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产权管制放松与制度绩效变迁来自广东经济非均衡转轨的证据 何一鸣（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510642，广州、五山）内容摘要 过去大量的研究强调政策、区域、禀赋等对广东经济转轨绩效的影响。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角度出发，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博弈论模型，旨在分析广东政府放松对资源配置权利的管制对经济转轨产生的制度效应。借助经济计量的实证方法，本文证明，广东各级地方政府放松对资源配置权利的管制，大幅节约了租金耗散，并衍生出更多给予经济个体发挥比较优势的获利空间，市场范围的扩展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均衡转轨。本文对于理解广东经济转轨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框架，它尤其有助于揭示产权管制放松与经济绩效变迁二者之间
2、的内在机理和制度逻辑。关键词 产权管制 制度绩效 经济转轨 均衡发展Deregul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Change:An Empirical Study on Non-Equilibrium 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eHE Yi-ming （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on the effec
3、ts of policy, region and endowment on economic transition performance on the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the angle of deregul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this paper builds a game theory model to explore the institutional effects of local governments deregul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on allocation of resourc
4、e on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Guangdong. Based on the econometric method, it proves that deregul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reduces rent of dissipation, and then creates much room for economic individual to reward and develop. It contributes to enhanc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
5、p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between deregul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Keywords: regul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economic transition, equilibrium development发表于产经评论 ，2010，第 2 期，第 6077 页。作者简介：何一鸣，1981.05，男，广东广州，博士、讲师；联系方式：13802415862，hym0509
6、126.c om，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510642，广州。一、引言自 1978 年底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经济制度一直坚持采用渐进式市场化取向的转轨模式。实践证明，与其他前计划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是最为成功的，中外经济学家也因此为之着迷。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的基本假设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各种理论假说、研究范式和经济模型，去观察、解释“中国奇迹” ，并获得丰硕的成果（张五常，2009）7。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广东的经济发展就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广东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经济总量超越台湾，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经济
