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隋唐至明清史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二、传统史学的发展成熟化：隋唐两宋的史学,第五章 传统史学的发展成熟化（隋唐明清）,1、隋朝在官方史学建树上的举措： 隋文帝摈弃北周以“著作上士”、“著作中士”的史官名称，仍设著作局，有著作郎、著作佐郎负责修史置。隋炀帝时又设起居舍人二员，记录起居注。任用与支持一些史家，继续纂修原先已动手撰写而未成的史书。 进行本朝史的编纂，任命王劭、辛德源等多人为修史官员。组织了一些较大型史地之书的编纂。总之，隋在史官制度、修往代史上都有开新举措，对唐代史学很有影响，一些未及成功之作，皆在唐代完成。,2、唐两宋时期官方记史修史的基本格局,唐代官方史学的基本状况官方史学的发展大
2、体经历了初创、繁荣、发展和衰落等四个时期。唐代官方史学的第一个时期在唐高祖武德年间。第二个时期是在第二代皇帝唐太宗统治的二十余年。太宗之后,唐代官方史学的发展进入第三个时期。自唐僖宗起，以迄唐亡，这是唐代官方史学发展的第四个时期。,1、梁书56卷。其中纪6卷，传50卷，题姚思廉撰。2、陈书36卷。其中纪6卷，传30卷，题姚思廉撰。3、北齐书50卷。其中纪8卷，传42卷，题李百药撰。北齐书后有部分佚失，今本以北史补入相关内容。4、周书50卷。其中纪8卷，传42卷，题令狐德棻撰，有岑文本、崔仁师等参与。令狐德棻（583666），在唐历高祖、太宗、高宗三朝，颇有史才，在唐初史学建设上有重大贡献。周书
3、内容充实，条理清晰，宋代有佚失，后人以北史补之。5、隋书55卷。其中纪5卷，传50卷，魏征主修，孔颖达、许敬宗、敬播等人参修。隋书史论为魏征亲撰，表达了唐初朝廷的政治历史观。6、五代史志。即后来的隋书之10篇典志。唐高宗显庆元年（656）成书。,唐代官方史学的一般特点第一，设官修史，加强控制。第二，皇帝出面，亲加干预。第三，重臣把关，严加审查。,唐代官方史学的影响,第一，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和制约了唐代私家史学活动的开展。在这种情况下,唐代私家史学避实就虚,被迫向以下四个方面发展:(1)研究历代史著。其中尤以关于春秋、史记、汉书的注释与研究为主。(2)改编已有史书。(3)编录历代史事。多是一些传闻
4、故事。(4)开拓专门之史。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杜佑的通典。,杜佑的通典,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士族，以荫入仕。身历各级官吏，直至高居宰相，政治经验丰富，为官老成持重。自幼读书，好实务之学，“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政治生涯与勤于治学，使杜佑具备编纂通典的素质和条件，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开始纂修，经36年撰成通典200卷。,第二，深刻影响了后世官方史学的发展。(1)史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世所沿袭。(2)唐朝开创的许多官方史学项目为后世所继承。(3)为五代、北宋的官修前朝史提供了基本史料。,唐官修晋书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下诏修晋书，
5、认为当时还存世的18种以上的晋史不是“才非良史，事亏实录”，就是“烦而寡要”，没有一部像样的全史。指示“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 成正文130卷，叙例、目录各1卷皆佚失。唐太宗亲撰宣帝（司马懿）纪、武帝（司马炎）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的史论，故全书题为“御撰”。,3、五代时期,五代时期修史成果显著。梁唐晋汉周各朝在分裂动荡的政治条件下，仍然设置史馆，保持了官方征集史料、纂修实录等史籍的基本格局，如后梁、后唐、后晋都进行过多次征集史料。五代各朝皆纂修实录，并且完全在一朝皇帝逝世后才予以纂修，如唐朝后期的体制。后晋还撰成二十四史之一的旧唐书。,4、两宋时期,北宋重视文治，官方修史
