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現代學術史上的“陶詩品第”之爭楊焄論文摘要：齊梁時期的鍾嶸在詩品中將陶淵明列入中品，後世不少評論家都認為品第不公。及至現代，由古直率先發端，提出在太平御覽所徵引的詩品上品詩人名單中原本就列有陶淵明，隨即引發不少學者參與爭論。或引據文獻，認為今傳詩品曾遭後人篡改；或認為對於鍾嶸如此品評，根本毋庸置疑，由此展開對詩品的版本源流及體例義法，鍾嶸的詩學觀念及品評標準，乃至陶詩的流傳及接受情況等一系列問題的深入研討。關鍵詞：鍾嶸；詩品 ；陶潛；陶詩品第；學術轉型齊梁時期的鍾嶸在詩品中將陶潛列入中品，激起後世不少非議。尤其是明清以來的評論家，往往質疑鍾嶸品評不公。在現代學術史上，圍繞著詩品中“陶詩品第”的
2、話題，再度引發一大批學者展開討論，整個過程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在這場爭論的前半程原本已有定讞，卻由於種種原因，使得餘波不斷。經過曠日持久的論戰，促使諸多學者從不同角度深入研討詩品及陶詩在流傳、接受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重新梳理這樁影響深遠的公案始末，不難發現傳統學術研究在現代轉型過程中所呈現出的一些重要特徵。一 、從“宜在上品”到“本在上品”這場爭論最初起源於古直在 1926 年出版的陶靖節詩箋 ，書中提到：“鍾嶸詩品列陶公於中品，後世論詩者多譏其不當，然考御覽五百八十六引鍾嶸詩評曰：古詩、李陵、班婕妤、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陶潛十二人，詩皆上品。 是則今傳詩品
3、乃後人錯亂之本，以此蔽罪鍾嶸，嶸不任受矣。”1他對自己的新發現顯然極為得意，在兩年後刊行的鍾記室詩品箋中又重申此論：案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六：“鍾嶸詩評曰：古詩、李陵、班倢伃、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陶潛十二人，詩皆上品。 ”據此則陶公本在上品，今傳詩品列之中品，乃後人竄亂之本也。 2他依據太平御覽的引文，對詩品中的陶詩品第提出異議，認為今本序次曾遭後人改竄。 “陶公本在上品”的重大發現特別引人矚目，在當時極具社會影響力的申報曾經連續刊登廣告推介古直的系列著作，在提及鍾記室詩品箋時就突出這一點進行宣傳：1 古直陶靖節詩箋馀錄 ， 陶靖節詩箋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19
4、26 年，第 4a-b 頁。2 古直鍾記室詩品箋卷中，上海：聚珍仿宋印書局，1928 年，第 6a 頁。“評詩名著，無過詩品 。前人病其抑陶公，此箋據御覽證明陶公本在上品也。 ”3藉助現代出版印刷和新聞傳媒的力量，古直就此揭開了這場“陶詩品第”之爭的序幕。古直的“新發現”在令人驚詫興奮之餘也不免心存疑惑：雖然卷帙浩繁，但太平御覽並非罕見之書，難道千百年來就無人覺察，而尚待今人發覆？可細究之後，就能明白事出有因。前代有關詩品的研究，絕大部分都散見於詩文評著作中，從未有人深入調查其流傳本末。清代考據學興盛， 太平御覽等類書雖備受重視，但鮮有利用其中資料去研討集部文獻的。而早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對
5、相關文獻的考察並不充分。郭紹虞在1933 年發表的詩話叢話鍾嶸詩品 中說：其書在宋以前猶不甚顯，故唐宋類書，除本有詩話性質者，如吟窗雜錄等，間或節引數語以外，餘如藝文類聚 、 初學記 、 北堂書鈔 、 太平御覽 、 事類賦注等書均未見稱引。自明以來，刊行叢書之風漸盛，於是詩品遂以收入叢書之故，始見流行。因此，關於詩品的板本亦殊不易稽考。 4郭氏治學向以細緻嚴謹著稱，但在介紹詩品的流傳過程時，顯然也沒有留意到太平御覽曾經徵引過其中部份條目。郭氏論文發表已在古直詩品箋出版之後，仍有如此疏漏，足證當時的詩品研究者對太平御覽尚未給予應有的關注。正因如此，古氏之說甫出，便得到不少人的讚譽和肯定。就在詩品
