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依然快速增长，这一系列重大成就和标志性事件，使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模式” 、 “中国道路” 、 “中国经验”等等成了国内外许多人探讨的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在思考，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执政成就？为什么这一个政党成立已经90 年、执政超过 60 年，依然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上述问题，在我近几年同外国执政党的交流中经常被问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多也更深入的理解。我感到，有必要把相关的问题及我们的初步思考写作成书，帮助国内外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
2、。我的这一想法，在庆贺中国简史：从孔夫子到邓小平 （英文版）出版的聚会上，得到了该书的策划者中国外文局原副总编辑林良旗先生、新世界出版社总编辑张海鸥女士，以及新世界出版社英文编辑部主任李淑娟女士和我的几位同事的热情支持。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新的出版选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拿出了初步的编写提纲。经多次讨论，我们商定回答以下问题：一、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国？在近代中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无数志士仁人付出艰辛努力和巨大牺牲，但都失败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二、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1949 年国民党逃离大陆时，带走了国家多年积累的金银外汇储备
3、，留下的是被战乱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当年，不少人怀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甚至有人等着看笑话。为什么仅用三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将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的最高水平？三、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也发生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失误。为什么犯了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继续执政？四、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执政的一些共产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一些西方政要曾以为中国共产党也会步他们的后尘，但不长时间他们就大跌眼镜：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依旧稳如泰山。为什么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共产党
4、究竟与苏东共产党有什么不同？五、为什么能够解决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西方曾有知名学者提出过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在世界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没过多少年，事实证明这位学者是多虑了。中国人不光养活了自己，还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粮食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六、为什么能把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仅仅三十多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用什么办法创造出这一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七、为什么能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这在很长时间内似乎成了定论。但是，中国共产
5、党为什么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八、为什么能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中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和实行这样的制度，其他政党为什么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九、为什么能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曾有人预言，香港这只金丝雀会在回归中国后死掉，但十几年来它依然欢叫。澳门回归后，不光博彩业照旧兴旺，还开始实现经济成功转型。中国共产党的“一国两制”方针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十、为什么能使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不断发展？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和台湾曾敌对了几十年。但是近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交往越来越多，隔
6、阂越来越少，大陆和台湾越来越显得不可分离。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能日益赢得台湾大众的理解和认同?十一、为什么能赢得如此多的发展中国家支持？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原因，中国在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交往中时常会感受到一些不愉快。但是，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却一直比较密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什么能够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十二、为什么能高效抗震救灾和成功举办奥运会？2008 年，中国有两件事震惊中外：一件是高效的抗震救灾斗争；另一件是无与伦比的奥运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做到如此成功？中国在体制上有哪些优势？十三、为什么能管理好有近八千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有近八千万党员，比许多国家
7、的人口还要多。中国共产党用什么办法管理这一大党，使其能够保持凝聚力和执行力，能够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结束语：中共能成功应对面临的挑战吗？中国共产党过去取得了很多成功，但眼前和今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挑战，有无办法成功应对？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试图通过讲历史来解读上述问题，用林良旗先生的话说，是要“以故事讲思想” 、 “让别人来评述中国共产党” 。这样做，不仅有说服力，也有可读性。因此，本书既不是一般的理论读物，也不是传统的党史著作，而是试图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力求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革命、执政的历程、成就及经验，增进读者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此书写作的难度，超出了我们的预
8、想。虽然参与编写的基本都是专业党史工作者，但真要把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讲清楚，还是有着很大的困难。我们作了艰苦的努力，但书中的不足和问题一定存在，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编写过程中，林良旗先生指导把关、修改定稿，张海鸥女士和李淑娟女士热情支持，多次组织专题研讨会，并充分利用她们的资源，多次征求和听取中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的同事刘宝东（编写第一、二章） 、李庆刚（编写第三、四、八章） 、沈传亮（编写第五、六、七、十二、十三章和结语） 、王启峰（编写第九、十章）和博士生袁静（编写第十一章） ，具体承担了本书的编写任务。在此，我向他们真诚地表示感谢。谢春涛 2011 年 1 月一、为什么能够建立新中
