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董仲舒和他的士不遇赋2005 年第 4 期(总第 133 期)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FUJIAN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No.4,2005General,No.133董仲舒和他的士不遇赋林小云(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摘要: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真实地表现了他个人的不遇悲慨,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一人专制政治下普遍化的不遇境况.但与西汉众多不遇赋不同的是,不管是对现实的批判,还是对不遇之感的消解,这篇赋都表现出至为浓厚的儒者的色彩.我们从这篇赋中,能够真切地体会到
2、董仲舒作为儒者的高尚的人格与志趣.关键词:董仲舒;不遇;儒者;人格;志趣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5)04005304董仲舒是汉代大思想家,其着作春秋繁露集中体现 l他的哲学,政治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文学上,他仅存一篇士不遇赋.长久以来,无论是研究汉代“士不遇“ 赋的 ,还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 ,这篇赋作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我以为,对董仲舒这篇赋作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探讨汉武帝时代士人地位的变化,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位汉代大儒的思想,人格,志趣.(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以治(春秋)于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
3、以“天人三策“ 为武帝所赏识,拜为江都易王相.他为人廉直,敢于谏诤,以礼义匡正骄横好勇的易王,颇有政绩.不料却因言灾异遭到主父偃的陷害,下狱当死,后被赦免,废为中大夫.经此一事,董仲舒再也不敢言阴阳灾异.我们知道,阴阳五行之说虽自先秦就有,但把阴阳与灾异结合起来,却是自董仲舒始.他把自然灾害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挂钩而加以附会,其本意实是希望以天道来制约君权,使它能在一个符合道义的框架里运行.而差点给董仲舒招来杀身之祸的辽东高庙,长陵高园偏殿的火灾事件,也体现了董仲舒言灾异的一番用心.汉书本传对此虽未详叙,但我们从汉书?韦玄成传 及汉书?五行志的一些记载中却可看出端倪.汉高祖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
4、他死后,各地又为他立“太祖庙 “,景帝又令各地为文帝立“太宗庙“. 遍布郡国的这些祖庙 ,每年的祭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这种以万千百姓的劳苦来满足皇帝一人私欲的情形,董仲舒当然认为太不合理,因此,当高庙及高园偏殿发生火灾时,董仲舒便觉得这是天意,于是“推说其意 “:“故定公二年五月两观灾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宫,麓宫灾故四年六月毫社灾天皆燔其不当立者以示鲁,欲去其乱臣而用圣人也.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其不当立久矣,至于陛下时天乃灾之者,殆亦其时可也.昔秦受
5、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汉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继二敝之后,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难治甚矣.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睢者众,所谓重难之时者也.陛下正当大敝之后,又遭重难之时,甚可忧也.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收稿日期:20050320作者简介:林小云(1975 一),女,福建晋江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耳_2J.他认定这是天在借此警告武帝,要武帝对“骄扬奢侈“的诸侯,及近臣“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 “加以诛戮.而主父偃
6、当时正是“近臣 “,“处旁仄“,所以引起了他的嫉恨,而董仲舒谈的又是皇帝的祖庙,因此由于他的告密而犯了死罪.一片“拳拳之忠“ 却差点招来杀身之祸,这对董仲舒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然而,灾难接踵而至.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本已对他心存嫉恨,而为人廉直的董仲舒又对他曲学阿世,希世用事的行径颇为厌恶,这便更加强了公孙弘的嫉恨之心.此时胶西王乃武帝之兄,骄横纵恣,屡次迫害二千石官吏.公孙弘欲借胶西王之手加害董仲舒,遂向汉武帝举荐,以为唯有董仲舒才可使相胶西王.因此董仲舒出任胶西王相.经此两事,董仲舒积极人世的精神大为受挫,又他虽以大儒身份而受到胶西王的善待,但恐日久见犯,遂辞官归家,以修学着书为事.汉
