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3 年 11 月 Zhongguo Jingji Pinglun,ISSN 1536-9056總第三卷，第 11期（總第 24期） 中國經濟評論 China Business Review(Journal),Inc.,USA73太陽、風與中國經濟白描黑龍江大學福利經濟研究所 朱榮科 1摘 要:中國經濟改革走了二十幾年的坎坷道路,作者對改革速度緩慢究其原因,並進行了善意的批評。關鍵字:中國經濟 市場 宏觀調節 改革的價值取向 一、崇尚自然春天到了，人們在萬物復蘇的同時總希望有和風、麗日、歌聲、微笑相伴隨。這是人類有親吻大自然的內在驅動力使然，同時也是人性的一種需要。在沒有太陽的陰雨天和凜冽
2、寒風吹來時，人們會自動、自然地增減衣服以恪守大自然的自然法則。這讓我想起伊索寓言中的太陽和風的故事。北風和太陽爲誰的本領大而爭論不休。他們的博奕（競賽）方式是看誰使得行人脫下衣服誰就勝利。北風的策略是猛烈地刮，路上的行人緊緊地裹住自己的衣服，當自己刮得疲勞時便讓位於太陽；太陽的策略是開始把溫和的陽光灑向行人，行人脫掉了添加的衣服，太陽接著把強烈的陽光射向大地，行人們開始汗流浹背，漸漸地忍受不了而脫光了衣服跑到旁邊的河裏去洗澡。自然，太陽是勝利者。這個故事的一般性結論是：勸說往往比強迫更有效。這個故事也揭示了一個方法論問題：太陽按照人們的心理，恪守著自然法則並對人們的選擇進行引導；北風採取生硬、
3、強硬措施，不顧客觀環境而靠自己的“權力” ，使人産生逆反心理和心理預期紊亂，最後導致失敗。把這個故事用在經濟學上，我們會得到許多有益的啓示。太陽的做法，對人們的行爲按照市場規則去進行自由的選擇，尊重人的意志自由，符合經濟倫理原則，使人們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行調節供求，買者和賣者（人，相當於價格的接受者，在高溫下自動脫下衣服，是買者；太陽，相當於價格的制訂者，是賣者。 ）遵守著自願讓渡規律。而風的行爲，相當於違背經濟規律的宏觀調節（既當經濟現實出現問題時，政府制定的政策背離現實，它越想讓人脫衣服，人穿得越緊） ，導致國民心理預期紊亂，其行爲也必然違背市場法則。崇尚自然與崇尚自由市場經濟
4、如出一轍，是人性的一部分。經濟發展，以自由意志作爲基礎，更是經濟倫理原則的題中應有之意。二、時有太陽時有風：經濟學發展的否定之否定在自然界，太陽和風的作用有對立的時候，有相輔相成的效應。和風、暖風的沁人心肺，則常伴有太陽。在這裏，我們界定：太陽的作用猶如市場的作用；風的作用猶如政府調節（或政府行爲） 。1776 年斯密的國富論主張太陽的光輝普照，它追求的是經濟發展中的“意志自由” 。1870 年代開始的“邊際革命”至 1890 年代末形成的新古典經濟學（含康橋、洛桑、奧地利、瑞典、美國等學派） ，儘管他們強調經濟和諧觀、供求力量決定價格的主觀價值理論、完全競爭的經濟、充分就業的經濟，但1朱榮科
5、(1944-)，教授，黑龍江大學福利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中國經濟改革；師從厲以甯教授，從事福利經濟學、經濟哲學以及經濟計量學的研究；電話：0451-6646200（宅），13936247358（手機）；郵編：150080；E-mail：H。太阳、风与中国经济白描74他們仍然強調“太陽的作用” ，並沒有背離斯密的初衷。1929-1933 年的危機，使人們看到了“太陽力量的孤單和局限” ，風的作用（只要不是颱風、強風）不可或缺。希克斯 1937 年的凱因斯先生和古典學派 並不反對新古典思想，而是將凱因斯理論綜合爲宏觀一般均衡理論並將其與新古典思想相聯繫；薩繆爾森在 1964 年第六版經濟學中
6、將新古典綜合（這個詞在該書第三版中首次使用）說成是“總收入”決定理論的要素與早先的相對價格和微觀經濟學的經典理論相結合，這是凱因斯的宏觀理論體系與新古典的微觀理論體系的結合；1972 年托賓的十年來的新經濟學又提出了政策上的綜合，即指凱因斯主義強調的財政政策和新古典主義著重的貨幣政策的結合。上述三種綜合謂之爲新古典綜合，它濃墨重彩地強調了“風的作用” 。1973 年的石油危機，人們同時看到了過分強調政府調節行爲（類似風的行爲）也有弊病：“政府管企業嚴了，企業死了；父親管兒子嚴了，兒子傻了” ，所以，信奉市場力量的自由主義擡頭，有趣的是 1974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意欲獎給瓊羅賓遜夫人，可此時人
