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视野 编辑：李楠 8 月 08 日 周六版北京创造历史 同一城市先后举办夏奥冬奥史无前例“北京！”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发出不太标准的读音时，神州大地翘首以待的亿万中国人再次沸腾了！如同 14 年前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获得 2008 年奥运会承办权时一样，中国人民在这一刻都沉浸在忘我的兴奋状态之中。北京，成为世界上首次能主办冬季和夏季奥运会的城市！翻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北京不仅是首次主办两季奥运会的城市，北京还是继蒙特利尔之后第二个敢于提出申办两季奥运会的城市。由于项目的截然不 同，更由于城市基本地理位置和常年气温的限制，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尽管是奥运大家庭里地位最高的两个赛事，但此前基本没有
2、交集过。北京的出现，再次打破了 这一限制。加拿大的蒙特里尔，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申办过夏季奥运。该城市申办可谓坚持不懈，在连续失败后，二战之后的 1956 年冬奥再次提出申办，结果输 给意大利的科尔蒂纳丹佩佐。由于发觉冬奥就是偏好小知名度的城市，蒙特利尔转向夏季奥运申请，在 72 年奥运申请失败之后，终于成功申请到了 1976 年奥运 会。而北京，虽然也经历过那次非常遗憾的惜败，但总体上如同我们这个不断强盛壮大的国家一样，在国际申办舞台上走得还是比较强势顺畅，夏季奥运会第二次申办就以巨大优势获得成功，而冬季奥运会申办则是漂亮的“一次过”！不能不感慨中国在申办奥运会上敢于突破的思维。有过哈尔滨
3、申办失败的教训，更是从中吸取了经验；有过北京成功申办的经验，更是从中得到了启示： 凭什么特大城市就不能主办冬奥运？而且以大带小捆绑运作，这样其实还能让冬奥各项事务进行的更为顺畅和谐！随着冬季奥运的规模渐长，小地方的接待能力、运 转组织工作、宣传开发工作都成为很难再有突破的关键点。94 年的利勒哈莫尔冬奥，运动员 1700 人，而到了 2014 年的索契冬奥，运动员就扩展到了接近 3000 人，这里还不算必然随之扩大的官员教练员的队伍，对小城市来说，冬奥到了接待饱和点，但冬季奥运会的规模，还在扩大之中，毕竟冬季项目的推广，还 远不如夏季那样普及。国际奥委会凡冬奥必倾向小城市的做法，其实在 06
4、年都灵冬奥、10 年温哥华冬奥就已经被打破，但都灵温哥华虽然在其本国属于大城市，国际名声也 很响，但实质人口数量并不多。历史上主办奥运时人口最多的城市，可能属于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以及日本的札幌市，但也只在一百万左右(札幌正是利用冬奥之 际，人口从 70 年代的 100 万发展成如今接近 200 万)。而如今，国际奥委会做出了突破性选择，北京也达成了突破性目标，人口两千万级的超大城市，首次主 办冬季奥运会！而把张家口也带上，也是北京这次申奥的一个非同凡响的亮点，表明中国政府重视冬奥的以往规律，把知名度不高，但有利冬奥设置建设和完善的地方结 合进去。其实把张家口单独来看，他 400 多万的人口规模
5、，也是历届主办冬奥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张家口自古以来就是“屏翰神京”的军事重镇，是兵家必争之 地，俗称京都的“北大门” 。在经济上，曾是中国北方汉蒙贸易的商业都会，是冀、京、晋、内蒙古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有“陆路商埠”之称。中国改革开放 后，随着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张家口成为沟通中原与北疆，连接东部京津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与中西部资源产区的重要纽带。如今申办成功之后，张家口在中国经 济版图上的地位必然上升，在一路一带经济大建设中也必然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当下，申办冬奥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可想象，如同新华社所言：北京联合张家口主办 2022 年冬奥会，是继 2
6、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后，中国申办的又一个顶级的国际盛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这一次的申办有利 于进一步展示中国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发展冬季运动，推动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促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 展，推动健身、休闲、文化、旅游等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城市环境特别是大气污染治理，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提升民众健康水平。市长出庭政府败诉，天也塌不下来南都社论作者：南都社论官员勇于、勤于出庭应诉，坦然面对可能的败诉结果，天塌不下来，法治的天空反倒因此而多了几分晴朗。日前，广东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行