7、大省。据统计，十六大以来，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快速增长，20032006 年年均增长 14.5，比同期世界和全国平均增长率高 9.6 和 4.1 个百份点。例如，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由 2002 年的 13502 亿元到 2007 年突破 3 万亿元，五年年均增长 14.5%，2007 年比上年增长 14.3%，占全国比重由 2002 年的 1/9 提高至 1/8，经济总量继超过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香港后又超过台湾，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4000 美元，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来源于广东的财政总收入由 2800 亿元到突破 7000 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由 1201 亿元增加到
8、 2710亿元，年均分别增长 22.7%和 17.7%，2007 年分别比上年增长 36.7%和 24%。所以，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同时又是发生制度变迁最频繁、最活跃的地区，广东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过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学术的好奇（何一鸣，2008c） 5。这也是我们选择广东作为研究区域的出发点的原因所在。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走的是一条以市场化改革推动经济增长、以市场机制作为经济运行基础的经济转型发展模式。但是，广东的经济发展，是一种“非均衡”的转轨模式。如果从空间经济的纬度出发，我们可以把空间具体分为城市和农村地区，而在广东经济总量高速发展的同时，广东的
9、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制度绩效差异却越来越明显，即后者的经济发展要远远落后于前者，农民未能充分分享到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成果。因为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只有让全体社会民众成为改革成果的最大受益者，才能减少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社会振荡，并可能为后续的改革搭桥铺路。同时，如果从区域经济的视角上看，我们又可以把区域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局部区域。我们可以发现，拉动广东经济发展的一直主要是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而广东的北部和东西两翼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要逊色得多。如果我们进一步从产业结构布局上考虑的话，可以初步发现，经济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 “城镇工业集群” ，而广东的东西北地区却主要还是“以农
10、为生” （何一鸣，2008b） 4。可见，广东经济制度的均衡转轨，取决于“三农”制度的进程。在此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身影（何一鸣，2008a） 3。因此，这些应当成为研究广东二元经济均衡转轨的重点。诚然，在广东的经济转轨过程中，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产权管制行为的变化与经济转轨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在 19802006 年的广东 GDP 增长中，产权管制放松的影响显然是最重要的，仅其一项就使总产出增长了 41.59%，远远超过了有劳动投入的 12.72%、物资资本的 35.55%和技术进步的 10.14。显然，产权管制放松是促进广东经济增长的关键贡献因子（罗必良、何一
11、鸣，2008） 6。一般地，只要对财产权利集合中的任何一个或多个子权利的运用实施限制甚至删除，则属于本文的“产权管制”定义的范畴。该定义也同时可以作为区分计划经济系统、市场经济系统和转轨经济系统的一个标尺：当排斥他人使用资源并自由协约（转让或交易）而从中获取收入的权利被拥有“暴力潜能”的外部权威剥夺之时，则是计划经济系统的情况；相反，如果财产权利均由分散决策的个人所控制，那么便构成所谓的市场经济系统；至于转轨经济系统，从其字面意思也可知它介于前面两者之间。总之，计划经济系统的产权管制程度最强，转轨经济系统次之，而市场经济系统最弱。这样，产权管制放松既是一个产权集合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子集从被剥夺或
12、删除到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并界定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产权管制程度不断减弱从而是计划经济系统向市场经济系统过渡的阶段。若产权束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拥有如何最佳运用资源的信息的分散决策个人，则停留在公共领域里的租金耗散将会相对减少，经济制度绩效因而得到改进（何一鸣、罗必良，2008a） 1。进一步，产权管制程度的差异从而导致不同租金耗散的产生，相同的行为动机在不同的管制结构下将产生不同的制度绩效（何一鸣、罗必良，2008b） 2。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讨论的管制对象是产权，而不是所有权。后者是主体与财产在法律上的占有或归属关系，前者是使用、转让和分享公共领域中的剩余收入的权利。关键是，没有竞争就没