7、們想起了與凱因斯論戰四十年的哈耶克，哈耶克的幸運使瓊羅賓遜夫人從此就再無機會（此事被喻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玩笑” ） ，這足以說明並證明 信奉“太陽的強大力量”的人獲得了勝利。進入 1980 年代，一批反經濟自由主義潮流並堅持原凱因斯主義基本信條的人，引入了大量新的分析方法（包括對論敵的觀點兼收並蓄）使新凱因斯主義再現生機。新凱因斯主義添加的經濟當事人的最大化原則（廠商利潤最大，家庭效用最大）假設、理性預期假設、非市場出清假設後，使其理論觀點更加豐富。在其七大類理論中，其中的市場協調論中並不是從不完全競爭角度去說明市場失靈，而是從市場機制角度去論證市場不能協調衆多經濟人行爲來說明市場失靈。這其
8、中包括：不完全資訊、交易需要搜索、市場對策（從對策論角度，對策時有補償也有溢出）都會導致市場協調失靈。新凱因斯主義對經濟中“風”的作用的弱化進行修補與提升，但它並不反對“太陽光輝”普照的積極與基礎的含義。太陽與風的作用的互換、相輔相成，足以說明經濟學發展的否定之否定的回歸。其實，哲學中離散與連續的發展軌迹與經濟學中市場與政府對經濟所産生的作用，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三、 “風的行爲”之一：刹車的代價改革開放的二十幾年來，風與太陽的作用應該是交相輝映的。由於計劃經濟時期風的作用的強勁，導致今天太陽的功能被弱化。本文之所以進行中國經濟白描，其本意是要對中國經濟改革速度受到影響而使其緩慢進行分析與善意
9、的批評。先從刹車說起。由於 1980 年代中期中國經濟投資的高峰期的出現，1990 年代初將有一個還債高峰，而 1990 年代初，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均在 10%以上，如同騎自行車一樣，快了也容易出車禍，慢了也容易跌跤。在當時較高的通貨膨脹率情況下，從 1992 年對其經濟進行刹車。刹車的權力是政府的 。至 1996 年，即實現了所謂的“軟著陸” 。這期間，實行了所謂的“鬆緊搭配”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或者被說成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我們先對使用的詞語進行挑剔。什麽是“軟著陸”？即是說，國家經濟過熱或出現“泡沫”時需要平平安安地冷卻下來。其實，從飛行的常識看，飛機落地時非常平穩而不産生顛簸並
10、非符合飛行的操作規程，對飛機性能的檢驗並非好事。經濟問題也是一樣，政府刹車而實行“軟著陸” ，必然否定市場的自動調節，當政府對市場信號反映遲鈍，再加上制定政策進行調節的時滯性，就可能出現刹車的副效應事與願違。事後經濟發展的現實表明：“軟著陸”是“風的行爲”的作用的強化，是對太陽的自然功能的一種否定。這說明：政府行爲永遠也替代不了市場的作用。1991 年，我曾做過從1953 年1989 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周期波動的模型 ，在長達 37 年時間裏，總共形成 5 個完整的周期。一來，每個周期相對較短，因中國經濟在長達 37 年中是多變的、受政府干擾和衝擊太大；二來，每個周期從衰退到復蘇時間均很短（2-
11、3 年） ，文化大革命例外，一般地，做模型時都將這部分資料剔除或進行修勻，但自 1992 年開始刹車後，直到“十五”初期還說不准自 1987 年開始的新周期是否使中國經濟從谷地爬了出來。這就是刹車的代價。假如不刹車，企業、部門、居民戶對經濟的過熱會有一個“自適應”太阳、风与中国经济白描75過程，在“自適應”過程中進行自身的調整時間一定不會這麽長，因爲他們不會遇到刹車時的突如其來的變化導致自己的措手不及。刹車，出現經濟秩序的紊亂和企業與國民的心理預期紊亂是自然的邏輯後承。言簡意賅地說：刹車，不僅拖延了經濟周期從穀底爬出的時間和導致國民心理預期的紊亂，而且于這段時間內進行的經濟制度、産業結構調整也
