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精品资源，临风文档。http:/ 对晚清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一)【英文标题】Agricultural Surplus：Bottleneck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eA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Rural Economv in the Late Oing Dvnastv【内容提要】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命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必须从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特征出发加以考察。通过对晚清的农业、商业的发展状况的分析，不难发现这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来推动现代化的进程；
2、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形态也无法提供必要的政府支持，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化。中国现代化启动的艰巨性是结构性的。【摘 要 题】近代经济史研究【英文摘要】As the issue of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modemization has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t must be approached from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agricultural
3、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t was impossible to Provide enough agricultural surplus to promote modernization.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Chinese political rule could not afford necessarv gov
4、ernment support to br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oderntion. The difficulty in star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was structural.【关 键 词】农业剩余/现代化agricultural surplus/modernization一在当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常常因为过分的比附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研究者会遭遇理论框架及其解释能力双重匮乏的局面。我们尝试解答中国现代化启动的艰难性的问题时，在方法论上加以检讨是一个必需的前提。笔者认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5、首先需处身于“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eh）的立 场，即将眼光放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国问题 “1-p135之上。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启动问题的厘清的关键在于：弄清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内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结构，及其自生的变迁动向。因为，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体形态，是由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引入中国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资本主义形成的偶性因素是已然确定的。所以，在这一题域中，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过程没有设问和解释效力。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即使冲击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对中国的现代结构之形成过程及其特征的分析，
6、仍需从中国的自在结构的演化方向上去提问。所以为了避免研究中的方向性含混，重要的不是就中国近代化提出马克思式或韦伯式的分析，而是提出建立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经验之上的分析。这一历史经验表现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和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此时西方登场了，它制造了种种新问题但它也制造了一种新的情境但是，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是中国的。“1-p173-174如果我们将现代化理解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知识
7、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 结构以及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的秩序转型，那么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其最重要的表征，在经济形态上它表现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换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法国历史学家菲雷对法国的近代化作过准确描述：“旧体制将法国农业史搁置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将此工作完成。“2对中国情境的分析则体现为另一反题：旧体制将中国农业史搁置在资本主义道路上，中国的现代化依旧举步维艰。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疑问。“中古经济革命“（注：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 Press. 1973