13、有产权。因此，通过讨价还价的贯序博弈竞争过程，把财产的权利在政府和个人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就会出现产权管制问题，博弈者或产权主体的行为也因而受到影响。为了具体地解释产权管制放松以及进一步探讨广东经济非均衡转轨绩效差异的内在逻辑及影响机理，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产权管制放松的理论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上把广东制度变迁视为产权管制放松的过程。根据理论分析结论及其推论，接着提出基于产权管制放松程度差异的广东城乡非均衡转轨的理论假说。最后一节是结论与政策含义。二、产权管制放松的理论模型产权管制放松是产权管制的反向运动，后者又是前者的初始结构，因此，在讨论产权管制放松前分析一下产权管制是有益的，但前提是认识产权的
14、内涵与功能。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资源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能够对资源配置及其效率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借助于产权制度就获得一种将权利分配给个人的方法，该方法涉及如何向特定个体分配从特定物品种种合法用途中进行任意选择的权利。产权的配置功能是指产权安排或产权结构驱动资源配置状态的形成、变化，是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的调节机制。有效率的产权安排往往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然而，考虑到某些资源利用的外部性或者出于某些其它目的，产权配置又往往是管制安排的结果。但是，对产权的不当限制，会使产权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它直接引致的后果是：一是资源不可能流向对其评价
15、最高的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由此受到损害；二是必然导致有效竞争的缺乏，由于产权主体相互间的冲突不能通过竞争性的转让方式解决，那么就会陷入无休止的“内耗”或者容忍资源利用不充分的低效率；三是由于以上原因也必然导致行为主体的收益权受限制与侵蚀。（一）产权管制放松的初始结构：产权管制如果需要进一步讨论“产权管制”的内涵，或者要清晰界定该定义的使用范围，那么，本文规定，若政府从一组完整的私人产权束中删除若干项权利，则属于产权管制范畴。现在，我们将进一步正式考察产权管制是如何导致公共领域内的经济租金消散尽掉的。因为在完全没有产权管制的情况下，使用从而获取收入（租金）的权利是属于个人所有的，该管制安排将使租金
16、成为均衡条件下的私人成本。在产权实施全面管制而且个体之间没有合谋的情况下，租金就成为剩余，每个个体都会最大限度地获取别人留下的部分。此外，产权管制把一部分有价值的资源置于公共领域里。而这些留在公共领域里的资源的经济价值便构成“租” 。那么，只要公共领域里的租金价值为正，便会诱致理性行为个体进入公共领域实施“攫取租金”行为。这样，公共领域内的资源随着追租个体数量的增加而减少，最终出现资源的租金价值全部消失的结局。值得注意的是，租值耗散只是个程度问题，但只要产权被管制住，公共领域便会出现。而且，产权管制的程度越强，公共领域的范围就越大，租值耗散便越厉害。但均衡解只要求有关的边际上租值完全耗散。由于
17、产权管制导致资源置于公共领域，最终会使其中的租金价值在边际上下降为零。具体地，产权的国家管制使分散决策的个体失去对公共领域中的租值的排他性权利，那么，人们的相互竞争进入公共领域使用公共资源的结果是，每一个竞争追租者所获得的，只不过是利用该公共资源所需要的他自己的资源的可选择的收益。但这样一来，公共领域中的经济价值将会被必须用来攫取该价值的其他资源的代价所抵消。因此，竞争所赢得的租金的净值等于零。按照产权管制的逻辑，如果要提高制度绩效的话，则应该放松产权管制，因为当产权束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拥有如何最佳运用资源的信息的分散决策个人时，停留在公共领域里的租金耗散将会相对减少。所以，产权管制放松应
18、该是产权管制的反方向运动形式。（二）产权管制放松的动力机制：约束条件与路径选择一般地，作为一个在行使“暴力潜能”上有比较优势的政治组织，地方政府“天然”享有配置资源的权力。尤其在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之初，它对社会资源的合法使用拥有垄断权，加之在组织公共物品的供给上能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及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地方政府足以凭自身力量控制和运用社会经济资源。具体地，上级政府关根据其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在法律秩序规定的框架内形成调配经济资源的整体蓝图，而资源配置计划的具体操作和执行则由下属的各级地方政府完成。但是，广东的各级地方政府没有把资源配置权停留在手中，而是通过各类承包契约把该
