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案 例 1 35 案例 1 阿伯丁三人 阿伯丁试验场是美军的一个机构，除了其他研究项目外，它也从事化学武器的研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军就一直在这里开发、测试、存储并处理化学武器。在 19831986 年间的定期检查中，如今被称作试验工场（ Pilot Plant）的实验设施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易燃和致癌物质置于户外； 混合后可致命的不同的化学药品被放置在同一个房间里； 装有有毒物质的圆桶发生泄漏。 到处都是化学药品 放错地方的、没有标签的或包装不严的。曾有 一处屋顶局部垮塌，砸碎了屋内的几只化学品存储桶；好几个星期都没有人打扫或移走泄漏的化学物质和破残的容器。当一个露天硫
2、酸储存池泄漏了 200 加仑的硫酸到附近的河里之后，州和联邦的调查员奉命对此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该储存池的堤坝残缺不全，设计用来存储和处理有害化学物质的设备已被腐蚀了，从而导致化学药品泄漏到堤外。 1988 年 6 月 28 日，在两年的调查之后，三位化学工程师 今天被称作“阿伯丁三人”的卡尔杰普（ Carl Gepp）、威廉迪伊（ William Dee）和罗伯特伦茨（ Robert Lentz） 因为违法地操作、存储和处理有害化学废物，触犯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 RCRA）而被刑事指控。虽然这三位工程师并没有直接地处理这些化学药品，但他们是对这起违法事件负有最终责任的管理者。司法部的调查员
3、认定，在试验工场中，不存在对这些问题有充分了解并对违法行为能够承担责任的更高的上级了。在美国的化学武器开发历史上，这三位工程师是扮演重要角色的有资质的职业人员。威廉迪伊曾经领导化学武器开发团队研制了双化学剂合成神经毒气弹（ binary chemical weapon），罗伯特伦茨负责开发用以制造 这些武器的工艺，卡尔杰普是迪伊和伦茨手下的试验工场的一位管理人员。 在提起公诉的 6 个月后，司法部把三位被告送上了法庭。他们被指控犯有违法地存储和处理有毒废物等四项罪名。威廉迪伊在其中一项指控上罪名成立，伦茨和杰普在其中三项指控上罪名成立，而每一项罪名都违反了资源保护与回收法。虽然每个人面临最高达
4、 15 年的监禁和 75 万美元的罚款，但他们接受了 1 000 小时社区服务和缓刑 3 年的判决。法官认为，相对从轻的判决是正当的，因为被告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他们实际上已支付了巨额的审判费用。由于这三位工程 师受到的是刑事起诉，所以美军无法向他们提供任何法律保护。这是第一起依据资源保护与回收法对法联邦雇员刑事定罪的案件。 案例 2 积极行为的政策 仔细阅读以下有关积极行为政策的虚构案例，探讨其中的事实、概念、道德等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正是以下两位讨论者产生分歧的起因。 假设两位工程师朱蒂和简都认为歧视是错误的，但就政府是否应该在工作场所采取积极行为政策的问题，两人产生了分歧。当讨论开始时
5、，他们发现，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怎样消除歧视的问题上。一方面，朱蒂认为，没有积极行为的政策，妇女和少数民族在工作场所将 继续经受总体上的歧视。另一方面，简认为，没有政府的干预，在工作场所的公平对待也是能够实现的。但是，简承认，如果政府的干预是消除雇佣领域中的不公平的唯一途径，那么她也将赞同干预。 朱蒂对简的这种承认感到振奋。但简继续指出，要证明政府干预是唯一的途径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能确定，”她补充说，“许多科学和技术的问题与此类似，我们并不总是站在一个可以立刻知道答案的有利的位置上。”对话继续进行下去。 朱蒂：好的。我们都认为，如果积极行为政策是消除雇佣实践中的不公平的唯一途径，那么我们都会
6、说它是一件好事。你说你不能确 定积极行为政策是否是消除不公平的唯一途径，但我认为它恰恰是唯一的途径。我还认为，你对此事的归纳类比是错误的。我认为，在面对事实的不确定时，我们应该推进积极行为政策，因为它对促进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公平待遇是有益而无害的。 简：朱蒂，我们还存在分歧。我认为，在情况不明时，我们不应该怀疑雇主。当不能确定积极行为政策是否是促进公平所真正必需的时候，我们应该让雇主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这样很可能会提高经济效益。 朱蒂：但是，公平肯定比经济效益更加重要！如果我们不能确定事实是怎样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做出对雇员有利的决 定。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公平。 简：注意，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
