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雍正如何让官吏为国家做事 雍正帝的严厉和温情是有原则、有主题的：他要打造一支铁的队伍，服务于改造中国的大棋局。他自己说得明白：就是为了让大家真心实意为国家做事。一雍正十年（1732 年），河南学政俞鸿图在主持乡试期间，违反规定把21 岁的小妾带了过来。小姑娘对付老头子易如反掌，很快套取了试卷内容，然后让仆人出去找买主。一万多两银子轻松落袋，小妾得意极了，哪里想到这笔买卖是多么划不来。一看平时根本不读书的“富二代”居然榜上有名，舆情汹涌，社会一片哗然，眼看要闹出群体性事件。雍正要求从重从快处理，给社会一个交代。刑部建议判处俞鸿图腰斩，雍正毫不犹豫地画了圈。清代连上刑场也需要贿赂。因为是在办公室里
2、直接被捕的，俞鸿图身上一文不名。刽子手拿不到好处，下刀一再“失误”，给犯人一个慢死。俞鸿图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了七个“惨”字。没等主事官员报告完执行情况，雍正帝连连摆手：“别说了，别说了！”随即指示：以后轻易不用这种刑罚。据说俞鸿图是最后一名被执行腰斩的死刑犯。科举是保证中国封建制度得以延续不变的压舱石，雍正帝对俞鸿图毫不手软，可谓执法无情。但腰斩是我国古代最野蛮、最不人道的一种刑罚，敢于废弃始自春秋时期的古老传统，显示出不忍之心，不能说他一味“嗜杀”吧。许多德才兼具敢担当的干部，更能感受到雍正浓浓的人情味。比如在他们的报告上，他竟会这样批示：你最近身体好吗？好久不见，很是想念！等你
3、完成任务回来，咱俩好好聚聚。他关心干部的方式有时出人意料，至少看起来诚意多于权术。一天，某巡抚接到雍正帝的亲笔信，让他即刻回京商量大事。刚要动身，又一匹快马送来他的第二封信，说我找人给你算了一卦，你近日不宜远行，还是下个月再来吧。爱屋及乌，雍正帝对干部家属也很关心。湖广总督杨宗仁重病卧床，雍正帝派御医赶赴武昌诊治，并要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杨总督说，我儿子在陕西榆林当道台，要是他能请假过来服侍我，那就太好了。皇上说，请假耽误他前程，不请假耽误你养病，不如调他到武昌当按察使，公私两便岂不更好？雍正五年（1727 年），陈时夏升任江苏巡抚。80 多岁的老娘一个人在云南老家生活，孝子陈时夏很不放心。雍
4、正帝急令云南巡抚鄂尔泰：赶紧组织最好的轿子、轿夫，把陈老太太抬到苏州。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吃饭，都听老人家的。安全第一，不赶时间。同样是关心干部家属，有时候雍正帝又会由柔变刚，前后判若两人。孙国玺新任台湾道台，由于这个岗位不允许带家属，他只得把老母亲留在海峡此岸。雍正帝严厉批评吏部工作不细，又发一文，调孙国玺到福州工作。过了几年，老妈要过 80 大寿了。孙国玺觉得跟皇上关系不错，便请求恩赐匾额，给予诰封。皇上拍了桌子：“你还有脸开口？你这几年干了些什么，以为我不知道？老太太就要被你这浑球连累了，你还装孝顺，等着查处吧！”有趣的是，雍正皇帝有时在工作中突然冒出的几分孩子气，让人忍
5、俊不禁，也让人深思。新君上任，正需要立威。翰林院的孙嘉淦哪壶不开提哪壶，批评皇上跟亲兄弟搞不好团结。在争取接班地位过程中，兄弟之间免不了恩恩怨怨，康熙皇帝晚年疾病缠身，60 多岁就走了，就是被这事气的。这个家丑不但涉及前后两代皇帝的高大形象，还关乎体制问题，成熟一点儿的干部都会绕着走。果然，雍正皇帝脸都气白了，逼问翰林院：“一个从七品毛孩子敢这样狂妄，真是找死的节奏啊，你们打算怎么办？你们不处理我处理！”正在紧急关头，太子的家庭教师、吏部尚书朱轼咳嗽了一声，慢悠悠地说：“这小子确实狂妄，一定要严肃处理。不过说实话，我很佩服他的胆量，有点儿魏征的影子呢！”雍正毕竟是雍正，愣了一下，红着脸赶紧给自
6、己找台阶下：“嘿嘿，我跟朱老师一样，我也佩服小孙的胆量。”接着，把孙嘉淦越级提拔到司局级。这件事还刺激雍正开动脑筋，创设了秘密立储的皇位继承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兄弟“团结”的问题，意义深远。自从皇帝把接班人名单塞到“正大光明”匾牌后，皇子们只管正大光明地做好工作就是了，再也不用斗智斗勇斗狠了。爱新觉罗家的统治能再延续近 200 年，与这项充满智慧的制度设计有关。有多大抱负就有多大度量，有多大度量就有多大成就。雍正皇帝的博大胸怀和用人导向，是雍正新政的重要特点，不但吸引了天下英雄为知己者死，并且影响到他身后，为辉煌的乾隆时代储备了大量值得信赖的干部。除了这些“花絮”，“摊丁入亩”之类涉及民生的重
7、大改革，无论他是什么目的，客观上毫无疑问是德政、仁政。清代原有的人头税制度十分荒唐，不管老百姓家里有没有土地，一律按人头交税，乞丐与富豪平等，穷人生不如死。实行“摊丁入亩”之后，土地多的多交，土地少的少交，没土地的不交，不知给多少穷人卸下了沉重的枷锁，铲除了多少官员的摇钱树。对地主老财和贪官来说，这当然是“严苛”！二事实上，双管齐下正是雍正治吏的基本特点。一方面，对腐败的贪官、混日子的懒官、只会拍马屁的巧官出手很重，始终保持高压，尽管人治色彩浓厚，但是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已属不易，岂能求全责备。另一方面，对待忠臣、清官、能人，雍正帝无不春风满面，呵护有加。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雍正皇帝，一枚双面的硬币