6、箋問世的同一年稍後，當時兼任金陵大學和東南大學教授的胡小石出版了中國文學史講稿上編 ，其中也議及“陶詩品第”的問題：把陶公置於中品的公案，後世人多有不平之鳴。關於此點，我倒有一樁小小的發見。就是鍾嶸原來是把陶公置於上品的，我的根據並不是近日流行的詩品的版本，乃在太平御覽第五百八十六卷文學類引詩品的地方。明明上品列有十二人，陶淵明正是其中之一。 太平御覽為宋太宗太平興國時所輯，所據書當為唐本或五代本。今本置陶公於中品，想來系北宋以後始如此，而且陶公的詩，頗合於鍾記室所舉的“多非補假，皆由直尋”的標準。 5從時間上判斷，極有可能只是直接採納古氏之說。滬寧兩地往來便利，在南京任教的胡小石要看到在上海
7、出版的陶靖節詩箋或鍾記室詩品箋 ，自然極為方便。又隔了數年，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出版。這部早期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中的力3 申報 （上海版）1929 年 1 月 23 日、4 月 28 日。4 郭紹虞詩話叢話鍾嶸詩品 ，載文學第一卷第二號，1933 年。5 胡小石中國文學史講稿第六章魏晉文學 ，載胡小石论文集续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80 頁。按：胡著原由上海人文出版社 1928 年出版。作在述及詩品時提到：四庫提要說：“梁代迄今，邈踰千祀，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 ”這段話或者比較是持平之論。但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六引鍾嶸詩評 （隋書經籍志亦作詩
8、評） ，原將陶潛放在上品。安知我們現在的傳本，不是後人的竄亂呢？ 6方氏此前曾受邀為古直的層冰文略題詞，稱其“襟抱雅飭，風力清遠” ， “機軸關鍵，原本選理；聲情開闔，時睹唐賢；孤行側出，每入宋室” 7，足見兩人交誼頗深。對於朋友的研究成果，他自然會注意借鑒。古直率先依據宋人所編太平御覽 ，有力地“證明”在詩品原書之中“陶公本在上品” ，從而將縈繞在前代衆多評論家心頭的疑惑和不滿一掃而空。由於立論之際有著看似無可辯駁的文獻作為依據，因而在短短數年之內，這一“新發現”就迅速得到不少同行學者的認可和附和。可是，問題真的就這樣迎刃而解了嗎？二 、是“後人竄亂”還是“明人妄改”？古直的“新發現”雖然得
9、到很多同行的稱揚，但也有一些學者持保留意見。既然“新發現”的重要依據是太平御覽中的引文，有些批評者就對此進行深入的追究覆核。羅根澤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在論述鍾嶸詩品時，也涉及到陶潛的排名問題，提出：“通行本太平御覽卷五八六引列上品，但宋本仍列中品。 ”8可惜只提到通行本與宋本存在差異，對於兩者孰是孰非並未給予明確的評判。對此進行較為詳盡考察的是汪辟疆，他在重新檢核太平御覽後指出：余家舊藏明黃正色活字本御覽 ，文部五百八十六引鍾嶸詩品 。其上品十二家之末，下有陶潛二字，分注平列，張海鵬、鮑崇城二本同。頗疑元明間人不滿記室平品，因除去古詩一家不計外，擅移中品之陶公於小注，以足十二人之數。此明人妄改古
10、書之明證也。今日偶取涵芬樓景印宋本御覽覆按之，果無陶潛，而以詩品評陶一條，別行引之，益足取證。 9通過比較太平御覽傳世諸本的引錄情況，他判定古直所憑藉的只是明清以來的刻本；并進而推斷將陶潛列入上品詩人的名單之中，乃是明人在刊書時妄改古籍所造成的結果。6 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 ，收入劉麟生主編中國文學八論 ，上海：世界書局，1936 年，第 51 頁。7 方孝岳題層冰文略 ，載古直層冰文略卷首，上海：中華書局，1935 年。8 羅根澤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第九章論詩專家之鍾嶸 ，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 年，第 117 頁。9 汪辟疆讀常見書齋小記明人妄改詩品 ，載汪辟疆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1、，1988 年，第 817-818 頁。