7、积极行为政策，那么我们可能仅仅避免不公平，然而，我们很可能会降低经济效益，因为我们可能并没有雇佣到最适合的人来从事某项工作。此外，经济效益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我们也必须考虑到雇主有在他的公司做他想做的事的自由。而且，我们用可能增加的公平来取代几乎确定的经济效益的损失和雇主的自由的丧失。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交易。 朱蒂：但是，简，剥夺人们平等的工作机会是一件严重的事情。这会打击人们的自尊心和人们追求他们生活目标的积极性。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对人 的伤害比起你提到的担心要严重得多。就你所说的雇主的自由问题，我认为，积极行为政策并不会严重地限制雇主的自由。 案例 3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余波 198
8、6 年发生在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使得成千上万的民众暴露在过量的核辐射下，并导致整个西欧处于紧张之中。十多年来，一支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队伍一直工作在那里，他们力图处置那些使核反应堆周围 20 英里的区域内再也无法住人的大量核燃料；如果这些核燃料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那么它就会威胁到更多的居民。 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受到的辐射远远地超过了美国制定的可接 受的水平（大约超过6 万倍）。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60 分钟专访节目中（ 1994 年 12 月 18 日），有一位队员说，为了能继续从事这份工作，他上交了一份受辐射水平大大低于他实际所受辐射的“正式”记录。当问及他为什么愿意这么做时，他回
9、答说：“总有人要做这事，我不做谁做呢？”他特别地提到他的两个儿子也想加入这支队伍，但是，他不想让他们参加，他们没有义务参加这项任务。一位乌克兰政府发言人在评价这支队伍的成就时，把志愿者描述成英雄和勇士（是否有一点“古怪”，甚至有些“愚蠢”）。 识别和讨论其中的伦理问题。 案 例 4 气 囊 卡尔克拉克（ Carl Clark）是一位退休的科学家， 35 年来，他一直在从事汽车气囊的开发工作，虽然即将跨入 70 岁，但他仍然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即改进气囊并推广它们的正确使用。近来有人指出，气囊会对坐在前排的儿童产生危险，这比克拉克早在 20 世纪 60年代就提出这样的警告晚了 30 多年。他现在
10、倡导缓冲式气囊，甚至还发明了可防止老年人髋部扭伤的可穿式气囊。他并不期待他的发明会给他带来多少财富（缓冲式气囊已被他人申请了专利）。他说道：“我一生中用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获得报酬，用其余四分之三的时间来 思考未来。” 1971 年，克拉克申请了“制动火箭式”刹车系统的专利，通过在汽车前方发射火箭式物体，这个系统（在理论上）可使以 50 英里 /小时速度行驶的汽车在刹车时也能避免碰撞。克拉克承认，这套装置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难题，但他认为它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他说道：“在汽车安全事业起步的时候，我们都说要在尽可能高的速度下进行测试。但政府却没有出台这样的要求，产业方太强大了。”是什么激励卡尔克拉克不断
11、地努力工作呢？请注意，他的很多亲戚都是传教士，他说他是伴着这样的信念成长的：当他离世时，这个世界应该比他所曾看到的更好 。 讨论卡尔克拉克（甚至在退休后）的工作态度。把它与你的态度进行比较。 案例 5 飞机刹车盘 1968 年 B F古德里奇公司竞得了 LTV 公司的一项转包合同，设计和建造海军 A-7 飞机的刹车盘。他们之所以能够赢得合同是因为他们的出价最低，设计最具创新性。前些年，由于一项设计缺陷而失去了一些飞机生意，所以他们急于赢得这份合同，并想借此重振他们的声誉。投标的承诺是更轻巧的四回转轴刹车盘。约翰沃伦（ John Warren），一位经验丰富的设计工程师，为该合同设计四回转轴刹车