6、活动繁盛，而修史机构多所改动，机构时有合、分，名称变化频繁，但总的趋势是机构增多，各负专责。两宋官方修史，常常专设机构，如：日历所、时政记房 、编类圣政所等，加上起居院、国史院、实录院等等，使宋朝的修史机构之多居各个朝代首位 。 在前代史方面，宋朝修成旧五代史和新唐书两部正史。,后晋官修旧唐书200卷。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六年（941）二月诏修唐书，宰相赵莹主持。因后来北宋重修了唐书，故后人分别加以“新”、“旧”之称。 北宋官修旧五代史150卷。宋太祖开宝六年（973）诏修，以薛居正为监修官，十八个月后即成书。本书取材于范质五代通录、五代各朝旧实录，材料较为丰富，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来与欧阳
7、修所修之书分别称为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官修新唐书225卷。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正式纂修，人员几经变动，至嘉祐五年（1060）成书，由曾公亮领衔奏上，但纪、志、表题欧阳修撰，列传题宋祁撰。实际是众多史官参与。,欧阳修既是官方纂修新唐书的关键参与者、主笔者，名望大于监修官而署名首位。又以个人之力编纂五代史记，即今新五代史，列于古代“正史”。欧阳修著史重于善恶褒贬，但也考虑到要与“不没其实”相协调，这表现于给武则天本纪的设立。欧阳修感叹“呜呼！女子之禍于人者，甚矣”，但同时引证孔子春秋不黜绝“弑君篡国之主”，为武则天立本纪辩解，这比唐宋时期反对立武则天本纪的不少史家，多一些实事求是的撰史态度。
8、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共74卷，宗旨在于以春秋大义论定五代历史，这是欧阳修个人具有的责任感，也包含朝廷愿望的一种寄托。当然，经学上的春秋学，本来流派复杂，欧阳修并不盲目追随任何一类，而对春秋有自己的探讨。,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徐州彭城人（今江苏徐州）。生于世代官僚家族，据称11岁即读左传，17岁读完当时所有史书。著有史通，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清人浦起龙于乾隆十七年著成史通通释，对史通予以注解和阐发，促进了史通的流行。而四库馆臣纪昀，则撰史通削繁，欲删去其中离经叛道内容及所谓冗滥之处。,刘知幾其人与史通其书,司马光资治通鉴及影响,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
9、（今山西境内）涑水人。在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为官。宋神宗时，用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为坚决的反对派，辞去职任而被特许在洛阳“以书局自随”，编纂编年体通史。宋神宗逝世，哲宗以幼冲继位，太后称制，任司马光为宰相，遂尽废王安石所变之法。,司马光自幼喜好史学，早在宋英宗时期就编成历年图5卷，这是一部以年代顺序排列历代大事的通史，有如大事纪年表。后又撰通志8卷，上起三家分晋，下至秦代。得宋英宗赞赏、支持，因而接续撰述通史“历代君臣事迹”。宋神宗继位，更加支持司马光撰史，并且为之撰序，赐名资治通鉴。后司马光居于洛阳15年，专心致志编纂资治通鉴，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成书。,资治通鉴的编纂，在宋
10、神宗支持下由朝廷配备了得力助手，即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均为当时有名的史家，各有史学上的突出专长。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末年（公元959年），司马光设计了妥善的编纂步骤与整体布局。首先是排定“丛目”，第二步是编辑“长编”， “长编”的记述“宁失于繁，勿失于略”。第三步是根据长编之文删略修订、考定异同，决定取舍，撰成正文，形成定稿。,资治通鉴的内容，是以政治史为中心，这与司马光的撰史宗旨直接相关。司马光编纂此书，目的就是要皇帝予以阅读，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文化史的内容、对许多历史人物的事迹，皆不免多从删略。对于以往史籍的记载，由于史料
