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乐黛云：面对重构人类精神世界的重任开场白：我十分感谢在北大中文系百年大庆，而我即将年满 80 之际，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我在北大中文系学习、工作了 62 年，在这 62 年里，我作了一生中三个最重要的选择：第一是选择了教师的职业。这个职业让我永远和青春同在，我和同学之间的感情、理解和交往像树根一样，将我紧紧地附着在肥沃的土地上，永不感到孤单；第二是选择了终身从事文学和文学研究。我认为一个人能将毕生绝大部分时间用来作自己最喜欢的事是最大的幸运。对很多人来说，谋生手段和兴趣爱好是分离的，不能不把很多时间奉献给自己并不喜欢的“事业”，而我不是这样；第三是选择了我的老伴。其实我们性格
2、并不相同，我好动，追求“生命发挥到极致”，还讲过“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之类的话。他好静，喜欢静观深思。我们共同生活了 58 年，心中始终有一颗小小的火苗，那就是忠诚。历次政治斗争摧毁了很多家庭，我作为极右派，下乡劳改时，他每周给我写一封信，信封必写“同志”，他为这“划不清界限”受过警告处分；文革时，他是著名黑帮，常在深夜受到追逼审问，我总是远远跟着他，那时，很多人像他一样被带走后，就不知所终了，我至少要知道他在哪里。无论经过多少波折，我始终无悔于我的这三个选择。今天诸位来到北大中文系，也将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现在，时代进步了，你们有充足的时间读书，有广泛的资料阅读，有自由的空间思考
3、，这是十分宝贵的。祝福大家在生命的这一重要阶段，作出终身无悔的选择。我今天要讲的，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没有惊人的资料，只是我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一些焦虑，一些想像；如果能引发大家一些思考，那就是我最大的成功。我的题目是：面对重构人类精神世界的重任。人类面临的时空巨变人类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折。这和过去从鱼猎转向农耕，从农耕转向机械生产，都是完全不可比拟的。首先是软件和计算机革命、全球互联网、移动通讯革新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大超越了过去所受的时空束缚；特别是新一代人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继往开来的代际传承，他们在网络的交互影响中长大，自我成长。我们由于不懂得我们的下一代，也就会对我们的未
4、来深感迷茫。加之，以某种语言为主导的跨国信息流每天都压抑着他种语言文字的应用，从而限制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更严重的是信息的流向远非对等，而是多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信息、科技信息的流入，同时也会发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的“整体移入”，以至使其他国家民族原有的文化受到压抑，失去“活性”。另一方面，由于生物工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人甚至对他的血肉之躯的存在前景也迷惘困顿。生命本是宇宙大化千百万年的亘古造化，但是，现在可以通过转基因、干细胞、克隆、体外受精等等人为的手段复制、改变、优选。人的存在，人性的自我定义都受到了根本的挑战；还有纳米技术，最终使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操
5、纵单个的分子和原子，直到进入细胞的内部，开辟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新层次。也就是说，从宏观到微观，所有关于意义的领域都将面临冲击。这些新发现和革命性的新技术贯穿到人类生活的每一细节，科学越来越被少数人所专享，世界被划分为科学家和不懂科学者两类人，后者人数愈来愈多，愈来愈失去对周围世界的发言权。这一切迫使我们在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上都不能不发生根本变化。加之，人类在人文层面上正经历着一场多重技术革命。这场革命主要表现为印刷文本文化的移位和媒体意象文化的兴起，以及两者交织互构、充满张力的动态关系。媒体意象文化的构成，有别于以民族语言文本为根本载体的现代人文传统，它不仅具有民族特性，而且具有跨越民族书面语言
6、的驱动力和涵盖性。文化生产媒介的转型必然呼唤跨语言、跨学科的跨文化研究，因此，对全球化时代的认知与审美及其结构的更新、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汇发展，以及汲取不同文明传统精华，建设新的人文精神，都是今天的当务之急；加上人类对于 20 世纪的苦难历程（两次世界大战，绝灭人性的法西斯集中营、“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的回顾，使得人类精神不得不发生空前的大变革！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反思我们需要塑造怎样一个世界，需要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应对这一崭新的、影响全球的复杂局面。欧美一些学者的文化自觉以上的种种现象及其所诱发的危机早就引发了西方学者的警觉。1918 年斯宾
7、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就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稍后，汤恩比认为“统一历史的假设”只是西方“狭隘和傲慢”的错觉。他们假设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所有其他的文明之河或从属于它，或已消失在荒漠之中是完全错误的（历史的研究）。许多学者强调“要努力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布罗代尔：论历史）。但大多数西方人仍然认为西方文明是普世的、最优越的。他们对非西方经济的复兴和大批非西方移民心怀恐惧，特别是对非西方民族也不可阻挡地逐渐占有最尖端的西方技术而昼夜不安。新世纪以来，西方有很多人进一步探索了自身的文化危机。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
8、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1。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
