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行为经济学第五讲 Behavioral Economics公平、互惠与利他董志勇 博士 经济学院,从行为经济学研究社会公平问题一、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二、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对社会公平问题认识的区别 三、实验的说明、设计和结果分析 四、结论,来源：美国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中国贫富差距,另外：校园里的不公平,-不公平的体制会造成经济代价。 -如果中间和较贫困的群体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社会就丧失了创新和投资的机会。 -“不平等的陷阱”，即，“不能充分实现潜力的周期不断延续”。 -“公平性，赋予每个人相同的生活机遇，对于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世界银行 “年世界发
2、展报告”: 公平与发展 -据我们估计，我国居民“对社会感到不公平”的占到22.45%，约二亿人；其中“非常不公平”的在7-8%。 董志勇 行为经济学对社会公平问题的研究,2005,后果,作为一种情绪，公平是否有一个极限？ 人们的公平心理受经济、教育、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不同会有怎样的差异？ 在不同环境下，人们基于公平心理所作出的选择会有何不同？ 在何种情况下，它会转化成为风险情绪，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带来极强的破坏性呢？ 现代男性与女性在社会角色中的公平心理有何不同？ ,问题,两个人A与B一起分享一笔100元的“外财”，A（分配者）提出一分配方案，B（反应者）选择接受或拒绝。如果B接受，两人将按
3、A提出的方案瓜分这笔钱；如果B拒绝，两人都将一无所得。（A卷）那么你会分_元给这个人。 （B卷）A要分给你_元，你才不至于拒绝。,方法,设计综合了公共物品游戏(Public Goods Game)和惩罚性风险游戏(The Game With A Punishment Opportunity)的博弈,传统经济学假设人类行为都是理性(Rationality)且自私的(Self-Interested)，因此会导致个人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最大化。 因而公平和效率并重的社会价值，在许多情况下都不能兼容。 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不会为了公平的目的而牺牲自我利益。,传统经济学,公平偏好,结
4、果1： 两种心理： （1）一种是“公平人”，认为大家应该机会均等，平均分才能体现公平； “纯公平人”“普通公平人”； （2）另一种导致公平分配的是由于“理性人”出于惩罚规则的考虑或道德因素影响，愿意牺牲一部分利益使得分配的结果显得公平。,人们都期望得到公平对待。公平地对待别人和被别人公平对待是人的基本社会要求。,结果2： 有3.3%的人在即使面临被惩罚得一无所有的风险情况下，仍然选择了一分钱都不分给对方，完全独自占有，我们称为这种人为“纯自私者”，但是他们所承担由惩罚带来的“风险损失”也最大 。 有3.7%的人选择将100元全都分给对方或给对方很多，他们这样处理主要是基于自身经济状况的考虑，既
5、然他们自身的经济状况不差，而对方要求分钱又可能是出于需要,我们把这种行为列入“（纯粹）利他行为”,模型的扩展,（1）在B做选择之前，A有一个（100，0）的选择，如果A不采用该选择，则B面对的选择与“实验1”中相同。（2）如果我们对A给出了（50，50）的选择，如果A不采用该选择，则B面对的选择与“实验1”中相同。,A很“仁慈” 积极互惠,A不“仗义” 消极互惠,厌恶差异模型（Deference Aversion） （1）如果游戏者i的收益比j差，也就是 游戏者i的效用是 （2）如果游戏者j的收益比i差，也就是 游戏者i的效用是 -“嫉妒心理”和“歉疚心理”。 -人们厌恶落后的不平等甚于领先的
6、不平等。,行为经济学模型,囚徒困境及其发展在厌恶差异偏好下，困境也可能将不再是困境。如果游戏者相信他的对手也合作，他也将最终选择合作。 当在游戏中考虑了其他人的行为对游戏者的影响时，游戏就会变成互惠性质的了。行为经济学认为互惠性也是人类动机之一，即人们愿意做出牺牲以交换商品；当其他人不愿意牺牲时，人们也不愿意以牺牲来达到一个公正的结果。,2,2,（1）分配的钱的总量影响实验结果； （2）不同的被实验者应该确定分配多少钱，是一个难题； （3）重复游戏和一次游戏，结果肯定不一样;,实验的局限性,任何常理中能够在一对配偶之间产生持续默契的变量都可作为社会地位的划分及衡量标准。Colin F.Came
7、rer & Ernst Fehr（2002）曾用名为“Battle Of The Sexes”的实验来测试男性与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在此之前，Holms(2000)在无交流的男女之间通过保龄球比赛来探讨性别差异，非常有趣的是他们都发现女性和男性的这种默契就如一种社会礼仪，女性总是潜意识地自愿选择比男性少的低的那一部分。一个人对于婚姻的主观感受往往是对一种婚姻制度期望的投射，而期望的水平即具有整体文化之普同性又有群体之间的歧义性。我们此次问卷设计即想通过对比生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家庭中男性与女性的经济比例状况和公平心理来探索家庭分工、社会分配的另一层面。我们的答案设计了五种由低到高的工资级别，