8、）中用以描述中国前近代经济变化的重要概念。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在宋代已有重大变革，并且此一变化提出了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之后，中国农村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此后一些令人鼓舞的历史迹象（类似于中国明清之际农业商品化的发展等等）常常被一些史家援引以证明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停滞不前的结论。然而，中国农村经济从未突破旧体制的框架，生成中国社会近代转置的动力因素。某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障碍是存在的，因而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突出命题就是中国所缺少的关键因素到底何在。农业剩余成为此际的关键，并构成为把握中国近现代史中剧情主线的最有力抓手和极重要的分析范畴。因为，现代结构的生成即便在西方历史中呈现了
9、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但就社会形态的层面上观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却有着巨大的断裂。这表明，传统的农业的经济形态在其功能承担上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用来维持社会的再生，而是向社会提供“潜在剩余“ （注：保 罗巴兰：关于经济成长的政治经济学（Baran，Paul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uth， New York：Monthly Review 1957）中提出资本形成的过程应区别“实际剩余 “（消费后留下的）和 “潜在剩余“。后者包括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而供统治阶级消费的剩余，现存阶级关系一旦改变，这样的剩余便可能用于生产投资，故称为“潜在“的剩余。 ）转化为社会的有效积
10、累，进而推动工业化的进程。如果我们承认“农业剩余“ 在中国现代化启动中的突出地位，那么问题就作了如下的转换：一、农村经济发展是否创造了足够的农业剩余；二，农业剩余是否有效地转换为社会有效积累？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不仅如此，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同时表现为这两个命题本身就是缠绕在一起的。下面细而论之。二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的是第一个命题。许多研究者以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依据，得出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不断增长、人口增加、交通改善、“ 粗放式“（注：莫尔德：Japan,China,and the modem World Economy: Toward a Reinterpr
11、etation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ca1660 to ca1918. Cambridge：Cambridge Univ. Press， 1979.在此书中，莫尔德把商业化区分为“粗放式“和“ 集约式 两种，后者的标志是地区经济的自给自足消灭较快，交换关系对生产起较大支配。这种分类对于认清明清农业商业化的属性有一定指导意义。 ）的商业化过程四处扩散等等，似乎一种将传统社会推向近代社会经济成长的突破性变化即可发生。然而，这种推论是有待商榷的，前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现象亟需更深入的探讨。不言而喻，晚清及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当时的许多独特情况都
12、可以用这个问题来加以说明，形式经济学在阐明人口增长对中国农业所起的作用时，作出了突出贡献。 （注：有关人口压力造成的中国经济变化，何炳棣通过中国历代田赋和人口资料的分析，取得建设性成果，可见何着中国人口的研究（Studies i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59.）另，德怀特 帕金斯在其著作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中也有大规模的量性研究。 ）在 1792 年雍
13、正帝实行摊丁入田的税收政策后，人口的繁殖获得了最大的鼓励。就传统农业而言，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与产量的增长几乎是具有同等含义的。在人口扩张之初，有许多因素使中国的食品生产能力赶上它的人口增长的比例。鼓励农民垦荒、允许地区间移民、在新开发土地上种植从美洲移植过来的新作物，将更多的人力用于种双季稻必须的精耕细作之中，这些既使原有的农业部门有效地吸纳新增的劳动力，农业产出的增加也一定意义上化解了人口压力。农业经济中持续的赢余和乾隆时代的长期和平，生产和富余的大量人口在其最初并未显示太多的问题，然而，这里却隐藏了十九世纪后中国发展的诸多危机。19 世纪时，中国农村家庭人口平均为 5 名左右，劳动力一般是
14、2 名，据考察，每个劳动力可耕地 15 至 30 亩3。但人口巨大增长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地矛盾，从当时人均拥有可耕地的数量来看，整个 19 世纪都在 1.75 亩至 2.3 亩之间徘徊。所以单从平均亩产来看，这时期中国农村的发展已达到传统技术的极限，平均亩产量到达 367 市斤。然而和亩产量提高这一过程并行的却是单人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明代每个生产力年产粮 4027 市斤，到了清代，却下降到了 2262 市斤4，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资源的增长，中国农业经济也就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边缘摇来晃去，在人均土地占有量与实际可耕种能力之间的差距之间隐含了劳动力的巨大剩余的实情。为缓解劳动力大量剩余造成
15、的压力，土地经营出现了两个全新特征：一是农民已不可能追求经济效益，首要的是去安置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所谓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e involution）（注：“农业内卷化“是吉尔茨 对爪哇水稻农作中生产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冠以的一个特别名称。此概念用于分析中华帝国晚期的农业经营也同样适用。吉尔茨：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e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Califomia Univ. Pre