12、盘。 当合同生效后，古德 里奇指派塞尔劳森（ Searle Lawson），一位年轻的、刚毕业的工程师，来获取试验数据，这些数据应该能够证明四回转轴刹车盘原型满足了所有军用标准，诸如飞机止速所需的时间和可允许的最高温度。克米特范迪维尔（ Kermit Vandivier），一位擅长技术方面的作家，被指派撰写基于劳森所获得数据的报告。 遗憾的是，数据始终显示四回转轴刹车盘无法达到军用的测试标准，该标准是多年前根据五回转轴刹车盘而制定的。在长达一年的否定性的测试结果之后，没有向 LTV 公司做任何报告，刹车盘就这样一直处于试飞测试。（在 经历了许多次安然无恙的测试后），在一次着陆测试中，刹车盘过度
13、受热。因为有足够长的跑道可以让飞机滑行直至停止，所以飞行员没有危险。然而，温度过高却是四回转轴刹车盘不完备的一个明证。劳森代表古德里奇公司参加了试飞测试。 为劳森和范迪维尔所不知的是，古德里奇的高层管理者已将四回转轴刹车盘的设计作为一个失败的项目取消了，并且，由古德里奇承担费用，已经启动了一个五回转轴刹车盘的设计和测试的研发项目。在古德里奇的基层人员中，四回转轴刹车盘项目组决定以最佳的可能方式来呈现四回转轴刹车盘的测试结果。为了满足合同的要求，他 们决定修改测试条件。他们规定，在使用刹车盘时滑行道应比军用标准所允许的更长，在测试过程中用风扇降温，并且反复测试。当这些仍然没有产生预期的测试结果时
14、，他们决定伪造数据。 此时，劳森和范迪维尔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做了报告， FBI 随即向国家审计总署（ GAO）发出警报。 GAO 的调查导致了参议院召开听证会，由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 Sen.William Proxmire）任主席。新闻报道将范迪维尔和劳森描绘成主动揭发此事以保护公众安全的英雄。范迪维尔被古德里奇公司开除后在一家地方报社找了一份记者的工作 ，劳森辞职后去了另一家公司工作。 劳森和范迪维尔对高层管理者的意图一无所知。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所观察到的。这使得他们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上司所要求他们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 讨论这个案例所提出的伦理问题。 案例 6 听觉视觉跟踪
15、仪 德州农工大学（ Texas A & M）的汤姆塔利（ Tom Talley）要求选修他的电子工程高级设计课程的学生做一个项目设计。这通常要求制作一个工作模型。 在塔利向学生们推荐的项目中，有一些是社区的志愿服务项目。学生不但不会从这些项目中获得酬劳，而且，事实上，他们也许还 不得不自己掏钱购买一些必要的材料。由于这些项目是为社区提供服务的，因此需要努力做好每一步，直至成功地完成。虽然与其他项目相比，这可能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工作量（也许还会跨学期），但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学生们选择志愿服务项目呢？ 刚开始时，有一个小组不知道做什么项目，在汤姆塔利向他们展示了一封来自爱伦伍德（ Ellen
16、 Wood）老师的信后，他们决定参与布雷诺斯山谷（ Brazos Valley）康复中心的工作。那封信简要地叙述了中心的需求。小组承担的具体工作是设计和制造听觉视觉跟踪仪（ AVI T）。 AV I T 是用来评估针对残障儿童视力训练的效果的。在了解这个项目后，爱伦伍德说，中心好几年前就想购买 AVI T 了，但一直买不起；她还说：“这对 0 3 岁残障儿童的康复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获得 AVI T 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该项目成功地完成了，不过却是通过在那个学期结束后继续工作才完成的。另外一个设计小组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中接手了该项目。在帮助布雷诺斯中心的同时，小组成员也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了很
17、多东西。队员罗伯特西勒（ Robert Siller）说：“我们喜欢这个项目，因为它是一个有实际用途的项 目，而不是一个完成后就被放进储藏柜的产品。它实实在在地帮助了一些人。”队员迈伦穆迪（ Myron Moodie）补充说：“我们把 AVI T 送到中心，看到了一些小孩在使用它。看到他们喜欢它的样子，我们感到值得。” 汤姆塔利觉得这个项目成功的关键是队员见到了一些残障儿童：“学生们见到了那些准备使用他们产品的孩子们并喜欢上了他们。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金钱是买不到这种动力的。”他总结道：“他们显然超越了一些东西 这就是艾吉精神（ Aggie spirit）。一些人将来必定会成为一位好工程师。”