8、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女性受男性的约束级别。,性别差异,实验设计在家庭生活中， 丈夫的工资是每月2500元， 那么你认为妻子的工资应该是每月（ ）。 A、 800-1000元； B、 1000-1500元； C、 1500-2500元； D、 2500-3000元； E、 妻子的工资不应受丈夫工资的约束； F、 以上答案都不对， 我的答案是_元。你选择该答案，是因为你认为_。,（1）新加坡学生和中国上海学生选择E（妻子工资不受丈夫的约束）的占学生总数的几乎一半，这说明绝大部分的新加坡学生和中国上海学生都认为无论在社会亦或是家庭中，男性与女性都有相同的竞争机会，决定工资高低的不是性别，而是能力；中
9、国兰州的学生有约4/5的人选择C（1500-2500元），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男性应该是领导者，而最能体现男性核心地位的即男性比女性高的经济水平。 (2)对比三地的蓝领，我们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上海蓝领选择E(妻子工资不受丈夫的约束），而在A（800-1000元）、B（1000-1500元）、C（1500-2500元）的三个选项中，新加坡蓝领选择A、B答案的列三地之首，中国兰州蓝领则大部分集中在选项B与C。我们从社会结构和男女教育背景分析，不难发现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中国上海为中国经济中心，人才济济，竞争激烈，在历史上，上海较中国其他省市受国外及改革开放影响早且面广，因此反映
10、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和男性较为平等；而在新加坡社会，由于当地服兵役等法律与教育的融合，造成新加坡许多男性从事蓝领工作，男性在社会中的平均地位较女性低，能力也较女性弱，但是他们同时又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矛盾冲击，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希望通过经济比较来巩固自己的男子地位。(3)我们再对比三地的白领，新加坡和中国上海的白领均有一半以上选择E（妻子工资不受丈夫的约束），而中国兰州的白领则有一半以上集中在C（1500-2500元）。本文研究认为这主要是受教育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新加坡和中国上海白领的平均薪金水平与教育背景均较中国兰州白领高出许多，因此他们的相对社会地位也较中国兰州白领高，在问卷访谈中，他们对
11、自己的能力相当自信，因此反映在家庭和社会活动中的男女地位也更加平等，本文提出：这是否可以侧面反映在新加坡和中国上海的女性相对中国兰州的女性来说有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竞争机会。,总结以上分析，实验二研究发现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经济地位与男性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成正比，进而影响到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社会中男性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对越高，女性在社会中的参与机会也越多，男女在家庭地位和角色分工方面也较均衡；相反，如果社会中男性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对越低，则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机会也越低，进而在家庭角色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较重。 (1)男性与女性受传统教育和观念的影响，尽管大多数现代女性所受的教育程度
12、越来越高，但是出于家庭角色划分和自然性别差异，女性会较主动地选择较男性低的社会地位，在社会财富拥有方面，也较男性少。(2)社会地位阶层高的人比阶层地位低的人获得更多的财富。这就像循环的螺贝，假设财富能造就社会阶层，那么富有的人无疑将获得较高的地位，并且变得越来越富有。,在Colin F. Camerer & Ernst Fehr（2002）的垄断者游戏中， 他们通过施予者的给予与受惠者的回报对比来研究在商业经济社会中劳资双方的公平心理。我们这道问卷题基于礼物交换游戏（Fehr, George Kirchsteriger, & Arno Riedl ,1993）。雇主可以通过工资合同和相关规定来
13、约束工人的工资并达到他们所期望得到的工人工作的努力程度（我们在此将工人努力工作的程度级别用E来表示），只要在此问题的第一部分“雇员角色”栏填写了自己期望得到并被雇主接受的工资（我们用W来表示工人工资），他们就可在1分到10分之间选择一个他们将为这份工作而努力的级别（1分是代表极不认真热情，10分是代表极度认真热情）；我们将雇主获得的利润用P来表示，用C来表示工人消耗的成本。在经济学中，利润P=10*E-W，而工人从工作中实际真正得到的效用为U=W-C。显而易见的，如果雇主们支付给工人的工资W越少，工人们对工作付出的认真程度E的级别越高，雇主们所能得到的利润P就越大；所以在商业社会的劳资关系中，
14、雇主们总是想尽办法付给员工尽可能少的工资，而工人对工作的反应也因人而异。,劳资关系,实验设计 （A卷）在经济发展的平稳时期，假设公司员工的工资是每月1500元. 现有两个人的工作量，但是公司只雇佣了你一个人，你认为公司每月应付给你_元，你才不会拒绝这份工作；但是如果你所要求的工资没有被公司所接受，你也将不会被录取。如果将你对这份工作的投入工作额度用1分10分来表示(注: 投入额度的意思即工作投入热情)，则你的工作投入度将是_分。 因为你认为_。（B卷）假设你是公司总经理，在经济发展平稳时期，你给员工的工资是每月1500元。现有两个人的工作量，你只计划雇佣一个人， 你觉得每月付给他_元， 他不会