8、。雍正帝的严厉和温情是有原则、有主题的：他要打造一支铁的队伍，服务于改造中国的大棋局。他自己说得明白：就是为了让大家真心实意为国家做事。雍正皇帝成功了。他和他的团队仅用康熙、乾隆执政的十分之一的时间，创造了许多奇迹，把中国古代文明推向了极致：“雍正一朝，无官不清”；国民生产总值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康乾盛世的框架结构基本完工！那真是史上少见的革故鼎新、改天换地的时代，也是一个风云际会、大浪淘沙的时代，每个人都面临抉择。我现在突发奇想：如果能穿越回到 300年前，我是雍正手下的一名干部，我会如何抉择呢？理想决定立场，立场决定思想。如果我站在苍生社稷、修齐治平的大格局上看雍正，自会紧跟时代步伐，不待
9、扬鞭自奋蹄；如果我满脑子是升官发财当老爷的封建糟粕，一定感到度日如年，抱怨“官不聊生”、“舒适度”没了。内心一有抵触，自然想方设法逃避、抵制、糊弄、贪腐，巴不得一切赶紧过去。思想决定行为，格局决定结局。如果我选择前者，最终必然炼成亮闪闪的真金，人生的价值便厚重起来。如果我选择了后者，我就是一粒无足轻重的沙子，被时代的洪流冲得不知所终雍正铁腕治吏的启示 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否则一切免谈。贪能误国，懒也误国。作风上正派廉洁，工作上敢于担当，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 考核县太爷 清朝对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一般不会有什么新闻。1724 年又是考核年，上任不到两年的新君雍正，对一个县官的处理
10、不同以往，让各级干部吃了一惊。此人名叫常三乐，是直隶吴桥县令，负责考核他的是直隶巡抚李维钧。李维钧给常三乐写了两条考核评语，一是“操守廉洁”，是个清官；二是“懦弱不振”，工作积极性不高。据此，他建议平调常三乐去管教育，因为教书育人对操守要求高，工作量却不大。吏部向李维钧提了一个问题：你说老常工作不胜任，到底有什么具体表现，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李维钧举不出像样的例子。吏部说，既然没发现实质性问题，提醒提醒算了。李维钧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吏部只好去请示领导。雍正帝看了报告，朱笔一挥：撤职！理由很简单，县域是社稷基石，县令责任重大，常三乐责任心不强，本身就是失职渎职，还要等着出大事吗？其实常三乐真该
11、偷着乐。山东曹县盗贼猖獗，老百姓惊恐不堪，县令王锡玠置若罔闻，结果被皇上摘掉乌纱，判了 5 年徒刑。正二品的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为人老实本分，但作风拖拉，工作没招数，部队根本不能打仗，雍正帝勒令其马上回家种地。这样，就有人开始怀念康熙朝后期那些年，当时官员们真是太爽了，就像晚清的李鸿章所说，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当，真是太笨了！那时，皇上脑血栓比较严重，对人对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场的贪、懒蔚然成风，通不过考核的很少，被严肃处理的更少。实在看不下去了，往往罚俸了事，干部经济上吃点亏，政治前途不受影响。眼看雍正帝的治吏新政如此严厉，各级官员在震惊之余，终于回过味来：看
12、来，官是不好当了！不但要两手干净，这双手还必须干活呢。开始，不少人思想不到位。代理湖广提督岳超龙表决心说：为报答皇上厚爱，我一定做到廉洁自律，两袖清风。雍正帝不以为然，批示道：当官本来就不该贪，这算什么高标准？如果只满足于“清官”的好名声，却倒了油瓶不扶，不就是绣花枕头吗？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否则一切免谈。贪能误国，懒也误国，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都不是好官。作风上正派廉洁，工作上敢于担当，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改变观念谈何容易。无官不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态，以至于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官员评价标准：只要不贪腐就是“好官”，至于这“好官”有什么贡献，倒没人