9、国一个国家的“两个世界” 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隔仅有三年零三个月。这样的转变发生得如此之快，在战争开始之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还是美国、苏联等国都没有预料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以弱胜强战胜国民党？各方都在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由于分析视角不同，人们得出的解释也就不尽相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人心向背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如1949 年 7 月 30 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所写，国民党“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虚幻的” ，他们在初期的胜利是“建立在沙上”的，他们的失败“不是美
10、援的不充分造成的” ，在具有决定性的 1948 年，国民党军队“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 ， “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 ，他们是因腐败等原因而“自行瓦解”的，中国的人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抗日战争是 100 多年来中国反对外来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欢庆，万民欢腾。胜利降临了，战争结束了，但战时中国积累的问题，如凋敝的民生、残破的经济等，都没有随着抗战的结束而消亡，而是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各方不由得都将瞩目的焦点集中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国两个最大的政党身上。抗战结束时，国民党统治区是什么状况？共产党领导的、略带几分神秘的陕甘宁边
11、区又是什么样呢？约翰谢伟思，1909 年生于中国成都，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他曾经深入中国的乡村和边远地区，作广泛的社会考察，体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有比较深刻的认识。1944 年 6 月 20 日，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 。关于中国的局势，他这样写道：“中国面临经济崩溃。军队和政府机关人心涣散，士气民心低沉。沮丧情绪广为扩散，普遍感到绝望。在远离大城市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在削弱，政府的命令处于无效状态。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纲纪废弛。
12、受通货膨胀之害最重的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农民对滥肆征兵、征税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强制性摊派的不满，已经不断扩大，而且越来越强烈。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国共之间的嫌隙不仅没有迹象表明有所缩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已普遍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国民党谋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绝听取进步的批评意见，已使它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党内的不满和宗派活动，如果说不是加剧的话，也是在发展。知识分子抨击委员长的独裁统治，越来越公言不讳。 ”谢伟思认为国民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但国民党不仅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正在加速它的发展，国民党已丧失了领导全中国的资格。在
13、发出这份汇报的一个多月后，谢伟思作为美国国务院政务官员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参加了“美国军事观察组” ，来到延安。到延安后，谢伟思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被感情所支配” ，但是他和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 ”这里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都有不同，他如此记述了他们感觉到的差异：“那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上都如此。官员和人民与我们的关系，以及中国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这里也
14、完全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中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初来乍到者在延安看不到警察，也很少看到士兵；也没有乞丐，和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和生活都很简朴，除农民外，几乎每个人都穿同样普通的、用土布缝制的中山装。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们看不见炫耀虚饰的现象。这里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士气是很高的，战争看来接近了，而且是现实的。这里没有失败主义，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给人的感觉是每个人都有工作干。人们是严肃认真的，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那里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没有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没有政治闲谈。同时，没有紧张和压抑感。领导人总是坦然地自信。 ”在列举了上述现象后，谢伟思分析
15、说：“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进行着。还有，当国民党已丧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随着这一丧失而呈现四分五裂的时候，共产党由于必须继续奋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而且渐渐壮大和比较成熟了。人们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这一运动是强大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紧密，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 ”谢伟思看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都是在中国，一个是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区域，一个是共产党及其管辖的边区，而这正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的对立双方，他们的众多“不同”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内战的最终结局。信任的流失1944 年
