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No. C1999025 1999-10竞争、公共选择与制度变迁 *从“抓大放小”看体制转轨中政策效率改善的原因赵 晓一、引言及假说对于中国经济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中国的奇迹” 1（林毅夫，1994） ，由于“难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加以说明，好象也不符合正统经济学的逻辑” （张军，1997）而让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把中国的非凡经济表现视为一个谜（张维迎，1998） ，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Nolan，1993）称之为“中国之谜” ，布坎南（J. Buchanan）对中国学者说：“中国是个谜。看上去不合理，可是却管用。 ”2（汪丁丁，1998）对于“中
2、国经济的奇迹”以及中国的制度变迁的解析，中国经济学家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林毅夫，1995 盛洪，1994；张军，1997，张维迎，1998；等等） ，中国经济学家* 本课题为世界银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客座项目，在此深表谢意，并要特别感谢中心的各位老师，林毅夫、易纲、海闻、周其仁、梁能等，他们给予了笔者宝贵的指导和丰富的启迪。当然文中错误纯由笔者个人负责。1 所谓奇迹，指的是作为一个大国持续 20 年的高速增长（克鲁格曼，1999） ，以及作为一个趋于衰落的文明重新崛起。谈论“中国的奇迹” ，并不否认其中的问题甚至潜伏的危机，如治乱循环（林毅夫，1993） ；货币增长过快潜伏
3、的危机（宋国青，1999；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非国有经济增速回落的危机以及社会危机（何清琏，1998；杨帆，1998）2“ China is a puzzle to me . But, but it works.” J. Buchanan2们甚至提出了“中国过渡经济学”的概念（盛洪，1994） 。但是“中国的经验表明，我们对制度变迁的真谛仍然知之有限” （张维迎，1998） ，许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对于笔者而言，一个悬之已久的问题便是：“中国经济的奇迹”是否包含有政府决策效率改善的因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要问的是：“它是怎样发生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制度变迁？”令人
4、遗憾的是，大部分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的文献，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都不被作为分析的中心，其决策过程更是置于名符其实的“黑箱” 3。似乎中国经济的增长、制度变迁与政府作用无关。不仅如此， “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还一直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市场化改革就是削弱政府，就是政府放权，就是政府管得事越少越好，似乎市场真是的无政府 。 ”（樊纲，1995）对此，笔者当然不敢苟同。正如张宇燕等（1998） 4曾援引的希克斯 1969 年所写的经济史理论所谈到的那样，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被
5、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事实上，如果缺乏“有效的政府” ，世界的有效的变革也许根本就无法形成。这一点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世界银行，1998） 。然而，想要从现有理论中直接找出中国这样一个体制转轨中的政府是否会有效的判断可能是徒劳的。唐寿宁（1996）曾正确地指出，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的“整个分析都是以个人具有完全的选择权利作为前提的” ，西方大家们理想中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亚当.斯密，1864） ，是平衡与制衡的代议制民主（诺斯，1973） ，一致同意被认为公共选择的最高效率。但在中国，个人完全选择的权利显然并不存在，在个人缺乏完全的选择权利时，又
6、何以想象“一致同意”情形的出现的可能呢？因此，正如标准的产权理论只看到产权明晰才能有效率一样，标准的公共选择理论看到在西方式代议制民主下，公共选择才可能有效率 5。果真如此，对于中国转轨经济的结论就是：或者不可能出现有效率的公共选择，或者有效率的公共选择的出现仅仅是偶然的而不会是长久的，尤其不可设想公共选择效率持续改善的结果的出现。然而，如果“政府失败”必然，公共政策效率的持续改善为不可能的话，中国经济怎么能够持续 20 年高速增长（“中国的奇迹” ） ，怎么能出现深刻的，越来越快的制度变迁（如民营化）？显然，虽然有其他因素进行分析，缺乏对转轨经济中公共政策效率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可能并不足以完