13、在意。提拔工勤员 1728 年元宵夜，内阁办公室的小蓝正在顶班，忽然进来一位高个子中年人，一定是出来散步的内廷值班员。两人边喝茶边侃大山。高个子问，你是什么官？小蓝不好意思地说，不是官，小小工勤员，收收发发，抄抄写写，给领导沏沏茶。高个子问：其他人呢？小蓝回答，都回家看灯去了。高个子很好奇：你不喜欢看灯吗？小蓝说，当今皇上励精图治，听说晚上都不睡觉，万一有个急件，没人跑腿要误大事的！高个子点点头，又问小蓝将来有什么打算。小蓝说，假如天上掉馅饼，能到渔船管理所工作就好了。我家孩子多，这样就是闹饥荒也饿不死。高个子哈哈一笑，告辞。第二天一上班，雍正就问：哪个渔船管理所有空缺？下面说广东南海县有。雍
14、正说，让内阁的小蓝去吧。大臣们面面相觑：小蓝是谁？只要正派能干，雍正都会重用，哪怕有不同看法。田文镜主政河南、山东的时候，配合雍正新政，整顿官风，打击贪腐，就连中央干部到地方揩油，他也敢向皇上报告，得罪了不少人。雍正把他树为模范总督，号召高级干部向他学习。户部向各省要钱扩充小金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没人敢点破。中层干部李卫多次向一把手提意见，人家就是不理。李卫就弄来一只柜子，写上“尚书专用钱柜”字样，放在衙门口羞辱领导。当时雍正还是雍亲王，他记住了李卫的名字。当皇帝后，几乎年年提拔李卫，李卫也不含糊，工作大刀阔斧，政绩斐然。但是李卫为人粗粗拉拉，比如直呼领导“老张”、“老李”，工作方法也简
15、单，对他的举报就没断过。雍正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你们要不服气，给我推荐个又能干又温柔的完人吧？两个翅膀才能飞 有其臣必有其君，雍正帝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最有作为的君王之一。他每天睡眠不超过 4 小时，只有过生日那天才给自己放天假。现存档案表明，他光在奏折上就批了 1000 多万字，是全部资治通鉴字数的三倍还多。雍正帝的父亲康熙帝创造了一个盛世神话，最后也留下了一堆乱麻：吏治腐败、效率低下、国库空虚。早在当藩王时，雍正就深为忧虑。雍正上任后，既不容忍“贪”，又不容忍“懒”，两手抓，两手硬。他首先诛杀贪官，保持高压，让官员们听到“钱”字就发抖。在对贪官执行死刑时，常组织官员到场观摩，他认为现场
16、警示教育，比让官员学习论语管用得多。与此同时，雍正奖掖勤能、责罚庸懒，逼迫官员改变作风，不换脑筋就换人。大家如梦初醒，意识到不是现在官不好当了，而是过去当官太容易了；谁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官场风气迅速扭转，号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为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保障。创设军机处，集中权力推进改革；取消人头税，缓解社会矛盾；改土归流，维护国家统一等大手笔，如果没有肃贪治懒的铺垫，是不可想象的。康熙末年，国库存银仅3200 多万两，到雍正七年接近翻番。日本的华裔学者杨启樵感叹道：“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康乾盛世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巅峰，雍正承前启后，是康
17、乾盛世成型的关键人物，所以“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然而，康熙登基早，乾隆寿命长，两人执政时间加起来长达 124 年之久，而夹在中间的雍正时代，只有短短的12 年 8 个月。考虑到这个事实，人们对雍正和他的执政团队不能不肃然起敬！朱元璋如何整肃官吏作风 明史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段子”，今天读来还让人会心一笑。1376 年，司法部副部长茹太素给朱元璋打了一份报告，长达 17000 字，朱元璋看得眼花，就让秘书王敏念给他听，都念到 6300 多字了，还不知道要说啥。朱皇帝实在受不了，当场找人把茹部长狠揍了一顿。第二天又让王秘书接着念，从第 16500 字到结尾，茹太素提了五条工作建议，这些建议
18、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朱皇帝采纳了其中四条。事后朱元璋苦笑说：“当大臣不容易，当皇帝又容易吗？我需要的是接地气、解难题的意见建议，可明明 500 字就能说清楚，这老茹偏要整一大堆没用的，真耽误事。”一直有人对朱元璋暴打茹太素有看法。对下属一不合意就动手，作风确实简单粗暴，但了解背景后，对事情的理解会更全面。朱元璋定都南京时，新政权面临大量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内外形势都很严峻。战后社会经济凋敝，土地不均，农业基础设施阙如；饥民遍野，人口数量下降；各业不兴，社会无法正常运转；矛盾尖锐，官民冲突时有发生。退居塞北的残元势力企图卷土重来；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日渐强大，虎视眈眈。特别是进城之后，明政