16、 10 月，美国蒙大拿州国会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代表来到中国。1945 年 1 月，他返回华盛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 7000 多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国民党越来越不得民心，普通民众怕国民党兵，怕国民党的收税官。农民造反、省级政府官员的批评、学生抵制征兵抓壮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 ”而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严明， “他们用榆树树干制造小型火炮” ， “如果没有枪，就用长矛和棍棒” 。民众对国民党信任的流失，由此可见一斑。国民党发动内战后，民众对国民党信任的流失更是呈现了加速的趋势。战争是烧钱的，是需要物资支撑的。由于战争的巨大需求，使得国民党军费激增，由此造成了国统区的恶
17、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当时的通货膨胀已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记述说：1949 年 2 月底， “全部流通的金元券用两千万美元即可买光。而过了一个月，只要上述数目的一半就可以买下这些金元券了” 。 “由于纸币厂印制的纸币满足不了需要，局势变得严峻而又可笑。利率达到了令人诧异的数字。四月间，国民政府的收入是其支出的百分之五，但是为了搜集这笔钱而花掉的费用比这笔钱本身还多” 。物价飞涨使得民众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难以维持。1947 年 5 月 17 日，南京的高校学生在游行宣言中说：印钞机无休止的周转，已迫使我们学生及极大多数的人民，从人的生活水准，降低到畜牲的生活水
18、平。而现在，这个畜牲的生活水准也无法维持了。我们所面临的是严重的饥饿和失学危机，是使难民的行列增加新的伙伴，是使饿死的骷髅中增加新骨骼。社会地位很高的教授也好不到哪里去。1947 年 9 月 23 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北大开教授会， “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功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事实是最好的老师，如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分析说：“饥饿和内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饥饿是内战的结果，内战是饥饿的原因。当一个人在饥饿中，他一定会要想到，他为什么陷于饥饿，只要他这样一想，他立刻就会喊出反内战的
19、口号。所以反内战的口号，也不是要人煽动才能知道的秘密。 ”在经济濒临崩溃的形势之下，民众对国民党政权渐渐失去了希望。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记述道：“中国学生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学生更能像晴雨表一样反映出人心之所向。 ”“据估计，1947 年 9 月，在清华和北大学生中，约有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不愿意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一年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感到沮丧，认为即使是共产党的统治，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不管怎么说，它或许会带来安宁和较好的生活。 ”再来看知识精英阶层。1948 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出了第一届院士 81 人，其中1949 年随国民党到台湾者 9 人，滞留国外者
20、 12 人，逝世 1 人，其余 59 人都选择了留在大陆。为什么这些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识精英会选择留在大陆？著名学者季羡林晚年回忆说：“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 换了人间，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等各阶层民众，从自身生存环境的恶化中，对国民党失去了信任，他们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诚如毛泽东所讲， “蒋介石国民党已经处在了人民的包围之中” 。建立多党派联合政府20
21、08 年在北京举办的第 29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一届“无与伦比”的精彩奥运会。殊不知，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即提出申办奥运会，反映出了民众对国家经历战火浩劫后的和平愿望和对国家走向富强的热烈期盼，然而此时不祥的内战阴霾却是越聚越浓。抗战末期，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逐渐成为了中国政治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考虑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944 年 9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
22、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就是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实行民主基础上的多党制。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就显示出了巨大的政治吸引力，获得了国共两党之外广大中间势力的大力支持。10 月 10 日，中间势力最具影响力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发表政治主张，郑重表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 ”显然，联合政府已成为国民党之外各党派的共同政治诉求。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政府主张之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于 1943 年开罗会议期间，就曾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 ”1944 年 11 月 7 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
23、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进行会谈，双方达成了五点协议，其中重要一点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11 月 10 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五点协议上签字，赫尔利还预留了蒋介石签字的地方。然而，国民党对战后中国政局的考虑，与中国共产党的想法截然不同。1945 年 9 月3 日，国民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 ，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未作正面回应，而是着重就战后复员问题提出了具体主张，对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民主宪政问题
24、，也仅是提出了加紧实行地方自治等若干意见。但是，蒋介石在同日发表的广播演讲中却特别强调：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唯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唯一的前提就是军队国家化，中共不应再拥有军队，其意仍然是要维护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由此，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一党独尊的政治地位，极力反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赫尔利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的五点协议也就不可避免地胎死腹中了。国民党为了应付国内外舆论，遂提出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建议，而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亲赴重庆与之谈判时，国民党当局却大感意外，毫无准备，只得虚与委蛇。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下，谈判最终达成了若干协议，但就在协议墨迹未干之时，国