7、全解释“中国之谜” 。本文采用了“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方法（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1996） ，选择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抓大放小”政策作为案例，希望能对上面提出的问题作一探讨。鉴于本课题的难度以及笔者自身学识水平所即，笔者并不奢望能够拿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希望能抛砖引玉。笔者曾参与过“抓大”工作的全过程，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 ，这是笔者之所以选此作案例的一个不太重要的原因。选择“抓大放小”为论题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笔者相信，“抓大放小”是一项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的公共选择，而且导致了更有效率的制度变迁。为使对转轨中的公共选择的分析成为可能，本文提出的一个基本假说是，即在缺乏西方式代议制民主制度的情况
8、下，公共选择仍然可能是有效率的，甚至可能出现持续的效率3 梁能（1996）曾经指出，对于政府干预能力的分析，显然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因此，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对产业政策的制订，实施的过程，都是作为“黑箱”来处理的，没有做出正面的明确分析。4 张宇燕和何帆（1998）是少有的强调政府对于改革的作用的人。他们在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即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但并没有说明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是否是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效率。5 诺斯的研究表明，在历史的大部分的时间里，国家并没有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很好的结构，与其说国家是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机构，还不如说它的性质更象黑手党。国家开始关注经济
9、是一个现代的现象。确切地说，代议制政府出现时，这种现象才出现（诺斯，中文版 1998） 。3改进，条件是存在足够的“竞争” ，竞争不仅是产权变革从而经济效率改善的基本因素，也是公共选择变革从而（公共政策）效率改善的基本因素。因此，中国经济的奇迹不仅在于发挥了“比较优势”等原因（林毅夫，1994） ，或者说之所以能够发挥比较优势，还在于内生性的公共政策效率的改进。由此可以导出的一个推论便是，只要竞争的因素不断加强，不仅产权制度的变迁，公共选择也会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变革，从而最终保证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这一假说成立的主要理由是：引进、加强以及不断完善经济领域的竞争是中国转轨经济的一个核心，然而竞
10、争具有自我实现和不断加剧的过程，这导致了竞争从经济领域到公共决策领域的扩展，公共决策越来越趋向于为提高经济效率服务；经济效率的竞争使一大批懂经济善管理的职业官僚充实到权力机关，提拨到关键岗位，决策能力因此大大提高；此外，竞争改善了有效决策信息的供给，使决策信息变得更加多样化、公开化，制度变迁更具选择性，成为公共决策效率提高的重要条件。本文将在第一部分回顾“抓大放小”政策出台的背景、历程，分析其政策效应；第二部分通过对文献的解读和评述，给合案例对理论假说进行阐释与分析；第三部分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含意。二、 “抓大放小”：公共决策的背景与过程（一）90 年代以来竞争加剧所导致的国有企业经济效
11、益的下滑是“抓大放小”的主要背景中国的国有企业目前已成为效益低下的代名词。但是，在改革开放 20 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国有企业也曾有过良好的绩效（姑且不论取得绩效的原因） ，并曾带动过国民经济的复苏高涨。只是到了 80 年代后期以后，乡镇企业和私营、外资企业才后来居上，逐渐替代了国有企业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带动者地位 6。从表 1 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曾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 “六五”期间，平均每年创造利润总额 652.54 亿元，利税总额 1083.6 亿元，分别比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年增长 28.25%和 36.97%；“七五”期间，平均每年创造的利润总额 699.98 亿元
12、，利税总额 1581.32 亿元，分别比“六五”增长 7.27%和 46；“八五”期间，平均每年创造利润总额 649.84 亿元，利税总额 2362.1 亿元，尽管该时期利润总额相比“七五”出现负增长，利税总额却仍然比“七五”时期增长了 49.38。表 1 乡及乡以上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盈利与亏损趋势年份 利润总额(亿元) 利润增长率(%) 利税总额(亿元) 利税增长率(%) 亏损额(亿元) 亏损额增长率(%) 利润总额/亏损额 利税总额/亏损额 亏损面1（） 亏损率2（）1978 508.80 790.70 42.06 12.10 18.80 19.30 7.631979 562.80 10
13、.61 864.40 9.32 36.38 -13.50 15.47 23.76 17.64 6.071980 585.40 4.02 907.10 4.94 34.30 -5.72 17.07 26.45 19.17 5.536 世界银行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国有企业为主导、乡镇企业为主导和外资、民营企业为主导的三个不同时期（世界银行，1996）4三年平均 552.33 854.07 37.58 14.70 22.73 18.70 6.411981 579.70 4.95 923.30 1.79 45.96 33.99 12.61 20.09 22.90 7.341982 5