19、权中许多官员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各派人马争权夺利，贪贿成风。中央政府权威低下，政令不出南京城。官风虚头巴脑，政权在文牍中空转。总之此时朱家王朝基础不牢，随时可能夭折。朱元璋忧心如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整顿和改革。就在狠打茹太素这年，朱元璋废除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在全国设置了 13 个承宣布政使司，设“三司”分管行政、军事和司法，构建了明王朝的行政和统治架构。他借鉴汉初经验，实行轻税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各种措施，创新惠农利民政策以收拢人心。在打击贪腐方面，朱元璋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卖力，其手段之残酷可谓空前绝后，明初吏治因此稍微清明，政权的合法性迅
20、速得到社会承认。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在改善文风、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筋。就在狠揍茹太素之后，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干脆就是口语，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这在历代皇帝中极少见。制度加榜样，不着边际、不负责任的议事方式逐渐改变，使得有明一代公文比较简练有骨，行政效率较高。明后期有两个懒皇帝二三十年不上班，政权竟照常运转，不能说与此无关。史家认为，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封建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 200多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所谓“清承明制”。自明到
21、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史鉴凿凿。试想，当初如果朱元璋放任官员队伍混日子、玩虚的，把时间年复一年耗在文字游戏中，不要说成就伟业，就是当个“维持会长”都很难：以当时的形势，朱氏很可能像后来的李自成一样昙花一现。所以，茹太素这样没有使命感、紧迫感的官员，遇到有抱负、真干事的朱皇帝，不挨揍才怪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律 一一想起 1813 年秋天那件事，嘉庆皇帝就感到窝囊：他差一点儿就当了大清的末代君主，并且，各级官员早就知道要出事，却都像请客一样，把问题迎进了紫禁城。1812 年一个宁静的仲夏夜，台湾知府汪楠，被淡水同知查廷华扰了美梦。原来
22、，查廷华他们抓了一个传教的人，此人不吃打，供出了一个惊人情报：明年中秋节，天理教徒要攻打紫禁城，目标是干掉嘉庆皇帝，建立新王朝。头子叫林清，突击队长名叫祝现汪楠稍作思考说：“犯人为了保命，什么胡话都会说。你知道谎报的后果吗？快把那家伙宰了，免得出去瞎说，给我们惹事。”1813 年初夏的一天，豫亲王裕丰的管家祝现有事请假，祝现的堂弟祝富庆偷偷来访，一是举报自己的堂兄谋反，二是举报林清在宣武门租房子卖鹌鹑，其实是在打造枪械。毕竟是皇室宗亲，豫亲王一听就跳了起来：“有这事？我这就进宫禀报！”仆人备好了轿子，豫亲王却摆了摆手，沉吟半晌，低声劝导举报人：“做事要动脑子啊！谋反是灭九族的大罪，你想害整个祝
23、氏家族吗？此事到此为止，千万别再提了。”8 月以来，京城卫戍司令吉伦将军连续接报，说天理教徒很快就要攻打皇宫。吉伦十分淡定：“紫禁城内又不归我管，我操这个闲心干啥？我九门提督的职责范围是九个城门，加强巡逻就是了。”9 月底，嘉庆帝结束休假，离开木兰围场回京，下一站行在是蓟县的白涧。为大老板服务的机会来了，吉伦立即率大队人马前往迎驾。刚上路，一个参谋骑快马狂追上来，气喘吁吁地报告：不好了，不好了，天理教徒混进城了，请大人即刻处理！吉伦火了：“你们有完没完？想立功受奖想疯了？滚开滚开！”参谋不依不饶，一把拽住吉伦的马缰绳，苦苦哀求：“大人大人！您真的不能走啊，要出大事啊！”吉伦大为恼火：“我大清正
24、是太平盛世，国泰民安，天下归心，你竟敢造谣惑众，等我办完大事再来收拾你！”说罢，一脚踢翻可怜的参谋，拨马呼啸而去。10 月 7 日中午，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正与客人觥筹交错。宛平县令和卢沟桥巡检破门而入，附耳低语：昨夜、今晨，家住宋家庄的林清等人，骗过岗哨，经卢沟桥进了城，明天午后攻打皇宫，情况十万火急！刘镮之早已进入酒酣耳热状态，哈哈大笑起来：“幼稚、幼稚！你以为吉伦大人的部队是聋子的耳朵？皇帝老子家是大栅栏，谁想进就能进？别没事找事了，陪我喝酒。”第二天，1813 年10 月 8 日下午 3 时整，天理教徒 200 余人装扮成卖柿子的、送货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东华门、西华门攻入