18、 案例 7 地 基 工程师克里斯克莱（ Chris Clay）经营着一家土木工程公司，它以价格低廉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克里斯的公司为几家大型开发商服务，而这几家大型开发商坚持地基成本要低。他们到处寻找建造地基成本最低的工程公司。成本较低的地基意味着使用较少的钢筋和混凝土。 不论土壤或地质条件如何，克里斯都与开发商签订相同的标准的建筑合同。克里斯从一位没有执照的初级工程师那里得知，现场勘查显示，自己的公司建造的一些地基有问题，在其上盖的房屋内外出现了很大的裂缝。居住的居民非常生气，正考虑诉诸法律。 在一 次法律讨论会上，克里斯得知，如果混凝土地基的设计不符合可接受的标准，那么公司将难
19、辞其咎，并要对造成的伤害承担法律责任。克里斯知道，一些工程师主张采纳特殊的地基设计标准，它通常依据实际的土壤和地质条件来设计厚重的地基。地基设计符合工程力学，但这意味着地基的成本将会增加许多。 事实上，州注册委员会在要求工程师履行设计标准方面并不严格，通常先有一个真正令人反省的案件之后，标准才会起作用。克里斯也知道，州注册委员会的成员是党派任命的，他们会受到民选官员所施压的影响。 克里斯应该支持对地基设计标准的修订完善吗？虽 然这意味着成本的提高，但这能更好地保障建筑物基础的安全。在克里斯的公司还没有因为它的工作而遭遇法律责任之前，它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反对建立地质勘测、实验室检验或土壤板块运动模
20、式的标准（而不是仅仅依赖“工程师的判断”）？ 案例 8 卡迪拉克的芯片 所安装的计算机芯片导致了卡迪拉克车排放出过量二氧化碳，由于受到指控，通用汽车公司于 1995 年 12 月同意召回近 50 万辆新型卡迪拉克车，并支付了约 4 500 万美元的罚款与回收费用。环保署和司法部的律师认为，通用汽车公司应该知道设计变更会导致污染问题。通用汽车公司 发表了一项声明，拒绝接受这样的指责，声称这种情况是复杂规则的“解释问题”，并称公司已经“非常努力地解决这一问题以避免卷入诉讼之中”。 根据环保署和司法部官员的说法， 1 100 万美元的民事罚款是污染案中的第三大案，是触犯清洁空气法案的第二大案，是机动
21、车辆污染的第一大案。这也是第一宗法庭下令召回汽车以减少污染而不是为了提高其安全性或可靠性的案件。 政府官员说，在 1990 年，卡迪拉克的塞维尔（ Seville）和德维尔（ Deville）型汽车的引擎控制上使用了一种新设计的计算机芯片。这是针对车主们的抱怨 而作出的改进，车主们抱怨，这两种型号的车子在打开空调控制系统时会出现动力不足而停转的现象。当空调控制系统打开时，新设计的芯片会发出指令向发动机注入更多的燃料。但这会同时导致从排气管排出的二氧化碳量超标。 虽然车子开动时一般都会打开空调控制系统，但是，检验排放是否达标的测试是在空调控制系统关闭时进行的。这是整个汽车行业进行尾气测试时的通常
22、做法。 然而，环保署的官员认为，根据清洁空气法案，通用汽车公司应该告诉经销商，卡迪拉克的设计变更将会导致汽车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排放超标。这些官员说，早在 1970 年，汽 车制造商就接到了指示，不要设计这样的汽车来蒙混过关：虽然在技术上能通过检测，但却会造成本可以避免的污染。他们认为，通用汽车公司的竞争者们都遵守了这一指示。 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当空调控制系统开着时，检测尾气排放是不必要的，因为“它既不在规章的要求之内，也不在条例的范围之内，也不在清洁空气法案的范围内。”然而，司法部的环境律师托马斯 P卡罗尔（ Thomas P.Carroll）宣称，通用汽车公司在 1991 年就发现
23、了这一问题，他反对通用汽车公司在 1992 1995 年的车型中继续使用这种芯片 ：“他们应该召回汽车，并重新设计引擎来改善排放。” 在同意召回那些汽车后，通用汽车公司说，现在它已找到了可解决发动机停转问题而又不会增加污染的方法。通用汽车公司说，这里涉及一种“新型输油校准”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对汽车驾驶性能没有任何的负面效应”。 就卡迪拉克塞维尔和德维尔型汽车尾气排放问题的产生和解决而言，通用汽车公司的工程师应负什么样的责任？ 案例 9 卡特克斯 本的上司卡特克斯委托本对一种超声波测距仪进行改进。在从事这个项目的时候，本发现，如果对该设备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造就可以把它应用于军用潜水 艇。一旦改造
24、成功，公司就会赢得大笔利润。然而，本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不愿以任何方式对发展军事装备有所贡献。所以，本既没有就自己的新思路进一步地展开研究，也没有向公司中的其他任何人透露他的想法。在此之前，本和公司签署了协议，规定本在工作期间所做的一切发明均属于公司的资产；但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协议是不适用的。因为，第一，他的这个想法并未展开。第二，上司知道他的反战争倾向。然而，本仍然感到困惑的是，自己向雇主隐瞒新思路的做法在伦理上是否是正当的。 有趣的是历史上有一个先例：莱昂纳多达芬奇（ Leonardo da Vinci）在他的航海日记中说，他已经发现了怎样使某种容器在水下运动的方法 某种形式的潜水艇。