14、97.70 3.11 972.30 5.31 47.57 3.50 12.56 20.44 20.78 7.371983 640.90 7.23 1032.80 6.22 32.11 -32.50 19.96 32.16 12.75 4.771984 706.20 10.19 1152.80 11.62 26.67 -16.94 26.48 43.22 10.20 3.631985 738.20 4.53 1334.10 15.73 32.44 21.63 22.76 41.13 9.66 4.21“六五 ”平均 652.54 1083.06 36.95 17.66 29.31 76.29 2
15、7.321986 689.90 5.73 1341.40 0.55 54.49 67.97 12.66 24.62 13.07 7.321987 787.00 14.07 1514.10 12.87 61.04 12.02 12.89 24.81 13.00 7.201988 891.90 13.33 1774.90 17.22 81.92 34.21 10.89 21.67 10.91 8.411989 743.00 -16.69 1773.10 -0.10 180.19 119.96 4.12 9.84 16.03 19.521990 388.10 -47.77 1503.10 -15.2
16、3 348.76 93.55 1.11 4.31 27.55 47.33“七五 ”平均 699.98 7.27 1581.32 46.00 145.28 -21.36 4.82 10.88 16.11 17.961991 402.20 -42.54 1661.20 10.52 367.00 5.23 1.10 4.53 25.84 47.711992 535.10 33.04 1944.10 17.03 369.27 0.62 1.45 5.26 23.36 40.831993 817.30 52.74 2454.70 26.26 452.64 22.58 1.81 5.42 28.78 35
17、.641994 829.00 1.43 2876.30 17.18 482.59 6.62 1.72 5.96 30.89 36.791995 665.60 -19.71 2874.20 -0.07 639.57 32.53 1.04 4.49 35.53 43.87“八五 ”平均 649.84 -7.16 2362.10 49.38 462.21 218.15 1.41 5.11 28.88 40.971996 412.60 -38.01 2737.10 -4.77 726.69 13.62 0.57 3.77 37.70 63.51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期、重新计算所得， 亏损面与亏
18、损率的数据来自（郑海航， 1997）1、 亏损面（亏损企业个数/全部企业个数）100 2、 亏损率（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盈利企业的盈利总额）100 图 1 1979-1996年 利 润 和 利 税 增 长 趋 势-60-40-200204060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利 润 增 长 率 (%)利 税 增 长 率 (%)盈利增长的同时，国有亏损企业亏损额曾长期控制在低位水平。结合表 1 和图 1、图2 可直观地看出，1989 年以前，亏损额基本上控制在 100 亿元以内
19、，绝大部分年份低于 50亿元。 “六五”期间与改革 1978 年相比，亏损额甚至出现了平缓的下降， “六五”三年亏损额的平均数相比 1978 年，下降了 12。亏损面和亏损率也基本上控制在 20和 10以内，“六五”期间并有所下降。图 2 1978 1996年 亏 损 额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时 间亿 元只是到了 1989 年，国有企业的亏损才第一次超过 100 亿元，亏损额突然比
20、上年剧增180。原因何在？虽然国有企业被认为天生具有体制、机制等问题，但效益大滑坡的原因却并非来自这些由来已久的“体制性”问题，而是市场形势的变化，即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由扩张走向治理整顿，国内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所谓“疲软” 现象，国有企业与非国有5经济的真正的正面交锋由此开始。国有企业显然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形势，在与非国有经济的竞争中市场份额越失越多，经济效益越来越差。首先是在 1989 年亏损失控，然后是1990 年亏损企业亏损额继续大幅攀升，一举突破 300 亿元大关，在上年剧增的基础上又增长了 94。从此以后，哪怕有 1992 年邓公南巡带来的大好形势，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却再也无法回复到
21、以前的低位水平，而是以不可遏止的趋势向 400 亿元、500 亿元乃至 800 亿元的高位攀升，亏损面和亏损率也随之节节上升至 30和 40以上（图 3） 。图 3 国 有 企 业 的 亏 损 面 、 亏 损 率 趋 势010203040506070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年 份亏 损 面 （ ）亏 损 率 （ ）2 天 移 动 平 均 (亏 损 率 （ ） )2 天 移 动 平 均 (亏 损 面 （ ） )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相比的“相对贬值”可以从这一时期两者在一
