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 8论袁宏史学思想的玄学倾向魏晋时代，是一个玄风兴盛的时代。玄学作为一种时代哲学思潮，对于这一时期各种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史学当然也不例外。 后汉纪的作者、东晋史家袁宏，其史学思想就深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他是一位具有玄化倾向的史学家，援玄入史、玄儒合一，是其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 “道明其本，儒言其用” 儒道关系，或曰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品题。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观点。与汉儒董仲舒“名者圣人所发天意”的观点不同，王弼认为纲常名教是从“无”或“道”这样的精神本体之中产生的。他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
2、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 ”在此，王弼曲解了老子的原意，却肯定了“名”封建纲常是“朴散为器”的结果，这个“朴”就是“道” 、 “无”或“自然” ，这就为名教寻找到了形上依据。王弼还直接了当地说， “道”是“五教之母” （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古今不同，时移俗异，但是五教之母是不变的。人们只有用道家“自然无为”的原则，才能维护和挽救名教。 “竹林2 / 8名士”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由于不满司马氏打着名教的旗号改朝换代、诛杀异己，在玄学理论上则公开诋毁名教，尊崇老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将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如嵇康作难自然好学论 ，要求人们摆脱由当
3、权的统治者“造立”出来的名教的束缚。他说：“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为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 ”当然，嵇康、阮籍反对礼教，主要是针对司马氏假礼教而言的。此后，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作庄子注 ，郭象又据此加以发挥，他们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主张，强调自然与名教的统一性。如逍遥游篇注文就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认为讲究礼教法制的圣人，他们在精神上却是绝对逍遥自在的。 以上玄学家所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除去嵇康、阮籍要“越”司马氏假名教、将名教与自然对立外，其基本精神都是强调名教与自然的统一性。玄学家们关于名教
4、与自然之关系的论述，对史学家袁宏的名教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明显地反映到他的历史撰述与评论之中。 首先，从后汉纪的撰述宗旨来看。袁宏对历史撰述旨趣的认识，与以往史家不尽相同。司马迁撰写史记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宗旨；班3 / 8固作汉书 ，旨在使当代君主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而袁宏作后汉纪 ，则公然宣称：“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 ”明确认为历史撰述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古今而笃名教” 。从这种历史撰述宗旨出发，袁宏对左传以来的史籍宣扬名教的情况进行了认真考察： 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
5、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伦，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 在此，袁宏对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和荀悦等著名史家的历史撰述一一进行点评，肯定左传 “广大悉备” ，史记 “扶明义教，网罗治体” ， 汉书为“通人之作” ，汉纪 “足为嘉史” 。但是，如果从“笃名教”角度而言，袁宏对这些史著都不太满意，指责它们“然未尽之” 、 “韫而未叙” 。而这，也正是袁宏为什么要撰写后汉纪的原因所在：“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这就是说， 后汉纪 “通古今而笃名教” ，根本上还是为了“弘敷王道” 。 袁宏关于历史撰述旨趣的论述，与他
6、对名教与政治之关系的理解是分不开的。他说： 治之兴所以道通，群心在乎万物之生也。古之圣人知4 / 8其如此，故作为名教，平章天下。天下既宁，万物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万物之情大也。当其治隆，则资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则立身以重教。然则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衰则教亏，幸免同乎苟生；教重则道存，灭生不为徒死，所以固名教也。 袁宏将名教的作用看得很重，认为它是“存亡之所由” ，古圣王就是利用它来“平章天下”的，因此，政治兴盛时要“资教” ，政治衰败时更要“重教” 。在评论历史上王权更替和治乱兴衰问题时，袁宏说： 夫君位，万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则弘济于仁义；至公无私，
7、故变通极于代谢。是以古之圣人，知治乱盛衰，有时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统群生，本诸天人而深其关键，以德相传，则禅让之道也。暴极则变，变则革代之义也。废兴取与，各有其会，因时观民，理尽而动，然后可以经纶丕业，弘贯千载。 这里袁宏明确表达了两个思想，其一是肯定历史的治乱兴衰与政权的废兴取与，都是“有时而然”和“各有其会”的，也就是说，这是历史变易的一种必然之理。因此，从历史上政权更替的两种形式而言，无论是禅让还是革代，也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之势。其二是强调“大建名教”与“观民”的重要性，名教是用来“统群生”的，是维系社会与政治的一种礼制，因而也是直接关系到历史治乱兴5 / 8衰的，必须“大建” ；而
