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浅谈十月之交灾难文学中的自我觉醒【摘要】 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反映了早期先民的情感愿望与价值诉求，对今人了解先民的精神状态与人文价值观大有裨益。因此，本文将以该书中颇具灾难悲情色彩的十月之交一题为例，通过分析诗文的诸多元素，感受诗人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灾难中，迸发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下的自我觉醒。【关键词】十月之交；灾难文学；忧患意识；自我觉醒 1. 前言诗歌是群众的艺术，鸟类以群栖者为最善歌唱 1。为了抵御自然界的不确定因素，先民逐渐走上了群居、聚居的生活，在彼此协作的沟通，不同言语、思想的碰撞中，先民们渐渐达到感情抒发与宣泄的默契与契合，而这种表达的
2、工具就是诗歌。史诗既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整体的体现，也是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通过这些略带晦涩却又似曾相识的文字，我们可以达到与先人意念上的相通，感受他们人性自觉、解放、强大的历程。诗经作为一部反映我国民族早期意识觉醒的史诗，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入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诗经因其“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为孔子称道为“温柔敦厚，师教也” ，梁启超也指出“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 诗经其首也” ，因此研究诗经对我们窥探上古时代时期的人的精神世界、思维观念及整个社会的情绪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3、本文将以诗经中的极具灾难文学特色的十月之交一节为切入点，通过呈现文中所描绘的惊天巨变，感受诗人在混沌未分物我浑然一体的人性状态下，因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所激发出的自我觉醒。 2. 忧患意识，孕育自我觉醒的温床所谓忧患意识，借用徐复观先生的观点，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 2。有责任感，意味着不把自己的命运交付他人上帝、祖先，而由自己来把握。所谓“人的自觉” ，即人类的理性自觉。在理性地思索了天命、历史、现实之后，将个人意志自觉融入对群体所负责任之中，以前所未有的自信与勇毅承担了安民保民的历史职责，它显示了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人对自我价值的肯
4、定与追求。因此，可以毫不讳言的说，忧患意识是孕育自我觉醒的温床。忧患意识概而分之，不外乎有两种，一是身在生死存亡之地所表现的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二是身在安逸和谐的环境下，表现的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十月之交中的诗人所表现的则很明显的属于前者。社会存在不平现象,即有不平之诗。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怨愤不平的情绪是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感受和批判,而历史恰恰是从自身的不合理性、不平衡性中获得一种发展的动能。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忧患意识往往是在社会激烈动荡,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统2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出于对国家、社会和人生长
5、远利益的关注和思考,萌生出拯救祖国和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种忧患意识的作用下，那些被潜藏的被压抑的“我”被激发、释放出来。3. 天灾人祸，忧患意识的催化剂十月之交是周幽王时的一个朝廷小官，因为不满于当政者皇父诸人在其位不谋其政，不管社稷安危，只顾中饱私囊的行为而作的一首政治怨刺诗。全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前三章）诗人将日食、月食、地震一系列的巨变，与朝廷用人不善联系在一起，引发了诗人对国运民生的忧虑。因此，笔者将在诗句的分析中，考析天灾异象对诗人的感官、心理影响，以及诗人在天灾人祸下产生的忧患意识与自我觉醒、救赎意识。传世的古文献清晰的讲述了那场灾异，千年之后的我们在重温这场灾难时依旧
6、心有余悸。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 为谷，深谷 为陵。当我们读完这段章节时，脑海中马上就会呈现出这么一幅画面，在一片弥漫着恐慌气息的空气里，太阳无端的被遮住了光芒，月亮也失去了踪影。忽然间混沌晦暗的天际被一道惨白的闪电划破，紧接着是摧枯拉朽的霹雳声，撕破人们敏感的耳朵，它刺激着人们脆弱的神经。隆隆震耳的雷声，伴随着白色恐怖的闪电。狂烈的大雨肆虐着这个世界，无数的河川充溢着沸腾的河水，它们席卷着所经过的一切，山石经不住洪水的冲刷，纷纷坠入河中，与河水裹挟在一起。拥堵的的山石阻住了河道，加之以其他的杂物渐而淤积成了堰塞
7、湖，然而河水并没有退去，其依旧不断的上涨，终于在一些山石松软的河岸冲开一天河道，往日的高起的河岸丘陵在竟然变为了河谷。结合该诗的前后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在这场灾变中，诗人用日食、月食的异常自然现象，暗合朝廷上的奸臣当道，君王不作为， “及其食也，君弱臣强，故天垂象以见征。 ”而地震引发的一系列灾难，也暗合民间百姓苦不堪言，朝廷上是非颠倒。面对巨大的灾变，诗人没有选择沉默的隐忍，而是痛心疾首的呐喊“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然而诗中所寄托的诗人的心系天下苍生的理念与价值观是因何而起？处于早期社会的先民，由于对自我与世界的认识相对落后，无法形成对自我的基本认识，其常常表现为物我的浑然一体，人神的杂糅。