25、但是，他拒绝与其他人共享这一想法，因为他担心它会被用于不正当的目的。“我不公开的原因是考虑到人类罪恶的本质，他们会将它用于海底的谋杀：击毁船底，让船连同船上所有的人一起沉入大海。” 案例 10 催化剂 第一部分 从工程技术大学毕业后，几个月来，伯尼赖斯顿（ Bernie Reston）就一直在拉勒姆化学公司的研发部门工作。伯尼是作为工程技术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的一位优秀毕业生被推荐到拉勒姆工作的。 亚 历克斯史密斯（ Alex Smith）是伯尼所在部门的主管，他对伯尼在工艺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特殊催化剂（ B）一直就很感兴趣。然而，伯尼在拉勒姆的主要研究工作却是在其他领域的。 现在，亚历克斯召
26、集伯尼所在部门的工程师开会。他宣布本部门应在未来的两天内向拉勒姆推荐一种用于生产某个产品所需的催化剂。每个人都清楚亚历克斯期待的是一个简短的、有定论的会议。一位高级工程师自告奋勇地说：“像这样的工作我们做了很多年了，催化剂 A 显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另外几个人随声附和。亚历克斯环顾会场，没有听到进一步的意见，他说 ：“哦，看来，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是吧？” 直到目前为止，伯尼什么都没说。他不能确定进一步的测试将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根据上周他所进行的测试得出的初步结论表明，催化剂 B 对那个工艺实际上可能是更好的。这与他在大学期间对某些相似工艺的研究结果是相符的。如果催化剂 B 是更
27、可行的，那么这将会大幅度降低产品成本；并且，从长远看，还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效率。而在此时，伯尼不知道他是否应该提出他的看法，还是完全遵从其他高级工程师的意见。他们似乎与亚历克斯一样坚定地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你认为伯尼应该怎么办？识别 和讨论这个案例所提出的伦理问题。 第二部分 伯尼有些犹豫地举起了手。他简短地解释了他的测试结果，以及催化剂 B可能具有的优点。然后，他建议，推迟两周再作出决定，以便他能够做进一步的测试。 亚历克斯回答道：“我们没有两周的时间，我们只有两天。”于是，他叫伯尼写报告，让伯尼忽略掉他所收集到的有关催化剂 B的初步证据。他说：“多做一些测试固然好，但是，我们恰恰没有时间
28、。另外，我也不认为两周后肯定会有让我们改变主意的新情况出现。现在是我们必须下结论的时候 我们必须态度明确，而不是态度暧昧。不然，公司会没有耐心的。 毕竟，在这个领域，我们有丰富的经验。” 伯尼回答道，即使不考虑催化剂 B的数据，催化剂 A 的数据也不是结论性的。亚历克斯回答：“瞧，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你可以不费太大力气就将数据弄得好看些 如果有必要，哪怕倒推计算也可以。只要在两天之内把报告完成就行！” 伯尼喜欢在拉勒姆工作，他为自己刚从大学毕业就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份工作而感到庆幸。而且只要他应付得当，他的薪水很快就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你认为伯尼应当怎么办？他应该遵照亚历克斯的吩咐去写报告吗？他应
29、该宣称他不会弄虚作假，并拒绝写这样的报告吗？或者他还有其他什 么选择？解释你的解决方法。 第三部分 伯尼决定写那份报告。当他写完后，亚历克斯叫他签名。伯尼现在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看法。他不知道他是否应该在这份报告上签名，这份报告不仅省略掉了他对催化剂 B的初步研究的结果，而且其中一部分内容是以他的“倒推计算”为基础的。现在，伯尼有何选择？你建议他应该怎么抉择？请予以解释。 第四部分 勉强地在报告上签名后，伯尼仍然对推荐催化剂 A有异议。现在他有机会来对催化剂做更多的研究。几个星期之后，他的研究结果相当明确地表明：与先前的报告相反，催化剂毫无疑问的是更好的选择。 伯尼现在应该怎样办？保守数据的秘
30、密而不制造麻烦吗？还是告诉亚历克斯，让他作出任何可能的决定？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案例 11 花旗银行大厦 威廉勒曼歇尔（ William LeMessurier）生平得意之作当属他于 1977 年设计的，坐落于纽约市中心曼哈顿区的花旗银行大厦（ Citicorp building）。在这幢大厦的结构设计中，他以极富创造力的方式解决了一个令人困扰的设计难题。一教堂坐落于街区的一角，在教堂之上再建造 59 层的大楼。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勒曼歇尔设计的大厦凌空跨越教堂，与传统办法不同的 是， 4 根支柱分别位于大厦底部每条边的中点而非顶点上。这样，大厦的第一层相当于普通建筑物的第 9 层，这样就为教