依據宋本和通行本太平御覽之間的差異，汪辟疆似乎很輕易地就能將古直駁倒。不過古直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疏漏，實屬情有可原。自明代以來， 太平御覽即無精善之本。羅根澤、汪辟疆提到的宋本太平御覽 ，要遲至 1935 年底才由商務印書館根據日本所藏宋本，並以和刻活字本配補，予以影印出版。 10 此前在中國本土流傳最廣的僅有明黃正色本及清乾嘉以後的張海鵬本、鮑崇城本，尤以嘉慶年間的鮑刻本最為通行。在影宋本太平御覽出版之前，即便是專業研究者，都很難親眼目睹宋本真容。由此看來，即便汪辟疆等人的判斷無誤，古直在立論時所憑藉的太平御覽只是明清時期的刻本，在當時的條件下也是無奈之
12、舉。況且，古直做出那樣的誤判，也屬事出有因。一方面，極有可能輕信前人所言，誤以為鮑刻本體現的就是宋本的原貌。另一方面，無論是鮑刻本還是宋本，在開列詩品上品詩人的名單之後，緊接著都徵引了其中五位詩人的評語，在曹植、劉楨、張協、阮籍等四位上品詩人之後，就是陶潛條的評語。這樣的徵引方式本身就容易滋人誤解，令人聯繫起前面的那份名單，產生不應有的聯想。汪辟疆等人依據宋本太平御覽來駁斥古直，固然顯得振振有詞，但就研究方法而言，雙方其實並無差異，即都是藉助宋人所編類書來進行考察。儘管在學術史上利用類書校勘而獲得成功的例證屢見不鮮，但這種方法先天就存有缺陷。關於這一點，汪辟疆其實也深有體會：“如宋太平御覽 ，
13、至明而始有重刊，黃正色活字本已多臆改，黃蕘圃、顧千里又累竄易，務求其通。它日據此以校經傳子史，將謂御覽作某為可信乎？” 11批評的雖然是明清刊本，可就算是宋刻善本， 太平御覽的編纂距離鍾嶸撰寫詩品之際也已相隔近五百年，站在古直等人的立場，完全可以就此反唇相譏：即使陶潛的姓名未見於宋本太平御覽所開列的上品詩人名單， “安保不是後人竄亂乎”？三、晉宋詩風與詩品義法僅僅利用宋本太平御覽來駁斥“陶公本在上品”的說法，顯然未必完全行之有效，因而另有學者別闢蹊徑，嘗試從晉宋之際的創作、評論風氣入手，對此進行研討。汪辟疆在依據宋本太平御覽反駁古直之後，又引錄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對晉宋詩風的描述，就此做了進一步深
14、究：陶公篤意真古，貌枯神腴，在宋齊為舊格，與彥和所標舉之宋初體制，迥不相侔。故時流亟推顏、謝，頗不重視陶公。顏延之、蕭德施輩為文張之者，亦以節概皎然足10 參見張元濟宋本及日本聚珍本太平御覽跋 ，載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第 953956 頁。11 汪辟疆工具書之類別及其解題 ，原載讀書顧問創刊號，1934 年，引文據汪辟疆文集 ，第 56頁。以風世，非論其詩也。記室平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又云：“陶公文體省淨，殆無長語，至於歡言酌春酒 、 日暮天無雲 ，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其有意抑揚，語有分寸，亦未可與上品曹植、謝靈運諸家平品之語等量齊觀也。 12他結
15、合劉勰所述晉宋時期的創作風尚，以及顏延之、蕭統等人表彰陶潛的重心所在，來證明陶詩風貌迥异於時風，當時人推重陶潛更注重其品德而非詩才；而詩品對於陶潛的評價也明顯帶有節制，不能和上品詩人等而視之。這樣的討論就不是僅僅是著眼於太平御覽之類旁證，而是聯繫整個時代的風氣嬗變來考察鍾嶸對陶詩的認識。耽嗜陶詩的逯欽立對於此也極為關注，在 1947 年發表的鍾嶸詩品藂考中認為：陶潛不淈時流，世既難其質直（詩品 ） ，而人亦嫌其多酒（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 ） 。雖昭明知文，獨愛陶作；鍾嶸為評，實難列之上等，何者，世俗嗜好之所限也。然則鍾嶸品第之允當，固知灼然有據矣。 13一年之後，他又修訂此文，將這段內容改寫成“