8、较为明显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学作品山海经 ，表现为其中的人兽一体，人与草木相生等等。出于对外界陌生环境的恐惧与追求心理安慰保护的渴求，先民们往往匍匐于天神、自然神、祖先神的脚下，长期沉闷的宗教信仰，严重扼杀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此外，针对该诗具体的历史背景，周以小邦战胜了大邦殷，巨大胜利与王朝更替的教训刺激着周人去寻找历史性的解释，反思夏商周三代的兴亡。他们结合现实认识到商君的淫逸享乐、暴虐失德是导致失国的主要原因，而周人则以勤劳认真、仁爱明德而得天眷顾，于是形成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政治理念。尽管还是“以天3为宗” ，但毕竟有了新的内容：“以德为本”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
9、不再是被动接受天的主宰，而是主动去追求它的辅佑。人类终于开始从宗教迷狂中走出，以饱含忧患的目光投射于历史与现实之中。人类文明发展到此阶段， “我”的思想由哪些观念来支撑呢？周公“制礼作乐”后，使“德”获有一整套的“礼”的形式仪范，树立和确定了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的“祭祀-社会-政治”的组织体制,这就是存“德”于“礼”4。即圣立而将之以敬曰礼，礼之体长幼曰德 5。因此， “礼”建构起“我”的思想框架，在这种价值观的评价作用下，诗人做出了是非的判断，他没有一味陷于灾变的恐慌中，而是超越了个体的“我” ，去参天地，心系天下苍生，将“我”与天下苍生共患难，实现“我”的超越与升华。因此，沉迷于莺歌燕舞安逸环
10、境的人们缺乏足够的忧患意识，而天灾人祸下的环境变易，则是激发人们自我觉醒忧患意识的催化剂。4. 奋起抗争，诗人悲情的自我觉醒该诗的第二部分，诗人将上天降临灾异变故的原因，归结为当政者的胡作非为、为非作歹的恶行，面对这些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毒瘤般的存在，诗人没有选择明哲保身的隐忍，也没有近墨者黑的随波逐流，而是逆势而起，选择了奋起抗争。在文中他毫不顾忌点名道姓的批判了君王身旁的七个宠幸之臣，此时的他没有站在维护自己利益的立场上，而是以己身为民之喉舌，大声疾呼问诘这些民之灾祸、国之蛀虫，为何鱼肉百姓，诗人疾恶如仇以及心系天下百姓不畏强权的意识，让我们惊喜的发现，原本委身于家族群体、利益集团的“我”
11、，已经开始走出隐没个人自主色彩的荫庇，在为百姓鸣冤叫屈的呐喊中逐渐强大起来。诗中最后二章，诗人在面对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国家局势，他认为徒劳的声讨于事无补，不如转而求其次，“黾勉从事，不敢告劳”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辛勤操持着国政，然而即使是这样，他也难逃“谗口嚣嚣”的污蔑， “下民之孽, 匪降自天,尊沓背憎,职兢由人。 ”诗人清醒的认识到上天降临的灾异，是对在朝贪官污吏的警示，在此处诗人显然对原有的天命产生了怀疑，原有的居于思想绝对统治地位的天命观，此时出现了动摇，而代之以对人性自我的思索，对人类自我命运的终极关怀。 “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 ，诗人在此将百姓的安乐，寄托在
12、自我的挣扎与抗争中，原本渺小的个体自我得到无限的放大。此外，在其已经预测到国之将倾的危亡时刻，依然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筑起周朝王室的中坚， “天命不彻，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在此处诗人的自我人性魅力表现的淋漓尽致，其已经远远超越了原有的个体从属群体以及物我的混沌合一。在此，我们感受到诗人主体的勃勃独立精神，他在面临生存困境时，不是去寻求冥冥中的神秘力量的救助，而是激发刚强精神和奋发精神，破除天命的困扰，努力突破困境，超越忧患，从忧患中体验到人的尊严和价值，努力提升主体的独立人格，积极入世，奋发有为。因此， “我”与“忧患意识”不仅仅是从属关系，还有着造就、成就的相互作用。在人性“我”的基础之上，
13、外界变化所引发的“忧患意识”使得“我”在人性的局限里挣扎抗争中，得到更进一步的张扬与提升。5. 结语4诗经中所表现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近年来在文学界乃至史学界对其认知的深入挖掘。透过诗文所承载的讯息，我们能窥探到时人的精神发展状态，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人对自我认识乃至自我意识觉醒的发展的轨迹。此外，在对于十月之交中表现的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理解上，理性意识之强赋予诗人感性敏感的思维触觉，使其能在叶落知秋间，洞察到国家的衰败的痕迹。诗人大多数所具有的心怀天下的气度，其向善的追求美的人格自觉性，使其当仁不让的担起挽狂澜于既倒的大任。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忧愤深广而又孤独悲凉的情感。世乱如此，如何拯救？这其实也是许多优秀士人在苦苦思索的问题。在经历了孤独无助的精神漂泊之后，士人们怀着对社会、人生的深深忧患著书立说，提出各自的解决办法，开启春秋中叶“百家争鸣”的帷幕。【参考文献】1朱光潜.诗论M.北京出版社,2009,(3):12.2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7):837.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三联书店,1985,(5):19.4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5):80.5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