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唐英生平与著作考论社会科学研究 2010.3张唐英生平与着作考论粟品孝摘要宋代蜀人张唐英以撰着蜀祷杌等史书而见称于当代后世,本文对关涉其生平与着作的几个重要问题做了考论,认为:张唐英确为蜀州新津人 ,所谓“ 双流人“的记载有误;其生卒年应依据其弟张商英所撰宁魂辞, 定为 1026-1068 年,而不是其墓志铭所记的 l029 一 l071 年;其进士及第之年也不是其墓志铭所述的庆历三年(1043), 而应是皇祜元年(1049);在其着作中 , 仁宗君臣政要在编年史巨着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修纂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唐史发潜的史论也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谓的 “多较庸常“,而是很有独到之处,是充分显示张唐
2、英“有史才“ 的佳作.关键词 张唐英 ;仁宗君臣政要 ;唐史发潜中图分类号J(24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0 4769(2010)03016205张唐英是北宋徽宗朝宰相张商英之兄,蜀州新津(治今四川新津) 人,因撰有蜀祷杌,仁宗君臣政要,唐史发潜等史着而见称于当代后世.南宋时王称所着东都事略和元修宋史均在其弟张商英传后附其传,誉其为“有史才“;当代的中国历史大辞典“ 宋史卷“,“史学史卷“和四 JII 历史辞典有专条予以介绍;最近出版的四川古代着名史学家也以“张唐英蜀祷杌 “ 为目做了专题论述 .但是,围绕张唐英的生平与着作,已有记述还存在一些出入或可商榷处,从而影响到对张唐英其人其学的
3、准确认识和全面评价.鉴此,本文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些考论,以就教于方家.一,张唐英的籍贯,生卒年与及第年岁关于张唐英的籍贯,其弟张商英所撰张御史唐英墓志铭载:“ 张氏之先 ,居邛州白鹤山,盖神仙之苗裔.曾大父讳珂,居蜀州新津县之新穿乡.“直到张唐英十岁时,其父张文蔚才“自三江之新穿 ,徙居于江原之金马“.2 这说明张唐英应为蜀州新津人 .可以佐证此说的是出自北宋实录的张少保商英传,明确记其为“蜀州新津人“. 【3 但南宋人依据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改写的长编纪事本末卷 55,太平治迹统类卷 12,则说张唐英是“双流人“(现存长编此条已佚),当为误记.据时人范镇为张唐英父所撰张寺丞文蔚墓志铭H
4、 和张商英为张唐英所撰宁魂辞,张文蔚和张唐英父子均“葬于双流县之甘泉乡“, 疑李焘修史时误以张唐英葬地为其籍贯.关于张唐英的生卒年,一般依据张商英的张御史唐英墓志铭,即“( 熙宁)四年 (1071)六月二十二日,遂不起,享年四十有三“,由此反推其生年为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即将其生卒年定为 1029 一 l071 年.如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 和 “史学史卷“,四川历史辞典 等等.也有忽略古人常以虚基金项目)IlJ,I 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协调小组重大项目巴蜀文化通史子课题“史学卷 “(第 l3 号)作者简介 粟品孝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 6100
5、64.?l62?数计其年寿的做法,将其生年反推为天圣六年(1028),而将其生卒年定为 10281071 年.但是,正如学者已经注意到的,此墓志铭所叙年代多误,当属后人改动或刊误;这里的熙宁四年,应依据时人范镇所撰张寺丞文蔚墓志铭和同为张商英所撰的宁魂辞,改正为熙宁元年(1068).其中 宁魂辞明确写道:“熙宁元年六月壬戌,有星陨于张氏之宅.是夕也,予兄殿中侍御史次功卒.“ 这样 ,依据张唐英享年 43 岁反推,则知其生年为天圣四年(1026), 即其生卒年应定为 1026-1068 年.虽然巴蜀书社 1993 年出版的全宋文第 35 册卷 1530 的张唐英小传已做如此记述(未有考辨),但目