11、经过考异，所以本书记载的可信度超过原有的史籍，这坚持了史学记事求真的准则。,与资治通鉴影响相关的宋代的编年史：第一，在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先纂辑“长编”方法的启示下，编年史著述出现了部帙巨大、记事详密的发展方向，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为典型之作。李焘（11151184）以40年时间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逐渐佚失，乾隆朝从明代永乐大典内辑出众多佚文，经校勘编次，厘为520卷，是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史料。,朱熹（11301200）是南宋时大思想家，理学的集大成者，著述宏富。资治通鉴纲目59卷，是他与门徒赵师渊撰成。虽不具备史料上的价值，但在历史编纂学与
12、史学思想、政治观念及其影响方面，都具有突出的特色和重大的影响。,1、此书在记载方式上大有改变，即大书为纲，细书为目，实际上是受春秋经、传相互配合的启发，便于阅读和查阅，具有历史编纂学的创新性。2、讲求“春秋笔法”，即斟酌书法以示褒贬。3、审定历代政权的正统性，是本书的重点之一。朱熹在自序自称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既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第二，注解、续补、改编、删节资治通鉴之书，在宋代涌现，反映出资治通鉴的巨大影响。资治通鉴不载战国之前史事，刘恕撰资治通鉴外纪10卷、目录5卷，予以补充。南宋金履祥不满于刘恕之书，撰资治通鉴前编18卷，本于经典而不信百家
13、之说，元、明时期颇受推重。金国官方也曾诏修续资治通鉴。宋高宗时，史炤撰资治通鉴释文30卷，解释其文字意义。宋宁宗时，沈枢撰通鉴总类20卷，区分事类抄纂通鉴，分门类仿册府元龟，比较散碎。南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刘时举著成续宋编年资治通鉴15卷，记载简略。以上各书，呈现的是比资治通鉴更为简略的发展趋向。 值得提出的是北宋末宋徽宗时，隐士江贽撰成资治通鉴节要30卷，是资治通鉴的删节之本，此书当时不显，后畅行于明代。删改资治通鉴之后，作为课蒙教材或普及历史知识之书，已经悄然兴起。,第三，元、明、清时期，接续与研究资治通鉴的著述层出不穷，元初学者胡三省撰资治通鉴音注，注解精良，为资治通鉴功臣，今中
14、华书局本即为胡三省注释本。明末清初的严衍在其弟子谈允厚的协助下，撰资治通鉴补一书，指摘与考订了资治通鉴在史实与编纂上的讹误，为资治通鉴诤臣。,袁枢撰录通鉴纪事本末,袁枢（11311205），字机仲，建安人（今福建建瓯县），南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为官。抄录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内容完全自资治通鉴，但却以记事为中心，名为通鉴纪事本末，从而创建了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42卷，设立239个事项名目，附属的事项有66个，共记述了305件历史大事，上起“三家分晋”，下止北周“世宗征淮南”，构成一部新型的纪事本末体通史。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
15、之后， 仿从撰述者不断，具代表性的史籍有：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0卷 、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28卷、元史纪事本末4卷 、明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80卷、高士奇撰左传纪事本末53卷等等。,编年史将大的历史事件分散记于各年，纪传体则分载于各个人物的列传，这是二者的共同缺点，而纪事本末体史书正好对此予以弥补，乃为显著优点。但纪事本末体也具有难以克服的先天不足，即不可能将所有史事皆设立标题事目予以记述，因此很难撰成内容丰富完满的全史。,从隋代开始，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北宋、南宋，走向了全面的成熟化。第一，史书编纂体例与多种形式基本具备，构成中国传统史学内部多样化且相关联的文化结构与撰史格局。 第