9、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类似的论述还很多，比较重要的是 2006 年美国学者 J里夫金在欧洲梦2 中提出对当前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必须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必须重建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的文明。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他认为人类需要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精神世界，需要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10、。J.里夫金用“美国梦”和“欧洲梦”来概括这种变革。这并不是指地缘的区别，而是指不同时空中存在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所谓“美国梦”主要是指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和积累财富。个人聚敛巨大财富的成功被当作唯一的或主要的成功标准。在美国梦的笼罩下，人们过度消费，纵容每一种欲望，浪费地球的丰饶。如今，美国人消费了多达三分之一的世界能源，尽管他们的人数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不到 5% 。美国梦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人共同的梦，目前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梦，但很显然，只要坚持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美国梦就不可能是一个普遍有效的梦，因为不存在一个社会空间足以让每个人都获得所想象的财富和成功，因此，在
11、逻辑上说，美国梦永远只能是“某些人”的梦而不可能是“所有人”的梦，这样的梦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好梦，对于某些人就是恶梦。从本质上说，美国梦是一个把自己从世界分离出去的梦，一个分裂世界的梦。在 J.里夫金看来，“欧洲梦”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的文明”。所谓“生活质量”就是“实际生活条件”以及“公民个人的主观幸福感” 如健康，快乐，社会关系，自然环境的质量等；有“生活质量”的生活，是指一种普遍富裕、拥有社会安全而有“品味”的生活，它建立在以高水平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福利社会之上，因而免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保证了人们的生活安全；同时也保证人们有充分的自由、
12、时间和条件去追求各种丰富的精神生活，而不只是追求财富。欧洲梦强调的是“共同体中的互相依赖而不是个体的绝对独立自主；强调文化多样性而不是相似性；强调生活质量而不是财富积累；强调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无限制的物质增长；强调投入过程的享受而不是疯狂的苦干；强调普遍人权和自然权利而不是私有产权；强调全球合作而不是单边主义的权力滥用”，总之，欧洲梦追求的不是拼命扩大财富而是去提高精神水平，不是追求扩大权力范围而是去扩大人类互相理解。“欧洲梦”被认为是“第二次启蒙”，它要用新的“精神主义”（idealism）去纠正第一次启蒙所错误提倡的“物质主义”以及无限制的进步论（直线的、急速的、无限的求新）和绝对化了的个人
13、主义。“美国梦”不仅不能创造真正的好生活，而且只能带来昂贵的坏生活。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意识到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世界资源以及世界人民所无法承担的，是世界消费不起的，美国本身就已经在对世界的过度剥削中预支得太多。单边利益的最大化变得不切实际，除了引起反抗和冲突，没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世界买不起美国梦，而且对于世界来说，美国梦未必是好梦。当然，在我们看来，欧洲梦其实也是一个地区保护主义的梦，一个保护既得利益的策略，同样不是一个可以普遍化的世界梦想。欧洲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欧洲品质而试图抵挡同样发达的美国的“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欧洲福利制度而试图抵制发展中国家的、对他们不利的“坏的”
14、竞争方式，例如，他们不能公平地对待移民。没有移民，欧洲人口老化的问题无法解决；移民涌入又将威胁，甚至压垮已经十分紧张的政府福利预算和欧洲人自以为优越的自身的文化认同感。因此，如何真正实现全球多元文化共生的梦想，如何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理解，以及改变陈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适应世界的急遽变化正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文化自觉的现状及问题费孝通先生思考总结他 90 余年的人生，得出的结论是要用自己最后的生命“把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3。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给文化自觉，提出了一个坐标：纵轴是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来，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开
15、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一个时间轴；横轴是在当前的语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确定其存在的意义和对世界可能作出的贡献，这是一个空间轴。任何民族文化都可以在这个坐标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如果用这个坐标来衡量，我们在文化自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传统和现代的创造结合很不够，也就谈不上以新的观点去看待未来。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4。但是，目前这种“复归”的倾向仍然很严重，一部分人寻求的只是势头很猛的夸张的复旧，完全漠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