15、拒绝接受这份工作。如果将他对这份工作的投入工作额度用1分10分来表示(注: 投入额度的意思即工作投入热情)，则你期望得到他相应工资的工作投入度是_分。 因为你认为_。,本文研究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雇员较能承担超负荷的工作，对薪资高低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强，公平心理较弱；而经济发达地区的雇员则反之；另外，在三地的雇员中，中国上海的蓝领与新加坡的白领在社会竞争中所承担的压力相对最大，因为他们害怕被淘汰，中国上海蓝领的压力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多，人才多，蓝领工作的流动性大；新加坡白领的压力则是因为新加坡是个国际商业交汇点，大量的国际型人才促使当地的白领阶层需要不能停歇地持续努力，自我提升，否则就会在激烈的
16、竞争中被淘汰。因此，我们研究发现：社会的竞争和企业内部的适度压力能极大程度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实验情景】 （A卷）社会对穷人不收税，对富人收25-45%的税，穷人和富人均有社会福利； （B卷）社会对穷人和富人都收8%的税,穷人和富人均无社会福利； 你愿意生活在 ( ) 的社会制度下。 A. A社会 B. B社会 您选择该项答案，是因为您认为_,社会制度,综合问卷结果，对于A/B社会选择，中国兰州的总体选择是 9：1；中国上海的总体选择是 4：1 ； 新加坡的总体选择是： 3：2 。新加坡、中国上海和中国兰州绝大多数的受访者都选择A社会，追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即
17、使生活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人们对于贫富的公平心理都是相近的：同情穷人，对富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嫉妒心理；他们认为富人有钱，所以为了社会更美好，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税收，增加社会福利，让穷人的生活得以改善；而纳税对于穷人困难的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但是，在总体问卷中，仍然有近1/3的人选择了B社会，分析他们的原因主要为：1）富人致富也是靠努力，没有理由因为富人努力奋斗成功后就应该承担过多的税务；生活与做事不分穷富，机遇对大家都一样，所以对于纳税问题也应该公平；2）穷人有两种“穷”：一种是能力和机遇不好的人，虽然努力，却很难成功；另一种是好吃懒做者，自身不努力，却
18、总是投机取巧地生活；所以纳税能让富人更努力地为社会创造财富，也更激励穷人更努力地工作。,（1）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们对于社会不公平的容忍程度越高（新加坡上海兰州）； （2）当行为面临惩罚的风险越大时，人们的表现会显得比较“公平”； （3）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经济地位受相对男性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成正比;女性会较主动地选择较男性低的社会地位; （4）雇主和雇员的劳资期望总是有差距的，雇主们总是想尽办法付给员工尽可能少的工资,却希望员工认真地对工作投入最大的热情，以创造最大价值的利润; （5）教育背景在员工的工作态度和成果方面有较大的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的阶层对工作的认真态度级别也相对较高，因此企业应积
19、极重视给予员工再学习再培训的机会。,实验结论,持公平优先观点的人，主要有三个理由： 既然公平是指机会的均等，那么机会的均等就应当被看成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只有把它放在优先地位，才能体现社会对这种天赋权利的尊重。否则，为了效率牺牲公平，实际上等于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天赋权利。 机会的不均等是形成收入分配不均等、财产分配不均的一个重要原因。为减少社会的不协调，机会均等显然必须放在优先地位，那也意味着把公平放在优先地位。 收入分配不均等或者财产分配不均等并不等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可以不加限制地扩大，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反映，当过分差距反映的不公平直接影响到社会安定时，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就必须把公平放
20、在优先地位，即把消除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过分差距放在优先地位。,公平和效率,主张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的理由，也有以下三点：效率是资源配置的效率，而资源配置效率的发挥以市场竞争为前提。没有市场竞争，资源配置效率不可能增长。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就是把自由参与放在优先地位。自由参与应当说是一种天赋给生产要素供给者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不应该受到损害的。在市场竞争中，各个生产要素供给者即使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彼此的努力程度往往是不同的，所以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后，收入多是对个人努力的一种奖励，收入少是对个人不努力或努力较少的一种惩罚。 效率，无论从企业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都是靠生产要素供给者自己的投入