16、二，官方史学显著发展与繁荣，唐朝官方史学体制的建设，成为后来各朝承袭与发展的基础。 第三，官方史学与私家互动、互补的机制进一步巩固和扩展 。第四，唐宋时史学思想也有新的发展 。,隋唐至两宋时期史学的成熟与缺陷,隋唐到两宋史学发展逐步成熟化，但传统史学成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此时期的一些缺陷 ：其一，宋代官方的修史活动以及史官建置，达到了十分繁杂的程度，床上架床、屋上造屋，记史、修史各个项目内容交叉重叠，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均有极大消耗。,其二，宋朝统治者对官方记史、修史严加控制，连起居注都先进御览，这是对传统史学规范的极大扭曲，完全剥夺了史官的史权。 其三，在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方面，除刘知幾具备独
17、立思考之外，多数史家服从朝廷的约束，甚至自觉维护名教理念、纲常伦理。在评史、论史撰著中，理学家的历史观念逐步扩大影响 ，预示了史学思想渐渐僵化发展趋向。 宋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均有很大的缺陷，在史学繁荣的表象下对史学的发展具有负面的影响，这是我们需要认清的问题。,（一）元代的社会文化元初，许多汉人学者选择隐居生活，视元朝统治者为夷狄，拒不合作。但也有如许衡等一些理学家，致力于积极传布理学的思想理念，试图对元朝统治者施加影响、艰难地参与上层文化建设，致使元朝逐渐将程朱理学作为官学。程朱理学取得官学地位，对元代政治、文化和史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三 、元明两代史学格局的调整与开
18、新,（二）“国可灭，史不可灭”理念的产生及其意义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即设立翰林国史院，这本来是为了纂修本国之史。而原为金国进士、官员，复被蒙古任用的翰林学士的王鹗（11901273）上奏请修辽、金二史，其奏言曰：“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 1276年元军攻破南宋临安，其将领董文炳称：“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于是“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 元朝灭亡之际，危素欲殉死，然而被人拦住，理由为“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 。在一些人心目中，存一国之史，与恪守纲常、尽忠尽节可相
19、比拟，而且存史似更为重要。到明代，“国可灭，史不可灭”甚至扩大为一切史事皆应如实记载，不应隐讳的依据，如明臣杨守陈认为：“古人谓国可灭，史不可灭，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总之，“国可灭，史不可灭”的理念，给记述历史以不带先决条件的合理性，减低了史学附庸于政治功用的色彩，也在记史、修史层面上抹去了华夷政权的界限，在古代政治文化、史学建树上有重大意义。,（三）明代史学的社会文化背景,明建国伊始，就空前加强君主专制的体制，制定严刑酷法。随即推行监视与压迫一切臣民的特务政治，即锦衣卫、东厂、西厂的设立与迫害活动接连不断。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夺取帝位，以血腥手段屠杀对抗者，这些都给明朝政治与
20、历史留下深深的阴影。明后期朝臣、宦官及士大夫党争不断，侵蚀了明政权的统治根基。包括君主专制在内的政治因素，对史学发展施加了很大的影响。 明朝将程朱理学奉为国学，对科举考试规定了八股文的考试体制，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依据。这对思想文化的活跃性有禁锢作用。明中期以后，王阳明之学说异军突起，倡导“心学”，对程朱理学造成的沉闷学风有所冲击，带来思想界的新鲜空气，但其末流演化复杂，有积极作用，但也导致某种束书不观、空谈无根的倾向。明代是刻书业繁荣发展的时期，造纸、制墨、刻印技术的进步，以及朝廷在图书事业上政策的宽松，都有力地促进了刻书业的兴盛。明代官方与民间都大量刻书，虽质量良莠不齐，但
