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试论杨贤江对我国教育理论的杰出贡献宋恩荣 喻立森杨贤江是我党早期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是我国二、三十年代教育理论领域劈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创立，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奠基做出了杰出贡献。今天，在我们努力开创教育理论研究新局面的时候，回顾杨贤江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功绩，对丰富我国社会主义的教管理论宝库，指导当前的教育理论研究，很有现实意义。一、把马克思主义全面引向教育理论领域本世纪一、二十年年之交。正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转折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开始传播的启蒙时朝。马克思正义的传播，既为中国革命带来了蓬勃生机。又使上层建筑意识领域发生了深刻
2、变革。 “拥护民主” 、 “拥护科学” 。成为当时文比界的强烈呼声；“改造学校” 、 “改革教育” ，也是教育界人士的迫切要求。尤其当“十月革命”的胜利喜讯传来以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更是为之一新。反对封建、买办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和介绍苏联新教育经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教育，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我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来指导教育实践的，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李大钊。他在作为“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鲁迅语）的一百二十余篇遗作中，很多是抨击中国封建学校，论述当代教育革命的。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
3、层建筑的依存关系，以及教育的历史性和阶级性，确认“社会是阶级的社会” “政治是阶级的政治” ，学校是阶级的学校，教育是阶级的教育（参见今与古 ，晨报副刊1922，18） 。从而，为当时蓬勃兴起的新兴教育运动指明了航向。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论述教育问题的，是党的早期活动家、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无产阶级教育战线的无畏战士挥代英。他以全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武器，批到了资产价级教育家鼓吹的“教育救国论” ，揭露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反动实质，抨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学校“祸国殃民” 、 “误人子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要改造中国教育，首先必须进行一场政治革命。他在给沈泽民等人的复信
4、中表示赞成沈泽民的意见：“教育问题正和一切问题一样，非把全部社会问题改造好了，是不会得到解决的。 ”（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第 2 集，第 482 页）李大钊、恽代英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剖析中国学校，论述教育革命方面，做了许多率先传播、启迪引导的开创性工作。作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贡献。但是，由于他们忙于党的其他万面的工作，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因而，未能完成创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任务，也没有来得及把马克思主义全面引向教育理论领域。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杨贤江身上。早在学生时代，杨贤江就怀着强烈的爱国激情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但那时他只不过是一
5、位“教育万能论” 、 “教育救国论”者。一九一九年，杨贤江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年，他又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学习讨论。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影响下，在马克思主义革令真理的熏陶下，杨贤江的世界观产生了质的飞妖。一九二三年上半年、杨贤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投身到学生运动、青年运动、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中，亲身感受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及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潮对中国革命和青年学生的危害。他终于彻底抛弃了“教育万能论”等资产阶级教育观点，按照新兴社会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开展教育理论的研究，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一九二三三一九二七年间，杨贤江在学生杂志 、 教育杂