22、些重要经济指标的此消彼涨上看出来（表 2）：表 2 国有经济“相对贬值”表工业总产值 利润总额 利税总额 财政收入 新增职工人数国有工业 非国有工业 国有工业 非国有工业 国有工业 非国有工业 国有经济 非国有经济 国有经济 非国有经济1978 77.6 22.4 84.9 15.1 86.3 13.7 87.0 13.0 72.0 28.01979 78.5 21.5 86.0 14.0 87.0 13.0 87.4 12.61980 76.0 24.0 84.6 15.4 85.5 14.5 86.8 13.2 63.6 36.41981 74.8 25.2 85.0 15.0 85.4
23、14.6 86.5 13.51982 74.4 25.6 84.9 15.1 85.2 14.8 85.2 16.11983 73.3 26.7 83.0 17.0 83.6 16.4 83.9 24.41984 69.1 30.9 82.8 17.2 83.2 16.8 82.8 30.21985 64.9 35.1 78.2 21.8 80.2 19.8 77.6 32.1 61.3 38.71986 62.3 37.7 78.6 21.4 80.6 19.4 78.3 26.71987 59.7 40.3 78.3 21.7 80.0 20.0 73.7 24.41988 56.8 43
24、.2 75.0 25.0 77.5 22.5 71.6 31.21989 56.1 43.9 74.3 25.7 77.9 22.1 70.4 36.71990 54.6 45.4 69.3 30.7 77.2 22.8 71.3 36.1 60.5 39.51991 56.2 43.8 62.6 37.4 74.4 25.6 71.3 33.5 47.5 52.51992 51.5 48.5 55.0 45.0 69.4 30.6 71.3 35.5 49.9 50.11993 47.0 53.0 51.0 49.0 62.6 37.4 71.6 28.4 44.0 56.01994 37.
25、3 62.7 46.1 53.9 58.3 41.7 71.4 28.6 41.1 58.91995 34.0 66.0 40.7 59.3 56.9 43.1 71.1 28.9 36.1 63.91996 28.5 71.5 27.7 72.3 53.2 46.8 34.5 65.5注：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在各项指标中所占的比重（单位：）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工业总产值：国有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占总的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下降，90 年代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从 1978 年的 77.6%下降为 1996 年的 28.5%；而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
26、从 1978 年的 22.4%上升到 1996 年的 71.5%；利润总额：国有工业在利润总额中的比重逐年下降，1978 年国有工业对工业利润总额的贡献为 84.9%，到 1990 年下降到 69.3%，但在 90 年代中加速下降，到 1996 年这一比重6为 27.7%，工业中近 3/4 的利润是由非国有工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国有工业在利税总额中的比重也是逐年下降的，这一趋势在 80 年代还不是很明显，从 1978 年到 1990 年，国有工业的利税比重下降了 9.1 个百分点，年平均下降不到 1 个百分点，但在 90 年代，其对利税的贡献能力显著下降，从 1991 年的 74.4%下降到1
27、996 年的 53.2%，年平均下降约 3.5 个百分点。财政收入：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来看，国有经济尚保持较高比重，但相对地位下降。1980 年国有经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为 86.8%，1995 年下降为 71.1%。新增就业：国有经济吸纳新增就业的能力下降主要是在 90 年代，其对新增就业的贡献从 1990 年的 60.5%下降到 1996 年的 34.5%，年平均下降约 4 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1978 年，非国有经济对新增就业的贡献仅为 28,到 1996 年这一比重上升到 65.5%，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增加就业的主力军。实施“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可能起源
28、有国有企业相对贬值的因素（刘伟，1998） ，但在更大程度上，却要归因于国有企业的“绝对贬值” ，即国有经济的效益逐步进入无法挽回的衰退阶段，对国家财政的贡献越来越低，并开始出现净亏损。将国有经济实现的利润总额与亏损企业亏损额两者结合起来看，1978 年以来国有企业的盈亏消长比较可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一是经济效益全面提高的阶段：时间是改革开放至 1988 年以前。其特点是利润、利税增长迅猛、亏损额下降较多，导致亏损面和亏损率两个指标均出现下降，利润总额和利税总额与亏损额的比率一般在 15：1 和 20：1 以上，整个国有经济可以说是在向上走。二是经济效益急剧下滑的阶段：时间是 1989 年至
29、1991 年。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利润、利税总额连年出现二位数的负增长、亏损额则以三位数的速度增长，导致亏损面上升到近30，亏损率上升至近 50，也就是说亏损差不多足以侵蚀掉近一半的利润，利润总额、利税总额与亏损额的比率急剧地回落到 1：1 和 4：1 的水平。三是经济效益的短暂的恢复性回升阶段：时间是 1992 至 1993 年短暂的两年间。利润回升较快的同时，亏损也继续高速增长，利润与亏损形成拉锯之势。最终结果，利润总额、利税总额与亏损额的比率与前三年相比未有大的改观，亏损面、亏损率稍有回落，分别稳定于近 30和 35的区域。四是经济效益无可挽回的衰退阶段：时间是 1994 年宏观“软着陆”
