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学分合与知识生产：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研究政学分台与知识生产:清末中国历史敦科书编写研究刘超(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蚌埠 233030)摘要:教科书编写过程是政府与学界共同制造知识的过程 ,双方在生产一种“ 合法“知识过程中充满了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清末政府希望新教育培养既能维护清朝统治,又能振发国民志气的新式国民.作为学校教育主要载体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有所分合:在振发国民志气方面有相同之处,能够配合政府实现培养新式国民的教育目标;但对“忠君“与维护清朝统治有不同看法,更多反映的是编者对培养新式国民的理解.学者们在编写教科书时,一方面会在某种程度上配合政府的教育目标,
2、一方面又与国家意识形态有所疏离,这使得教科书和政府与学界的期许都有一定的距离,从而影响到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民众知识观念,也蕴含着社会意识演变的多种可能性.关键词:历史教科书;知识生产;政府;编者中图分类号:k257;G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O05 605X(2011)05-0030-08CommonpointsanddifferencesbetweenthegovernmentandtheacademiaandknowledgemaderesearchontheeditingofChinesehistorytextbookinLateQingDynastyUUChao(Hi
3、storyandCultureInstitute,Anhu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ngbu233030,China)Abstract:ThegovernmentofLateQingDynastydevelopedthenewstyleeducationtotrainthenew?-stylepeoplewhocanmaintainthegovernanceofQingDynastyandcaninspirethepeople.Therealesomecommonpointsanddifferencesbetweenthetargetofgovern
4、mentandtheeditingofthehistorytextbook:commonininspirethepeoplebuthavedifferentopiniononloyaltyandmaintainthegovernment.Whenthescholarseditthehistorytextbook,theywillcooperatewiththegovernmentalideologyonacertainlevelbutontheothersidetheywillseparatefromthegovernmentalideology.Thismakesthetextbookful
5、lofcontradictionbetweencultureandpoliticswhichinfluencestheopinionoftheeducatedpeopleandcontainsthemultipossi?bilityofthesocietydevelopment.Keywords:Chinesehistorytextbook;knowledgemade;government;editor近代教科书编写受到国家教育方针与政策的影响,也受到编者知识结构与政治素质的影响,政府要通过国民教育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编者(学界)也希望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教科书编写过程实际上是政府与
6、学界共同制造知识的过程,双方在生产一种“合法“ 知识过程中充满了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教科书往往成为政治与文化冲突的一个核心.历史教科书是一30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通过政府审定和由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是一个国家向其人民宣示其国家统治正当性及国家主权正统性的重要工具.历史教科书编写反映了政府,学者对历史资源与历史知识产生的态度,也是沟通政府,学界与民众的桥梁,具有重要的学术(美)阿普尔等着 ,黄忠敬等译:国家与知识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 页.?政学分合与知识生产: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研究 ?价值.近年来,中国历史教科书逐渐引起研究者关注,在教科书编写与社会文化关系等
7、方面都有较多的讨论.这些研究对认识教科书编写很有助益,但相当多的教科书编写研究都是仅从政府教育政策出发来讨论教科书,没有把教科书编者,教科书内容与政府教育政策有效地结合起来,以致存在某些不足:一是研究结果与教科书具体内容相去甚远,二是忽略了教科书知识生产过程中政府与学界(编者) 的权力关系与利益冲突.本文尝试以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为中心,从政府教育政策与教科书编者,教科书内容等方面,讨论在历史知识生产过程中,国家统治者与学界的史观与立场如何得以体现,以及双方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政府与学界(编者)对历史资源与历史教育的态度,关系到历史知识的生产,也关系到社会意识的演变.清末新政,把教育国民,培
8、养新式人才看作是救亡图存的关键.1901 年,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 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鼓励兴办学堂 .1902 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新学制的开端,虽然没有实施,但其注重国民教育与实业教育的思想对中国教育影响很大.1904 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文件,把中国教育推上了近代化轨道.奏定学堂章程确立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围绕这个立学宗旨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各级学堂的办学要求,在坚持