7、书本传谓董仲舒“凡相两国,辄事骄王 ,正身以率下 ,数上书谏诤,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可见董仲舒确如刘向所称道的“有王佐之才,虽伊 ,吕无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J1.如此之才,却不仅不获重用,且两次遭受打击,董仲舒 D 灵的创痛以及由创痛而生的“不遇“ 之感,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赋文一开头即发感慨:呜呼嗟尔,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时,将就木矣.受重用的时机来得那么晚,而消失得又何其神速.想要改变这样的际遇,但却不愿“屈意从人“, 虽正心修身以待时机, 却时不我待,行将就木.此处从时光流逝,时不我待讲起,申明自己有以自守,不愿曲意从人,但又觉得自
8、己时运不济,因此颇为伤感.赋文接下来又日:悠悠偕时,岂能觉矣.心之忧欤,不期禄矣.遑遑匪宁,只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董仲舒是儒者,按照儒家的人生理想,自然是意欲有所作为,但想要积极用事,却如羝羊触藩,只能损伤自身,招致羞辱.要全身远害,只能是“不出户庭,庶无过矣 “.这里 ,作者抒发了对自己因不愿屈意从人而处处碰壁的遭遇的不平之气和想要建功立业却时不我待的忧患之感.一54 一赋文的第二部分中“重日“则进一步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的苦闷,作者哀叹: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以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吾身兮,犹怀进退之维谷.彼宦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
9、为黑.目信娉而言眇兮,13 信辩而言讷.鬼神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出门则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内讼兮,亦未知其所从也.或许是因为曾经两次遭受嫉恨与陷害,董仲舒似乎将造成自己进退维谷境地的罪魁祸首归于风俗的败坏,以及此种风俗中“指其白以为黑 “的小人.这里,他的眼光局限于儒家的道德理想,拘泥于君子小人之辨,所以无力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专制制度本身.但是,无疑地,他所叹息痛恨的社会的黑暗,在当时是存在的.公孙弘不就是因为能揣度汉武帝的心思而很快地作了丞相并封侯吗?而主父偃 ,朱买臣等纵横之士以及张汤 ,路温舒等酷吏,不更是指白为黑而又颇得信任吗?而我们从这里也可以
10、了解到,他的为人,既不同于朱买臣,主父偃等纵横之士的热衷功名利禄,投人君之所好;也不同于张汤,路温舒等酷吏的秉承人君旨意,陷人以刑.他之强调“君权神授“, 维护专制之主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是媚主,而是出于士人特别是儒者对天下为一的政治的向往与拥护;他的“天人感应“, 灾异学说实是希望以天道来制约君权,这实是一种话语策略,也是一种高压之下的生存智慧,尽管这种策略经常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伤害了自己;他的以镥秋决狱,“推见至隐“,重视个人立身行事的动机,乃是为了强调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巩固大一统的专制政治,这和张汤等酷吏的罗织罪名,陷人以刑是有本质区别的.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这种思想却为日后人君肆意杀戮
11、大臣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他所没有料想到的.处于此风俗败坏之世的董仲舒,是十分向往那三代盛隆之世的,在他看来,唯有生于此世,士人才可施展抱负,有所作为.但不幸的是,董仲舒生于三代之后道德江河日下的末世,这就是他的“ 不遇 “.无可奈何的董仲舒只能转向历史中去寻找出路:观上古之清浊兮,廉士亦茕茕而靡归.殷汤有卞随与务光兮,周武有伯夷与叔齐.卞随务光遁迹于深渊兮,伯夷叔齐登山而呆薇.使彼圣人其繇周遑兮,矧举世而同迷.若伍员与屈原兮,固亦无所复顾.亦不能同彼数子兮,将远游而终慕.于吾侪之云远兮,疑荒途而难践.惮君子之于行兮,诫三日而不饭.纵使是三代的黄金时代,也有贤士不遇之事,何况自己生于三代之后的风
12、俗败坏之世呢,无奈的董仲舒只好以此来安慰自己.虽然如此,他却也不愿意当隐士,或如伍员,屈原的一往不返,而这正是儒家对世运的担当精神,是他崇高人格的体现,也是他的值得敬重之处.嗟天下之偕违兮,怅无与之偕返.孰若反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不如正心而归一善.纷既迫而后动兮,岂云秉性之惟褊.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谦光而务展.遵幽昧于默足兮,岂舒采而蕲显?苟肝胆之可同兮,奚须发之足辨也.士人如鱼得水的时代迟迟不来,自己又不愿“远游而终慕“,身处风俗败坏之世的董仲舒只有耐心地等待,在等待中“返身素业 “,端正心志,学道修身,使自己归于至善的境地,并在这等待中远离污浊的官场,黑暗的世道.这里