19、权利进一步下放到下面的经济组织当中。当然，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权力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这具体表现在：1979 年 4 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的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提出，希望批准广东利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同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 50 号文件，批转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该报告的中心问题是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扩大地方权限；1980 年中央又发出 41 号文件，对经济特区的管理，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
20、市场调节” ；1985 年，国务院又批转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会议纪要 。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既然政府具有配置资源的能力，为何不直接提运用资源而交由各类经济个体代办？这是因为，资源的控制和使用不但取决于配置主体（这里指地方政府）的能力，还取决于其动机。后者是在政府的个体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确定的，要让政府亲自运用社会资源，必须实现其租金（如税收、公有资产拍卖等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目标。但同时，它却面临信息和监督问题，这是它极大化租金的约束条件：一个是信息成本经济中总是包含着不同经济个体的活动，这些经济个体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地方政府要为每个不同经济组织安排
21、和计划资源的调配，就必须对各经济个体的投入品和产出品进行调查和预测；二是监督成本控制和使用一组资源权利束，上级政府需要委托于其代理人即下级部门具体执行，但后者常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利用信息优势偏离前者的目标，前者便要耗费大量资源用于监督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在该逻辑下，尽管转轨时期的政府“天生”具有配置资源的优势和能力，但交易成本的约束导致它缺乏有效配置资源的动力和激励，从而放松对资源配置权利的管制。换言之，产权管制放松是政府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路径安排。（三）产权管制放松的博弈过程：从“囚徒困境”到“帕累托状态”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囚徒博弈模型进一步分析产权管制放松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模型首先假设博弈
22、者的支付存在以下关系：cadb 且 xwzy。具体地，产权管制放松前后的博弈矩阵分别为：地方政府对抗 合作a，w b，x经济个体对抗合作 c，y d，z产权管制放松前的博弈矩阵从这两个博弈矩阵看，产权管制放松后博 弈结果摆脱“囚徒困境”达到“帕累托状态” 。具体地，在产权管制放松前：ca 且 db，因此“对抗”是经济个体的占优策略；同时，xw 且 zy，因此“对抗”也是地方政府的占优策略，结果（对抗，对抗）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从而陷入效率低下的“囚徒困境” 。当产权管制放松后：在政府“对抗”条件下，经济个体选择“合作”优于“对抗” ，这在矩阵中表现为支付元素 b 与 c 交换了位置；同理，在，
23、在经济个体“对抗”条件下，政府选择“合作”优于“对抗” ，这在矩阵中表现为支付元素 x与 y 交换了位置。结果， （合作，合作）成为该博弈的纳什均衡，从而达到效率最高的“帕累托状态” 。其中，因为 ad 且 wz，所以与“囚徒困境”对应的均衡解（a，w）严格劣于与“帕累托状态” 对应的均衡解（d，z） 。按此逻辑，若产权管制放松前后的博弈矩阵分别记为 A 和 B，则产权管制放松相当于导致矩阵元素交换的线性转换 f: A ，即矩阵 B 是矩阵 A 的转置矩阵（B= ） 。其经济学的直观含TAT义是：由于经济个体比政府更加了解自身的需求因而前者在市场中的信息成本要远远低于后者搜寻信息的成本，分散性
24、决策的信息成本限制了政府资源配置的选择，所以政府配置资源安排被由经济个体自由协约构成的市场价格机制所替代。换言之，产权管制放松引起博弈结果“囚徒困境”向“帕累托状态”过渡，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因为博弈双方的福利均得到改善。具体地，产权管制放松不但使政府的源于经济个体发展所引起的财政收入的增加，而且可以减少其信息和监督成本的支付，而其净收益增加也是它继续放松管制的保证；另一方面，经济个体也获得从事生产决策和运用资源的权利以实现自利最大化。由于帕累托最优与经济绩效正相关，所以产权管制放松引起的低效率配置安排向高效率配置安排的转换，是经济绩效提高的主要原因。（四）产权管制放松的制度绩效根据上述的
25、约定和推论，产权管制放松是一个产权集合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子集从被剥夺或删除到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并界定的动态过程。在完全没有产权管制的制度环境中，人们有权使用和转让资源并从中获利，从而产生了保护资源的动力，此时公共领域内的资源权利被界定清楚，租金耗散程度因而相对较轻。因此，产权管制放松可视为一个租金耗散不断减少的过程。由于租金耗散与经济绩效负相关，所以产权管制的放松实现了从租金耗散严重的国家资源配置安排向租金耗散较轻的市场配置安排的转换，这也是推行产权管制放松的经济系统出现绩效提高的主要原因。从以共有制为产权基础的计划经济系统向以私有产权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系统的转换（即经济转轨或市场化取向的制度