9、“忠孝为本“ 的前提下,将培养爱国奋发之心作为中小学堂教育的重要目标.1906 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 .1906 年教育宗旨体现了清末流行的“中体西用“ 精神,是对此前清政府教育目标的总结与继承.这五项宗旨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忠君,尊孔,这是对学生与国民的政治要求,体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目的;二是尚公,尚武,尚实,这里注重振发国民志气,侧重于技 fJil 练.清政府将“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 通过学校教育向国民灌输忠君意识,“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 ,仰先烈而思天高地厚之恩,睹时局而深风雨飘摇之惧,则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倡导孔子之道,“ 务
10、使学生于成童以前,即以熏陶于正学,涉世以后,不致渐渍于奇邪.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清政府用“ 忠君“,“尊孔“来抵御清末流行的排满,民权等“异端邪说“, 同时体现时势特征,提出“尚公,尚武 ,尚实“ 要求:“忠君尊:L-义,固尽人皆当知而行之矣;惟中国当列强雄视之时 ,必造就何等之国民,方足以图存之具,此不可不审者也.中国之大病:日私,曰弱,日虚,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性,作其新机,则非尚公尚武尚实不可也.“清政府的教育注意要培养新式国民,但将“忠君“ 列为首要目标 ,显示出新教育首先是为清朝统治服务.学制与教育宗旨既定,教科书编写也有了相应的要求.清政府对教科书编纂较为重视,成立专门机构进
11、行管理,并颁布了一系列章程.1902 年,京师大学堂附设编书处,编写中国经史,诸子,修身,伦理课本,确定编纂宗旨为:“ 一日端正学术 ,不坠畸邪;二日归于有用,无取中国教科书编写研究较多,一般中国教育史,史学史以及文化出版机构研究中都会提及教科书.如王建军着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从清末西方教科书传入,清末自编教科书,民初自编教科书等几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做了初步的考察.毕苑着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讨论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缘起,发展,近代教科书制度的演变,教科书与近代文化关系等.汪家熔着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商务印书
12、馆 2008 年版) 探讨了清未与民国时期教科书的发展变化,对一些门类教科书与出版家进行了分析.李孝迁着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考察了清季汉译日本教科书的编撰形式对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的影响,以及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意义.关于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情况,可参阅朱煜:六十年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研究 ,课程?教材 ?教法)2010 年第 1 期.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谕切实举办京师大学堂并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璩鑫圭,唐良炎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第 8 页.奏定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
13、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 ,第 298 页.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小学“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璩鑫圭, 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 第 300,315 页.学部:奏陈教育宗旨折,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学制演变 ,第 543 页.下一段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出自该折.3】安徽史学 2011 年第 5 期泛滥;三日取酌年限,合于程途;四日博采群言,标注来历.“1904 年,总理学务处成立,所属的编书局
14、负责教科书编纂.1905 年学部成立后,将学务处编书局改为编译图书局,研究编纂各种课本(2).关于新式教科书编辑,图书局章程规定,“宜恪遵忠君 ,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之宗旨,以实行国民教育,所编之书务使程度相宜,教育进步.“为了保证体现教育宗旨的要求,清政府试图规范教科书编写,如上述编书处,编译图书局等都是政府专门的教科书编写机构,但是,政府编译的教科书却受到了朝野内外的批评与指责,原拟部编教科书为国定教科书的设想落空,转而采取审定方式,即对民间自编教材进行审定.审定教科书,除一般质量问题外,政治标准是首要原则,是否遵循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是个重要参考,教科书中出现“平等 “,“民主“,“革
15、命“等字样与思想时,一般会遭到查禁.如何琪编着的初等女子小学国文中因取材有“平等 “字样,遭到查禁取缔;文明书局出版的中等伦理学,“学部谓中西学说杂糅其中,且有蔡元培序文,尤多荒谬,下令查禁.“直隶总督陈夔龙对留学生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书报大为恼火,奏请“饬下学部,将一切教科书籍精心审订“, 以维护和巩固三纲五常为准绳,学部所审书籍中,一旦发现蔑视礼教,倡言平等,鼓吹自由结婚等内容,均予严禁(z).中国历来注重历史教育,近代新学制建立后,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并未稍减,中小学校的历史教学一直占有一定的比例.清政府意识到历史教育对培养新式国民的意义,强调历史教学“注意在明实事之关系 ,辨文化之由来,使得
16、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2).奏定学堂章程 对各级学堂历史教育要义作了规定,初等小学堂要“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德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政德,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 高等小学堂 “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中学堂“ 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 中小学堂历史教学都注重对本朝历史的讲述,特别是强调本朝“