12、是極爲不利的。 “十五”初期提出的産業結構升級、企業效率升級、産品質量升級等，就是對刹車的代價的政府措施補償。四、 “風的行爲”之二：啓動的失敗常識告訴我們：刺激經濟發展的常用手段是降低利率、增加政府支出（購買） 、刺激消費等。政府搞低通貨膨脹率下的赤字政策，類似于前蘇聯人爲地製造“經濟瓶頸”的辦法而去人爲地製造溫和的通貨膨脹等。令人不解的是，自 1996 年始，政府多次降息，而國民儲蓄從 1998 年上半年的 5 萬億到 2003 年的突破 10 萬億，說明拉動經濟增長、刺激消費措施的失敗。究其原因是風向（政府作用方向）不對。這使我們想起兩件事：凱因斯的總需求理論是受到“蜜蜂的寓言”的故事的
13、啓發，經濟凋敝的原因在於“蜜蜂的節儉” ，所以，政府的風要刮向刺激消費的軌道；在 1929 年-1933 年的總危機中，1932 年羅斯福與胡佛競選總統得勝的辦法是“羅斯福新政”的效力，他將政府支出提高了近十倍，靠的是政府舉債來刺激起經濟的復蘇。中國的啓動經濟，也是遵循“蜜蜂的寓言”去尋找方法，可不同的是：不是政府想辦法舉債或搞赤字，而是對準老百姓的腰包進行“圍追堵截” ，這既是指導思想上的錯誤也是方法論上的毛病。國民受到下崗的威脅、子女上學、老人生病等諸方面的悲觀預期的影響，對政府的引導不放心，所以，啓動經濟無效。增加政府支出，財政又無能爲力；由於受還債的擠壓，政府又不敢作更多與更大的赤字預
14、算。在經濟增長處於進退維谷之際，想出了假日經濟和高校擴招的辦法。高校擴招，一方面可以彌補財政支出的不足，另一方面將教育放在准市場化的定位上，我認爲還是可行的，但其方法仍有著對準國民的腰包之嫌，與正統的經濟學理論是有悖的。假日經濟雖然提法不錯，是刺激消費的輔佐性措施，但從根本上去考慮，它們仍不屬於在經濟發展的波谷時期去改善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及調整總供給結構的明智之舉。五、 “ 風的行爲”之三：雜事瑣談總結經驗教訓，是人和社會在發展中的特質。在有關“刹車的失敗”和“啓動的失敗”的敍述中，我們突出了近十年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考。如果將時間追溯得遠些，政府行爲悖論中還有哪些是屬於“風的行爲”呢？11979
15、 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首先確定從價格改革入手，經歷了十年的實踐，最後終於接受了 1979年末和 1980 年就有人提出的以制度（所有制）改革入手的建議，證明十年價格改革的失敗。21984 年開始的城市經濟改革，調動了地方政府投資的積極性。可是，地方政府的一些投資並沒用在生産性投資上，而是修建了大量的樓堂館所，就象海南、黑河搞了大量的房地産，製造了虛假的繁榮。日本就有這樣的教訓：1980 年代的經濟繁榮，導致熱衷於夏威夷、洛杉磯的房地産投資的最終結果，是陷入了 1990 年代經濟發展的泥潭。3經濟框架構建中的“先蓋矮房子後進人。 ”在我國，對於許多行業在市場經濟環境中 的經濟運行的機理沒有搞明白時
16、就大提市場機制這一形成自動耦合的經濟鏈條，建了大批的市場，這與過去常講的沒有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是一樣的，人的個子的高矮不知道，人到新建的房子裏如何適應新的環境也茫然不知所措時就先蓋了那麽多房子。類似於人的身高在 1.5m-2.0m，而房子高僅 1.6m-1.7m，有許多人進不去。直到今天，有許多行業市場的機理仍存在不明的狀況。這是人爲遮擋了太陽的光輝。4壟斷競爭的悖論。壟斷是個中性詞，羅默已賦予它積極的含義，因爲它對技術進步引起的經濟增太阳、风与中国经济白描76長有益。 由於封建社會的小商品經濟和高度的計劃經濟留給我們今天的雙重歷史遺産-權力經濟的陰影還時時處處制約著中國經濟，否則，今天不