7、政诉讼案件，一审判决撤销了被告雷州市人民政府及湛江市人民政府的相关决定，雷州世考村村民取得了这场“民告官”官司的胜利。值得注意的是，雷州市市长吴国雄出庭应诉，并如期收到法院判政府败诉的结果。“民告官”案件也在慢慢起变化，这变化中便可能包括类似越来越多的行政首长被要求出庭应诉，以及可能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案件行政机关要面对败诉的司法判决。此次雷州市市长吴国雄出庭应诉的这桩官司，被视为“广东首位市长出庭应诉案” ，而且还是败诉结果。相对于具体案情本身，行政首长出庭，以及一审政府败诉的结果显然更吸引外界的目光。行政诉讼的被告是行政机关，这是行政诉讼有别于其他两类诉讼最主要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行政
8、诉讼(所谓“民告官”)呈现出一些只有该类诉讼才有的情况，比如行政首长是否出庭的问题。在民事诉讼中，并不强制要求法人代表出庭，毕竟，诉讼中涉及的相关事项均可通过代理律师完成，但对比行政诉讼会发现，行政机关负责人是否出庭，这些年来几乎成为衡量和判断“民告官”案件诚意度、司法被尊重程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微妙指标。此前，广东省多部门曾联合推动和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相关制度，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也在总则部分明确提出了“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不过依然留有例外条款，那就是“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但还是可以看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已经成为一种被提倡、甚至被强制要求的行
9、政主导型举措，甚至一些地方加码规定“新年第 1 宗案件行政首长必须出庭” ，以及所谓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正义性案件的强制出庭。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与否，更多带有象征意义，而非对诉讼的实质影响，但也正是这种象征意义更重的行为，代表了行政机关对司法裁量的尊重，也代表了诉讼双方在地位、权利上的形式平等。司法机关在现实中的处境，曾经(包括现在依然)很多时候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而在涉及行政机关的案件中，司法能否秉公裁决，是否会出现对行政机关的偏袒，一直为“民告官”诉讼的另一方行政相对人所忧虑。而在是否出庭的问题上，行政机关负责人的一贯态度，也颇为消极回避。尽最大可能不出庭，一方面出庭做被告在传统观念中被视为
10、一种不光彩，另一方面行政机关负责人又多少有对司法机关、以及行政相对人的轻视(甚至不屑)。多方因素复杂作用之下，行政首长是否出庭，便成为判断“民告官”诉讼是否回到纯粹司法属性的其中一个风向标。另一个风向标，则是胜诉率。行政首长出庭应诉，一来有所谓面子考虑，更多还有一个胜败的担忧，尽管在此前很多年里， “民告官”诉讼行政机关一方胜诉的比例出奇的高，行政相对人一方胜诉一直在 10%上下，甚至更低。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足以推动行政首长出庭享受这种畸高的“胜诉快感” 。让行政诉讼回到纯粹的司法属性，须要直面和解决的问题可能有很多，其中便有这个诉讼胜败的几率校准。民告官诉讼的胜负，应当回到法律判断，而不是迁
11、就行政机关面子，或者因司法受制于地方和行政从而罔顾事实。逐渐回归正常的胜负比率，是“民告官”诉讼趋于更正常诉讼状态的需要，也是司法重塑权威的一个过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而且还败诉了，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出庭的市长坦然面对司法裁量结果，行政行为接受司法的最终品评，这样一轮诉讼流程下来，司法的权威得到尊重，行政机关的面子事实上也并没有减损，反倒依法行政的能力、形象得到了塑造和提升。趋于正常化的“民告官”诉讼本该如此。官员勇于、勤于出庭应诉，坦然面对可能的败诉结果，天塌不下来，法治的天空反倒因此而多了几分晴朗 。贫困的替考者不值得同情不管是困顿或暴富，对原则和志向保持坚守的态度，才最为可贵。日
12、前，因南昌跨省替考事件被开除学籍的大学生“枪手”敖辉致电媒体，表达悔恨之情，希望得到社会原谅和帮助。 “父母在郊区租房，在学校我一个月生活费 500 元，经常吃泡面。 ”替考，是因为生活拮据想挣钱。十多年的寒窗苦读换来了进入高等学校深造的机会，但却因为替考使得一切都化为泡影，这种结局令人唏嘘。回顾以往曾被揭开的替考黑幕，很容易发现家境贫寒的学子身影，而这一次，在媒体的报道中， “经常吃泡面” “一些日用品也不买”等细节将一名替考“枪手”背后的故事说了出来。敖辉的困境引发了一些同情，但是在我国，仍然有大量的贫困学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选择通过勤工俭学或假期兼职劳动来为家庭减轻负担，在敖辉的世界里，也绝非只有替考这一个选项。作为一个成年人，敖辉并不值得人们同情，因为他的行为严重损害教育公平这背后受影响的不知有多少和敖辉当年一样期盼“鲤鱼跃龙门”的应考学子。而对于他的故事，让人思考的是：贫困是否真是难以逾越的障碍？甚至成为铤而走险违纪违法的推动因素？不少贪官在接受庭审时，痛哭流涕地表示，其年幼时家境多么贫寒，因此才会将金钱看得过重。诚然，极度的贫困的确可能使人因为极其无助而做出出格之事。但如果不愿意在正途上付出劳动，却只想着往歧途快速发财，那么贫穷就只是借口而已。不管是困顿或暴富，对原则和志向保持坚守的态度，才最为可贵。 素材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