30、以来。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特点是亏损日益加剧和漫延 7，利润再度急剧下滑。尤其是，1996 年上半年国有经济出现了 130 亿元的净亏损，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出现了整个国有经济盈利抵补不了亏损的严峻局面，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意味着国有企业有可能成为财政的“净包袱” 。该年下半年，虽然在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松和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倾斜性贷款措施以后，国有企业状况才略有好转，但总体经济效益仍不容乐观。1996 年全年工业实现利润比上年下降 425，增亏 375。1995 年在全部工业实现利润总额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从 1994 年 505下降到 1995 年的 412，1996 年进一步下降为
31、29.3。并一度出现了全国震惊的净亏损的情况。这一时期利税总额虽然由于税制改革的因素而出现政策性回升，但最终由于国有企业效益不佳而出现负增长。到 1996 年，利润总额仅相当于亏损额的 57，利税总额与亏损的比率进一步下滑到 3.77:1。7 一是向由小企业向大中型企业漫延；二是由中央企业向地方企业漫延；三是由部分行业向更多的行业漫延（郑海航，1998） 。7图 4 1978年 以 来 国 有 企 业 盈 利 与 亏 损 消 长 趋 势01020304050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32、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以上情况表明，从第四个阶段开始，国有企业进入了无法挽回的衰退阶段，从而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绝对贬值”的开始所谓“绝对贬值” ，指的是其净亏损的绩效表现所导致的地位下降的绝对评价，与此相对应，国有企业绩效相比非国有企业的低下所导致的地位下降则可称之为“相对贬值” 。国有企业出现净亏损的深层原因仍然是在于市场竞争的加剧，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经社会经济中的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讲，90 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的下滑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即它是国有企业无法赢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有企业整体性“绝对贬值”的时代已经来临。80 年代末 90 年
33、代初曾经显示、被认为宏观政策所致因而是特殊现象的“市场疲软” ，至 90 年代中期已成为常态，国内市场由“短缺经济”走向了买方市场历史性转折已经完成 8。当宽松的市场环境不复出现时，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集体企业、民营企业等“老对手”却日趋成熟，竞争能力升级；与此同时，外资更是大举进入，来自跨国公司的“国际级”竞争令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各种矛盾至此暴露无疑（陈清泰，1995） 9。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即使还能凭借国家财力和国家银行支持（后面将指出这一点已越来越不可能） ，其所习惯的粗放型生产和数量取胜的战略，也因受制于“消费者主权”而难以施展， “速度经济”的威力可以说丧失殆
34、尽。国有经济以往曾被称为是“速度经济” ，即有速度就有效益，效益下滑往往是由于速度下降。然而，90 年代的情形却并非如此。中国工业生产从 1991 年步入正常增长阶段后，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速度。19911995 年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分别增长 22.65%、25.58%、47.23%、25.58%和 24.58%。但即使在这样高的增长速度下，国有企业就是增产不增收（吴邦国，1995） ，亏损状况并没有象以前那样趋于好转，反而日趋严重。事实证明， “速度经济”是有前提的，就是只有在存在着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市场状态时才能有效，当市场短缺成为历史时，速度经济也就成了过往云烟。8
35、 1998 年，人们开始谈论起“过剩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大调整”的问题（张曙光等，1998；陈淮，1998） 。9 对于市场竞争的描述，可参见（林毅夫，1997；刘伟，1998） 。8图 5 1978 1996年 国 有 企 业 投 资 效 益 趋 势0.020.040.060.080.0100.0120.0140.0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时 间元每 百 元 固 定 资 产 原 值 实 现 的 利 税 (元 )每 百 元 固 定 资 产 原 值 实 现 的 产 值 (元 )表 3 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