16、ss，1963.）已然发生；二是中国农业陷入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 （high-level equilibrium）5，大量的劳力投入虽将传统农业推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这对农业生产中的新式投资、新的技术采用，却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因为新的投资与技术意味单位土地可容纳劳动力的数量减少，而传统社会其它生产部门也无法吸纳更多农村剩余人口，除了维护旧有的耕作方式，广大农民别无它途。由此可见，我门所见到的前近代的中国农村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它的增长是极其有限的，“中国可能已经获得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获得的全部财富“6。从另一方面看，农村的商业化程度在明清时期确有长足的发展。在中期帝
17、国时代，国家放弃了直接管理市场事务的企图，宋代以后，国家简化了对经济管理，宁愿放弃直接控制，而改由其它办法去影响日益持之于私人之手的经济。明清之际，全国性、地区性的市场网络初具规模，大批新兴市镇涌现，农村基层市场蓬勃发育（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根据施坚雅的估计，到 20 世纪初，地方集市已有 6.3 万个。 ），这是由地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手工业的发展所带动的。然而，我们不应对农民参与商品交换的程度及其后果作出过高的估计。小农家庭卷入市场经济运作其实是一种内在的必然，市场以其有效的调节功能-时间 上的季节调节、空间上的地区调节、品种上的
18、有无调节，成为小农家庭再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和外部依存条件。参与商品交换的目的才是考察经济行为本质的关键，在传统中国，一般农户的商品生产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的，甚至当农户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卷入市场与货币关系之中并为商业资本生产剩余品时，其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仍不过是一个使用价值生产者的行为。这是其消费利益所赋予的特征，并就其整体而言，其生产耗费与保障家庭人口的生存相适应。所以它并不具备现代经济的含义。经济作物的发展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一些特定条件下也不尽如此，中国经济作物发展是与劳动生产率的衰落同时发生的。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作物与封建政权强有力的干预有很大的关系。由于经济作物适
19、于集约经营，具有在较小的面积内创造出较大经济价值的特点。随着人均占地的减少，农民可以借此创造出更多的农业产出，以缓解人口压力。但是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集权国家对这部分收入的依赖越来越明显，于是推出一系列赏罚、限定和辅助措施给予保证。这种政治因素的干预，自是有助于经济作物的推广、农业基础的扩大；另一方面，它也造成推广和扩大的脆弱性。所以前近代经济作物虽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发展速度并不太快。在清代，经济作物大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左右，而 90左右仍旧用于粮食生产。7经济作物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农户自身消费或用于交纳沉重赋税，提供给市场的只占一小部分，出口更是有限，而且也不能获得合理的价格。自乾隆以来，
20、粮食价格上升较快，经济作物的利益反而下降了。而农家从事手工业生产，首先也是为了自身消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身消费从一开始就与纳税完租，换钱易票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和租赋双重压迫使千万个农户投入这个营生。在手工业发展的背后存在的是一个灰色的事实：土地和粮食收入当时已不能维持农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农民不得不在土地之外寻求新的经济来源。在生活和重赋高压下的男耕女织，一方面必须求助于织机，一方面又始终抓住土地不放，耕织结合不过是求得生存的最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再生产、增加投资、积累个人财富，实无从谈起，乡村手工业的发展规模以及生产方式受到严重限制是不言而喻的。依靠手工业来取得
21、农业剩余是不可能的。综上可知，所谓的农村商业化完全不是在农副产品充分剩余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可以在对前近代中国农民的农产品的商品率和储蓄的估算中得到进一步证实。黄庆春的研究成功显示：鸦片战争前后，江浙地区农户的收入主要包括耕织两方面。首先是粮食收入，中等农户一年产粮 2.2 石（米 1.5 石，小麦 0.75 石，相当于 1941 公斤），可折合银 26.0 两；其次是纺织收入，一年大约织布 18 匹左右，折合银 6.0 两；每户农家一年中直接消费部分包括地租、口粮、穿衣和生产性支出，合计约银 29.85 两。进入市场的部分，主要是农户所织棉布除去自用后的剩余部分约 15 匹，合银 4.5 两。
22、这样我们看到，在中国农民家庭平均银 32 两的总收入中直接消费（29.85 两）和进入市场部分（4.5 两）相差悬殊；也就是说，农户农产品的 90以上都不经过市场而直接消费或转为实物地租，商品率仅为14，剩余值为 2.15 两，表明储蓄率约为 6.7，这是颇为微弱的。8而且这部分剩余往往在农户婚嫁、殡丧等非经常性支出中消耗殆尽。这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江浙地区在当时是农业商业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农村商业化的发展是在糊口农业的条件下进行的，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此微弱的物质生产能力和交换能力，是无法冲破凝结了两千多年封建自然经济，而建构起新的商品经济结构。言及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以前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为依据论证中国近代化自生的可能性，条件其实并不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