17、會大提特提政府職能從權力向服務的轉變，也用不著去尋找哪些是屬於政府的非納什行爲。如果說市場經濟導致的壟斷尚有可取性，但權力造成的壟斷就是不足取的，它使政府的間接引導（氣象臺預報天氣）無法發揮作用而是變成了直接干預，它使多年一直在喊的轉變觀念、強化競爭變成了一句廢話和空話。其實追根溯源地講，這屬於經濟文化悖論。中國的經濟文化悖論的表現大體有三。首先，是經濟活動中缺乏個人的地位，個人對總體的無條件歸屬（順服）是中國傳統文化（儒教）的本質特徵之一， “重物輕人”不應該是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意。有人說，哲學中的“人本主義”已經“死亡 ”了一百多年了，今天還提什麽人本主義？其實，對於經濟活動的主體-人而言
18、，不談人本主義不是舍本求末嗎？其次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人的道德有反作用力，這也是政府中一些官員有尋租行爲的最樸素解釋，也是政府行爲悖論的文化根源。再其次是反傳統中的維護傳統。口喊提倡競爭、搞活市場，可是一涉及到自己的行爲選擇時便心裏想的、嘴上說的與做的大相徑庭。就像康有爲反孔後又尊孔；胡適反傳統，但他與韋蓮司的愛情中又擺脫不了封建禮教的束縛。人追逐私利是阿馬蒂亞森所說的有限理性而不是人們對斯密的完全理性的錯誤理解。這能否是有些人口喊競爭而實則壟斷的這種托辭的解釋呢？5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1993 年，有經濟學家提出：在中國，比通貨膨脹更嚴峻的問題是失業，這是因爲二元經濟在向工業化道路前進中出現大
19、量失業是經濟規律使然。因此，對付失業、緩解就業壓力是中國的第一大事。政府忙於“軟著陸” 、治理通貨膨脹，所以，由於拖延時間較長才導致了今天就業的壓力與埋下了社會不安定的禍根。那麽，通貨膨脹治理好了嗎？由於急速的“軟著陸” ，顯性的通貨膨脹變成了隱性的通貨膨脹（物價的長期低糜便是徵兆） ，所以，到了 2003 年，有人曾憂心忡忡地說：通貨緊縮還要持續多長時間呢？是不是要人爲地製造一點通貨膨脹呢？假如政府再多颳風而讓太陽的作用旁置，會不會加重出現滯脹的可能性呢？6經濟信號失真。經濟信號的發送，政府與市場都具有各自的職能。如果政府進行錯誤的干預，那麽市場信號就會失真，加上本來就失真的政府信號。信號失
20、真必然導致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我不贊成列寧對政治的定義（階級對階級的鬥爭） ，而贊成孫中山對政治的定義（政是衆人之事，治是管理，管理衆人之事就是政治） 。從這方面意義上說，政府首先不應是權力部門而應是管理部門，更確切地說，應該是服務部門，這是服務爲第一職能的根據。所以，政府的經濟管理或行政管理就是它的政治任務。政府在經濟管理中出現信號失真，人們就會出現過多的逆選擇和敗德行爲，說得實在些：政府發送錯誤信號必降低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就以某地方政府爲例：下崗再就業的比例爲 90%以上就是信號失真；某年的GDP 增長了 20%而財政收入增長了 8%就說明不符合實際。政府的經濟信號失真是引致企業的錯誤決
21、策的先導。政府經濟信號失真是顛倒了經濟是基礎、上層建築爲經濟基礎服務的邏輯而把經濟作爲是服務於所謂的政治的産物的結果。在中國，所謂的政治從來都是第一位的。7政府的非納什行爲。象匈牙利等社會主義國家，在實施改革之後，都有 地方自治法 ，作爲發展地方經濟（或區域經濟）和作爲瓦解中央集權、加強經濟民主的手段。在中國近些年來，各個地方在彌補財政收入不足的情況下，都開了許多廠、礦（例如：小煤礦、小煉油廠等） ，結果出了許多大的生産事故。究其原因，有一條可以作爲一種依據：分稅制中，國稅和地稅在利益上絕對不一致，好稅種、稅率較高的産品徵稅，屬國稅征或國稅與地稅一起征時國稅比重大，造成了地方財政的拮据，這必然
