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旅游文化论文1浅析中国历史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在中国古代，游山玩水是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水之乐”被认为是读书人应有的爱好，彰显出“君子”特有的清高品格和文化品位，其意义远远超出单纯的旅行或娱乐。这一旅游文化现象的形成及其价值的提升，是儒家与道家思想互补交融的结果。道家崇尚“见素抱朴” （道德经 ） 、 “法天贵真” （庄子渔父 ） ， “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庄子天道 ） 。山水景物代表自然与天工，与人为斧凿的庙堂都市恰成鲜明对比， “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焉” （庄子知北游 ） 。东汉末年，道家思想的影响渐增，有人即指出旅游之乐合乎老庄悟道之旨，仲长统乐志论曰：“蹰躇畦
2、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迄魏晋南朝，玄学盛行，老庄之道上升为士大夫阶层的流行信仰，山水游览随之风靡。其时士人习惯将观赏自然风光与回归人的自然本性联系起来，如陶渊明的名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等。由于视山水为自然之道的体现，也就视玄理与山水如同一物，戴安道闲游赞内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昔神人在上，辅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笼樊服养；栎散之质，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树之于广汉，栖之于江湖，载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风，使夫淳朴之心，静一之性，咸得就山泽，乐闲旷，自此而箕岭之
3、下，始有闲游之人焉。彼闲游者，奚往而不适，奚待而不足？故荫映岩流之际，偃息琴书之侧，寄心松竹，取乐鱼鸟，则淡泊之愿于是毕矣。 ”在当时的文人创作中，山水与玄理的结合很常见，两者相互渗透，使山水景物升华为士大夫可以恣意遨游的一方自在、自得的天地，旅游活动从而获得了返璞归真、追求逍遥自得的象征意义。山林既然在樊笼之外，于是变成隐逸的代名词。这样，便掺杂了入世和出世（处与出）的矛盾。在儒家传统中，原本存在仕与隐的对立，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 ） ，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尽心上 ） 。孔子对隐士们的评价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论语微子 ） 。由此可见，隐逸包含
4、着强烈的不满和反抗现实的意味。但玄学家们努力调和“名教”与“自然” （即儒家与道家）的关系，提出朝隐说：“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 ”（晋书邓粲传 ）有人甚至断言：“大隐隐朝市，小隐隐陵薮。 ”（王康琚反招隐诗 ）著意于林泉之下、脱略形骸的隐者不过是格局狭窄的“小隐” ，而恣意所适、安闲朝市的才算“大隐” 。在入世与出世的关系上，儒家与道家从矛盾一变而为互补交融，郭象诠释庄子逍遥游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一段时强调：“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尽管在乱世与衰世，隐居山林仍然具有不合作乃至抗争的意蕴，但鱼与熊掌兼得的逻辑从
5、此占据士文化的主流，居官入仕享受世俗的成就，同时纵情山水获取精神上的满足，入世而又出世。山水之乐不再是消极避世的选择，而是与功名富贵并行不悖的另一种精神追求。游风兴盛之下，还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柏拉图式精神旅游“卧游” 。始于晋宋间的名人宗炳，其人“好山水，爱远游” ，晚年时将一生游历过的山水风光“图之于室”， “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这一纸上行游的精神娱乐变成著名典故，为后世众多士大夫所效仿。唐宋时期，朝隐说进一步发展为吏隐说，谓不以利禄萦心，虽居官而犹如隐者。回归自然的旅游之乐是吏隐者的精神寄托，在文人作品中屡见不鲜，如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云：“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苟有志於吏隐
6、者，舍此官何求焉？”宋王禹偁游虎丘云：“我今方吏隐，心在云水间。 ”白居易还提出中隐说，阐发官居闲职的生活风味，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中隐 ） 。他历数中隐的种种乐趣，首先就是旅游之乐， “君若好登临，城南中国旅游文化论文2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经过儒道思想的互补交融，追求山水之乐的旅游活动跻身主流文化，成为读书人风雅清高的一个标志，以及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山水画论代表作林泉高致 （北宋郭熙著）生动阐述了“君子”的山水癖：“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
7、，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 ”因此，士大夫阶层中流行一种姿态，即不时表露对功名的蔑视和对仕宦的厌倦，希望挣脱名缰利锁，脱去尘俗之气，归隐田野，留连于佳山秀水之间，过自由闲适的生活。即使王安石这样的大政治家也会在登临之际表白：“游者如可得，甘弃万户封。 ”（次韵游山门寺望文脊山 ）古代“士”的旅游，与现代的大众旅游迥异。其在本质上是小众化、精英化的，刻意与“众人”保持距离，目的是暂离名利场上的激流险滩，躲避城市的喧嚣嘈杂，从山水中汲取自在逍遥的精神愉悦。山水不仅是旅游观赏的对象，更是“士”的精神家园。它的意蕴虽以道家的自然为主，也融入了儒家的比德观。