26、变迁） ，其实质是一个产权管制不断放松从而制度绩效不断提高的过程。进一步，如果把这里的产权管制放松具体划分为政府放松对剩余控制权管制和政府放松对农业剩余索取权管制，那么，可以得到相关的两个命题：命题一 在政府放松对剩余控制权管制的博弈过程中，政府放弃剩余控制权，大幅节约了过去因农地资源权利扭曲配置所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改善资源低效配置的状况。该推论的经济学解释是： 政府放松对剩余控制权管制后，个人因而能够拥有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即边际上或增量上）的剩余控制权，从而能够保证其中的某项资源投入到它们能发现的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节约了过去因资源权利扭曲配置所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27、。命题二 在政府放松对剩余索取权管制的博弈过程中，政府下放剩余索取权，这不仅缩小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还增加了个人追逐私人财产收入的积极性。该推论的经济学含义是，剩余索取权管制放松不但使政府的源于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财政收入的增加，而且可以减少其信息和监督成本的支付，而其净收益增加也是它继续放松管制的保证；另一方面，个人也获得从事生产决策和运用资源的索取权利以实现自利最大化。因为帕累托最优地方政府对抗 合作a，w c，y经济个体对抗合作 b，x d，z产权管制放松后的博弈矩阵与经济绩效正相关，帕累托改进在某种条件下意味着经济绩效的提高，所以管制放松引起的低效率配置安排向高效率配置安排的转换，是经济绩效
28、提高的主要原因。三、产权管制放松视角下的广东经济制度变迁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的地方政府就预期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需要支付的潜在资源配置成本会大幅提高，导致财政支出的潜在规模大幅扩大，沉重的财政压力迫使它把资源配置主体的角色让位于下面的经济个体。准确地说，如果没有政府放松对经济资源配置权利的管制，广东的非国有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便难以发挥。同时，也由于前者的退出，才衍生出后者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 “广东模式”的一个基本经验是把早期发生在农村的一项成功的制度创新承包制应用到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的激励机制中。其实，这是财政分权与承包契约理念一起广泛结合并推广延伸的结果：层层承包制界
29、定与划分协约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即省向中央承包，前者的财政收入与后者六四分成；市向省承包分成；县向市承包分成层层分别交代，一直下去，到户到个人，实际上的私产最终形成。这样，人们手中便开始累积起日益增多的属于自己的财产权利，有些还集中起来通过各种投资方式建立非国有的经济组织。非国有经济组织的产权束的可分割性和可交易性，又促使具有不同需求和信息的经济组织能够将某项资源投入到它们能发现的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资源因而能够较自由地流向对其评价最高的主体手中，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进一步，拥有资源交易权利能够使不同的经济组织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逐渐演化成一个契约网络，有关交易的可编码化信号通过该网络进行传递，
30、构成非人格化交易模式的基础。又由于该交易模式是在清晰、简单和客观的情况下把编码的抽象数据信号的选择性使用作为交易的方向，且通过“双边声誉机制”和“双边惩罚机制”的有限次重复博弈来保证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契约的执行，因此，非人格化交易模式“渐进式”地发育成市场价格体系。那些明示的信号从而变成价格信号，告知人们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生产多少。这样，价格机制有效地“稀释”了资源的稀缺程度：一方面，能够减少无知、扩散知识和抑制错误的经济组织间竞争激励着最大化自利的经济主体通过专业化其比较优势以使自身在与协约对方的可能博弈中占据有利地位，从而使资源过去的扭曲配置得到缓解，无谓的效率损失因而降低；另一
31、方面，允许经济从交易中获取收益的经济组织间合作关系不仅为一体化提供了合宜的交易空间，更重要的是为经济增长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因而用于交易的资源的耗费得到节约以及生产规模和市场容量得到扩展。总之，广东各级地方政府放松对资源配置权利的管制，大幅节约了内生交易成本，从而扩展了经济组织的生产规模和市场范围，并衍生出更多的获利空间，经济绩效因而得到改进。因此，广东经济转轨或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迁其实质是一个产权管制不断放松从而租金耗散不断减少的交易费用最小化过程。如果说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产权管制放松的内生变量，那么，影响该经济转轨系统出现产权管制放松的外生变量又是什么？（一）广东产权管制放松的外生变量：港澳经济