21、或贡献而取得的。效率的源泉来自生产要素供给者个别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发挥。,利己和利他,“利他行为”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有利于他人的行为。他要求人们在短时间内做出个人利益的牺牲，以产生正的外部性。我们对于利他更精确地定义可以从结果上也可以从动机上，从结果上讲，只有确切地产生了利他的结果的行为才是“利他行为”；而从动机上则不要求行为产生特定的结果，只要行为的发生出于人的利他心，那么我们表可以说这种行为是“利他行为”。这两种不同定义的冲突突出的表现再哲学界对道德评判标准的功利论和义务论之争上，这里的道德与“利他行为”在定义上有类似的地方，它也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获得了不同的内涵。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这
22、里对这一争论的详细内容做出更深的说明，但是我们应该明确“利他主义”的定义是多角度的。由于行为经济学强调的是人的行为模式，它更注重于行为动机与行为活动本身之间的因果联系，所以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利他行为”应当从利他动机的角度来定义，不过，有利他动机的行为会产生利他的结果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只是我们认为这种结果的产生并不是必然的。,明确几个问题,1、人的利己动机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利己目标而产生，人的利己目标的内涵是多样的。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尽管也承认人是理性而自私的，但是其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把人们利己目标的内容确定的过于狭隘。新古典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则在于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我们
23、在后面的论证中将证明这种描述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妥，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把效用或者说满足感的来源定义在物质利益的得到上则是不合理的。人的利己目标有很多，我们亦有可能因为在精神上或者心理上的获得满足的先验性的经验而做出某种行为，比如捐赠或者义务劳动。这些行为，是传统经济学中的最优分析模式所无法适应的。解决这一问题，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广义效用”的理论，,2、这样一种分析范式并不是对道德的意义的“扭曲”，我们不愿接受他是我们还不了解他。 既然在上一点中，我们赋予了人们的“利己目标”和“利己动机”以更广泛的意义。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利己目标”和“利己动机”也就并非是不“道德”的。如果你还是不愿意接受这样
24、一种基于“利己心”的理论，那么你不妨试着如此思考：当你主动搀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的时候，你是由于自己心中的“利他动机”而正进行着一种利他的行为，但是你的这种利他动机的却是为了追求你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神秘的快乐或者自豪而产生的。也许你又要问这种快乐和自豪何以成为快乐和自豪（传统与习惯），这里我们先告诉你他有可能成型于一种传统。,3、 由利己动机产生利他动机的过程并不是胡乱的臆造，在现实中它也使有 可能。 这一点也许并不难理解，但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基于狭义的利己动机而产生的利他动机，比如我们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得不在关税问题上做出一些有利于进口者的承诺。还有就是基于广义
25、的利己动机而产生的利他动机，比如我们扶老奶奶过马路的例子。,“利他行为”一般分为以下三种：“亲缘利他”(Kin Selection)、“互惠利他”(Reciprocal Selection) 、“纯粹利他” (Group Selection)。,“亲缘利他”，是指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做出牺牲，例如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一般情况下，这种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的利他行为并不含有任何“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称为“硬核的利他”或“硬利他”（叶航，2003）。这种利他并不易于解释，因为它并不牵涉十分明显的动机问题，它不过是一种大部分生命体都具有的本能的表现罢了。当然