6、前不少网络信息和学术论着仍未注意及此.如 2006 年年底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宋代文化史大辞典在介绍张唐英时仍以 1029-1071 年为其生卒年.故这里特地重新表出,以期引起重视.关于张唐英进士及第的年份,一般也依据张商英的张御史唐英墓志铭:“年十八,州举送至礼部,再上,遂及进士第,实庆历三年也.“即以庆历三年(1043)为张唐英的及第之年.但是,宋仁宗庆历年问仅在二年和六年举行礼部试和殿试,不可能有“庆历三年“ 的进士.此说显误.也有文献将张唐英列为庆历二年进士,如嘉庆四川 I 通志卷 122,道光新津县志卷 l3 均谓张唐英为“庆历二年壬午科杨真榜 “进士.但这也是欠妥的.据宁魂辞:
7、“( 张唐英)年十八,乡书送至礼部,后五年,为解头,遂释褐.“依上面所考张唐英的生年(天圣四年,1026), 则其 18 岁时实为庆历三年(1043),这只是其第一次通过州举之年,但在随后参加的朝廷礼部试中落榜;“后五年“ 即庆历八年(1048),张唐英再次参加州举,并夺得“解头“(州举又称发解试,第一名称解头),遂“ 再上“ 礼部,在次年即皇桔元年(1049)春天通过礼部试和殿试,最终金榜题名,及第“ 释褐 “.张唐英为皇韦占元年进士,还可以在时知蜀州江原县的赵忭所写的一首诗中得到确证.赵扦在送张唐英司理赴渝州诗中写道:“不用咨嗟怆别离,听吾持酒祝公词.少年得第人谁似,纯孝于亲里共推.姓字已
8、通丞相梦(原注:今丞相文公因梦尝以诗遗君 ),才名须结圣君知.狱情要在平生允,容驷高门自有期.“ 此诗描写的是张唐英初登进士第,被命为渝州(治今重庆市区) 司理即将赴任的情况,其中注文提到的“ 今丞相文公“, 当指文彦博 .据宋史等书记载,文彦博第一次为相在庆历八年至皇祜三年(1O481051),这段时间朝廷仅在皇祜元年有开科取士之举.因此,张唐英进士及第之年必在皇韦占元年无疑.明朝天启成都府志卷 13 谓张唐英“皇桔登进士“, 清朝雍正四川通志卷 33 也说他是“皇事占进士“, 应是不错的 ,只是没有具体确定年份.有学者将文献所记“皇韦占登进士“ 推考为 “皇桔三年 “,又有学者据宁魂辞,将
9、张唐英的及第之年推考为庆历八年,均不妥,因为这两年朝廷并未举行礼部试和殿试.二,宋代蜀人着作存佚录着录张唐英着作的问题关于张唐英的着作及其存佚情况,巴蜀书社 1986 年出版的许肇鼎先生宋代蜀人着作存佚录(下称存佚录)已有较为系统的梳理.不过限于当时的资料范围,该书的着录尚存在一些不足.第一,许先生当时似未见陆昭迥的蜀祷杌后序.依据此文,可补存佚录失收张唐英着作如下: 国体论十卷,渝南集十卷,乐府歌诗千余篇,宋仁宗时所上大水灾异书时政十四事,宋英宗时所上慎始书(或作 谨始书), 水灾封事二道,均已佚.第二,关于缙绅脞说20 卷.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载:“缙绅脞说二十卷.右皇朝张唐英君房撰.君房
10、博学通释老,善着书,如名臣传,蜀祷杌,云笈七氧行于世者,毋虑数百卷.此书亦详实.“ 存佚录据此着录于张唐英名下 .其实,此书并非张唐英所撰,而是南阳张君房撰.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 11 有明确的考辨:“乘异记三卷.南阳张君房撰,咸平癸卯序,取晋之乘之义也.君房又有脞说,家偶无之.晁公武读书志以脞说为张唐英君房撰,又言君房着名臣传,蜀祷杌,云笈七筑行于世.按:君房,祥符天禧以前人,杨大年改闲忙令,所谓紫微失却张君房 者,即其人也.常为御史属,坐鞫狱贬秩,因编修七簸,得着作佐郎.七笺序自言君房,盖其名,非字也.唐英字次功,熙丰间人,丞相商英天觉之兄,作名臣传,蜀椿杌者,与君房了不相涉.不知晁何
11、以合为一人也,其误明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16乘异记条转录此辨,明代杨慎如樊一,方法林张唐英与(蜀祷杌)(载成都大学1992 年第 1 期),王定璋IJll 古代着名史学家 6768 页(巴蜀书社,2004 年).见全宋文卷 2234 所收张商英张御史唐英墓志铭年.见全宋文卷 2234 所收张商英张御史唐英墓志铭商英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246 页.注释三 与五,第 5O 册 673 页,巴蜀书社,1994注释二 ,第 5O 册 672673 页;罗凌:无尽居士张?l63?丹铅余录? 总录卷 l4晁公武(读书志) 多误,李阳冰也有说明.第三,关于张唐英的诗.存佚录着录其存诗