36、单位:亿元)年份 固定资产原价增长 固定资产净值增长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元)增长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利税(元)增长 资金利润率(%)资金利税率(%)产值利税率(%)1978 3193.4 2225.7 99.3 24.8 15.5 24.2 24.91979 3466.7 8.6 2378.6 6.9 101.7 2.4 24.9 0.4 16.1 24.8 24.51980 3730.1 7.6 2528.0 6.3 100.8 -0.9 24.3 -2.4 16.0 24.8 24.11981 4032.3 8.1 2709.3 7.2 95.7 -5.1 22.9 -5
37、.8 15.0 23.8 23.91982 4375.0 8.5 2914.0 7.6 94.5 -1.3 22.2 -3.1 14.4 23.4 23.51983 4767.8 9.0 3161.0 8.5 94.9 0.4 21.7 -2.3 14.4 23.2 22.81984 5170.0 8.4 3395.5 7.4 97.8 3.1 22.3 2.8 14.9 24.2 22.81985 5956.2 15.2 3980.8 17.2 102.7 5.0 22.4 0.4 13.2 23.8 21.81986 6744.8 13.2 4543.8 14.1 100.2 -2.4 1
38、9.9 -11.2 10.6 20.7 19.91987 7677.9 13.8 5242.4 15.4 104.2 4.0 19.7 -1.0 10.6 20.3 18.91988 8795.2 14.6 6040.4 15.2 113.1 8.5 20.2 2.5 10.4 20.6 17.81989 10160.8 15.5 7033.2 16.4 116.9 3.4 17.5 -13.4 7.2 17.2 14.91990 11610.3 14.3 8088.3 15.0 108.3 -7.4 12.9 -26.3 3.2 12.4 12.01991 13556.8 16.8 9507
39、.2 17.5 106.0 -2.1 12.3 -4.7 2.9 11.8 11.61992 15699.8 15.8 10982.7 15.5 109.1 2.9 12.4 0.8 2.7 9.7 11.41993 19066.4 21.4 13304.4 21.1 115.8 6.1 12.9 4.0 3.2 9.7 11.11994 23101.9 21.2 15677.5 17.8 109.5 -5.4 12.5 -3.1 2.6 9.8 11.41995 30935.7 33.9 21363.9 36.3 83.7 -23.6 9.3 -25.6 1.7 7.2 11.11996 3
40、4765.0 12.4 23860.7 11.7 78.5 -6.2 7.9 -15.1 1.0 6.5 10.0图 6 1978-1996年 国 有 经 济 主 要 效 益 指 标 趋 势0.05.010.015.020.025.030.0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时 间资 金 利 润 率 (%)资 金 利 税 率 (%)产 值 利 税 率 (%)从表 3 及图 5、图 6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益的下降趋势。虽然固定资9产原值和净值一直处于增长的状态，甚至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每百元固
41、定资产实现的产值和利税却处呈下降趋势，到 1996 年，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产值仅 78.5 元，形成的利税仅 7.9 元。资金利润率从 1978 年的 15.5%，下降到 1997 年的 0.9%，资金利税率从 1978 年的 24.2%下降到 1997 年的 6.3%，产值利税率从 1978 年的24.9%下降到 1996 年的 10.4%。随着国有经济效益的的下滑，国有经济的资金利润率、资金利税率已经不抵银行利率。这意味着即使纯粹从投资的成本收益角度讲，国有企业也已经失去投资价值，从而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它无容置疑地进入了“绝对贬值”时代。从表 4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9 年，国
42、有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和资金利税率分别为 16.1%和 24.8%。相比之下，当时的名义利率（一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利率）仅 3.96%，利率与资金利润率、资金利税率的比例分别是 1:4.06 和 1:6.26。国有企业的资金利润率、资金利税率都远远超过银行的名义利率，但随着国有经济效益的下滑，以及 80 年代以来银行名义利率的上升，国有经济的资金利润率和资金利税率开始落在银行利率之后。1989 年，一年期银行名义利率第一次超过国有经济的资金利润率；1993 年，一年期银行名义利润率又超过了国有经济的资金利税率。此后国有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和资金利税率不断下降，银行名义利率却不断上升。1996 年，利率
43、与资金利润率、资金利税率的比例分别是 1:0.15 和 1:0.71。表 4 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率和银行利率的变化情况 单位:%年份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6.1 16 15 14.4 14.9 13.2 10.6 10.6 10.6 10.4 7.2 3.2 2.9 2.7 3.2 2.6 1.9 1.0、 24.8 24.8 23.8 23.4 23.2 24.2 23.8 20.7 20.3 20.6 17.2 12.4 11.8