8、“观民”是观察民众对所建名教的反映，而名教的本质内涵是“德” ，统治者推行德政，就必然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而滥施刑法，政权就必然会被“革代” 。 值得注意的是，袁宏不但重视从“通古今”中论证名教的重要性，体现了史学家的本色，而且重视探寻名教的天地之性与自然之理，从而使他的名教观具有了明显的玄化倾向。在揭示名教的本质时，袁宏作如是说：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
9、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 he，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失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是肯定名教之本是讲君臣父子关系；二是强调君臣父子的高下、尊卑关系是“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 ，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在此，袁宏以“天地之性”和“自然之理”来论说名教，强调名教的自然本性，这显然是以道家自然无为的观念来解说传统儒家的名教观6 / 8的，明显打上了玄学家的痕迹。吴怀祺先生认为， “袁宏把儒家的礼制，纳入到道家的自然无为的理论体系中去。它既不同于董仲舒的纲常说，也有别于原始的道家的自然无为说。 ”因而是一种玄学名教观。 其次，
10、从后汉纪的学术发展观来看。在袁宏以前，西汉初年的史家司马谈撰写论六家要指 ，东汉初年的史家班固在刘歆七略的基础上编成汉书艺文志 ，都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进行过重要总结。从学术分类而言，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以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涵盖先秦诸子学术；班固则在司马谈学术分类思想基础上，接受了刘歆七略提出的“十家九流”说，其中“九流”是在司马谈六家基础上外加纵横、杂、农三家而成，而“十家”则是在“九流”之后附以小说家。从学术旨趣而言，司马谈崇尚道家，因而他的学术总结是从道家角度出发的；班固崇尚儒家，他的学术总结当然是从儒家角度出发的。对于司马谈、班固这种“支流区别” 、学术归宗的做法，袁宏是给
11、予肯定的，他说：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诸子之言纷然散乱，太史公谈判而定之以为六家，班固演其说而明九流。观其所由，皆圣王之道也。支流区别，各成一家之说。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虽治道弥纶，所明殊方，举其纲契，必有所归。寻史谈之言，以道家为统；班固之论，以7 / 8儒家为高。 上述数语，袁宏一方面对此前中国古代学术分类史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学术归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分辨出了司马谈与班固学术旨趣的不同，认为前者是“以道家为统” ，后者则是“以儒家为高”的。 与司马谈、班固相比，袁宏关于学术分类的思想不同于班固，而与司马谈大体一致，也是以道、儒、阴阳、名、法、墨六家划分学术家派的。所不同
12、的是， 论六家要指旨在评述六家之短长，而袁宏的六家之论旨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如他说：“患万物之多惑，故推四时以顺，此明阴阳家之所生也。天下扰扰，竟故辩加位以归真，此名家之所起。畏众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杀，此法家之所兴也。虑有国之奢弊，故明节俭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 ”11 更为重要的是，袁宏的学术思想旨趣与司马谈、班固皆有所不同，司马谈崇道，班固崇儒，而袁宏论学术宗旨则是从玄学的立场出发的，他说： 尝试论之曰：夫百司而可以总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动，动而非已也。虚无以应其变，变而非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为以一人，即精神内竭，祸乱外作。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能者为之使。惟三者为之虑，不行而可以
13、至，不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万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8 / 8人君自处之术也。夫爱之者，非徒美其车服，厚其滋味；必将导之训典，辅其正性，纳之义方，闲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爱而欲其济，仁爱之至，于是兼善也。然则百司弘宣，在于通物之方，则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极则玄默之以司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12 从上可知，袁宏与司马谈一样，都崇尚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然而他却更加强调“虚无” 、 “不为” 、 “居极玄默”的君王“自处之术” ；他与班固崇尚儒家也有相通之处，重视儒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效用，不过在对儒道关系进行表述时，他则明确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思想。 “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八个字，堪称为袁宏玄学思想的经典表述，同时也是他从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