16、负面影响。最近资中筠谈到中国知识分子除强调“家国情怀”，“重名节”的正面精神传统外，还有歌颂“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的流毒久远”，而今，“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两面夹击”，于是，自觉揣摩上意的风气更盛，“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5 然而，对于这类影响当前社会至深的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我们却麻木不仁！其次，在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上，我们往往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无视当代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由于我们一开始遭遇的是西方现代文明，我们至今仍然把西方现代文明当作西方文
17、明的整体，不加质疑地追随西方现代化取向，这是很片面的。正如刘小枫教授所说，我们必须从理解西方现代性问题入手，并由此反观古典西方与现代西方的巨大差异。只有在古今对照中，我们才能看到西方古典文明的原貌以及现代文明的变异。而认识西方古典文明的过程也是我们自我认识的过程。此类更深层、更难解决的问题正在引起更多人们的重视，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文化自觉的核心内容。再者，从内部来说，涵盖 56 个民族的中国文化，其历史特点就是“多元一体”，必须自觉到多年来对这方面研究的缺失；从外部来说，目前正在形成一个各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只有理解和容纳世界各民族的多种文化，才有可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国长
18、久以来轻视他族文化的“大国心态”是做到这一点的最大障碍。当国家贫弱时，它会演变成阿 Q 的精神胜利法，当国家逐渐强盛时，它就滋生为企图覆盖他族文化的东方中心主义。历史已经证明西方中心主义是行不通的，东方中心主义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的覆辙，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在文化自觉中寻求普世价值同为人类，必然会遭遇某些共同的问题。在各种不同文化中都会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源，这些资源必然会通过特殊的方式和角度得到彰显。在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的同时，人们还会通过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对话，来寻求人类文化中的“普世价值”，以解决人类遭遇的共同问题。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曾使我们受益非浅；现在，一些西方
19、学者也正在向东方文化寻求新的开拓，找到能解决自身难题的“普世价值”。我想举两个例子：1，作为欧美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理论”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已经走到尽头。2005年，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描述了一个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他指出希腊城邦开始了国家政治，而中国的天下体系则开创了世界政治。前者是沿着“个人国家国际社会”这样由小到大的方向发展，而后者则是从“天下邦国（诸侯）家园”这样由大至小的方向来论述。它相信每个他者都是这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就排除了不可相通的、绝对的“文明的冲突”。这正是我们今天的世界所渴求的。“天下体系”作为不同于长期统治的“帝国理论”的另一
20、种思考方式，逐渐广为人知，引起世界思想界的重视。例如原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澳大利亚人）用“天下和帝国”作为他 2006 年出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就任演说的主题。2009 年，著名的人文杂志第欧根尼 （ Diogenes） 刊发了赵汀阳文章的英文版，更是引起了众多的热议。正如欧盟跨文化研究所所长阿兰.李比雄所说：“一个更新的“天下理论”可能有助于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混乱局面找到一条解决之道”。他认为这种“替换性”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撕破那种线性的逻辑”，“脱离那种目的论的时间和黑格尔式的历史愿景，而去考虑一种新的、开放的时间经验和历史经验”。当然，关于“天下体系”的研究和讨论还仅仅是开始，会
21、有很多质疑和不同意见。2，是关于是正在发展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潮（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后现代解构思潮轰毁了过去笼罩一切的“大叙述”，使一切权威和“强制性的一致性思维”都黯然失色，同时也使一切都零碎化、浮面化，最终只留下了现代性的思想碎片，以及一个众声喧哗的、支离破碎的世界。后现代主义者夷平了现代性的壁垒，为人类精神解除了旧有思想教条的束缚，但每个人却不得不被迫孤独地寻觅自己的道路。“建构性”后现代主义以怀德海的“过程哲学” 为基础，认为“没有恒久不变的实体，只有持续变化的关系”，因此，不应把人视为一切的中心，而应把人和自然视为密切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其
22、倡导者之一约翰科布(John B. Cobb)等人提出：“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它“关心和谐、完整和万物的互相关联”。科布认为这种有机整体的系统观念，与中国传统的许多思想都是“深度”相通的。科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有机整体主义的。”他举例说，现代思想从分离和分类开始，现代医学区分了病原体和健康细胞。将纯粹的与不纯粹的分开，消灭不纯粹的。中国的阴阳却开始于对立面的统一，所以中医寻求的是平衡，而不是分离和纯粹。西医的治疗方法是摧毁行动者，中医讲的却是个体与整体的协调，使体内的力量达到平衡。他认为周易强调“变易”和“生生之道”与怀特海强调“过程”二者正相契合，他相信西方