44、9.7 9.7 9.8 6.01 6.54、 3.96 5.4 5.4 5.76 5.76 5.76 6.84 7.2 7.2 8.64 11.3410.087.56 7.56 10.9810.9810.989.18、:国有工业企业资金利润率; 、国有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 : 银行名义利率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8国有企业不景气，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1、资产负债率上升、导致金融风险加剧、 银行改革难以进行国有资产负债率上升的直接原因是 80 年代中期 “拨改贷”政策的全面推行，深层原因是国企效益不佳。 ，国有企业负债率迅速上升。据国有资产管理局对 30 万户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统计，
45、1980 年为 38.7%,1995 年达 69.3，上升了 30.6 个百分点，年均上升 2 个百分点，其中账面资不抵债的企业占 17，扣除损失挂帐后为 372。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6 年，在 50.6 万户各种类型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65.1%，高出股份制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8 个百分点。1997 年，6.6 万户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57028 亿元，负债总计 37118 亿元，资产负债率 65.1，高于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负债水平，也高于公认的安全负债水平。有关统计还表明，1993 年时全部国有企业还有自有流动资金 500 多亿元，但 1994 年很快下降为
46、 90 多亿元，1995 年进一步变为负 19 亿元。高负债率一个必然结果是利息挤压利润。吴邦国副总理曾援引国家经贸委的看法，认为利息支出上升太快是导致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亏损增加的第一位的因素（吴邦国，1995） 。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1998）证明了这一点。1993 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息支出532 亿元，为当年利润总额的 41.4%；1994 年利息支出 946 亿元，比上年增加 414 亿元，增长 78，为当年利润总额的 114；1995 年利息支出 1169 亿元，比上年增加 223 亿元，增长 24，为当年利润额的 169；1996 年利息支出 1342 亿元，比上年增加 173 亿
47、元，为当年利润额的 321。 从国有大中型企业情况看，1984 年利息支出为当年利润的4.4%，1988 年为 15.9%，1989 年为 36.7%，1992 年为 72.2%，1995 年为 136（利息 93110亿元，比上年增长 24） ，1996 年为 235（利息 10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 ，1997 年为 208（利息 1076 亿元，比上年减少 2） 。在高负债率的期况下，银行利率的变动也已成为国企利润升降的最为关键的因素。1997 年企业因国家两次调低利率以及对呆坏帐的冲销，利息支出大为减少，全年利息少支出额约为新增利润的 119，其中国有企业利息少支出额约为新增利
48、润的 2.9 倍。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新增利润主要来自银行减息。但在这种情况下，512 户重点企业（实际统计数507 户）利息净支出仍达 610 亿元，增长 10.7%，高于这些企业实现利润 9.4%的增长和利税总额 8.4%的增长。由此，国有企业对银行如此依赖，对利润如此敏感，银行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就越受制约，宏观政策环境的扭曲就越难治理，导致银行金融风险加大。考察高负债率是否导致银行风险加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偿债能力。从信用状况看，国有企业负债水平已远远超出企业偿债能力。经验表明，企业的流动比大于 2 时，才有偿债能力。然而，1994 年，对国有工业 39 个行业的分析表明，所有行业的流动比
49、均未达到经验值。最高流动比115，最低 078，在 115 之间的行业 18 个，占行业数的 46；低于 1 的行业 21 个，占行业数的 53。另据清产核资结果，302 万户国有企业流动比率 1.04，比经验值低096，流动比小于经验值的企业占总数的 78；国有企业流动比率小于经验值 l 的企业占总数的 70。国有企业已欠国家税收几百亿元，无法交纳，欠银行几千亿元呆、坏账贷款和利息不能偿还。无奈之下，1996 年国家只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拿出 200 亿元准备金来作为冲销银行呆坏账。2、国有企业的困境导致越来越多的人 员陷于困苦之中据统计，国有企业离退休职工占职工总数的 2025，支付离退休职工工资相当于国有企业产品销售成本的 26，利润总额的 56。另外，国有企业冗员占职工人数的2530左右，面临破产淘汰的国有企业估计至少在 10l5左右，国有企业的困难导致这些人员的生活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国有企业还承担着许多社会功能，如企业办学校、办医院等，这方面的费用相当于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成本的 1，相当于产品销售利润的 46，相当于利润总额的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