16、後人所重之陶詩，在當時僅為別派，而非正宗。鍾氏以私好置之中品則可，固不得置之上品矣。今御覽作十二人，而以陶潛夾注十一人之下，特好事者為之。如陶在上品，論時代不得在謝氏之下” 14，其矛頭所指就更為明顯。他同樣強調陶詩雖受後世尊崇，但在當時並不具有代表性，因而鍾嶸絕無可能將其置於上品。汪、逯等人從大處著眼，優點在於將鍾嶸詩品置於整個六朝文學創作和批評的背景之下，避免以偏概全的一隅之見；但缺點也不言而喻，即其前提是鍾嶸的文學觀念和批評標準必須服從順應晉宋時期的詩壇風尚。這很容易遭到論辯對手的質問：難道鍾嶸就不能別樹一幟，挑戰當時普遍的審美觀念嗎？因此，由最初的文獻覆核轉向對時代風氣的考察，依然不能
17、徹底解決問題，還需要再進一步從詩品自身尋找內證，來驗證“陶公本在上品”之說是否可信。這一工作其實很早就有學者在嘗試。許文雨在 1938 年將舊著詩品釋修訂為鍾嶸詩品講疏 ，不僅附有評古直鍾記室詩品箋 ，對其得失做了較為全面的評述，在正文中更針對“陶公本在上品”有直接的批駁：12 汪辟疆讀常見書齋小記明人妄改詩品 ，載汪辟疆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817-818 頁。13 逯欽立鍾嶸詩品藂考 ，載現代學報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1947 年。14 逯欽立詩品考實 ， 逯欽立文存 ，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第 397398 頁。按：原稿撰於1948 年 9 月，現藏南京
1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作者生前未曾發表。案本品所次，歷受人議，實則記室絕無源下流上之例，故應、陶終同卷也。又文選收陶詩獨少，則時議亦有所限云。 太平御覽刊上品末一人，雖陶潛名，顯系後人添入，果屬原有，何至次謝靈運下，適形其風尚陶詩為宋人之見而已。 15許文雨的意見中有一點尤其值得重視，即指出詩品體例謹嚴，鍾嶸既然認為陶詩“源出於應璩” ，而應璩被置於中品，因此陶潛絕無可能躐等而躍居上品。許氏已經注意到詩品的撰著體例，雖然還沒有做具體剖析，但已經顯得獨具隻眼。同樣注意到鍾嶸在推溯源流時應該遵循某種規律的還有王叔岷，他在 1948 年發表的鍾嶸評陶淵明詩中說：鍾嶸既謂陶詩源出應璩，應詩列在中品，則
19、陶詩僅當在中品。列某人之詩於上品，而謂其源出於中品某人之詩， 詩品無此例。故御覽引陶詩在上品，疑經後人改竄，非詩品之舊也。 16認為如將陶潛由中品移置上品，將有悖於詩品的體例，因此不能僅僅依據太平御覽就率爾認定陶詩本在上品。王叔岷的論述雖然稍顯具體，可仍未著眼於詩品全書，對其撰述體例進行周詳細緻的討論，因而尚難以輕而易舉地取信於人。方孝岳就說過：“實在詩品所推流別，不盡可信；但古人的作品，散亡很多，也難以實證。 ”17直接對鍾嶸推溯源流之舉的可信度表示懷疑，又怎會輕易接納許文雨、王叔岷研討的結論呢？而陶詩源出應璩又是聚訟紛紜的公案，南宋葉夢得就說應璩之作“與陶詩了不相類” 18。一旦牽扯到這個
20、話題，勢必會引發其他的爭議。即使是傅庚生那樣並未置疑陶潛位居中品的學者，對於許文雨從撰述體例入手來進行研討也頗不以為然，他在引述許氏相關意見之後批評道：但源下流上，關涉尚小；倘潛果有居上品之實者，未嘗不可云其源出於國風或古詩以就之也。且後世於陶出於應，方多疑難，執此以為口實，亦不足以服誹議者之心耳。 19可見即使是在同樣持反對意見的學者之間，對於是否應從詩品體例著眼來討論問題，尚未達成共識。傅氏所言雖不免強詞奪理，但也和許文雨等沒有深入論述，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有關。15 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中品宋徵士陶潛詩 ，引文據許文雨鍾嶸詩品講疏 人間詞話講疏 ，成都：成都古籍書店，第 85-86 頁。16