22、迫使地方在技術力量、工藝水平、生産能力不具備的情況下利用本地資源進行過度開採。這個結果的責任要歸在政府行爲的非納什均衡上。因爲政府作出選擇後，地方政府或企業的行爲選擇沒有最優，因此，總體的行爲選擇集合就沒有了納什均衡。8現代企業制度悖論。我曾在社會主義福利經濟學一書中闡釋過所有制悖論、經濟文化悖論、太阳、风与中国经济白描77經濟效益與道德悖論、現代企業制度悖論 。因爲在現代企業制度的提法中，産權清晰、權責分明、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在我國的初級階段（資本原始積累結束，初級階段結束）沒完成時，政府提出現代企業制度的構建是不明智的，是“隔著鍋臺就想上床”的做法，是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現在又修改爲“歸
23、屬清晰、權責分別、保護嚴格、流轉順暢” ，在此，雖然強調了公與私都要嚴格保護、資本重組時流轉順暢，但範圍更寬泛、更具模糊性了。類似於這樣的事情還有知識經濟。知識經濟本屬於制度經濟學範疇。它應是後工業社會（以資訊社會作爲一種標準）的産物。中國在朝向工業化道路方向上正在前進，離後工業社會還有遙遠的途程，就大談特談知識經濟顯然是不明智的，政府在“風向”的引導上是不正確的。六、和風麗日：“潤物”也無聲前面我對中國經濟所進行的出於有限理性的白描有聲的批評，基於如下理由：恩格斯和馬克思都曾教誨過我們，社會的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爲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經濟學研究的核心應該是對現實的批評而不應該是對取得
24、成績的詮釋；中國經濟改革是新舊事物交替的過程，而新事物和舊事物之間的真實的從而是最簡單的聯繫，總是在新事物已取得完善的形式後才被發現，所以，事先不能批評，因爲缺少事實依據；中國人的基本品格也應該是求真至善，畢竟真是基礎、善是核心、美是結果。按照人們的一般處理問題的方法，總是大篇幅地總結中國改革的成就，而抽象地總結幾條不足。我剛好相反，因爲對被認爲是進步的東西的褒揚和對政府行爲的歌功頌德不是經濟學家的責任。但是我們還是應該看到：人們在經濟社會的“大自然”中，只有“太陽”而沒有“風”是不行的。在 20 多年的改革征程中，政府行爲起到良好作用的地方頗多。1自 1979 年開始，經歷了十年的價格改革的
25、失敗，最終取得了對股份制的認同，而把經濟制度建設和安排放在主要位置；2農村聯産承包責任制對於中國農村經濟改革曾起到良好的作用，歐洲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是 5-8 年經濟要出現回落，政府看到了農村土地制度 30 年不變的缺陷後，目前在全國已有較大範圍的土地流轉制度的試點（儘管離土地股份化，即股田制還有一段距離） ；3在物質財富不充足的情況下，過分追求平等是一種過錯，在平等與效率：巨大的交替面前，我國終於走上了效率優先的健康軌道；4政府行爲在務實方面的最大進步表現在“十五”規劃制定的基本原則是在企業制度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沿海發達省區的私有經濟比例已基本到位）搞産業結構、産品質量、企業效率升級；5一
26、國的宏觀經濟調節主要是靠三率（稅率、利率、匯率） 。在這三率中，有兩率是屬於金融手段（利率、匯率） 。中共十六大後，將銀監會獨立出來，使三會（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的職能獨立，爲確保金融秩序的良好運行起到了積極的爲經濟發展保駕護航的作用；6我國爲建設小康社會而面臨著“三農”問題的巨大壓力，政府現在抓農業保險（上海、新疆已走在前面） ，無疑是明智之舉，在全國鋪開以後慢慢往農民的收入保險上過渡是一條正確的軌迹；7中國政府在遇到經濟發展困難時（出現短期或中期的震蕩間斷點或跳躍間斷點）所表現出的冷靜與決策的正確莫過於 1997 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了。正常情況下，爲刺激出口，人民幣應該貶值。但因對東南