23、的过程哲学提供了机缘，把中国的直觉和整体思想与西方科学的成果结合起来。他坚信“当过程思想被中国人所拥有和借鉴，它在中国将比在西方获得更丰富的发展”，因此，他坚信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互补和交融。以上这些都说明卓有远见的西方学者正希冀从中国文化中发现某些普世价值以解决他们所遭遇的世界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警惕自以为“中国文化能拯救全世界”的夸张之论，有些人甚至以为中国中心论将取代西方中心论；事实上，我们所需要的恰恰是更自觉吸取不同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化价值，以丰富和更新自己的文化。总之，世界正在急遽变化，根据科学家的预测，这种变化是“指数型”的，也就是说变化的速度会由
24、很慢变得越来越快。从秦汉到民初，社会的变化并不大，而进入 20 世纪以后，其变化越来越目不暇接、光怪陆离。所有指数型的物理过程都将引向系统的崩溃而告结束。如果说这一推断基本无误，那么，人类应如何来面向这一日益加速的社会进程，又如何来应对这个世纪之交的人生巨变？既然西方启蒙主义科学的“重塑”自然，以符合人类面貌的做法被证明是失败的，那么，抛弃人类可以操纵环境的想法，而重在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自身，也许不失为可行之道。那前提就是改变人生观、世界观，重构人类的精神世界。文学，如何面对？改变人生观、世界观，重构人类的精神世界，文学起着重大作用，事实上，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探索生命的意义，研究如何真正实现
25、多元文化共生的梦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理解，改变陈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展望人类全新的未来，铸造人类新的精神世界这一切本来就是文学应有的题中之义。在促进东西方文化自觉，形成新的未来，建构文化多元共生的蓝图中，在“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的进程中，文学无疑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从文学研究本身和现阶段的实际需要来看，文学也面临着新的转折和机遇。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在自然、人类、个人、群体和国家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极其怪异而又残酷的关系。这种残酷关系的实质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物化”。物质主义越来越替代了理想主义，金钱对人性的束缚越来越代替了早期资本主义对人性解放的追
26、求。原本属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转化成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更严重的是原被认为可以克服或扬弃社会的物化危机的审美文化本身也已经不同程度地物化。赚钱和功利，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理性本来与神权、皇权相对抗，是资本主义初期，帮助人类获得自由的工具，如今，理性的算计和分析占据了人的绝大部分思维活动空间，精神生活被压缩到狭小的范围，甚至也被“物化”了。海德格曾说，人类不应凭恃自以为无往不利的科学理性去分析、分解对象，因为其结果恰恰是遮蔽了对象本身，好比“把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那色彩早就杳无踪迹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理性工具和技术工具之外，还必须强调“审美境界”、“诗意栖居”和情感之维的原因。中国的
27、礼乐文化，一向不强调理性分析，而以“情”为核心。李泽厚在最近出版的伦理学纲要中提出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即“情理交融的人性心理”。中国哲学从“情”开始，如“亲亲为仁”，这是天生自然的感情，不是理性分析后的“报恩”。中国美学亦从“情”开始，讲的是“陶情冶性”，这是一个塑造生命意识的过程。中国讲究心斋、养气、“至人之心若镜”等等，都是要找到一种结构，抵制“物化”，培养“情性”。著名汉学家南乐山(Robert Neville)指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两大区分之一就是“审美秩序和理性秩序”的区分。“尽管中西文化都认可二者，但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秩序在私人和社会生活中承担的众多角色，在儒家思想中却是由审
28、美秩序担当的。儒家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审美的而非西方意义上由某种表面理性秩序规范支配的”（通过孔子而思英文版前言）中国文学更是以“情”为出发点，如“情动于中而发于外”，“诗缘情而绮靡”等等。当我们在一个清幽的月夜，读到李白的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 共看明月皆如此”时，一种怀古之幽情就会油然而生。人类总在概叹人生的短暂和宇宙的永恒。我们和李白存在于同一个永恒的明月之下，但却处于不同的时空；正如李白写诗时，会想起和他存在于不同时空的古人，也曾和他一样，欣赏着同一个月亮！正是这种人生转瞬即逝的无法解脱的痛苦和无奈，通过月亮这一永恒的中介，将“前不见的古人”和“后不见的来者
29、”连接在一起，使他们产生了超越时空的沟通和共鸣，忘却了现世的“物欲”而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这就是文学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提升。这里所说的“情”不同于动物的自发之情，而是一种文化伦理之情。它在中国文化中有极深的根。战国中期的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提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人之道是由人们之间存在着情感而开始的，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是由人性中发生出来的；人性是天所赋予的。性和情的关系如礼记正义引贺瑒的话：“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时是情。”这就是说，人的“性”是人的内在本质，“情”是“性”感物而动的情感的流露。朱熹说：“性所以立乎水之静，情所以