26、，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说一个母亲爱她的孩子的原因是因为她在施与爱的过程中实现了广义效用的最大化，不过我们不认为一个母亲在拯救她的孩子于危难之中时会先验性的考察一下自己的行为效用问题。我们更愿以承认的结论的是，“亲缘利他”不太易于用分析人类行为的理论来进行解释，因为即便是在大脑并不健全的其他的动物种群中，亲缘利他的行为依然是确实存在的。,根据生物学中的某些研究成果，“亲缘利他”对生物个体来说并非是没有“回报”的。根据生物学中的“亲缘利他”理论，生物个体的进化取决于“基因遗传频率的最大化”，能够提供“亲缘利他”行为的物种和生物个体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
27、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例如，当幼鸟遇到攻击时，许多鸟类父母都会挺身而出，用伪装受伤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从而使子女得以逃脱。在这一行为过程中，父亲或母亲虽然可能因此丧生，但由于 父母与子女之间有1/2的基因是完全相同的，从“基因遗传频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则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雏得以逃生，父亲或母亲做出的牺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虑到年幼子女丧生的几率要远远超过经验丰富的父母，这类行为对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无论在人类社会或生物世界，“亲缘利他”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和感人。而随着亲缘关系的疏远，“亲缘利他”的强度也会逐步衰减
28、。生物学家甚至设计出所谓的“亲缘指数”，并根据它来计算“亲缘利他”行为的得失和强弱。在这方面， 生物学与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在逻辑相当一致：所有生命体的行为看上去总好像设法使“目标函数”中的某一价值“最大化”。 有人曾经对美国经济评论和美国博物学家刊载的文章进行过比较，结果发现这两门学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论文都是运用优化的方法来预测某种现象，然后再做出统计检验,所谓的“互惠利他”，即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回报而相互提供帮助。生物个体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竞争力而帮助另一个与已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是因为它们期待日后得到回报，以获取更大的“收益”。“互惠利他”非常类似于某种期权式的“投资”
29、。与“硬利他”相比，这种利他有着更为苛刻的条件限制和环境要求，他不是必然要发生的，因此有人也把它称为“软核的利他”或“软利他”。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这种利他行为是基于狭义的利己动机而产生的，尽管在动物界它也有所体现，但是只有在人类社会他才能如此完整而深刻地表现出来。,有一种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动物的血液为生，如果连续两昼夜吃不到血就会饿死；因此，一只刚刚饱餐一顿的蝙蝠往往会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来反哺那些濒临死亡的同伴，尽管它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但生物学家发现，这种行为遵循着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即蝙蝠们不会继续向那些“知恩不报”的个体馈赠血液。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互惠利
30、他”。在人类社会中，“互惠利他”则表现得更加广泛，几乎在任何领域，都有形形色色的“互惠利他”行为的存在，事实上，也正是人类理性的互惠，才使得贸易成为可能，并构建了社会信任与社会公平的基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互惠利他”行为作出了解释，当“施惠者”与“回报者”互相换位时，同样数量的资源将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用”。不过，由于“施惠”与“回报”存在着时间差，从而使这种期权式的“投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种较为长期的“合作博弈”关系中，而且还要求形成某种“识别机制”，以便抑制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这种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纪晚期才由博