8、儒家有托物言志的传统， 诗经善用比兴，籍物抒情。孔子周游列国，历览名山大川，以山水比德（“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出自论语雍也 ） ，用自然景观的特性比喻人格意义和社会属性，借以言志。随着士大夫游览山水之风的兴盛，这一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如松柏、莲花、 “四君子”等，相继成为士大夫品格的象征。清康熙帝曾谈到自然景物的比德意义：“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兴，不可不知。”（钦定热河志卷 25行宫一 ）因此，游览山水又称 “仁智之乐” ，被认为是继承了圣贤之心。历代大儒往往酷爱旅游，朱熹“每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
9、迂途数十里，必往游焉。携樽酒，一古银杯，大几容半升，时引一杯，登览竟日，未尝厌倦”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观山水 ） 。明代王守仁常说自己“生平山水是课程” ，偶尔还发点道家的感慨：“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 ”（登泰山五首之四）放意林泉、流连山水的旅游文化，对中国古代的雅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派生出中国独有的文化财富山水诗、山水画、盆景以及“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私家园林，而且塑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审美观，即反对人工斧凿的痕迹，追求朴拙自然之美，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更为重要的是， “寄傲山水”的旅游文化完善了士大夫的文化性格。余英时先生认为士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
10、相对的未定项 ，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 。他主要从阶级立场和社会功能立论，但“士”的超越性还体现在超脱世俗的追求上。诚然，一般的士大夫多以山水之乐、出尘之想妆点风雅的门面，但又不宜简单视之为虚伪做作，因为庙堂和山林的互补交融是士的理想人格，激励士在心理上与世俗成就保持一定距离。特别是当仕途疲倦或官场失意时，山水旅游之乐永远是士大夫的精神寄托。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也许中国史上没有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终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它曾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数真实的士发生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鞭策作用。 ”一、旅游的
11、文化属性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无论是旅游消费活动还是旅游经营活动都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只有挖掘出文化内涵,它才会具备吸引旅游者的魅力。正如孙尚清指出的,“旅游在发展的一定阶段是经济文化产业,在发展的成熟期是文化经济产业。 ”此言透彻地阐明了旅游与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1.旅游主体的文化本质旅游作为一种跨时空的消费活动,它的广泛出现是经济发展驱使的结果,但一个人能否成中国旅游文化论文3为旅游者更需要内在的动因,正如先秦思想家墨子所讲的,“食必常饱,然后求美; 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人类在基本生存需求满足之后,随着收入的增长, 必然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但是,
12、旅游活动更是文化驱使的结果。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固然为社会进步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是社会文化与观念的革命。二战以后世界范围内旅游活动的兴盛,从客观条件看, 是全球经济恢复、繁荣的结果,从深层次看,它是文化观念转变的结果。2.旅游客体的文化含量旅游资源按基本成因和属性,大而言之可分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两大类。人文旅游资源,无论是实物形态的文物古迹还是无形的民族风情、社会风尚,均属于文化的范畴。由各种自然环境、自然要素、自然物质和自然现象构成的自然景观,只有经过人为的开发利用,才能由潜在旅游资源变为现实的旅游资源。即使是自然美,也必须通过鉴赏来反映和传播,而鉴赏是一种文化活
13、动,因此, 自然旅游资源同样也具有文化性。3.旅游媒体的文化特征旅游者以追求精神享受为目的,可以说是文化消费者。因此,旅游业的核心产品只能是文化产品或文化含量高的产品,旅游经营者只有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才能从交换中实现盈利的目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资源的开发者不仅要了解旅游资源本身的特征和功能,还必须了解游客所追求的文化特征, 开发出满足各类旅游的文化旅游产品。旅游业的文化特征还渗透在各旅游部门的运行过程中,如现代旅游饭店,不是简单地提供膳食的场所,而是集膳宿、社交、娱乐、审美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场所。因此,一个优秀的饭店,有必要不断提高餐饮、客房、娱乐等环节的文化品位,有必要培养和提高服务人员的文化素质,有必要提供有情调的个性文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