25、民党却置国内外舆论于不顾，悍然发动对共产党控制区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内战局面。1945 年 12 月 15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强调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为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危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声明要求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参加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同时，杜鲁门还派遣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为其特使，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冲突。杜鲁门明确地说：“我派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是为了设法制止战争，以帮助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协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马歇尔后来也多次说：他使华时希望建立一个两党
26、政府体制，让共产党等少数派成为拥有合法地位的反对派。可见，此时美国仍然是希望中国避免内战，建立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调处持积极的欢迎态度，12 月 17 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发表谈话：“中国共产党欢迎杜鲁门总统十五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间停止敌对行为，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代议制政府，借以实现中国之民主统一的建议。”12 月 23 日周恩来在与马歇尔的会谈时再次重申：我们的政策是和美国的政策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我们对其“中国不能内战” 、实
27、行“民主政治” 、 “成立一个临时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同意的。由于蒋介石坚决反对联合政府，马歇尔的调处亦无疾而终，美国最终也只得放弃调处，站在了国民党一边。这样，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努力创造的多党制民主蓝图，在内战的隆隆枪炮声中化为乌有。后来，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反省说， “从国民党犯有过错而受到谴责来看，一党制应予摒弃” ， “唯一的拯救办法是，更广泛地讲民主，给老百姓以做人的权利” 。后见之明，悔之晚矣。而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民主、团结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唤醒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使人们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从而汇聚起广大的民心民力，夯实了战胜国民党的基础。国共两党的鲜明对比1
28、947 年 6 月，蒋介石不无自满地说， “综览各方之情况，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 。1948 年 1 月，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声色俱厉地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为什么仅时隔 7 个月，蒋介石就严责自己领导的政党？原因就是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失败，而这盖源于国民党领导力的衰微。其实，从 1927 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的作风就开始败坏。1928 年 11 月，一位观察力敏锐的外国人乔治?索凯尔斯基指出， “奢侈和豪华”已成为国民党官
29、员特有的生活方式。到 1930 年，国民政府各级官员的贪污已比较普遍。抗战胜利后，沦陷区人民渴望着国民党中央派人前去接收。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却贪婪地搜刮民财，巧取豪夺，把原沦陷区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和代总统的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 ，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 。民众则讥称那些“接收”大员是“五子登科” ，即只知道掠夺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三迷成风” ，即财迷、色迷、官迷成风；“三洋开泰” ，即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当时，北平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 “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 。对此，
30、国民党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官员邵毓麟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这颗“定时炸弹”在内战期间就爆发了，其直接表现就是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溃败。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总结了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国民党“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反观共产党，毛泽东认为“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而“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所以共产党一贯把加强党的建设视为党的生命。正如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白修德） 、安娜? 雅各布所记述的
31、：“虽然共产党的敌人咒骂着他们，把所能想到的一切污言秽语泼洒在他们身上，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他们用双手创造出一个奇迹。共产党从光秃贫瘠的山区出发，在一个从满洲到长江流域的巨大弧形范围内，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在现代战争或现代政治中，很少有其他政治事业可以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奇迹相比。 ”完成这一奇迹的共产党人， “深入到每个乡村的基层中去，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口号唤起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大力量。这些力量来自于人民来源于群众的智慧，来源于农民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和持久永恒的坚韧耐力。 ”司徒雷登在总结国民党失掉大陆的原因时，也曾经如此说：“整个来讲，不论是对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农
32、民） ，或者是对国内国外的观察家，共产党都能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它是全心全意致力于人民事业的，它是真正希望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希望中国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获得一个真正独立而强有力的地位。 ”“在共产党取得全国（大陆）胜利之前，他们对其控制地区的统治很少表现出集权主义的倾向；他们似乎是仁慈的、宽容的、友善的，他们的原则是自己活，让他人活，而且帮助人家活。1947 年、1948 年和 1949 年，当他们节节胜利，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地区、一座又一座城市的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受人欢迎的解放者的行动。 ”“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成员对它的事业抱有无私的献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国民党员缺