12、一首,系据宋诗纪事卷 19.此诗今又收载全宋诗卷 620,宋代蜀诗辑存中.其实,该诗是否为张唐英所作,尚有疑问.据查,该诗最早见成书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的邵伯温 邵氏闻见录卷 16:“张唐英者,天觉丞相兄也.熙宁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还京朝,过洛,府尹同僚属出赏花,皆不见.唐英题诗传舍云:先帝昭陵土未干,又闻永厚葬衣冠.小臣有泪皆成血,忍向东风看牡丹.“据前引宁魂辞 ,张唐英父亲在治平四年(1067)八月去世 ,身为殿中侍御史里行的张唐英随即归蜀奔丧,次年即熙宁元年六月在家乡病逝,根本没有“服除还京朝“ 之事.既然如此 ,此诗的作者就不能确定无疑地说是张唐英了.事实上,邵伯温是书的记事错
13、谬较多,南宋名臣周必大就有“大抵 邵氏闻见录颇多荒唐,凡所书人及其岁月鲜不差误“的恶评,因此对此书的利用还需慎重.三,(f- 宗君臣政要的内容及与长编的关系在张唐英的着作中,记述前后蜀历史的蜀祷杌最知名,原本十卷,现只有简本(一卷或两卷)流传,目前较通行的是王文才,王炎的蜀祷杌校笺本;记述荆南高季兴政权的补北楚书十三篇(后被编为两卷),长期附于路振九国志之末流传,也有较大影响,尚有数条内容保存在九国志卷末,有丛书集成初编等多种版本.另外他所着的仁宗君臣政要和唐史发潜则久无传本,故学者知之甚少,今特钩稽有关资料进行考论.这里先述仁宗君臣政要.仁宗君臣政要或简称仁宗政要,君臣政要(下称 政要),
14、其最早最详细的介绍,来自南宋目录学家晁公武所编郡斋读书志卷五上:“仁宗君臣政要,四十卷.右文林郎,守秘书丞,监阆州商税院市买税盐臣张唐英编进.起天圣,终嘉 1;占.诏令刑政之要 ,礼乐选举之法,郊庙祭祀,边鄙备御,罔不备录.其门名臣, 得其家世之详者为之立传,否则阙之.“由此可知这是一部以宋仁宗一朝的典章制度和名臣列传为主的简明政治史.又据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 17 和王应麟玉海卷 49,此书“随事立题“, 共计“二百八十有五条“.至于此书的编写时间,据上引晁公武所记政要的署衔,结合张商英张御使唐英墓志铭所载:“英宗即位,覃恩转秘书丞,明年转太常博士“, 可知此书是在宋英宗即位之年即嘉桔八年(
15、1063)任秘书丞时完成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晁公武介绍政要说有“名臣 “一门,表明 政要有专门的名臣类目.这部分后来往往单独成书流传,取名嘉柘名臣传或宋名臣传五卷等.如北宋末南宋初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卷 16 就有“唐英有史才,尝作宋名臣传,蜀椿杌行于代“的记载 ,南宋中期王称在东都事略?张商英传 的附传中甚至直接将 仁宗政要和宋名臣传并列.为此,一些学者又特别强调嘉桔名臣传本是政要的组成部分,如南宋王明清挥麈录? 后录卷二就说 :“(张唐英)尝述仁宗政要上于朝.又尽作昭陵朝宰执近臣知名之贤诸传于其中,今世所谓嘉祜名臣传者是也,特政要中一门耳.然印本亦未尽焉,明清家有政要全书可考.“ 另外
16、 ,据有关文献介绍,张唐英的名臣传部分至少记有 5O 人,现在传世的范仲淹传和 苏耆传很可能源自于此.还需指出的是,宋末王应麟玉海卷 58 在述及张唐英本朝名臣传由来时曾说:“唐英初改着佐,援宋,齐问故事,凡领着作者,皆撰名臣传一本,以试史才.因纂录天圣至嘉祜名臣世家谱牒次第,撰为五十列传.“但着作佐郎在宋代前期只是文臣寄禄官,并无职事,岂有“撰名臣传“ 之责?此说恐不确 .政要在宋代有较广泛的流传,南宋史学名家李焘在提到此书时就说“唐英书世多有之 “.作为主要记述当时政治情状的着作,此书在后来的政坛上发挥过一定的政治功用.如南宋初期黄彦平在一篇奏文中特别标举“ 张唐英所集仁宗君臣政要 “ 的
17、一段话进行论说;同样是南宋初期大臣的张纲在向高宗皇帝奏进“故事 “时,也特别举出 仁宗君臣政要 的一段君臣对话以为劝导.政要在南宋的一些官箴着作如自此据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的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六所收仁宗政要则无此内容.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以南宋郑樵通志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均将张氏名臣传记为“嘉祜名臣传“, 而渭 宋史 ?艺文志着录的“宋名臣传“ 有误,当是未见 邵氏闻见录和东都事略这两条记载而作出的误判.见该书 63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年.郡斋读书志卷二下:“嘉桔名臣传五卷.右皇朝张唐英传仁宗朝贤臣五十余人.“而 玉海卷 58 则说是“ 五十列传“, 无“余