21、王叔岷論鍾嶸評陶淵明詩 ，載學原第二卷第四期，1948 年，第 68 頁。17 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 ，第 5152 頁。18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何文煥輯歷代詩話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 433 頁。19 傅庚生詩品探索 ，載國文月刊第八十二期，1949 年，第 8 頁。受到前述諸家批評意見的啓發，錢鍾書後來居上地對“陶詩品第”的問題做出了最為深入周詳的考述。在 1948 年出版的談藝錄中有一節“陶淵明詩顯晦” ，錢氏在其中提到當時有學者依據太平御覽的引文，宣稱陶潛本在上品，而今本詩品乃遭後人竄亂。錢氏對此力予辯駁，分別從文獻校勘、時代風尚以及撰述體例三個角度進行論述。在文獻校勘方
22、面，他指出“余所見景宋本太平御覽 ，引此則並無陶潛” ；在時代風尚方面，他認為鍾嶸評詩“與淵明之和平淡遠，不相水乳，所取反在其華靡之句，仍囿於時習而已” ，都沒有深究。其研討重點主要放在探討詩品的撰述體例之上，錢鍾書認為：“記室論詩，每曰：某源出於某。 附會牽合，葉石林、王漁洋皆早著非議。然自具義法，條貫不紊。 ”指出詩品在追溯詩人源流時雖然不免牽強附會，但就其本身而言，卻是自具章法。隨後通過具體舉證，極為細緻地歸納出詩品在推溯源流時所遵循的幾條基本規則：“有身居此品，而源出於同品之人者” ， “有身列此品，而源出於上一品之人者” ， “有身列此品，而源出於一同品、一上品之人者” ；“若夫身居
23、高品，而源出下等， 詩品中絕無此例” 。最後再根據這一撰述體例來重新考量“陶公本列上品”的問題：使如箋者所說，淵明原列上品，則淵明詩源出於應璩，璩在中品，璩詩源出於魏文，魏文亦祗中品。譬之子孫，儼據祖父之上。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書稱過父，大令被譏。恐記室未必肯自壞其例耳。不知其人之世，不究其書之全，專恃斠勘異文，安足以論定古人。況并斠勘而未備乎。 20許文雨、王叔岷等只是提及詩品 “絕無源下流上之例” ，而且局限於討論陶潛與應璩之間的源流關係，並未就全書義例做細緻的考察，因而顯得較為籠統。錢鍾書則首先統觀全局，總結出詩品的體例義法；然後以此為參照，細緻梳理由魏文帝曹丕至應璩再至陶潛這一系詩人的
24、承傳關係；在此基礎上又輔以文獻校勘、時代風尚等相關證據，最終徹底批駁了“陶公本居上品”的謬說。面對如此堅確不移的證據，古直及其同調者恐怕也無法辯白了。四、餘波不斷的論爭依照常理，在錢鍾書論定“陶詩品第”之後，相關問題可謂再無疑義了。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陶公本在上品”的謬說並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仍被不少人信從援引。五六十年代問世的一些詩品注本，就直接承襲古直等人的意見；尤其是陳延傑的修訂本詩品注 ，進一步擴散“陶公本在上品”的錯誤觀點。陳著早在 192720 錢鍾書談藝錄 ，第 109 頁。年就已出版，只是考訂未精，舛訛頗多。但在初版中，他還只是說：“彭澤之豪放，當列上品
25、。 ”21“王士禎曰：彭澤宜在上品。余甚然之。 ”22雖然認同陶潛“宜居上品”的看法，卻並未懷疑今本詩品曾遭後人篡改。可到了五十年代後期，陳氏著手修訂舊著時，卻在原來的基礎上增補了如下一段內容：太平御覽文部詩之類曰：“鍾嶸詩評曰：古詩、李陵、班婕妤、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陶潛十二人，詩皆上品。”是陶詩原屬上品。迨至宋陳振孫著直齋書錄解題 ，則云上品十一人，是又不數陶公也。王士禎曰：“彭澤宜在上品。 ”余甚然之。 23詩品注初版問世不久就受到古直等人的譏評，時隔三十年改弦更張，當然要參考借鑒旁人的批評。這段針對“陶潛品第”的補充意見顯然承襲自古直，只是未能明辨是
26、非，反而顯得畫蛇添足。修訂本詩品注發行數量龐大，致使後來很多研究者受到誤導。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還有學者據此立論：“鍾氏將陶潛抑置中品，不但毫無道理，而且與他自己的評語也是矛盾的。其實，這難以解釋的現象竟是一場誤會，陳延傑已經發現了其中癥結所在這裏根據北宋時的太平御覽所載，可以肯定鍾氏詩品中陶詩原屬上品。 ”24變本加厲地根據陳氏的誤判來責難鍾嶸本人自相矛盾。可以肯定的是，陳延傑等學者顯然都沒有留意到錢鍾書在談藝錄中的意見，否則絕不會繼續沿襲、傳播這一錯誤觀點。這或許是因為錢鍾書在當年學術界的聲望，還遠遠不如後來那樣足以形成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 ，因而 談藝錄的出版並未引
