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转型,2,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反映这种社会关系转型轨迹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会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3,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村问题，因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具
2、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变革：在经济方面，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结构形态，使中国乡村社会走向了利益分化与整合的过程；从社会体制上说，各种民间组织开始出现，并且逐步推行建立在民间组织基础之上的村民自治制度。这一过程必然对旧的乡村治理模式产生影响，并决定着未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型构。,4,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分化,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组成实际上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按照这种定义，社会结构可以由一定的结构参数来加以定量描述，结构参数就是人们的属性，分为两类：一
3、是类别参数，如性别、宗教、种族、职业等，它是从水平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二是等级参数，如收入、财富、教育、权力等，它从垂直方向对社会位置进行区分。这两类参数之间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而社会分化就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及功能专门化的过程。与社会结构的构成相适应，社会分化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群体的类别增多；二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拉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分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5,(一)农民收入的总体增长及收入结构的多元化,
4、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成功地释放了中国农村受压抑的经济潜力，使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首先使农民在经济收入上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司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 1%。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133. 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 4元，平均每年增加138元(见图1)。而另一项反映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指标，即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则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已由1978年的67. 7%下降到2006年的43%
5、(见图2)。,6,7,8,从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来看， 2000年，中国农村居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收入在全部收人中的比重为49.2%，而来自非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的比重也达到了45. 1%，其中在农村从事个体经营活动、本地和外出打工、在乡镇企业就业等成为农村居民收人中非常重要的来源(参见图3)。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居民95%的收入均来自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相比，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9,(二)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及利益群体多元化,同时，经济的发展还使农村社会呈现出相对高的分化。非营利组织改革之前，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分层非常简单，依据非常单一的政治成分标准，
6、农民大体被分成党员、团员和群众或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公社社员在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引起农村管理体制的连锁反映，到1984年，人民公社寿终正寝。这对农民来说，无异是获得了又一次解放，解除了身份制对他们的行动造成的一些限制。第一，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第二，农民获得了可以自由选择职业的自主权，可以自主流动，可以从事农业，也可以从事其它产业。第三，农民获得了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开始另外一种分化：以市场为机制、以职业为基础的农民分化。由于农民有了职业选择自主权，由于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不同，农民获得的社会经济资源也
7、大不相同，所以他们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就有很大的差别。,10,首先在经济上，以前那种“平均的贫困”不复存在。由于拥有了经济自主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一部分农民在党的富民政策鼓励下，利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富了起来，农村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这种收入差距的分化可以通过两个数据来体现出来：一个是反映总体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据统计，农民收入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的0. 2324上升到1993年的0. 3304。3另一个是反映区域发展差异的比较数据，以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作标准， 1997年东部、中部、西部三者的比例为1： 0. 75： 0. 63，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
8、北最低，且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区域分化越来越剧烈。,11,其次在职业结构上，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发生了较大的产业转移，据统计， 1978-2002年，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从70. 5%下降到45. 15%，下降了25. 35个百分点。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从2300万人增至1. 6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从7. 5%提高到33. 5%， 23年转移了1. 4亿多人，平均每年转移约600万人。5同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彻底打破了农业生产单一的就业结构，使一批乡镇企业家脱颖而出，同时吸纳了一批“脱离农业，但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人(见表1)。,12,从中国
9、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利益分化的状况表现在主体的分化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上，特别是各主体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上。,(1)在利益主体上，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利益主体主要有国家、国家的代表者、国家的代理人和农村社区、农民家庭及农民个人。其中，家庭作为利益主体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而合法化，而国家的代表者和代理人则成为了依赖于国家而又具有独立于国家利益的社会行动者。特别是国家在实行各级政府财政承包后，这种状况就更加明显。而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作为国家给予了一定的政治地位的权力中心，他们首先是政府在社区的代理人，但由于国家实行了严格的科层制度，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缺乏真正的直接的联系，这又决定
10、了他们对社区利益的关注和保护。因此村干部充当了代理人和当家人的双重角色。,13,(2)在利益关系上，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从公社体制的直线性表达方式分化成为散状结构，即从所谓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简单型连接转化成为各种利益主体的交叉式综合结构，这种交叉式综合结构又以经济利益为表达方式。这种关系分化或复杂化对乡村政治结构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比如乡镇财政关系从原来的国家包干制转化为乡镇包干制后，所形成的利益关系体现了国家的财政政策和地方的财政利益及乡镇干部的个人利益并与村级组织、农户等发生利益冲突。 (3)在获取利益的方式和手段上，新时期中国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无论是国家、乡镇政权组织、农村