33、乏这种精神。 ”中国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最广大的民心和民力，形成了毛泽东所描绘的局面：“在全国，我们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 ，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 ”而国民党则是丧尽了民心，甚至出现了“国民党究竟代表谁？”的疑问。人心向背最终决定了战争胜负。1949 年 2 月1 日，在战败的前夕，蒋介石自我反省说：“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
34、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农民“躺着翻过身来”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个老问题。 “耕者有其田”已断断续续地喊了两千多年。历史上农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绵延不绝，但是农民战争即使改变了朝代，也没能改变农民的命运。然而中国的这个“千年难题” ，却由共产党解决了。在 1949 年以前的旧中国，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是极其不合理的。美国人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提出：“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的土地。 ”他的这个估计仍略显保守，实际上旧中国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达到了约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为了改变
35、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于 1946 年 5 月 4 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提出“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坚决拥护广大群众在反奸、清算、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 。如美国记者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在 中国人征服中国 一书中所讲，1946 年至 1947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 “并不是单纯的没收土地。这是一场通过赎买、捐献、处罚、社会压力、没收以及其他一切为社会各界所支持的办法，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的运动” 。等到 1947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开始实行平分土地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到了 1949 年上半年，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华东的
36、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及其包围的小块新区中，土地已基本平均分配，近 1 亿农民获得了土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不仅使农民得到了渴望的土地，而且在政治上也摆脱了长期被边缘化的状态。1944 年 6 月 12 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 ， “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 ；“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 。抗战以来，共产党在其控制的边区广泛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即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
37、，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 。为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农民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还不识字，边区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 80以上。一向被认为是组织程度不高的农民，一旦有人能提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正确主张，把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潜能便会充分发挥出来，成为令人吃惊的巨大力量。共产党成功的农民政策，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参军、支前成为了他们的自觉行为，仅山东一省，国共内战时期就向共产党部队输送了 95 万兵员，动员
38、了 1106 万民工、民兵帮助部队运送物资。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还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当时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华北大学任教的美国人韩丁，在观察了土改后的农村社会后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 。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 。对于全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熟
39、悉中国情况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曾说，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共产党人的问题，决不是凭借武力所能解决的。只有为农村的广大民众建立起一个好于共产党人的地方政府，共产党人的问题才能随之自然地得到解决” ， “而国民党政权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注意” 。国民党对土地问题虽也有成套的理论，但直到在大陆失败，也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国民党未改革土地制度，但对农民征收的赋税却是越来越沉重。国共内战期间，在农业方面，仅征粮、征借和征购等项目加给农民的实物和金钱负担，就超过 1936 年的 4 至 5 倍，有的地方甚至超过 20 倍。而共产党却废除了杂税，仅征收正税。由此，国民党统治区和
40、共产党解放区的农民生活，实际上是冰火两重天。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分析了国共两党的农村政策后讲：“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而频繁征收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和主张合法行动的传统的社会价值。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 ”农民对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压强：“对国民党方面极小的压强（或支持） ，对共产党方面的相当压强（或支持） 。一个不均衡的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真空由此而形成。 ”这样，在农民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
41、做大了这个“政治真空” 。二、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多年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新中国，猜测它能否站住脚，会不会坚持不住而失败。这种想法，不是一点理由也没有的。一个独立、统一、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共和国虽然已经建立，但是它面对的考验依然十分严峻，考验的重点已不再是军事问题，而是与之相比解决起来更为复杂艰难的经济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处理全国性的以及大城市中的经济问题以往几乎完全没有经验，国内外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出怀疑：国内一些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来自国外的质疑更