6、志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积极指导青年运动的论文。在当时教育理论界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杨贤江把马克思主义全面引向教育理论领域，并以之指导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标志，走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事变的相继发生，使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将文化教育界一批知名人士转入地下和避难国外。二七年冬，杨贤江到了日本，一方面负责中国留日学生特别支部的工作；一方面人事教育理论著译。一九二九年回国以后，杨贤江又承担了党交给的撰写教育论著的任务，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围剿。从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三一年秋。杨贤江整整花了四年时
7、间，集中精力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系统考察古今中外教育史实，重新清理自己的教育思想。终于编撰出两部教育专著，翻译了五部英、日文著作，并以多种笔名发表了三十余篇介绍国外教有近况、批评国内教育现状的文章。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杨贤江把马克思主义全面引向教育理论领域，并以立指导教育理论研究的重大学术成果，是撰写了教育史 ABC与新教育大纲 （本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引自这两本书）这两本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 教育史 ABC从远古的氏族社会，到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依次就社会形态的交出发展对教育的变化发展的影响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用生产力与生产
8、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说明教育的变迁。深刻揭示了阶级的变化是教育形态变化的根据。从而批判了否认教育发展有质的变化的唯心主义观点。这本书在我国第一次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正确地阐明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新领域、推动我国教育史的科学研究上作出了极为重大的历史贡献。 新教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系统研究教育现象，完整阐明教育原理的划时代文献。它科学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正确阐述了教育与经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深刻地批判了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潮，为我们初步勾划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蓝图。正是这两部令人“耳
9、目一新”的教育论著， “奠定了杨贤江作为新兴教育理论先驱者光辉的历史地泣” （张承先：1981 年 8 月 9 日在纪念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赢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的光荣称号。二、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新学风杨贤江曾经谈到，学校应该成为唤起民众、鼓动革命的舆论阵地；教育应当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教育理论研究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实际、学校教育的实际结合起来，必须与教育理论的现状、师生员工的思想联系起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九二四年杨贤江发起了对教育上的封建复辟逆流的批判。其后他又系统地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潮的批判。二十年代末，又对国民党推行的“三民
10、主义教育”与“党化教育”进行了尖说的批判。他的理论著作， “与其说是学术的研究，无宁说是暴露的实话” 。他就是运用“暴露”这个有力武器去揭穿教育上的种种“把戏” 。所以杨贤江没有象有的“学者”那样钻进“象牙之塔” ，进行所调“为学问而学问”的一“纯学术”研究，而是以中国革命为背景，不断地从教育实际中选择研究课题；又不断从自己的理论研究中探索出解失实际问题的科学结论。可以说，他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面，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在我国教育理论界，开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新风。一九二四年，杨贤江在学问与装饰品一文中指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学术，却不是西洋那种高贵的学术，而至要明白中国现状然后对症下药的学术；
11、中国所需要的人才，也不是西洋邓种专门的人才，而是能研究中国现状然后对症下药的人才。如果不顾实际情形，不管实际要求，徒然依样葫芦地开办些学校，虚行故事地研究学术，那只是替这个腐败社会粉饰些门面罢了， ”（学生杂志 ，第 11 卷第 8 号）这就是他在教育理论研究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新学风的有力见证。我们在阅读杨贤江的教育论著时常常产生这样的感觉：他所论述的问题带有鲜明的计对性和战斗性。比如：教育的本质被一些人歪曲了，颠倒了。他就义不容辞地奋笔疾书， “解释数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 ， “辟除对教育的述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 。教育这架“机器”被强盗偷去了，作为麻痹人民、扼杀革命的“毒药” 。
12、他就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夺回教育大权。再如，当有的学生效。旧礼教” 、 “玄学鬼” 、 “时髦朋友” 、 “阶级压迫”等故人四面包围，不得解脱的时候。杨贤江就鼓励他们“向前冲锋” 、 “突围而出” ， “到民间去” ，到斗争第一线去，宣传革命，组织民众，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邪恶统治。当有的青年在革命紧要关头徬徨不前，甚至开始麻木不仁、消沉颓废下去的时候，杨贤江一针见血地指出：“见了这种腐败的政治而无感触的，是木偶，是呆子。见了这种腐败的政治而思躲避的，是废物，是懦夫。 ”（学生与政治 ；学生杂志 ，第 10 卷第 5 号）进而激励他们快快觉悟，做一个有血性、有志气、有活力的革命青年。尤其是在