25、皇宫。两天一夜之间，皇帝家中刀光剑影，箭矢乱飞。警卫部队惊慌失措，死伤过百，假如外援及时跟进，林清他们肯定会把大清皇宫连锅端！凑巧，嘉庆帝的二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平时最爱摆弄冷兵器时代最吓人的玩意儿火枪，这次派上了用场。几声枪响，竟然稳住了军心，逆转了形势。在禁军的围剿下，天理教徒寡不敌众，起义失败。而远在河南滑县的另一支天理教队伍，稍早前已经起义，剑指北京。清政府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耗时三个月，才勉强平息事态。这件事发生于夏历癸酉年，史称“癸酉之变”，是清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大清重复历史周期律的不祥之兆。二“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嘉庆皇帝如此表达了他的震惊和愤懑。他发明
26、了“因循疲玩”这个新词，指责汪楠等人不负责任，言下之意，如果他们干活稍微认真点儿，灾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至少不会闹这么大。嘉庆皇帝想错了。触发癸酉之变的，不单是个别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整个官场出了问题。清朝的吏治腐败很有特点：官员们除了“贪”，还特别“懒”，没人想做事，讨厌担责任，整天无精打采，敷衍了事。从乾隆中期开始，官场就如一潭死水，不作为是主旋律，国家统治机器锈蚀得无法运转，社会治理问题按下葫芦起来瓢。人人麻木不仁，个个“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于官员追求狭隘的人生目标：升官发财！目标明确了，办法就有了。一是不犯错误才能升官。“多磕头，少说话！”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诠释了官场成功秘诀：
27、做事越多，错误越多，不干活最保险。所以大家遇到事情习惯绕道走，踢皮球，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别人。汪楠杀人灭口，无非是怕给自己惹麻烦。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林清等人利用大饥荒，在华北农村轰轰烈烈地传播天理教。早在起事八年前，他就制定了先占皇宫、再取全国的奇特战略。“要想白面贱，除非林清坐大殿”，如此直白的民谣家喻户晓，而在中国历史上，民谣一贯具有政治风向标的意义。林清完全没有保密意识，他们的一举一动在社会上是尽人皆知。对此，官员们个个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道。二是上司满意才能升官。在清朝官场，官运不靠业绩靠上司。天大的事吉伦都不用心，唯独接驾很积极，就是这个道理。把“唯上”发挥到了极致的，是咸丰帝的军
28、机大臣王文韶，人称“溜溜球”。每当需要表态的时候，他的听力就急剧下降；事情如果足够大，干脆就彻底聋了。他是故意让领导说了算。对于躲不掉、踢不走的皮球，官员们就稍稍糊弄一下，一旦领导追究起来，比较好解释。天理教徒都进了城里，吉伦的应对措施还是“加强巡逻”，显然是做样子、走形式。某天，嘉庆皇帝咨询刘墉：“你看某某人当知府怎么样？”刘墉支支吾吾了老半天，末了就挤出两个字：“尚可。”嘉庆帝苦笑说：这么大的官也在混日子，工作根本不用心，怎么得了！官员们如此唯唯诺诺，真是又安全、又省劲；不但把责任推给了上司，上司还高兴，何乐而不为？三是报喜不报忧才能升官。豫亲王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头年去京南游玩，他通过祝
29、现认识了林清，受到热情接待，酒喝多了，就住林家大院了，临走还没少拿。要是皇上知道了，一切都完了！于是，国家利益自然让位给个人利益。对这种现象，费正清分析得入木三分：报喜不报忧符合清朝官员的利益。同豫亲王一样，在洪秀全起义之初，地方官也是使劲捂盖子，巴不得长毛快去别人地盘上闹。直到太平军攻克了十几座城池，朝廷才知道出了大麻烦。魏源这样概括大清官场风气：“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谁信谁弱智。正当整个官场鼾声一片时，国情和世情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朝进入加速下坠通道，灾祸接踵而至，且无不带有癸酉之变的影子：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