32、制度溢出与世界市场制度推动制度可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同信念的自组织体系，其演化就是人们对博弈规则的共同信念发生变化的结果，而一种社会信念的改变可被理解为一个共同信息的螺旋过程。因此，制度溢出乃某社会博弈的共同信念以未编码化数据的形式通过社会网络间接传播到其他社会的现象。若从信息溢出的分类看，它是信息溢出的特例，因为它只是关于社会博弈共同信念的默示信息的溢出；若从被溢出主体主导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它则是一种制度演化的特殊形式，因为它是人们通过社会网络吸纳其他社会博弈共同信念的结果。制度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搭便车”行为，普遍的“搭便车”倾向是人们普遍厌恶的旧制度迟迟不能被效率更高
33、的新制度所替代的原因。搭便车行为对于一个封闭地区而言是阻碍制度变迁以及导致制度供给不足的重要因素，但对开放性的制度模范地区而言，则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即制度溢出效应。这主要归因于被模仿的制度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一是非排他性。高效率的社会制度的溢出能够节约被溢出主体设计新制度的成本，从而构成低效率制度下的主体学习和模仿高效率制度的激励。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低效率制度下的地区能够经济地通过个人的社会网络接收关于高效率制度的社会博弈规则的默示性共同信息。因此，后者难以把前者从制度接轨收益中排除出去。二是非竞争性。增加一个地区对于共同制度的分享之边际成本是接近于零。制度溢出方并不一概反对这种收益外部溢
34、出的行为，因为制度溢出后，被溢出方拥有与前者一致的关于社会博弈规则的共同信念可节约双方的交易成本。就实际情况而言，从系统的角度看，广东地区内的各项具体制度安排构成一个结构相对稳定的制度系统，而港澳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权结构便是一个开放性的制度系统。而且，相对于广东制度系统而言，前者应视为后者的“制度环境” 。一般地，环境中的组分之相互联系要弱于系统内部的联系，从而为系统趋利避害、保护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内地开放和港澳回归的事实成功打破了广东制度系统与其制度环境即港澳制度系统之间的“边界” ，促使后者为前者提供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空间、信息或激励结构等有利的输入，也使前者在以市场秩序为导向的
35、演化过程中形成整体开放性的特征。而开放性（即制度系统与制度环境进行信息交换和模仿学习）则是广东制度系统实现从低组织度到高组织度的市场导向负熵流增强之必要条件。具体就港澳对广东的制度溢出而言，它是通过制度纳化动力机制共同完成的。制度作为一种关于社会博弈规则的知识、意义和符号的体系，除了在一个社会群体内部代代相传外，还会在不同群体之间、地域之间发散和传播，进而，一种制度系统的默示性信息通过社会网络在其他地域的人群中共时地发散和传播类似于人类学家所理解的“文化播化” 。不过，基于站在“广东模式”之“制度溢出”的视角特征上，本文更加关注本土制度系统对外部制度体系的吸纳动力作用。换言之，广东制度系统的纳
36、化动力机制，是制度播化动力的反方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该纳化动力机制是在体制转型时期，港澳商业制度系统内的默示信息向其传播和复制的动力过程，它实质上是港澳市场经济观念的渗透与同化。据不完全统计，侨居海外的广东人约 250 多万、港澳同胞 285 万，且广东毗邻港澳，港澳居民 80%以上原籍也是广东，其语言、生活习惯及气候条件基本相同，血缘地缘关系源远流长。其实，大多数港澳商人不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就是有亲人或朋友居住在广东，他们从小就深受亲情和友情为核心的乡愁之浸润，对广东怀有强烈的归属感，他们希望与广东的亲戚和朋友重新建立联系。改革开放之前，计划体制的限制遍及广东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在意
37、识形态、价值信念和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约束非常严重。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当时非理性的反市场经济观的真实写照。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但深受数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之“路径依赖”影响，广东民众在改革初期对工商贸易与市场惯例等新事物均显得相当陌生，甚至反对。但同时，由于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央几乎在开放改革之初便赋予了广东“先行一步”的优惠政策，允许广东最早实现对外开放。这一信息使不少港澳商人纷纷到广东投资设厂、兴办企业。在此过程中，香港先进的技术设备、科学的管理模式尤其是成熟的市场观念随着资本的投入而源源不断地输入并驻存