21、有助于文化发展、知识普及。明中期之后，随着商业经济逐渐发展，以商业运作方式、盈利为目的的书坊刻书业空前地繁荣起来，南京、苏州、湖州、徽州、杭州、北京等，都集中地分布许多的书坊，尤其是福建的建阳，成为书坊最兴旺之地，所刻书籍不仅传布全国，而且远销日本，对中、日社会文化的发展造成很大影响。考察明代中期以后的中国社会文化状况，绝对不能忽略书坊刻书这一因素，对史学发展的研究也不能例外，明代后期多样化的史学主张得以传播、多种形式的史籍得以面世、普及性史书之所以繁盛等等，都与书坊刻书业相关。,元、明两朝的官方史学,蒙古族政权，其早期官方记史、修史，不仅使用蒙古文字，而且在形式、内容上还形成本民族特色的历史
22、典籍脱卜赤颜。 脱卜赤颜始终作为秘密书籍，即使朝廷纂修重要史书也不许参考，致使这种产生于少数民族的记史因素未能融入传统史学之主流，游离于元朝官方史学之外，其作为史籍的历史记载的意义淡化，除皇帝及极少数蒙古贵族等最核心的统治者偶尔阅看，时或也在蒙古建立各个汗国之间颁发，以象征各汗国之间整体联系，而成为一种政治的符号。,元朝其他史书的编纂也有可观的成就，如元大一统志、经世大典、元典章的编纂，皆在史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明朝建立一统政权之后，以恢复中国礼仪、名教相标榜，积极采取一些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的措施。同时，明初政局呈现出皇权专制极端强化、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局面，官方史学也表现出相应的特色。
23、,第一，明初纂修元史，几乎是进占大都（北京）、缴获元朝实录后立即着手准备，洪武二年（1369）二月诏修元史，次年二月全书告成。其速度之快，超过元朝纂修三史。,第二，明太祖朱元璋敕令编纂一批针对各个层次官僚、贵族的惩戒性史籍，如宗藩昭鉴录、相鉴、武士训戒录、储君昭鉴录等，各收载与其书名相关的历代人物善恶事迹，及其恶有恶报的结局。 第三，略显匆忙地编纂了一些史籍，如洪武三年即编纂大明志书，书虽成，但质量不高，因而久佚不存。但大明志书的纂修，开启了明朝官修全国性志书之先河。永乐间曾诏修天下郡县志而未成，到景泰时纂成寰宇通志119卷，体式、内容方较完备。,胡三省和马端临的史学贡献,元朝初年，产生了胡三
24、省资治通鉴音注与马端临文献通考两种史学名著。胡、马二人是宋末元初之人，他们的史学根底其实奠基于宋代，改朝换代并未割断其史学研究的进程。,官方史学更易受政治因素左右，明代尤为显著。明永乐帝以藩王夺取皇位，随即篡改和改修明太祖实录；明英宗以“夺门之变”复辟，导致隐没和歪曲景泰时期的史事；明世宗经过“议大礼”政治斗争，将其没做过皇帝的父亲认定为皇帝，并且纂修了实录、宝训，并且编撰大礼集议、明伦大典鼓吹其事。明季党争激烈，阉党曾纂成党同伐异的三朝要典，如此等等，都是明朝官方史学活动中的阴暗面。元、明两朝承担了官方史学的调整与新探求。但是，元朝对官方史学的压缩未免有所矫枉过正，明朝则未能处理好史学求真、
25、史学学术性与政治需要的协调，弊端一如宋代，这造成官方修史格局的调整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这些给清朝官方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也遗留下许多的问题。,清统治者在接受内地传统文化体系的同时，融入本民族原有的文化因素，逐步形成按旧标准堪称“盛世”的时代，文化事业的兴盛是其重要表征。此时的传统文化，已经积淀了十分丰富的遗产，清代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对于传统史学的大清理、大总结，是清代学术最为突出的业绩。,四、清代对传统史学的清理与总结,这种“汗的档子”主要是后金政权依据自身的军政需要、在自己民族文化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后金政权官方史学具有民族特色的萌芽。记事性满文档册的存在，表明清太祖努尔哈赤政