31、弈论专家阿克塞罗德建立起来，但它的基本思想却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论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时，就被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了（叶航，2003）。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人们的互惠性偏好的存在，产生了诸多与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相背离的地方，行为经济学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的突破口。关于行为经济学如何以“互惠性偏好”为武器向传统的经济理论提出挑战。,所谓的“纯粹利他”， 即利他主义者施行利他行为时不追求任何个体的“回报”，而只注重个人精神的满足。从经济意义上而言，这种行为的“投资风险”与“预期回报”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性（叶航，2003），这是他与“互惠利他”最显著的区别，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们统一于人的“自利
32、心”上，只不过“纯粹利他”行为是受一种广义的自利动机而推动的。这种行为体现于社会生活中，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道德”。,其实，还有一种利他行为在生物界中也不少见，例如，有一种被称为汤姆逊瞪羚的生物在遭受猛兽袭击时会表现出“利他行为”：当狮子或猎豹接近时，往往会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跃向同伴们发出警告，并以此吸引偷袭者的注意力使其他羚羊有更充分的逃生时间。生物学家观察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方式，它只发生在最早发现危险的汤姆逊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为原则，最早发现危险应该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的生存策略。但是汤姆逊瞪羚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显然放弃了在第一时间逃生的机会，并以此代价向同伴报
33、警，却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尽管汤姆逊瞪羚所保护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亲属，我们也不能得之那只勇敢的汤姆逊瞪羚何以会选择这种“死亡的舞蹈”，但我们可以感到他与亲缘利他的行为比较相似，而且在涉及整个种群的生存竞争的问题的，他的意义要更为重大，因而尽管在定义上这种行为像是一种“纯粹利他”行为，但从内容上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亲缘利他”行为，或者说把它定义成为一种“拟亲缘利他”行为,互惠性偏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前几章讨论过的囚徒困境。我们已经知道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下，每个囚徒都会为了一己私利选择“拒绝合作”即“抵赖”，结果是在一种次优的状态下实现均衡。但是在厌恶差异偏好下，困境也
34、可能将不再是困境。如果游戏者相信他的对手也合作，他也将最终选择合作。所以，当在游戏中考虑了其他人的行为对游戏的影响时，游戏就会变成互惠性质的了。这种与新古典假设并不吻合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易于发生的。让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实验。,互惠性偏好 博弈1：由B单方面决定自己和A的收入，方法为从两种收入分配（750，375）和（400，400）中进行选择，其中，括号中的前一项代表B的收入，后者为A的收入。 博弈2：其中在B做选择之前，A有一个（800，0）的选择，如果A不采用该选择，则B面对的选择面对的选择与博弈1中的相同（即要求B在（750，375）和（400，400）中做出一种选择）。 博弈3
35、：如果我们对A给出了（550，550）的选择，如果A不采用该选择，则B面对的选择与博弈1种相同。,为了研究互惠性的作用，行为经济学家研究了“博弈2”：在B做选择之前，A有一个（800，0）的选择，如果A不采用该选择，则B面对的选择与“博弈1”中相同。实验表明有72%参加测试的“B”的会选择（400，400），这个比例比“博弈1”中做出相同选择的“B”的比例大。所以，与A不做任何选择相比，当A更仁慈地做出其选择时，B将做出更大的“牺牲”。行为经济学家把这种状况成为“积极互惠”。,另外，行为经济学还通过比较不同情况下B选择（0，0）胜过（800，200）的倾向。当人们对A的态度是中立的时候，几乎没
36、有人选择（0，0）；但是当人们对A的态度变化时，例如觉得A不够意气，（0，0）的结果也许会出现。所以，行为经济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消极互惠”。,行为经济学还发现了一种成为“收回的关心”的互惠形式，即对于因公平原因而不愿牺牲的人，人们会收回为他们分配极小极大性质的利益而做出牺牲的意愿。在“博弈3”中，行为经济学对A给出了（550，550）的选择，如果A不采用该选择，则允许B做出在“博弈1”中同样的选择。互惠性认为，B应该比在“博弈1”中更愿意选择（400，400），因为A不选择（550，550）的行为显得A不太“仁慈”。而实际上，的确有90%的人选择了（400，400）。所以说，互惠性是一方愿