42、为普遍，如一位美国学者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 “当共产党的军队于 1949 年进军战胜国民党时，他们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不过他们的斗争刚刚开始。中国领导人在恢复中国经济并使之现代化方面遇到巨大的困难”，由此“中共的胜利将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然而，中国共产党仅用短短的三年时间，尽管其间还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称为“韩战” ） ，就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中国共产党交出的这份“经济答卷”令世人惊叹，而这一切又是如何做到的呢？1949 年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中国可谓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整个经济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工
43、业整体上处于手工作业的状况，根本谈不上体系，工业产品少得可怜；农业还停留在手工耕作、靠天吃饭的水平上；交通运输工具落后，数千年前就已经使用的畜力车和木帆船等民间运输工具仍然在大量使用；邮电通信技术设备非常落后，电话电报多用手工方式操作，约有一半左右的县没有自动电话，约有四分之一的县不通电报和长途电话，中西部地区普遍处于十分闭塞的状态；市场上商品严重匮乏，大多数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日本侵华战争和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总崩溃，使得原本就十分落后的工农业生产更大大倒退。从工业生产的状况来看，1949 年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和钢减少了 80%以上，棉纺织品减少了四分
44、之一以上。总的来讲，工业生产平均减产近一半。再看农业生产，广大刚解放的地区，农村已经陷入破产境地，水旱灾情又极端严重，全国粮食产量比抗战前下降 21%，棉花产量相当于抗战前产量的 54.4%，耕畜减少了 16%。各地的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由于长期的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城乡交流近乎隔绝，市场萧条。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 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 27 美元，不及印度的一半，仅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此外，战后中国共产党恢复国民经济所迫切需要的资金在国内战争后期被大量转移。1948 年年底，蒋介石命令中央银行将所存黄金、银元、外币共约 5 亿美元全部移存台湾。12
45、 月 1 日，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把第一批黄金 200 万两运往台湾，随后又南运银元 1000万元至广州。1949 年 1 月，再运黄金 57 万两、银元 2200 万元至厦门。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逃离上海前夕，又卷走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 19.8 万两、银元 146 万元。上海解放后，国民党中央银行被中国共产党接管时，只剩黄金 6180 两，银元 1546643 枚，以及少量外币。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将航空、金融、贸易等领域的 29 家垄断企业撤到香港，这些企业的资产净值共约 2.43 亿港元。大量受过训练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也被国民党从大陆转移到台湾。资金、物资和人才的大量转移，增加了新
46、中国成立后恢复经济的难度。由此，在新中国诞生之际，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国民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这种国民经济的萎缩和萧条，在当时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企业甚至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之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一万多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新中国的经济，就是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经济基础极端薄弱、财政经济濒临崩溃、物价上涨完全失控、投机活动异常猖獗的烂摊子上艰难起步的。“不要四面出击”
47、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就实现了。这一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一系列问题，必须先有一个通盘的规划和部署，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早在国共战争还在进行的 1949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可见，中国共产党对能否恢复和发展经济的
48、重要性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一个多月后，针对各方有关如何恢复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 。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 。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将“四面八方”政策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国民
49、经济基本恢复。“四面八方”政策中的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个方面，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四对矛盾，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前途。公私关系处理不好有可能丧失经济基础，劳资矛盾处理不好有可能使阶级矛盾愈发尖锐，城乡关系处理不好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内外关系处理不好将会使中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经济贸易发展迟缓。而在统筹考虑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上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符合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构成特点，很好地解决了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他关系，从而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合力。然而，在实践中要做到“四面八方”面面俱到，是一件面临重重阻力的事情，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一个重大考验。由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及建国后社会经济面临的改组，使得各阶层民众在生产生活上都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等方面的问题，使他们在生产和经营上步履维艰，加之对新生政权的疑虑，他们的心情和处境是“挂红旗五心（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 。这时，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一些手工业者对中国共产党也有意见，他们说：“解放了，生活为什么这样苦？”大部分农民，由于没有实行土改，又要征收公粮，也有意见。而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滋生了一些不良情绪，如在对待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