31、堂留足了空间。此外，勒曼歇尔以对角线支撑的设计将大厦重量分散到 4 根支柱上，并且设计了一个大型协调减震器，在油性承座上悬浮一块重达 400 吨的混凝块，以抵消楼群风对大厦造成的晃动。 1978 年 6 月，勒曼歇尔接到了附近一所大学的一位学生的电话，该学生说，他们学校的一位教授声称，花旗银行大厦的支柱应当位于每条边的顶点而不是中点上。勒曼歇尔回答道，那位教授并不了解其中的设计问题，并补充说，创新的设计 使得大楼更能抵抗从斜后方或对角方向吹过来的楼群风。不过，由于当时的纽约市建筑规章只要求计算以垂直角度吹过来的楼群风的影响，所以，没有人真正地计算过从斜对角方向吹过来的楼群风对大厦的影响。勒曼歇
32、尔认为，让他的学生去攻克这个计算难题对他们将是有益的。 这一想法不仅源自于这位学生电话的提醒，而且也源自于他一个月前发现的一个问题。在匹兹堡就建筑项目进行咨询时，他曾打电话回办公室去了解像花旗银行大厦这样的钢筋斜梁的焊接成本是多少。出乎于他的意料，他获悉最初的焊透焊接法的设计并没有得到实施，取而代之的是铆焊焊接法。尽 管如此，但这仍然远高于纽约市政建筑规章的要求，所以勒曼歇尔对此并不感到担忧。 不过，当在课堂上开始计算时，勒曼歇尔回想起他在匹兹堡时发现的问题。他想弄清楚，铆焊焊接法对于大楼抵御从斜对角方向吹来的楼群风的能力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当他计算出，若一些部位压力增加 40%，钢结构的应力将
33、导致某些接口部位的应力增加 160%时，他感到不安。这意味着：如果大厦某些部位遭遇“ 16 年一遇的风暴”（即这种风暴每 16 年袭击曼哈顿地区一次），那么大厦很可能会整体垮塌。此时，该地区就要进入飓风季节了。 勒曼歇尔意识到，如实地 公开他的研究结果将会把他公司的工程声誉和财务状况同时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之中。不过，他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行动。 他先拟定了一份补救计划，对所需的时间和花费做了预算，并且立即将他所知道的情况通知了花旗银行大厦的业主。业主们的反应同样是果断的。勒曼歇尔提出的修复规划获得认可，并立即得到了实施。当修复工程在 9 月上旬接近完成的时候，有一股飓风正沿着海岸线向纽约方向袭来
34、。所幸的是，从大西洋来的飓风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最初却在建筑工人中引起了极大的焦虑，也使那些执行修复计划的负责人为防止出现更糟的情况而进行紧急 疏散。 虽然修复工程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但各方的反应却是迅速的和负责的。面对责任保险率增加的威胁，勒曼歇尔让保险公司确信，因为他负责任的善后工作，防止了一个代价也许更加惨重的灾难的发生。作为结果，责任保险率实际上是降低了。 确认并讨论这个案例所提出的伦理问题。 案例 12 计算机的碰撞 一位计算机程序员编写了一个使大型 X 光机升降的程序，之后，他测试了该程序。它成功并准确地使 X 光机从支柱的顶端移到检测台的顶端。于是，程序被安装进设备中。后来，
35、一位 X 光机的技师在给病人做完检查后吩咐他离开检测台。接着，技 师就将 X 光机的高度设定为“检测台的顶端”。不过，病人并没有听到技师的吩咐，结果被 X 光机撞着了。我们或许会说，操作 X 光机的技师应该小心些才是。但是，对于程序员呢？程序员是否有责任考虑到“最糟的情况”，并避免它们的发生？或者这仅仅是另一个“使用者请注意”的例子？ 案例 13 储存罐 阿克斯特尔公司设计、制造和安装用来储存具有高度活性的化学物质的储存罐。这些储存罐不仅要求有坚固的、可靠的安全密封系统来防止溢出或泄漏，而且还要求有精确的温度控制，以及控制注入和流出的自动阀门系统。 近几年，阿克斯特尔一直在 生产这类储存罐。以
36、往，在没有阿克斯特尔监督的情况下，客户自行安装这些储存罐。然而，最近更新了的自动化设计要求更复杂的安装程序。若出错则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从损坏机器，中断工作流程到严重的人身伤害。因此，现在阿克斯特尔安排工程师到每一个现场去监督安装。 作为阿克斯特尔安装部门的总工程师，霍华德汉森（ Howard Hanson）负责管理安装监督员。他对 5 年来本部门工作业绩感到骄傲。只有两起涉及阿克斯特尔储存罐的严重事故的报告。这两起事故都是由于化学公司的疏忽造成的，而不是储存罐本身的缺陷。 阿克斯特尔储 存罐的良好记录与霍华德所在部门的贡献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监督工作是乏味的，但霍华德坚持要求他的工程师仔细地监