18、“字.二文今收载全宋文卷 1532,第 35 册 634637 页,巴蜀书社,1993 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 26,太宗雍熙二年九月庚戌条,第2 册 599 页,中华书局,2004 年.?164?警编,名臣传记如朱熹所编宋名臣言行录,以及诗话着作诗话总龟等书中都曾有一些引录(各有 1条),北宋末江西派诗人谢遗曾有读仁宗政要的题跋,“ 叫南宋胡仔所撰渔隐丛话 ?后集卷 2O 也有“ 余读仁宗政要“之语,并专门有段引录 .这些均说明政要在宋代确有较广泛的流传,而且今天还可据此辑录出政要的部分佚文.作为主要记载北宋仁宗一朝历史的着作,政要在编年史巨着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的修纂
19、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现存长编的注文提到此书共有34 条,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说明史料来源依据 政要-或认为 政要所记更符合实际,共有 16 条; 二是对政要记述内容进行辨正,有 14 条(其中 3 条也有部分认同);三是认为政要所述内容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有 4 条.从这些注文可以看出,李焘对张唐英政要一书用力深细,曾将其书与其他有关资料,包括官方记载和其他私修着作,反复比勘,推敲琢磨,辨析得失,有弃有取.可以说,政要是李焘修纂长编时的一部重要参考着作.当然,政要一书在史料的辨正上似乎用力不够,以致李焘有“政要多误 “-l“的尖锐批评,特别是认为其中所述名臣寇准的内容“多失实“,“ 甚至
20、“诬谤特甚“o13但从上述的统计数据来看,李焘对此书的采信还是占有相当的篇幅,有些内容至少可备一说.因此,政要虽然久佚不存,但在形成史学巨着长编时,曾提供过基本的史料来源;其书的史料价值和在长编修纂过程中所发挥的应有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四,唐史发潜的史论及其评价问题作为当代人所写的当代史,政要基本上是平铺直叙,没有多少议论,主要是为后世提供政治素材和修史原料.真正充分显示张唐英论史才华的,则是他的唐史发潜一书.宋史?艺文志 着录的 唐史发潜六卷,原本大约就是陆昭迥蜀祷杌后序所谓的唐史诛奸发潜论五卷.除宋史? 艺文志 外,其书不见宋代及其以后任何目录学着作和藏书家着录,引用者也非常少,故一般认为此
21、书久佚.不过,南宋后期成书的历代名贤确论(下称 确论) 收载有张唐英 52 篇史论,全是关于唐代方面的,全宋文编者认为就源于唐史发潜一书.笔者认为全宋文编者的判断是确切的,理由是:这些史论全是围绕唐代人物和史事发表的议论(起于唐初,终于唐末),从行文上看风格相同,从史实上看逻辑连贯,具有很大的内在联系性.而且,从目前已知的史料来看,除了唐史发潜外,张唐英还没有其他有关唐史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史论的部分内容曾被宋元间的着作以唐史发潜为名加以引用.如南宋中后期章如愚所着群书考索有三处引用张唐英的唐史发潜,即卷 15正史门“唐史类“,“史通类“和别集卷 18人臣门 ?宰相所述姚羁(璃为璃之讹),刘知畿和魏徵事,分别与确论卷 74姚璃论,刘知畿论和卷 7l房魏论(标题均据全宋文,下同)所论内容相合,只是文字略有出人而已.宋末王应麟困学纪闻卷 14 所引唐史发潜的一段内容,也与确论卷 74 所收张唐英则天废立中宗预朝政论一文一致.另外,元代陶宗仪说郛卷 22 上“天堂地狱 “条载:“傅奕与萧璃论佛,璃日:地狱正为是人设耳.张唐卿(卿当为英之讹)着唐史发潜,遂日:苍天之上,何人见其有堂?黄泉之下,何人见其有狱? 然予观 国史补,李肇云:天堂无则已,有则贤人升;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人.如此,则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