，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经济犯罪被枪毙的县委书记。该
23、案也被称为“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对于此类问题，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指出，要“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他还强调，改革开放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 他告诫全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如果不坚决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就可能要“改变面貌”。2.江泽民时期 1.成克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委员，00 年 9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2.刘方仁：贵州省委书记，
24、中央委员，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02 年任期内被揪出）3.程维高：河北省委书记，中央委员，03 年 8 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任期内开始查）4.李嘉廷：云南省长，03 年 7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 2 年执行（01 年任期内被揪出）5.石兆彬：福建省委副书记，中央候补委员，02 年 3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6.、田凤山：国土资源部长，中央委员，2003 年 3 月被揪出，2005 年 12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任期内被揪出）7.李纪周：公安部副部长，2001 年 10 月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死刑缓期 2 年执行。8.郑光迪：交通部副部长，中央
25、候补委员,2002 年 9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9.许运鸿：浙江副省长，中央候补委员,2000 年 10 月以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10.王怀忠：安徽省副省长，（01 年被朱总揪出）03 年 12 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11.丛福奎：河北省副省长，（2000 年被朱总揪出），2003 年 6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 2 年执行12.朱 川：辽宁省副省长，2000 年 4 月，因严重违纪，被留党察看年。13.刘克田：辽宁省副省长，2003 年被揪出，2005 年 2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朱总任期内被查）14.胡长清：江西省副省长，
26、2000 年 2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15.丘广钟：福建省副省长，2001 年 11 月被罢免职务。16.孟庆平：湖北省副省长，1999 年 12 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17.刘长贵：贵州省副省长，2003 年被揪出，2004 年 4 月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朱总任期内被查）18.王钟麓：浙江省副省长，2003 年被揪出，2004 年 8 月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任期内被查）19.徐炳松：广西政府副主席，1999 年 8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刘知炳：广西政府副主席，2002 年 6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21.
27、辛业江：海南省人大副主任，1998 年 6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22.姜殿武：河北省人大副主任，1998 年 11 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23.秦昌典：重庆市人大副主任，2002 年 6 月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 1年24.于 飞：广东省人大副主任，1998 年 10 月因以权谋私被开除党籍。25.潘广田：山东省政协副主席，2002 年被揪出，2004 年 4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6.周文吉：宁夏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2000 年 8 月因以权谋私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28.王雪冰：建行行长，中央候补委员，2002 年被揪出，2003 年
28、12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29.吴文英：纺织总会会长，中央委员,2000 年 10 月因违纪收受股票被撤职留党查看。30.徐鹏航：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央候补委员,2000 年 10 月因违纪收受股票被撤职。31.王乐毅：海关总署副署长，2001 年 9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32.鲁家善：中国交通银行副行长，1998 年 6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年。33.金德琴：中信公司副董事长，原中行行长,2000 年 6 月以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34.朱小华：光大公司董事长，2002 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35.刘金宝：中行副董事长
29、，2003 年被揪出，2005 年被判处死缓。（朱总任期内被查）36.李大强：神华公司副董事长，湖北省副省长,2000 年 9 月以违法违纪受贿被双开。37.查克明：华能公司副董事长，电力部副部长,2001 年 9 月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38.慕绥新：沈阳市长，2001 年 10 月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 2 年执。39.田凤岐：辽宁省高法院长，2001 年被朱总揪出，2003 年 5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40.麦崇楷：广东省高法院长，2002 年被朱总揪出，2003 年 12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 年41.孙小虹：云南省高法院长，1999 年 12
30、月因严重违纪被撤职。42.柴王群：云南省委宣传部长，2001 年被朱总查出，2004 年 3 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43.陈 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2000 年 2 月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44.姬胜德：总参二部部长，少将，2001 年以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市委书记、市（副）长、厅（局）长（列举部分死刑者）45.王式惠：重庆市政协副主席，2000 年 5 月玩忽职守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3.胡锦涛时期 1.中共江苏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成为了全国第一个落马的省级在任组织部长。较之“官商勾结” 式的腐败，吏治腐败为害更烈。 2006 年，月 24日，
31、江苏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受贿 641 万元买官卖官案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审判处徐国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被拥死级梅之晚典 20辫年 6 月 5日，江苏省委向全省各市发布了徐国健被中纪委“双规” 的内部通知。 6 月 30 日，(新华日报发布简要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免去徐国健的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委员职务。2.2005 年：“ 双开 “王有杰，河南省人大原副主任王有杰敛财数百万元被“双开“ ，被中纪委“两规“，在此之前，王的儿子、女儿、女婿、妻子先后被有关部门“ 两规“或调查，被人称之为“全家腐“ 。3.2006 年：郴州窝案，湖南省郴州市连曝腐败案，包括原市委书记李大伦
32、、原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原副市长雷渊利在内的一批人落马，一个系统或一个地方的窝案现象成为了舆论关注的一大热点。4.2007 年：郑筱萸伏法， 6 月 22 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判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高人民法院核准，7 月 10 日被执行死刑。5.2008 年：陈良宇定谳， 4 月 11 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 18 年。4.习近平时期(十八大以来)2 012 年以来，中国 7.4 万名各级党政官员因腐败而被处理在被查处的 5
33、5 名高官中，副国级以上共 3 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共 7 人，中纪委委员 1 人。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等共计 12 人，军队系统 2 人，央企高管共 5 人。地方的“大老虎”来自全国 19 个省份，其中，山西为“重灾区”，累计 7 名“老虎”落网;其次为江西和四川，分别有 3 人;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海南、云南、内蒙古等 7 省份各有 2 人;其余 9 省份均为 1 人。目前仅北京、上海、山东、吉林、河北、浙江、福建、甘肃、宁夏、西藏、新疆、黑龙江等 12 省份未出现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这些数字每增加一个，对各级官员的震慑就增加一分!【副国级以上】3 人：周永康、徐才厚、苏荣【中央委员】2 人：蒋洁敏、李东生【中央候补委员】5 人：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陈川平、潘逸阳【中纪委委员】1 人：申维辰【中央机关】12 人：周永康、苏荣、蒋洁敏、李东生、刘铁男、申维辰、白恩培、何家成、杨刚、衣俊卿、许杰、齐平景【军队系统】2 人：徐才厚，谷俊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