26、权具备高度重视历史记载的意识，在这一点上超过了以往大多数政权的开创时期，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典型范例。,康熙朝是清代官方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清圣祖自少年继承皇位，较多地学习了汉族传统思想文化。亲政之后，十分热衷于编纂书史，官方修史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康熙朝热衷于官方史学建设，作出多项编撰当代史与前代史的探索。第一是实录和圣训的纂修与重修。不仅修成了清世祖实录，而且重修了清太祖实录和清太宗实录，义例和书法上都符合封建王朝实录体式。至此，清官方在纂修实录和圣训方面，体例业已成熟，亦学会为君父讳的修史方法，对开国史实作了许多隐没和篡改。,第二是明史的纂修。 第三，创修了方略之书。康熙二
27、十一年十月，因大臣奏请，开馆纂修平定三逆方略。此后又陆续修有平定罗刹方略、平定海寇方略、平定朔漠方略等，遂使方略之书的编撰在康熙朝确立。第四，康熙十年八月，清廷首设起居注馆，记录和编定起居注册，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又设国史馆，进行了编撰开国以来功臣列传的首次尝试。此外，康熙朝还修成第一部大清会典，这些皆对整个官方史学有较大影响。,第五，康熙朝还纂修了许多其他史籍，如大清一统志、鉴古辑览、皇舆表、历代记事年表以及与清圣祖施政、治学行为有关的政治典训、省方盛典、幸鲁盛典、万寿盛典、御批通鉴纲目等书，表明康熙朝修史活动具备了一定的广度。 康熙朝的修史规模和修史水平，已具备可与以往唐宋王朝相比拟的程度，
28、其修史项目的组成结构上，也大体与历代王朝政权相符，已完全纳入了官方传统史学的发展轨道。但是，康熙朝晚期却出现了十余年之久修史废弛时期。雍正朝对官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是凡在康熙朝废弛的修史项目和修史制度，都全面地得到恢复。,（三）清朝官方史学的繁荣,乾隆朝是清代官方史学发展的繁荣时期。自清廷入关之后，历经顺、康、雍三朝经营，政治上相对地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实力也充裕起来，这是官方从事大规模修书活动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清高宗自幼研究经史，具有相当高的文化造诣，对史学予以充分的重视。他亲自策划和督率修史活动、审定史稿、论定疑难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官方史学的兴盛。,乾隆朝官方修史的兴盛
29、局面，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修史数量多，种类全。第二，广辟蹊径，开拓修史项目。 第三，国史纂修打开了新的局面。乾隆三十年以后，直至清末，国史馆成为常设修史机构。第四，取得了可称誉的史学学术成就。,（五）官方修史活动的衰退,嘉道以降，官方史学逐步滑向了衰退。官方史学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乾隆朝将官方史学推向繁荣的高峰，在旧史学体系内再翻出新花样已经困难。其二是清朝国势渐衰，政治、经济都呈现困局。其三是旧史学不大能适应鸦片战争后新形势的政治需要。不过，清官方修史活动在总的衰退趋势中，亦存有个别方面的维持或发展。应当承认：嘉庆朝对官方修史还是予以了很大的关注，清仁宗对史学十分重视，他处处想
30、模仿其父在史学上的作为，重修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等书，皆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嘉庆二十三年，清仁宗下令仿范祖禹唐鉴之意编纂明鉴，这是新开拓的一个修史项目 ，质量低下。,嘉庆大清会典首次将图式别立一书，在体例上有所更新。对于国史馆的工作，更进一步地扩充人员编制，恢复乾隆初曾进行过的“十四志”、皇清奏议的编纂，将“儒林”、“文苑”等列传也提到纂修日程，对以前纂成的国史列传进行了大规模的查改画一，使国史的纂修比乾隆朝有所增进。咸丰初年纂修了道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是为清宣宗实录馆附带修辑，内容为按时间顺序汇集与西方各国外交事务的有关谕旨、奏议等资料。后来同治朝、光绪朝在纂修前朝皇帝实录时，亦依法编辑。