27、起足夠的重視。當年的一篇書評，在禮節性地稱讚錢著能夠“溝通中外，參斠人我，論切肯綮，而言有據憑”之後，逐一指摘其中存在疏於辨正、造語失貼、徵引未周、文有脫誤、詮釋欠妥、評語自相矛盾、註或衍或漏等諸多弊病， 25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此外， 談藝錄初版於 1948 年 6 月，雖然次年 7 月又曾再版，但隨後世事紛紜，政局變換，直至 1984 年才得以補訂重印，中間幾近四十年的空白也直接導致其他學者鮮能參酌其論說。當然，自五十年代以後，仍有不少學者在繼續批駁“陶公本在上品”的觀點，而且主要是一些海外漢學家，可見這場爭論正在逐漸擴大其範圍及影響。日本學者中沢希男在五十年代末發表詩品考 ，提到在日本安政
28、二年（1855）刊行的學訓堂仿宋本太平御21 陳延傑詩品注序 ， 詩品注卷首，上海：開明書店，1927 年，第 1 頁。按：此序在 1961 年的修訂本中被改為跋，置於全書卷末。22 陳延傑詩品注中品宋徵士陶潛 ， 詩品注 ，第 25 頁。23 陳延傑詩品注卷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第 29 頁。24 許總論鍾嶸詩品的曹陶品第 ，載中州學刊1982 年第 6 期，第 89 頁。25 參見閻簡弼談藝錄 ，載燕京學報第三十五期，1948 年 12 月。覽中， “謝靈運下無陶潛二字，根據管見所及， 陶潛二人恐為後人竄入” ，並認為：學訓堂本“謝靈運等十二人詩皆在上品”後，載有對曹植、
29、劉楨、張協、阮籍、陶潛的品評。 御覽從“古詩”開始，至“謝靈運”結束，其次序，亦與今本詩品所評詩人次序相同。其中，如果“古詩”不計算在內，則與“十二”之數不合。這“十二人” ，或者就是“十一人”之誤。 26中沢對太平御覽中所說“十二人”是否包括“古詩”頗有疑問，爲了使具體名單與人員數字相互吻合，便推測“十二人”或為“十一人”之誤，其實並沒有確鑿的證據。韓國學者車柱環在六十年代出版的鍾嶸詩品校證中也針對古直進行過批評：清鮑刻本御覽 “靈運”下雙行注“陶潛”二字，乃不知所云十二人包括古詩之無名氏，而因尊陶觀念妄以陶潛充數。得影宋本御覽之鐵證，則陶潛本在中品之疑案可得定論矣。 27主要依據影宋本太平
30、御覽來駁斥古直，同時提出所謂“十二人”當包括創作古詩的無名氏在內，這就使具體名單和人員數字能夠對應無誤，無形之中也回應了中沢希男的疑問。鑑於尚有不少學者仍在信從乃至傳播“陶公本在上品”的錯誤觀點，對此予以適當的批駁自然是必要的。只是綜觀上述兩家論說，雖然關注到名單人數的問題，但畢竟無關宏旨，所提供的主要證據並未超出前人範圍，而且似乎也都沒有注意到錢鍾書談藝錄中的相關論述。另有一些學者集中研討“陶詩源出應璩”的問題，對於深入理解鍾嶸推溯源流時所遵循的義例也頗有參考價值。例如王運熙在鍾嶸詩品陶詩源出應璩解中認為：“詩品謂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是說陶詩的體貌源於應璩。 ”並進一步分析兩家詩歌的共同特色
31、， “其一是語言通俗、口語化，有時還帶一些詼諧的風趣” ， “其二是喜歡用通俗的語言說理發議論” 28。雖然沒有直接討論“陶詩品第”的問題，但通過細緻深入的個案研究，也有助於廓清前人對鍾嶸所述陶詩淵源的誤解，加深對詩品體例義法的領會。整場論爭的真正終結則要等到八十年代中期，隨著談藝錄補訂重印，特別是錢鍾書的學術地位日漸提升，他在四十年前對“陶詩品第”問題的論述又重新為人關注。頗具26 中沢希男詩品考 ，載群馬大學紀要十周年幾年號，1959 年 6 月，譯文據曹旭選評中日韓詩品論文選評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54 頁。27 車柱環鍾嶸詩品校證 ，漢城：首爾大學校文理科大學，