13、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甚嚣尘上之时，杨贤江猛烈抨击了风靡一时的“党化教育（谬论。他认为，革命的教育可以“造成革命的领袖人才” ， “养成社会革命的空气” 。因此，他号召人们拿起“革命的教育对这个斗争的武器， “把统治阶级的罪恶尽量揭露，把革命的政纲尽量散布” 。他说， “要把教育视为革命力量的一个方面军，在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肃清封建势力的革命任务之下，向着革命胜利的方向走去。 ”杨贤江就是这样紧密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把自己的教育理论研究同当时的教育革命需要联系起来，为组织民众制造舆论，为宣传革命大喊大叫，为刷新教育理论准备思想武器，为指导青年运动提供照路明灯。可见，他的
14、数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辉结晶。只有这样的教育理论，才是洞察国情、“对症下药”的中国代理论，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鲜明的战斗性，才能够在中国革命、教育革命的历程上，起到宣传机、播种机的巨大作用。三、对众多理论课题的重大突破杨贤江不是孤立地去研究个别教育现象，更没有简单地重复前人的已有结论。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所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和彻底批判精神，系统地去研究古今中外的教育史实，探讨教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他无论对哪一个课题的研究，都力求融合中外，披炼古今，矢志创新，刻意求真，找到符合客观实际的独到见解，作出超乎前人的创造性建树。杨贤江对哪些课题作出
15、了重大突破呢？首先，杨贤江科学地解释了教育起源问题。教育是何时发生？怎样起源的？起源时期的教育又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是古今教育理论家所致力突破的理论课题。比如我国古代就有“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西方近代也有“生物起源说” 、 “心理起源说”等。对这些唯心主义观点，杨贤江给予了深刻批判。他认为教育发端于“氏族制度之时成” ；起源于人类祖先“大家劳动，共同消费”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演进”过程中。他曾明确指出：教育起源于“实用” ，发生于“当时当地的人民的买际生活的需要” 。他所说的“生活” ，包括原始人类无所不包的活动内容。即既包括人们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所必须从事的生产劳动，又包括为获得精神生
16、活资料而举行的风习礼仪等。杨贤江的“生活起源说” ，既不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变种，也不是“生物起源说” 、“心理起源说”的产地。相反，它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考远古历史资料，下察当今原始部落，并且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分析之后，得出的论述教育起源问题的唯物主义见解。在教育史 ABC和新教育大纲这两本专著中，他既引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有关著名论断，又引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里的大量资料，深刻说明起源时期的教育“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 ；是源于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又指导人们的生产劳动和风习礼仪的根本“向导” 。这就把原始社会的教育勾勒得清清楚楚，分析得
17、有理有据。杨贤江的“生活起源论” ，也不同于苏联学者四、五十年代提出的“劳动起源论” 。它概括了“劳动起源论”的全部含意；却又包涵着“劳动起源论”不曾论述过的重要内容。因为原始人类的活动除了生产劳动之外，还有为保存种族而进行的礼仪传习、风俗养成、性情陶冶、意识训练等等。作为当时用来传递经验、发达智体的社会教育，除了传播生产经验、传播劳动技能之外，不能不承担起传送生活经验、养成生活习惯的任务，不能不承担起培养情感、养成社会所需要的心理品质的任务。所以，杨贤江关于教育起源于生活的观点，比教育起源于劳动的说法要高出一筹，要全面得多。其次，杨贤江正确论述了教育的本质，深刻揭示了教育的特定涵义、本来特征
18、、基本职能和根本属性，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教育本质论体系。杨贤江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和撰写教育论著的年代，也正是中国教育界谬种流传，思想极为混乱的时期。国外资产阶级“教育新潮”相继传入，国内复古守旧的教育观念沉渣泛起；一些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文人学阀也粉墨登场，竞相进行欺诈宣传。他们用一些不相干的漂亮话，给教育戴上冠冕堂皇的假面具，掩蔽了教育的本来面目，对广大教育工作者与青年学生起着数获麻痹的作用。因此，纠正曲解，破除迷信，还原教育的本来面目，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工作者一个义不容辞的迫切任务。正是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杨贤江愤而提笔，深刻揭示教育本质。他批“三论” （“教育
19、万能论” 、 “教育救国伦” 、 “先教育后革命论” ）澄清教育的基本职能；辟“四说” （“教育神圣说” “教育清高说” 、 “教育中正说” 、 “教育独立说” ）阐明教育的特定涵义；驳“五化”（资本主义社会所谓新教育的特征：“劳动化” 、 “科学化” 、 “社会化” 、 “中立化” 、 “国际化”） ，揭示教育的本来特征。并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态观点、发展观点、量变质变观点出发，精辟阐明了教育的根本属性的历史性和可变性，揭示出教育的根本属性“二度”演变的发展规律。他确认：原始社会中，教育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 ；阶级社会中，教育的根本属性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 ；未来共产主