30、立乎水之动。欲则水之流而至于滥也”。这就是“性、情、欲”三者的关系。又说“感触为情 有所逐为欲”。情因感触而生，欲则是追逐某种满足（包括物欲）故必须有所节制，使其不至泛滥。中庸有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人之“性”感物而动，发出来的情感应合乎道理，合理则有利于万物的生长，“生成得理，故万物齐养育焉。”如果回归到“情”这个中国文化最自然、最根本的出发点，加以新的创造和诠释，也许可以与西方强调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相并行，开创一个以审美情怀为核心的提升人类精神世界的新的平台。不算结束J.里夫金认为贯穿在今
31、天的两大精神潮流是：一、在一个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寻找某种更高的个人使命的渴望；二、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他认为这也是欧洲和中国的有识之士所共同追求的。为了共存于一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人类需要不断开发新的理念，在这点上，中国和欧洲与会找到更多、更深层的共通之处。他在欧洲梦出版时致中国读者的一封信中说：“当我们垂垂老矣，回首一生之际，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是那些与物质积累没有什么关联，却和我们对同胞的热爱，我们作为个体与人类的关联，与我们所居住的星球息息相关的时刻！是通向有关生命意义本身的更重大的问题的时刻。我们所急于探讨的，正是作为生存于此
32、世的人类，什么才是我们存在于 21 世纪真正的意义和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我在北大中文系生活学习了整整 62 年，我的生命也快走到了尽头。这 62 年中有失误，有弯路，有后悔之处。但最终有一条，可以说“始终如一”，那就是：坚信文学不只是可有可无的个人消遣品，不只是逃避个人忧患的避难所，不只是驰骋个人想象的跑马场，更不只是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对重构人类精神世界，再造人类精神文明，对塑造人类未来，负有重大历史使命的责任承担者，特别是对于我们选择了“文学”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2010 年 9 月于北大朗润园文学：面对重构人类精神世界的重任内容提要 人 类正经历着前所未
33、有的时空巨变，这种巨变要求人类反思现有的文化危机，根本改变过去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铸造新的精神世界，建造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 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的文明。人类面临的世界大变局赋予文学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将文学提升为维护多元文化共生的、新人文精神的重要承载者。无论从 文学的责任和任务来看，还是从文学本身的发展来看，文学都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转型。 关键词 多元文化 新人文精神 文学自觉一、人类面临的时空巨变 人类生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转折。这和过去从狩猎转向农耕，从农耕转向机械生产，都是完全不可比拟的。首先是软件和计算机革命以及全球互联网、移动 通讯革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
34、关系大大超越了过去所受的时空束缚；特别是新一代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继往开来的代际传承，他们在网络的交互影响 中自我成长。我们如果不懂得我们的下一代，也就会对我们的未来深感迷茫。 另一方面，由于生物工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人甚至对他的血肉之躯的 存在前景也感到迷惘困顿。生命本是宇宙大化千百万年的亘古造化，但是，现在可以通过转基因、干细胞、克隆、体外受精等等人为的手段复制、改变、优选。人存 在的意义、人性的自我定义都受到了根本的挑战，也就是说所有关于意义的领域都将面临冲击。还有纳米技术，最终使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单个原子和分 子，开辟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新层次。 以上这一切大变动，加上 20 世纪
35、的苦难历程（两次世界大战、绝灭人性的法西斯集中营、 “古拉格群岛” 等 等）使得人类精神不得不发生空前的大变革！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反思我们需要建造怎样一个世界，特别是人类的精神世界， 需要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应对这一崭新的、影响全球的复杂局面。 二、欧美一些学者的文化自觉 早在 20 世纪初，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 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就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临近 21 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 更深刻的程度。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
36、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 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 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旧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波兰社会 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 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等等。 为了突破危机，西方知识分子的先觉者思考从三个方面来突破现状，以寻