38、到广东社会自组织系统当中。事实上， “三资”企业的成功及港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使理性的市场经济观得到普遍认同，从而提高了广东民众对获取市场知识的预期回报率。与此同时，本来就具有传统商业意识的广东民众和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特点的岭南商业文化，加之风俗习惯和语言方面的“比较优势” ，使广东社会自组织系统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开放姿态，积极吸纳和融汇港澳商业文明的精华，并逐渐形成具有竞争和创新内涵的市场意识。这样，理性经济观重新得到肯定，广东开始努力通过劳动和市场交易活动获得并积累私人财富。尝到市场经济好处的社会成员便支持和拥护这种新的制度安排，慢慢地，这种行为模式被整个共同体所了解以及模仿，从而
39、演变成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信念。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信息技术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商务谈判成本、运输成本和要素移动成本因而得到大幅节约，这些区际交易成本的不断下降使构建和维系封闭性制度系统的代价大大增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但区际交易成本得到大幅度的节约，而且较低的信息成本使广东的商人和要素所有者们能够了解到人类制度集合中其他可供替代的效率更高的制度安排，因从产生放弃原来的低效率制度系统的激励。同时，开放意味着要素所有者享有自由进入和退出某个制度系统的权利。因此，如果一个制度系统能较低成本地提供有关国际商务的法律条款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服务，则可能吸引更多面向全球市场的要素的进入。事实
40、上，在全球化进程中，当广东的要素所有者制定跨区际全球定位战略时，自然地要在各种制度系统之间作出最优选择。目前，就广东的制度系统及其外围的世界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后者以私人的、自治的财产所有制为基础，且产权主体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劳动分工的自发协调。显然，在这样的制度系统下，个人的私有财产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加上协约自由及各种成熟的工商条例和交易规则，使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更低、风险更小，资源配置效率因而相对较高。相比之下，广东本土的制度系统仍处于计划控制或计划向市场过渡的双轨制状态中，产权管制和对契约自由的管制还相当严重，法律体系也尚未完善，寻租活动造成资源配置扭曲现象仍较普遍，因此该体制下的交易成本
41、较高，交易和决策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较大。诚然，这种制度优势的比较主要表现为制度绩效的差异，而制度选择的基本准则是制度绩效的高低，即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一方面，效率各异的两种制度系统并存且相互竞争，制度系统的开放状态使得国际要素所有者可以利用两制度系统的差异进行“制度套利” 。由于外围制度系统的运行效率较高，广东的制度系统与之相比会表现出巨大的“制度劣势” 。所以，这种由制度竞争力所带来的经济绩效会给外围制度系统带来明显的“制度绩效差” 。另一方面，为追逐更高的制度绩效，广东的制度模仿直至两个制度系统的运行成本（交易成本）在边际上达到一个动态均衡的状态为止。相对于制度创新而言，制度的内生模仿优势
42、是明显的。若“创世纪”式地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则需要大量的初始创新成本，但通过内生制度模仿可以得到大幅节约，同时还可以吸取经验教训，并通过二次创新，改进过去的做法，从而获得制度模仿的“后发优势” 。当然，在内生模仿的过程中需要支付相当的学习成本，但广东制度系统中的经济主体在发现由制度差异所引致的潜在制度租金时便对本土的低效率制度作出积极反应并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等方式进行自发性的制度模仿和学习行动。广东制度系统的内生模仿涉及四种类型的模仿行为。一是被动模仿，如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等地离港澳较近的几大城市，由于与外围制度系统（特别是香港和澳门这两个以市场经济制度为特征的经济系统）存在比较激烈
43、的竞争关系，所以它们被迫首先推行港澳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若不这样做，它们必定在与港澳进行全球化国际竞争时处于劣势；二是主动模仿，当汕头、清远、韶关、湛江等地区发现省内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等地在进行被动制度模仿后出现高速的经济增长，便在制度示范效应的刺激下积极模仿外围甚至广深的制度模式；三是非理性模仿，经济全球化促使世界市场范围不断扩展，市场体制更成为一种“时尚” ， “羊群效应”导致广东地区各县市纷纷效仿；四是理性模仿，当进行非理性制度模仿后，广东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个体和政治企业家获得了市场经济的物质回报后，便清楚认识到制度模仿的收益超过其成本，从而在其他层面上理性地选
44、择走模仿市场经济之路。可见，广东制度系统的内生模仿是一个从被动模仿到主动模仿、从非理性模仿到理性模仿的动态演化过程。制度的互补性，要求制度转型必须具备连续性和协调性，从而决定制度系统中的各项制度安排必须相互兼容才能具有“适应性效率” 。这意味着，通过模仿和溢出而移植过来的外部制度与旧有的内部制度需要在运行过程中实现耦合。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否则，从外部移植的制度很可能出现被排斥的现象，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外部移植的制度和本土现存的制度之间缺乏必要的耦合。尤其是，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在无外界冲击的情况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