17、仁政德泽“, 对忠君要求极为重视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宗旨与历史教育目标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为专制君主服务,养成忠孝国民;二是注意到要从历史中找出中国衰败之原因,振发国民的志气.这两方面在理解清末教育宗旨与教科书编写上不可分割.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上,清政府的希望32是“ 把既存的历史知识规训为既符合统治要求,又不违背竞争时代潮流的近代化知识“.从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纂的实际来看,由于编者对历史教育目标有不同理解,从而使教科书对政府教育宗旨遵循互有异同.“教科书“ 一般是指按照教学大纲选编的教学用书,晚清教科书是一个泛称,不仅包括现在所理解的课堂教材,举凡具有启蒙性质,能够供教学参考,以及
18、许多介绍新知的书籍,都被称为教科书.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最初是从日本编译而来的.清末实行新式教育,传统教材已经不适应需要,编写新式教科书成为当务之急,但一时之间难以有大量的适合新教育的教科书,编译外国教科书成为一种可行的救急办法.日本教科书尤其受中小学教科书编辑方针,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6 页.学部奏酌拟学部官制并归并国子监事宜改定缺额折,朱有嫩,戚名跨,钱曼债,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 页.学部编译图书局备览,载学部官报1908 年1O 月 5 日.25
19、日,第 6870 期“附录“.参见江梦梅:前清学部编书之状况,中华教育界第 3 卷第 1 期,1914 年 1 月.参阅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5 页;张运君:清末教科书审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2009 年第 2 期.教科书之发刊概况(1868-1918 年)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37 页.学部奏遵旨核复直督奏敬陈管见折,盛京时报1910 年 10 月 6 日.参阅吕达: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53l2 页;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51l6 页 .奏定中学堂章程,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O 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 教材大纲汇编 ?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_7 页.孙江:连续性与断裂,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7 页.张运君:京师大学堂和近代西方教科书的引进,北京大学)2003 年第 3 期.?政学分合与知识生产: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研究 ?到重视,清末各科教科书中,由日本人编辑,后译为中文的教材,占到 20%左右.就中国历史教科书而言,1903 年以前几乎都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编译日本教科书暂时缓解了中国新办学堂的教科书需求,也
21、把近代新观念输入到了中国;但其风行及其流弊,引起了国人的担忧.首先是许多质量低劣的 Et 译书籍充斥市场.编译日本教科书较为便捷,有利可图,许多地方编译机构和民间社团也都组织翻印日本学校教科书,“甲午我国与 El 本搏衅,明年和议成,留学者咸趋其国,且其国文字逻译较他国为便,于是 Et 本文之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许多稍通日文的人也从事日文教科书的翻译,不合规范之处颇多:“上海小书贾所译东文各书,并不注明着者,译者姓名,多有摘取原书一段与一己私意相合者译出流布,并不顾本书宗旨.“ 如会文学社的范迪吉,一个人就译了 100 种,从初等算术新书,肥料学,商业经济学到文史类,什么都译,不
22、加筛选,质量不高.其次,从历史教育的特殊性来看,采用外人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不利于爱国主义教育.清末编译 El 本历史教科书中,最有影响的当属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市村瓒次郎支那史要与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等.罗振玉在支那通史序中明说:“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耻也,不耻不能作,而耻读他人所作之书,其为可耻,孰过是也? 故序而重刊之 ,世之君子以览观焉.“ 中国作为文职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编纂传统和丰富的文献记录,现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居然要假手外人,不免让国人难以接受.梁启超认为市村的支那史“此书极简略“,内容编排上 ,“不过顺时代叙下 ,无有特别结构,但颇能提要钩元,且稍注意于民间文明之进步,亦
23、中国旧着中所无也.若我国学校据为教科书,则有所不可.盖日人以此为外国史之一科,则此简略似此已足.“梁启超的批评主要着眼于历史教育在塑造国民精神方面的特殊作用:“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观火之言充数也.“(z)罗振玉与梁启超的看法大致代表了时人对编译日本教科书的态度.一些人从教科书独具的教化功能考虑,劝诫中国学堂“勿沿用洋人课本 “,因为它们“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合“.东新译社认为,编译外国教科书以充国民读本,“于学界之进化,国魂之发达,无丝毫影响,而反生大障碍者也.“文明书局也持同样的看法:“以彼人之口吻,取吾国史料为彼学校外国历史之科,吾率取其书用之,勿论程级之不审,而称谓辞气之间,客观让作主位,令国民遂不能兴其历史之观念,可忧孰甚焉.“q9 翻译改编日本教科书,甚至被认为是清末教育“最错误者 “:“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其目的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