37、求文化的未来发 展。首先是返回自身文化的源头，审视历史，重新认识自己，寻找新的出发点。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便作为参照，重新 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诠释。法国学者于连弗朗索瓦（Francois Jullien）写了一篇专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 来考察。在他看来， “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 ”。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 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 的最好参照系
38、，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 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 理想形象。 ”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 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 ” 第二，不仅是作为参照，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 内容。2004 年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二十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
39、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 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 ”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 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 柔（DanielHenri Pageaux）特别提出：“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 强调说： “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 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 ”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
40、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 、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 通过比较而思 等。 另外，改变殖民心态，自省过去的西方 中心论，理顺自己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这一点也很重要。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尼兹认为克服西方中心论的过程是一种困难的“苦修 ”过程，他把比较文学 这一学科称为“ 非殖民化学科” 。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他说：“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 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 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
41、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没有这种自省的“ 苦修 ”，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 存也是不可能的。 三、 “美国梦” 与“欧洲梦” 在这个基础上，2006 年美国学者 J.里夫金写了 一本畅销学术书欧洲梦。他提出对当前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必须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必须重建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 的文明，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 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
42、，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 是拓宽人类的同情。他认为人类需要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精神世界，需要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里夫金用“美国梦” 和“欧洲梦”来概括这 种变革。 “美国梦 ”和“欧洲梦” 并不是指地缘的区别，也不是指国家的不同，而是指不同时空中存在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所谓“美国梦”主要是指每一个人都 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和积累财富。私有财产被看作通向个人自由的通行证，一个人拥有的财产越多，个人就愈加自由独立。个人聚敛巨大财富的成功被当 作惟一的或主要的成功标准。在“美国梦”的笼罩下，人们过度消费，纵容每一种欲望，浪费地球的丰饶。但是很明
43、显，只要坚持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美国梦” 就不可能是一个普遍有效的梦，因为不存在一个社会空间足以让每个人都获得所想象的成功，因此，从逻辑上说， “美国梦” 永远只能是“ 某些人”的梦而不可能是 “所有人” 的梦，这样的梦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好梦，对于某些人就是噩梦。可以说， “美国梦”是一个把自己从世界分离出去的梦，一个分裂世界的梦。 “欧洲梦” 与此不同。在里夫金看来， “欧洲梦” 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以物质增殖和无限消费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将受到质疑。 “欧洲 梦”是一个基于“ 生活质量” 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的文明” 。所谓“ 生活质量”就是“实际生活条件