45、显现了相互加强的锁定关系，制度变迁的有效性因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否形成关联性互补的关系。因此，广东的制度变迁是否能够的顺利完成，主要取决于制度之间的耦合程度。 “耦合”原是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它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本文在此定义基础上，认为若内部制度与外部制度差异较小，其耦合成本就较低；反之，则其耦合成本就较高，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诱发制度的“移植失灵” 。具体就广东地区而言，其产权管制放松程度与外围市场经济地区就存在一定差距，若没有外力作用靠自身因素是一时
46、难以使习得的正式的产权制度与当地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相耦合，从而产生高额的耦合成本。港澳经济观念与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公共性的制度扩展外生驱动力，其基本的制度性功能能使外部制度溢出效应内部化，从而降低原有内部制度与外部模仿制度之间的耦合成本，进而提高本土制度转型的效率。此外，自由市场秩序是人们认可和接受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写在纸上的文本，而人们认可和接受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缓慢过程，其中文化是关键的制约因素。广东大部分地区位于岭南文化圈内，而岭南文化本身与中原文化的“重农抑商”观念相比，因有五岭之阻而形成其独特的商业精神。换言之，岭南文化乃一种工具性倾向的文化，其着重于指向
47、当下的实效和功利，这是与该地区经济历史事实相符的。尽管现代岭南文化的工具性意义过于浓厚，可能削弱社会整体的人文关怀和价值理性，但其商业精神却是当今广东社会人文景观下衍生出产权管制放松思潮所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岭南这种重商趋利的文化观念在正处于产权管制放松的广东制度系统中延续并传播，构成了广东民众的“文化拟子” ，而当地的产权管制放松便是在这种文化氛围的“路径依赖”下进行的。尤其是广东毗邻港澳，三地同处于岭南文化圈内，人们的语言、风俗和生活习惯差异不大，再加上地缘、人缘和血缘三方面的优势，使得广东对港澳市场经济制度的模仿更具可行性，从而加速当地的产权管制放松进程。换言之，尽管产权管制放松乃正式制
48、度的范畴，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港澳经济观念和世界市场秩序为产权管制放松提供了恰当的外部制度环境。不过，非正式制度无法进行实证测量，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可操作的指标反映作为正式制度的产权管制放松结构。（二）广东产权管制放松的基本情况：国企改制与财政分权第一，国有企业改革可以视为国有资产权利管制的放松。广东的国有企业的产权管制放松大体经历了“放权让利”和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两大历史时期，这以 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具体地， “放权让利”时期又可细分为三个阶段：试点产权管制放松阶段（1979-1983年试点改革阶段乃地方政府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第一次“利改税”改革，实行多种形式的利润留成
49、制度，初步打破了统收统支的财务制度，即放松对利润的剩余索取权的管制） 、配套产权管制放松阶段（19841986 年实施第二步利改税方案，给予企业处理留成利润的剩余控制权；此外，实行厂长负责制，约束经营者的“道德风险”,节约企业内部产权管制的代理成本） 、深化产权管制放松阶段（1987-1992 广东省政府要求其下属的各级政府在地方全面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比方说， “基数利润照章纳税，超基数部分减税或比例分成” 、 “上缴税利递增包干” 、 “微利、亏损企业利润或减亏补贴包干” 、 “行业投入产出包干”等。这是国有资源使用权和收益权的管制放松阶段。 ）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同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 年 11 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广东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国有企业产权管制放松上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制度创新和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权管制放松模式，如深圳的“三级授权经营” 产权管制放松模式、顺德的“ 分类改制” 产权管制放松模式、肇庆的“注资经营”产权管制放松模式、四会的“一步到位” 产权管制放松模式，等等。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