37、督每一道安装工序。工作负荷有时是如此的沉重，以致工程师们很难按期完成安装工作；偶尔会有客户向阿克斯特尔施压，要求允许他们撇开阿克斯特尔的监督来安装储存罐。但是，霍华德意识到，没有适当的监督，质量甚至安全，都会大打折扣。此外，他想将阿克斯特尔的法律责任降到最低程度。因此，他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贴了一条座右铭：“延迟总比道歉好！” 一般情况下，阿克斯特尔只安排一位工程师到安装现场。但是，由于新近的安装工作包括好几道复杂的工序，所以，霍华德就让资深工程师去复核新工程师在第一个月的工作。资深工程师是在与新工程师一起监督安装的同时来指导和核实新工程师工作的。每一只储存罐上都标上检查工号，以便追溯到监督安装
38、的那位工程师。那些经过复查过的储存罐上标有两个工号，一个可以追溯到新工程师，另一个追溯到资深工程师。阿克斯特尔要求新工程师必须有一个月的实习期，这是霍华德出的主意。虽然霍华德知道，这并不是法律所要求的，但他使阿克斯特尔管理层确信，这样的要求会提高质量并确保安全。 汤姆班克斯（ Tom Banks）只差一个星期就 满一个月的实习期了。在整个实习期内，他一直与资深工程师查尔斯约斯特（ Charles Yost）一起工作。第一个星期过后，查尔斯就清楚地知道，汤姆完全掌握了有效的、真正的监督技巧。到第三星期结束的时候，他们两人都明显地觉得：汤姆完全可以“单干”了。但他们仍然牢记“规则就是规则”，实习期
39、是一个整月。因此，他们必须坚持到整个实习期结束。 最后一个星期的一开始，汤姆注意到，查尔斯有些昏昏欲睡和粗心大意。当他问查尔斯身体还好吗，查尔斯回答道：“我只是有点累，近来压力很大，影响了睡眠。”汤姆建议查尔斯请几天病假好好 地休息一下。“我们可以要求霍华德另派一个人来和我一起干完这最后几天的活。”查尔斯回答道，他已经请完了这一年的病假和休假，而且他经济拮据，不想失去任何的报酬。“另外，”他说，“这个星期霍华德那里也没有人手来替换我，再说这项工作也不能停下来。那些人已经是急不可耐了。”到了星期五，查尔斯病得已没法集中精力工作了。 汤姆建议查尔斯回家休息。但查尔斯回答道：“我也想今天呆在家里，但
40、我不能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在这星期内把工作完成。我可以在周末休息一下，下星期就没事了。我们今天一定会进展顺利的。瞧，毕竟下星期你就可以一个 人干了。我复查你的工作已有三个星期了，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监督员。不要担心，你能处理好的。好好监督他们，我会把我的标签贴上的。” 汤姆应该怎么办？他可以尽力保护查尔斯而独自地完成监督任务，他也可以停止监督，告诉查尔斯，他们需要和霍华德商量。无疑，还有其他可行的选择。识别和讨论这个案例所提出的伦理问题。 案例 14 合作培养的学生 项目负责人布鲁斯巴顿（ Bruce Barton）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他要完成 XYZ 公司一个新设备模型的工程样机的现场测试。在实验
41、室测试时，样机的一个特殊塑料零件出了问题，在 达到成功操作所必需的压力之前，它再三地失效。布鲁斯指示，用研究所材料科学部门推荐的一种坚韧的新型工程塑料来重新设计制作这个零件。重新制作的零件需要进行应力测试，但布鲁斯没有时间，他得继续建造样机。 布鲁斯找到材料科学部门的负责人，请他帮忙对新零件的样品做应力测试。有了这样的帮助，他就可以在测试的同时继续制造样机。在重新设计的零件通过应力测试，并证明它能达到设计的要求之前，样机当然是不能进行现场试验的。 材料科学部门的负责人汤姆梅森（ Tom Mason）乐意帮忙，因为他知道完成这项任务对 XYZ 公司未来的 设备规划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汤姆的部门此
42、时也很忙。于是，汤姆向布鲁斯建议，把测试工作分配给一位合作培养的工科学生做。汤姆也是合作培养工科学生项目的协调人，他喜欢在有需要的时候将合作培养的学生派上场，以便给他们实践的经验。 汤姆将测试工作交给了杰克雅各布斯（ Jack Jacobs），他是一位来自州立大学的合作培养的工科学生，在 XYZ 公司即将完成他的第二个培养阶段。杰克以前做过类似的测试工作，熟悉测试设备。杰克是一位好学生，他在合作培养项目中的工作通常做得很好。汤姆要求杰克努力地工作，完成测试任务后再返回大 学。 杰克按时地完成了测试，并交给汤姆一份报告，报告表明零件已顺利地通过了应力测试。完成了测试报告后，杰克回到大学继续他的学
43、业。汤姆告诉布鲁斯这个好消息。样机完成了，现场试验也排上了日程。 几周后，布鲁斯冲进汤姆的办公室，告诉他大多数样机操作失控，原因是在汤姆实验室里测试过的那个零件发生了灾难性的故障。布鲁斯当即想与杰克讨论他做过的测试，但杰克已经回到大学了，于是，他和汤姆开始细致地研究杰克的实验记录。 在检查之后，汤姆说：“布鲁斯，我很不情愿地告诉你，这些数据看起来太好了。我知道这些设备，杰克的测试结 果应该离散一些才对。我想即使不是全部，但至少也有部分的测量结果是错误的或伪造的！杰克可能最多只做了一些，而推断出其余的！” 这一案例表明了什么样的伦理问题？ 案例 15 降低成本 在 1998 年的汽车工程师协会（