44、” 以及“公民个人的主观幸福感” ，如健康、快 乐、社会关系，自然环境的质量等。有“ 生活质量”的生活，是指一种普遍富裕、拥有社会安全而有“品位”的生活，它建立在以高水平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福利社 会之上，因而免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保证了人们的生活安全；同时也保证人们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和条件去追求各种丰富的精神生活，而不只是追求财富。从“欧 洲梦”来说，获得自由，意味着能够进入到与他人之间无数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一个人有途径进入越多的共同体，就有越多的选择权，也就有越多的自由。作为 “欧洲梦”两大支柱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生态意识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成就新的人性。总之，欧洲梦追求的
45、不是拼命扩大财富而是去提高精神水 平，不是追求扩大权力范围而是去扩大人类互相理解。 “欧洲梦”被认为是“ 第二次启蒙” ，它要用新的“精神主义”（idealism）去纠正第一次启蒙所错 误提倡的“ 物质主义” 以及无限制的进步论（直线的、急速的、无限的求新）和绝对化了的个人主义。 在里夫金看来， “美国梦”和“ 欧洲梦”作为 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其经济基础也有所不同。前者以市场经济为主体，利益的提高是通过每一个人不顾一切地追求自身利益来实现的；后者以网络经济为主体，在 网络经济的范围内，要求每一个人为另一方作出贡献，强调“互利、双赢” ，实现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从而也提高个人的福利。推
46、而论之，市场基于对一 己私利的追求，网络追求较大范围的共同利益；市场基于不信任，网络基于一定程度的信任；市场通过和其他人在敌对性的市场框架里竞争以确保财产，网络则认为 成功来源于共享的关系，而非孤立奋斗。总之，市场是竞争性的，网络在一定范围内是合作性的。基于这样的不同，社会政治文化也有相应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时代，斗争主要围绕着占有、分配资本及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展开；自由被定义为不依靠他人，只要有足够的财产，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合 作是多元性的，更多围绕着保存自己的文化身份以及在彼此依靠的世界里获得权利而展开；文化身份建立起将个人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的边界，同时又能够用以
47、维护 个人进入周边全球洪流的权利，获得自由就意味着更深地陷入与他人之间彼此依赖的关系网络之中，这种关系越包容、越深入，一个人就越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雄心。 要想被包容进关系网就需要找到路径，有越多的路径，就越能进入到更多的关系之中，从而也体验着越多的自由。 “ 美国梦 ”和 “欧洲梦”各有其不 同的理论基础和不同的历史原因。 “美国梦” 以洛克关于保护私有财产即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第一基础为核心，这一理论在美国深得人心；而“欧洲梦”则以康德的 人权思想作为哲学基础，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在今天已进一步成为欧洲的政治理想。如果说“欧洲梦” 和“美国梦”都把个人的绝对性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原则，那么 “欧洲梦”
48、更重视的是精神个人主义，而“美国梦” 推崇的是物质个人主义。这一差异虽然还不足以形成在“政治现代性” 方面的重大差别，但却决定了非常不同的 日常生活风格和情趣，及于对环境的不同看法。从历史原因方面来说，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西方经验的一个分水岭，欧洲和美国由此获得完全不同的体会。欧洲体 会到了疯狂的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的毁灭之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和平主义、理性对话与合作策略；而美国则体会到了光荣与梦想、成功与辉煌、领导与主宰， 从而强化了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竞争策略。尽管战后美国也出现了一些消极思潮，但与美国取得的惊人的物质和政治成功相比，却显然缺乏社会影响力。 里夫金用“美国梦” 和“欧洲梦
49、”来概括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发生的人类生活巨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的嬗变，确实很能启发思考。他 所描述的“美国梦”是一种存在已久的历史状态，对于社会进步曾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但“欧洲梦” 却是正在发生而且不可能不发生的 历史趋势。正如里夫金所说， “美国梦”不仅不能创造真正的好生活，而且只能带来昂贵的坏生活（昂贵生活不等于有质量的生活）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意识到 了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世界资源以及世界人民所无法承担的，是世界消费不起的，美国本身就已经在对世界的过度剥削中预支得太多。美国的单边主义将会越来越 困难，越来越成为一个危险又缺乏效率的策略，甚至也不是对美国自己有利的策略，因为全球化正在形成全球性的利益“共轭”现象，单边的利益最大化变得不切实 际，除了引起反抗和冲突，没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世界买不起“美国梦” ，而且对于世界来说， “美国梦 ”未必是好梦，从这一点看， “美国梦”确实是“过时 了”。 当然，在我们看来， “欧洲梦”其实也是一个地区保护主义的梦，一个保护既得利益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