13、既有儒家“正身俟时“,“正心归善“的进取精神,也有道家全身远祸的思想,尽管这并不是此篇赋文的主流.和汉代众多“不遇“ 赋一样 ,董仲舒此赋显然是在抒发其“不遇“ 之感的 .他生当“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JI的汉武盛世,加上他本人又具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 的“王佐之材 “和“为群儒首 “的地位,似乎不应有不遇之悲.然而他的这篇士不遇赋却不仅真实地表现_他个人的不遇悲慨,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一人专制政治下普遍化的不遇境况.汉武帝一朝是汉帝国空前强盛的时期,同时,它也是汉代士的地位空前下降的时期.士人在经历了战国“矫翼厉翮 “
14、的黄金时代后,到汉武帝时,随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建立与加强,便逐渐失去了独立地位.他们被纳入大一统专制政治的体制之内,由战国时候的布衣之士变为仰禄之士,命运完全依托于皇帝一人之身,无复战国士人抗礼王侯的气概.诚然,汉武帝很重视人才,曾“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引,但是,他首先需要的是绝对服从自己的奴才,士人一旦与此相忤即变得毫无价值甚至被视若草芥.汉武帝身边的臣子往往只因一言不合即被下狱或处死,如司马迁就是这样的悲剧人物.汲黯曾劝谏汉武帝要宽待士人,善用贤才,汉武帝回答:“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I6J,赤裸裸
15、地道出了帝王与士人关系的实质.如果说战国时期,在群雄争霸的局面下,士人能够凭借自己的道和术赢得统治者的敬意的话,那么,在大一统局面业已形成之时,政治权势便取得了支配一切的地位,士人在统治者面前再也无法保持其人格尊严了.他们曾经如此热切地呼唤秩序,渴盼大一统,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如今以士大夫身份生活于大一统秩序之下,大一统皇权政治的建立会以牺牲思想言论自由,丧失人格尊严乃至丢掉性命为代价.对于充满人世精神的士人而言,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董仲舒是“公羊“ 学者,他援引 公羊传中大一统学说为汉朝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于他来说,肯定大一统专制体制的合理性,是他作为一个儒者的真实追求.但是他没有
16、想到的是,他所热切渴盼的大一统政治,却销蚀剥夺了他作为儒者对入世的追求.他以灾异来警醒人君,希望能有清明的政治,却几乎招来杀身之祸;他忠正廉直,一心为公,却招来小人嫉恨,导致君主听信谗言,自己终不获用.他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这正是他所肯定,拥护的大一统专制政治所带给他的生存困境.尽管他始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拘泥于君子小人之辨.但我们说,这却正是由他儒者的本质所决定的.和西汉众多以战国乱世为士人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的不遇赋不同的是,董仲舒并不认为战国乱世是士人大展才智的理想时代,他向往的是三代的盛隆之世.这可以说是董仲舒没有意识到时代的发展,认识没有东方朔,扬雄等人深刻,但却更体现了董仲舒
17、的儒者本色.向往三代,这是儒家的一个不可解的情结,董仲舒当然也不例外.而他对三代的向往,除了道德上的推崇外,更重要的是对三代“天下为公 “的向往 .董仲舒肯定大一一55统的专制政治,但并不是就肯定“家天下“, 他的内心还是守住儒家“天下为公 “的政治理想的.汉书?眭盂传载,眭盂因“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即说日: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可见董仲舒维护大一统专制政体的内心,是认定此一政体应当在天下为公的大原则下运行的.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身处“黑暗“ 盛世的董仲舒虽然
18、也有全身远祸的思想,但较之同时代的司马迁,东方朔,将不遇之感一消解于“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的道家处世哲学,一消解于滑稽玩世之中,他的“正身俟时“,“正心归善“的对不遇之感的消解方式更见儒者的精神境界.董仲舒辞官居家后,朝廷每有大议,即派使者向他征询意见,这或许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遇“.然而,现实依然如此不合理,他所憧憬的盛隆之世依然没有到来,他依然只有等待,在等待中守住自己心的家园.两千年来,对董仲舒有着太深的误解,当我们今天重新阅读他的文字,体会他的心境时,我们应该能够真切地了解到他的高尚的人格和志趣,不因他的学说客观上促成了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治,而对他的人格加以贬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