37、意牺牲以帮助另一方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行为经济学在心理学试验中也发现，除了厌恶差异和互惠偏好模型之外，还存在一种更常见的例子，也就是“拟极大极小偏好”模型。具有极小极大偏好的人经常在与其他目标（如自利或互惠性）产生矛盾时仍然追求那些偏好，而很多厌恶差异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则会抛弃其偏好。基于以上观点，被视为厌恶差别的行为实际上是互惠性和极大极小偏好的组合，每个人都愿意作出牺牲以只将拟极小极大的分配给予那些追求这种分配的人，并会做出牺牲以惩罚不公正的人。 在上面的例子。对于“博弈1”，厌恶差异的观点认为：B宁愿选择（400，400），这既是由于自利，也是因为他不希望自己吃亏。然而，行为经济学在心
38、理试验中发现只有1/3的人是出于“厌恶差异”来评估它们比别人少的结果，另有2/3的人则相反。而“拟极大极小偏好”则认为B选择两者的可能性各位一半，实验证明有大约50%的人选择（750，375）。因此，行为经济学总结说，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有很多，“拟极大极小偏好”和“收回性关心”是最常见的动机，其他诸如“厌恶差异”、“积极互惠”以及“消极互惠”等的确是存在但发生概率较低的动机,纯粹利他行为与广义效用范式,合作博弈模式,让 分别表示游戏者i和j的收益。 在这两个人的游戏里：（1）如果游戏者i的收益比j差，也就是 游戏者i的效用是 （2）如果游戏者j的收益比i差，也就是 游戏者i的效用是 因此，常数
39、 就可以用来衡量游戏者i 是如何不喜欢（厌恶）落后于他人的不平等；而常数 就可以用来衡量游戏者i 是如何不喜欢（厌恶）领先于他人的不平等。只有当 和 全部等于零时，游戏者i才是传统经济学里所假定的完全理性者。但是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一般来讲，人们厌恶落后的不平等甚于领先的不平等，也就是 并且 1, 而 没有 上限。（正的 意味着“嫉妒心理”而正的 意味着“歉疚心理”）。这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出现厌恶差异的原因。,例子：囚徒困境及其发展（情景1：收益矩阵）合作 拒绝 合作 2，2 0，3 拒绝 3，0 1，1（情景2：效用矩阵）合作 拒绝 合作 2，2 0-3，3-3 拒绝 33，0-3 1
40、，1,对策的胜利,如果博弈是非重复的，决策双方便不太可能把“是否选择合作”考虑到他们的行为决定的过程中，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将尽最大的可能去获得现有利益，因为任一方对未来是否会和对方发生利益关系并没有确定的预期，背叛和合作本身也不再具备在上一节的分析中所描述的那种意义。因而，我们说，只有在重复的博弈成为可能，行为主体之间形成长期的关系之后，合作才会变得重要起来，而且，这种“长期的关系”的越紧密，未来对现实的影响越大，合作的趋势也就越强。,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艾克斯罗德使用了一种新颖的实践方法：计算机竞赛来研究合作的产生。来自美国各个地区和行业的对策论专家们被邀请提送他们所喜爱的策略。每个策略与其他
41、所有的策略逐个对局，看看哪个策略的表现从总体来说是最好的。经过两轮的竞赛，谁也没有想到，在两轮中竞赛中的胜利者竟是一个所有提交策略中最简单的策略，它就是“一报还一报”，即在第一步合作，然后就模仿对方上一步的选择。这里要说明的是，第二轮竞赛中的参赛者在提送程序之前都受到了关于第一轮比赛竞赛结果的报告，但是不管他们如何“聪明的调整”自己的策略，取得第二轮胜利的仍然是“一报还一报”。 这些竞赛的结果表明了，合作的确有在自私自利的世界里产生的可能性。 强调一点，只有当个体有足够大的机会再次相遇，使得他们能够在未来形成打交道的厉害关系，合作才有可能产生和进化。,合作进化三阶段 起始阶段：零散个体之间几乎
42、没有机会交往，合作也就不会产生。然而，以相互回报作为宗旨的小群体之间，一旦有交往的可能，合作便会出现，哪怕这个小群体是处于一个无条件背叛的大世界里。 中间阶段：基于回报的策略能够在许多不同类型的策略组成的环境里成长起来。 最后阶段：基于回报的合作一旦建立起来，就能够防止其他不太合作的策略侵入。因此，社会合作关系进化的齿轮是不可逆转的（罗伯特艾克斯罗德，1996）。,合作产生的条件 如果我们把W定义为未来收益相对于今天收益的折扣系数，那么只有当W足够大时，合作才有可能发生。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借用在上一节中囚徒困境的例子，设在决策双方都选择合作时各方收益为R，在双方都选择背叛时各方收益为P，在
43、单方面背叛的条件下，背叛者的收益为T，被背叛者的收益为S。我们由此总结出，当合作产生的条件并稳定下来时，必然存在着: 也就是说，人们对选择合作后得到的长期收益的预期会大于对选择背叛后的长期收益的预期。当然，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假定，即决策是有报复性的，一旦决策的一方被另外一方背叛，那么被背叛的一方必然采取报复性的措施从而拒绝合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一节中对效用矩阵的分析中得到结论。 关于合作的成长与最终的稳定我们这里只进行最简单的说明，那便是只需一个很小的合作的群体，就有可能侵入一个大的自私的世界；而一旦合作的群体成长起来，那么这个群体便是稳定而难以被侵入的。,上面我们对于合作的诸多说明，无非是想更理性地说明合作行为的生长机理，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合作的行为模式真正的生命力在于他能够较好的和大多数对策相处，从长期来看选择背叛不太可能比选择合作获得更多的福利。这也便是我们为什么说，合作反映在心理上也就是互惠性的偏好，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