32、1967 年，第 46 頁。按：車文原發表於 1960年韓國高麗大學亞細亞研究第三卷第二號。28 王運熙鍾嶸詩品陶詩源出應璩解 ，原載文學評論1980 年第 5 期，引文據王運熙文集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4143 頁。代表性的是王運熙、楊明合撰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 ，在涉及“陶詩品第”的問題時說：“從鍾嶸以至當時其他文人的品評標準看，陶潛只能列在中品。再從詩品義例看，某家詩源出某家，只能源出上一品或同一品的某家，而不能源出下一品的某家。 詩品說陶潛詩源出應璩，應璩詩又源出曹丕；應璩、曹丕均在中品。如果陶潛列於上品，而源出於中品的應璩，這是不符合詩品的
33、義例的。何況御覽引文也沒有說陶潛置在上品。”29顯然參酌過談藝錄中的相關內容，可見錢鍾書的意見在學界已逐漸形成共識，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至此終於可以落下帷幕了。錢鍾書於 1978 年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出訪意大利，在一篇題為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的演講中，他回顧了晚近以來的學術風氣，因為受到傳統樸學和外來實證主義的交互影響，導致“只有對作者事蹟、作品版本的考訂，以及通過考訂對作品本事的索隱，才算是嚴肅的科學的文學研究。一切文學批評只是詞章之學 ，說不上研究的” ，“就是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人，也無可諱言，偏重資料的搜討，而把理論的分析和批判放在次要地位” 30。錢鍾書在演講中特別強調：文學研究
34、是一門嚴密的學問，在掌握資料時需要精細的考據，但是這種考據不是文學研究的最終目標，不能讓它喧賓奪主，代替對作家和作品的闡明、分析和評價。 31雖然充分肯定整理、考訂文獻資料的必要性，但又指出考據僅僅只是手段和途徑，最終還必須把文學放在首要位置，將焦點集中於理論的剖析研討之上。儘管這番議論針對的並不是詩品中“陶詩品第”的問題，但對於理解這樁公案背後所呈現的研究範式轉型而言，無疑是極有參考價值的。古直、胡小石、葉長青、方孝岳、龐俊、陳延傑、汪中等人之所以不約而同地相信“陶公本在上品” ，而中沢希男、車柱環、陳慶浩等人在問題早已解決的情況下之所以還依然執著於根據宋本太平御覽來予以駁斥，都足以說明在古
35、典文學研究中注重文獻考據的風氣熾盛，積習難改。只是這樣的往復糾纏，對於問題的最終解決並不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錢鍾書雖然也藉助版本、校勘等方法，但因為發現爭議的癥結所在，所以更側重對詩品撰著義例和理論體系的剖析，再聯繫時代風尚來進行研討，最終才得以直探本源，闡幽抉微，使問題得到圓滿的解決。通過考察這樁公案的始末原委，具體而微地展示了現代學術研究在轉型過程中的諸多特徵，帶給我們的啟示應該已經遠遠29 參見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第二編第四章鍾嶸詩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529 頁。按：此章由王氏執筆。30 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 ，載錢鍾書集寫在人生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 ，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第 179180 頁。31 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 ，載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 ，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第 179 頁。超出了“陶詩品第”這個問題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