27、亞的進出口總額不足中國進出口總額的 5%，貶值無多大意義；二來對日本和韓國可能産生更爲不利的影響而會影響整個亞洲的經濟震蕩，所以，中國做出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決策。8目前，中國農業（民）面臨著諸多矛盾。例如：小生産與大農業的矛盾；收入水平低與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矛盾；土地流轉制度動作慢與鄉鎮企業建設慢而導致農村集鎮化的矛盾；鄉鎮機構臃腫與農民稅費負擔過重的矛盾。這些矛盾，嚴重地制約著中國小康社會的建設。目前，政府對農村進行太阳、风与中国经济白描78的稅費改革是調動農民積極性，提高（直接和間接作用都有）農民實際收入水平的明智之舉。自然，政府行爲對中國經濟發展所做出的正確選擇遠不止這些，使個人與企業伴
28、隨著麗日吮吸著和風的營養。 七、記住阿馬蒂亞森的話：以自由看待發展近年來，環境經濟學的變熱基於如下兩個原因：一是資源的過度耗費與保護失當使人類自身生存受到威脅和出現恐慌，這是人類作繭自縛的結果；二是經濟改革中遇到的幾十年的“制度災害”而急需改善的制度環境、市場環境、人文環境。因此，現在人類認識到：要想讓大自然更好地爲人類服務，那麽，首先是人類要更好地爲大自然服務。人的發展需要自由，大自然的發展也需要自由。人（或動植物）在自然界的生存，太陽的作用是第一位的，風對生存環境的調節是第二位的。經濟生活中也是一樣，市場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政府行爲永遠是第二位的。由於資訊不完全而産生的外部性（其實，人的敗德
29、行爲也不應排除在外部不經濟之外）中的環境污染，人們提出兩種解決方案：徵收庇古稅和靠市場自行解決，我之所以贊同兩種方案的合併使用，也說明太陽的第一位作用與風的第二位的輔佐，這既符合道德原則也符合意志自由。中國人歷來缺少意志自由，主要根源有二：一是儒教對人的束縛，二是封建社會（小生産所表現的權力經濟）綿延了幾千年。難怪老子批評孔子並提倡“無爲而治” ，所以，今天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有相當 一部分人主張“無爲才能有爲”是很有道理的。我們不能以“獨裁者悖論”中所提及的“儘管民主制度是好的，但選舉卻沒有結果而得出的最後的制度選擇結果要麽是獨裁的、要麽是強加的” ，作爲反對太陽力量的一種托辭，並過分強調專制制
30、度的效率性。 阿馬蒂亞森說：自由是人們能夠過自己願意過的那種生活的“可行能力” ；他還說：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前一句話的願意二字含有自主、自由、人性的歸屬的屬性，可行能力含有制度或其他約束（例如人文環境、個人的支付能力、政策約束等） 。後一句話強調自由貫穿經濟發展的始終，應該被看作是一種法則、觀念。人的行爲選擇是追求自身價值實現的過程，人的行爲也是以有限理性作爲支撐的，所有這些，都需要以意志自由作爲基礎性鋪墊，否則，擴展自由與實現發展便不會形成自動耦合。國家也是一樣。如果從“不可能（定理） ”變爲可能實爲社會的一大進步。個人合乎理性的自由行動需要社會作出承諾，否則就
31、是對人的不平等。經濟發展越缺少自由，就等同于太陽失去光輝一樣，權力經濟就會泛濫成災，經濟中的資訊不對稱所造成的信號失真、逆選擇就會越嚴重。不妨，我將阿馬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譯者引用的泰戈爾的詩吉檀迦利 “抄襲並改動”一下，作爲本文的結語：在經濟社會與經濟發展過程中：在人心的無畏與行爲中擡起高昂的頭，以外部環境的相對自由作爲起點；人獲取知識的權力是自由的；國家的“狹小的家園”不應妨礙和成爲經濟駛入公海的理由；國家宏觀政策的制定要符合經濟學原理與邏輯；個人、集體、國家的不懈努力都爲著追求經濟發展的完美的目標；個人和集體的理智的清泉不應在荒漠、龜裂、板結的土地中毀滅了它流淌的權力。還中國經濟發展以自由少刮“北風” ，讓“太陽”的光輝普照大地。注釋：厲以寧.當前中國經濟應該研究的問題J.求是學刊,1998 年第 5 期.中國宏觀經濟定量分析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3 年朱榮科.社會主義福利經濟學M.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責任編輯：孫金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