20、义社会，教育的根本属性将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在一个更高形态上的复活” 。杨贤江是我国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刻揭示教育本质，完整论述教育本质论体系的教育理论家。他对教育本质问题的许多真知灼见，不仅发自前人之未说，而且远比五十年代苏联的教育本质讨论、以及我国近年教育本质论争中涉及到的有关问题都要深刻。再次，杨贤江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论述。他认为教育具有潜在的物质生产性；教育与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一方面，教育受制于经济结构；另一方面，教育又影响着经济发展。教育既可以“拘束经济关系的发展” ；又能够直接、间接地“促进生产力的发达” 。学校教育主要是通过培养适合
21、一定社会经济组织需要的劳动力，来为发展社会经济服务。他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可计量方法，说明教育投资的远是效益，揭示教育事业的经济意义。他的这些基本论点，已经构成当代教育经济学的主要原理。杨贤江关于教育经济的观点，不仅在我国具有首创特点，而且在国际上也处于比较领先地位。他的新教育大纲虽然脱稿于一九二九年，但其中的许多部分从一九二八年起，就陆续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因此，他的教育经济思想萌发于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间。这较之苏联斯特鲁米林在一九二四年发表的人民教育的经济意义 ，仅仅只晚四、五年；而比美国沃尔什一九三五年发表的人力的资本观 （也可译为把资本的概念应用于人 ） ，又要早六、七年时间。这一事
22、实不应该为我国学术界，尤其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专家们忽视。最后，杨贤江还系统研究了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在“东方并未血红” ，还只有“一点曙光”的时候，他就遵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关论述，凭借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进行教育改革的经验，描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灿烂前景；揭示出共产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宏伟蓝图。这也是他在教育理论研究上放眼未来、远见卓识的最辉煌一页。杨贤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继资本主义社会而起的”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民主社会，社会主义的教育既要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又要不断地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因而，社会主义的学校教育必须
23、为无共阶级政治服务， “要在精神的领域，在人类的心理方面，履行变革布尔乔亚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一笔者注）的任务，使成人的意识适于新的社会夫系；特别要教育那些具有基于新社会心理的青年” ，使他们成为“定产阶级的忠实斗士” ；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代建设者。杨贤江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应当重视经济建设，应该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的学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他认为这不仅有益于增加经济财富、养成学生的劳动习惯，不但有利于逐步消灭体脑差别，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而且更是培养和造就智力、体力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的根本途径。为了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教育理论与实际有更多的了解
24、，杨贤江在新教育大纲后面列出的“参考书”一栏中，向读者推荐了不少新兴社会科学读物和介绍苏联教育的书籍。同时，他自己还翻译了苏联平克微支著的苏维埃共和国新教育 ，日本上田茂森著的新兴俄国之教育等。杨贤江是我国第一个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教育理论家。尽管他当时的论述不尽完善，有些见解也比较模糊，但他在阐扬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传播无产阶级教育理论方面，确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他还对德育论、智育论、体育论、美育论、教师论、学生论等也很有研究。他在教育理论的一系列精辟见解，为当时苏区和后来抗日温据地、解放区的人民教育事业，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我国科学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石。综上所述，可见杨贤江对我国的教育理论确有杰出的贡献，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一系列教育论著，相继发表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早期，发表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了解不多的时候，发表在国民党反动派限制言论自由、反对“赤化”宣传的白色恐怖年代，这更显示出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所具备的政治远见和革命胆略。因此，杨贤江不但是一位著名的教育理论家，而且还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新兴教育运动的伟大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