44、 SAE）国际会议与博览会上，杜邦汽车公司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汽车工程师最关心的问题是，在预算指标内满足消费者对改进技术的要求。15在会议上，内部装饰设计工程师保罗斯蒂尔（ Paul Steele）说，在希瓦斯成品有限公司，当他们接到一个新项目时，他们也会接到一个目标价格，“我们除了满 足目标价格外别无选择。”福特动力传动质量部的工程师埃斯玛 埃尔玛斯（ Esma Elmaz）说，许多工程师在他们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大串质量和成本控制目标牌：“我们不禁问，我们花在一辆有人想买的车上的最低成本是多少？” 汽车工程师不得不将成本控制在紧凑的预算目标内，这对他们提出了哪些特殊的伦理挑战？ 案例 1
45、6 截止期 拉斯金制造公司向帕克成品公司保证，它会在这个月的 10 日，星期五，交付所有预订的小型机器。帕克公司已延长了一次交货期。这次它坚持必须如期交付。拉斯金公司质量控制部门的主管提姆 文森 （ Tim Vinson）对如期交货很有信心。但到了这个月的 8 日，他了解到，机器中的一个新零件出现供应短缺。 提姆意识到，他必须作出决定：是用旧零件（或一些其他方法）来设法遵守期限，还是告诉帕克成品公司，拉斯金不能按期交货。在做出决定前，提姆咨询了该产品的总设计工程师查克 戴维森（ Chuck Davidson）。查克说：“我没有一个好答案给你。已经没有时间来拿出一个满意的替代方案。你可以再拖延点
46、时间，但已经规定了期限，你再拖延，会有负疚感。或者你干脆用旧零件。但是，我并没有建议你采纳其中任何一个。我不 想为这事烦恼。也许你可以问问阿诺德。” 阿诺德彼得森（ Arnold Peterson）是负责产品的工程副总裁，多年前他与提姆文森一样担任质量控制部门主管。有两个原因使得提姆不愿去问阿诺德。第一，提姆感到他因早先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而负有责任，他不愿向副总裁承认错误；第二，他不知阿诺德是否愿意为这类事操心。他或许会直接告诉提姆，这是提姆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 有这种可能性。而且，要是听到让他自己解决问题的说法，提姆会感到不舒服，所以提姆决定自己解决问题。那么，他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案例
47、17 灾难救 助 我们刚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就接触了三位工程师（罗杰博伊斯乔利、彼得帕尔钦斯基和弗雷德里克 C坎尼），许多人把他们的事迹作为伦理的典范。这里我们将详细地讨论弗雷德里克 C坎尼的不寻常的事迹。 弗雷德里克 C坎尼是一位灾难救助专家，他是 1995 年度约翰 D麦克阿瑟和凯瑟琳 T麦克阿瑟奖的 24 位获奖者之一。这个奖项通常被认为是“天才项目”奖项，但麦克阿瑟奖评审委员会把它概括为这样一个项目，即奖励那些“努力工作、常常能够为后人开创性地拓展他们的工作领域的专家”。颁奖部主任凯瑟琳辛普森说，这个 奖项的用意是：“提醒人们尽可能全面地看问题的重要性，使人们认识到志愿生活在艰苦地区并保
48、持警惕的重要性。” 坎尼获奖在两个方面显得不同寻常：第一，当宣布获奖时，他下落不明，人们担心他已在车臣被杀害；第二，他是一位工程师。大多数麦克阿瑟奖的获奘者是作家、艺术家和大学教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坎尼因为他的工程成就而获奖，但他从未得到过工程学学位。最初，他打算作为舰艇领航员从德州农工大学的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 ROTC）项目毕业，但由于成绩太差不得不在大二时退学。他转学到了德州农工大学金斯威尔分校，继续他的 ROTC 学业，但他的成绩依然如故。虽然他最终都没有成为一名舰艇领航员，但后来他却与海军官兵们一起在伊拉克和索马里卓有成效地工作着。 坎尼辍学后，在金斯威尔参加了数个社区服务项
49、目。他发觉他在生活中的位置就是在金斯威尔区和贫穷的墨西哥人一起工作，并且形成了若干使他终生受益的人生准则。当转向灾难救助工作后，他立刻就明白救助就是想方设法使那些有困难的人能够自己解救自己，摆脱困境。他学会在灾难中聚焦于主要问题，怎样规划灾难救助。因此，如果问题是住所，那么他就会向人们展示怎样以更好的方法重建他们受损的房屋。在遇到诸如饥 荒、干旱、疾病和战争时，他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坎尼参加的第一个主要工程项目是达拉斯的 Ft.沃斯机场（ Dallas-Ft.Worth airport）。出于对人道主义工作感兴趣，他于 1969 年在比夫拉（ Biafra）参加了灾难救助工作。 2 年后，在 27 岁时，他创建了位于达拉斯的英特泰克特救助和重建公司（ Intertect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Corpora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