30、军队只有 4000人，根本没打算赢；太平军成气候，源于地方官帮忙；大清的海军吨位号称亚洲第一，却迎来甲午惨败；北京守城正规军达 15万之众，被不到二万人的八国联军轻松拿下；甚至连辛亥革命枪响，仅是士兵无意中走火完全可以说，早在癸酉之变时期，清朝深陷历史周期律的命运已经注定；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癸酉之变只是第一步费正清找到了原因：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三癸酉之变已经过去 200 年了。当年一支飞舞的箭镞，至今还深嵌在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好像仍在回味着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王岐山同志指出：“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无论是政权性质，还是立国宗旨，清朝与共产党没有可比性。但是，任何政权的正常运转和执
31、政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广大公务人员的动员组织；公务人员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和工作能力、工作作风，直接影响施政质量和效果，关系政权的兴衰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行了两大意义深远的战略部署，深得党心民心：一是绘制了中国梦的绚丽蓝图，制定了改革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开展作风建设大扫除，正风肃纪，扶正祛邪。这两大战略部署齐头并进，蕴含了严密的逻辑联系、深远的战略意图。优良作风是事业成功的保证，这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验。当年，无论是斯诺、史沫特莱，还是陈嘉庚、黄炎培，在目睹了根据地军民的勃勃生气后，一致认定“延安作风”必胜，“西安作风”必败，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90 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党的作风
32、视作生命，把不良作风视为大敌，终于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为历史前进的引领者。这是何等宝贵的政治经验和精神财富！作风是一个变量，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不但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必要时还须下猛药。在党带领人民开始新的长征的关键时刻，“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横亘在我们的面前。只有牢记理想宗旨，心系国家人民，彻底扫除作风上的污垢，才能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延续昨日的光荣。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发端，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跟进，定点清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及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触动和净化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灵魂，干部作风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坚决拥护。作风体现党的性质，代表党的形象，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最终决定我们能否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新一届党中央开展的，就是这样一项意义深远的伟大工程，在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上，将会浓墨重彩地记录这一页！历史终将证明，一代一代共产党人总是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一切为了人民，全无一己之私，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开辟了长期执政的成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