31、其实质乃是方略类史书的一个变种。 清朝后期，官方史学坚持并且有所扩展的是国史馆的修史活动。至光绪朝，则掀起纂修国史儒林、文苑传与整理、画一国史列传的高潮 。光绪朝纂修成的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很有史料价值。,总之，嘉道以降官方史学在修史项目上虽有所开拓，但成就不甚显著，不足以振起官修史衰落的颓风。但清廷自雍正年间确立的官方纂修当代史的基本格局，仍得以维持，起居注、实录、圣训、功臣传等皆有定制可遵、有定例可循，国史馆与其他史馆的修史成例，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使清朝官方史学处于衰而不废的状态。,（二）、清代“盛世”史学的发展结构,乾隆“盛世”史学的发展结构，可以按照不同主体将之归结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
32、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官方史学，其扩散开来的分支是各地官府的纂修方志活动，第二是别开生面的私家史学，第三是在官、私之间凸现出来的幕府修史。,（三）、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1、清代的学术发展至乾隆、嘉庆时期，考据学达到空前的兴盛状态，以致长期以来人们曾将“乾嘉学术”、“乾嘉学派”等概念与考据学风联结一起。这种估量当然并不全面、不大允当，但考据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突出地位，确不能忽略。与整个学术背景相应，历史考据学在乾嘉时期也成为显学，成就远过于往代。,清代历史考证学盛行的原因：,1、历史著作繁多，汗牛充栋，不免有内容上的矛盾和歧义，故需考证。2、学术风气的改变，宋明以来，空言心性，许多学者认为这是明朝
33、灭亡的原因之一。清朝反空疏的学者讲实学，就要认真读书，读书就要辨真伪，故需考证。3、自明朱元璋就搞文字狱，到清朝严重了。清前期四个皇帝一百四十多年，就有一百多起，有据可查的达八十多起。写历史有风险，故搞与现实政治无关的考证。鉴于上述原因，考证盛行。,2、乾嘉时期考据学者的治学主张。乾嘉考据学的治学特点，在于注重对具体问题作求实性的考究，不提倡宏观地概括和议论。乾嘉考据学的基本治学原则是所谓“实事求是”。多数乾嘉学者治学风格的主流倾向是以信古为出发点的历史考据。,3、乾嘉历史考据学的地位和影响 乾嘉考据学的丰硕成果，实际构成了对古代文献遗产的整理与总结。有力地否定了望文生义、任情发挥、以己意评说
34、等不良倾向，增强了传统学术文化研究的客观精神与科学态度。在历史考据学形成风气的情况下，治学只管考索古往事物的真实状况，大有“为学术而学术”的趋向。乾嘉考据学家探讨问题，不思考是否在社会上得到什么实际应用，也不计个人从中获得什么实际利益，唯以求真、求是为目标，这是古来罕见的学术精神。乾嘉考据学风的负面影响，在于造成许多平庸的学人孜孜考求支离碎屑的内容，在猥杂的故纸堆中消耗精力。同时，厚古薄今的价值尺度，被扩充为观察一般事物的眼光，就会产生相当明显的消极作用。道光以降，考据学受到越来越多抨击，渐渐退居非主流地位，学风再次转变。不过，历史考据学经过乾嘉时期的辉煌，已拥有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雄厚内力。即使强调“经世致用”的史家，历史著述中也必须注重史实的考据，才能立足于学界。“历史考据”，几乎等同于史学之学术性理念，凸现为治史不可或缺的方法。乾嘉之后，考据学在经学、史学、文献学领域仍然成果斐然，还扩展到子部书籍的校订考证。直到近代、现代，乾嘉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仍然为学者所借鉴。批判地汲取乾嘉考据学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有益于今天学术事业的发展。,本学期课程就到这里，谢谢！感谢有始有终来听课的同学们！更感谢自始至终来听课的同学们！祝你们都考出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