11、社区组织及农户和村民都改变的公社时期的无偿占有方式，而变成了非营利组织法制化的财富转移。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也由体制内合法占有和非法侵占转为权力的寻租。,14,中国农村群体的分化表明了经济的发展已在农村形成了具有不同利益需求的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的独立意识也都在加强。这种不同的利益的诉求必然要求在政治上通过制度化渠道予以体现。但在传统制度构架下，不同利益之间的整合很难实现均衡。因为，传统体制下乡村干部工作的核心是直接领导他们的乡镇政府，而乡镇政府则把农村干部作为完成自己财政汲取目标和计划生育任务的工具。这种情况下，农村干部被置于广大农民的直接对立面。农民的合理要求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由此造成
12、村民与乡村干部之间持久的冲突。,15,二、中国农民观念的变革：从“宗法农民”到“新式农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及娱乐基础设施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民的文化水平与知识水平均有了相当大的提高。(见表2、表3)这种情况下，农民能够在错综复杂的事务面前保持理性的头脑，并能够理性地对信息进行选择，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决策。同时，随着电视、广播、收音机等现代化传媒工具在农村的普及，一些现代化的思想意识开始冲击传统的观念。公民意识、法制观念、平等观念等现代意识开始成为新一代农民的主导观念。他们对于政治事务特别是涉及到自身利益的乡村政治事务表现出了强烈的参
13、与意识。,16,17,以前那种为各年龄段、各阶层共同接受的思想观念开始解体。由于个人主义滋长，原先有助于维系社会制度的思想也逐渐失去作用。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民营经济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它要求新的价值观，如竞争思想、创造性、责任感、诚实、效率、遵纪或守时。最先接受这种变化的是青年人、城市地区、发展较快的发达地区、外来民工以及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民。总体而言，市场转型期中国农民思想与意识的转化可归结为以下几点：,18,第一，家庭意识的复归。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肇始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制度创新，作为这种改革的直接结果，家庭作为经济利益核算单位的意义重新得到强化。由此，建国以后，特别是文革时
14、期受到压抑的家庭观念，以及作为家庭扩展的宗族观念得到强力反弹； 第二，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分化得到认可。但由于社会分化破坏了传统的社会和社会共同体的观念，人们对社会分化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城市化过程进一步冲击了自给自足的乡村观念，刺激人们追求发家致富、改善物质生活状况。农民进入非农业部门、迁移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交往机会的增多和分化也促进了价值观念的转化；,19,第三，知识人才受到尊重。农村推崇的社会形象不是勤劳的工农、干部，而是有知识的专业人才。这种观念促使人们重视对后代的知识教育，尊重精通专业的干部； 第四，人们在评价干部时关心的是他们是否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独断和腐败使人们对某些地方干部失
15、去信任； 第五，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 第六，关心社会问题，开始由“听话”向“参与”转变。,20,农民走出农业部门进入乡镇企业，淡化了农村的乡土观念，其表现先是人际间交往机会增多，经验和知识不再囿于农村，继而是参与市场，从事投资和经营活动，最终是追求富裕和对后代的教育，提高对世界的感受能力。随着人们重视家庭、个人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意义被视为消费、家庭和个人的幸福、在非农业部门就业、高收入等。大部分人把市场经济理解为思想和行动的经济化，人和物的市场化以及社会各部门和活动的利润化，也加速了传统观念的解体。,21,四、结论,梅因认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核心，是一种社会关系，或
16、者说人类合作方式的转型。对于中国而言，“将缺乏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广大村民引导到能够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现代公民之路上去，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因为：“当广大村落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的油。”中国农村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使农村和农民在朝向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也为未来我国乡村社会新型治理结构奠定了基础。,22,温铁军：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建设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农村自然人文的全面恢复,建设新农村是必然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我们
17、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只要是有小农经济或小农场、而且传统村庄还存在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等，在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时，都有农村综合建设的客观过程。去年中央提出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这应当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背景。,此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在世贸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加强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以应对国际竞争，这也是新农村建设考虑的一个方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完全属于“绿箱政策”范围，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以形成内需拉动型的经济。,23,新农村建设要实现“三新”新农村建设的“新”主要体现
18、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城乡差别越大，农民就越会为了短期的收入增加而过量使用农药化肥，既难以形成城市的食品安全供给，也破坏农村生态环境。因此，推进新农村建设，就要改变以往简单化地加快城市化的倾向，全社会都来更加关注并致力于农村的综合发展。,24,其二，农村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农业经济问题相比，农村的社会问题显得更为严峻。一些地方不仅生产靠老人妇女，而且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家庭内部的很多矛盾很难协调；再加上一些基层组织松懈、制度涣散、文化生活缺失；农村的治安、社会保障、养老、救助等等问题日趋复杂。我们应逐步建立起比较符合农村实际的社会保障体制，逐渐把在城
19、市中已经相对过剩的社会文化资源引向农村，适当地引入外来志愿者帮他们提供一些卫生知识、文艺知识等，帮助农民把各种社会文化组织发展起来，比如成立老年协会、妇女协会，这些工作到位了，就能率先在农村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25,其三，农村人文传统和自然环境的全面恢复。在很多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完善的国家，农村大都是风光秀美、有幸福感的地方，很多城里人有向农村回流的意愿，在欧美发达国家，在日韩，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趋向。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应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应该重新恢复农村本来就拥有的田园风光，农民应该生活在一种相对比较和缓，比较和谐的社会人文环境之中；让一些精神紧张、不堪污染的城里人被田园诗般的农村所吸引。,26,增加财政投入，发展合作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加大财政对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投入，让农村也逐渐享受到“公共财政阳光普照”的温暖，这对于缓解“三农”困境中农民最迫切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困难具有关键作用。但是，我国现在有24亿农户，国家资金难以满足大量小农户的分散需求，只有在农村形成必要的承接投资的组织载体的条件下，才能把国家的支农资金落到实处。因此，各地必须转变单纯追求GDP的增长目标，把工作重点下到基层，努力为发展农民合作经济创造条件，才能落实中央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要求。,27,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