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唐诗学范式:“诗史互证”辨正现代唐诗学范式:“诗史互证”辨正论文关键词:诗史互证 流变 辩正论文摘要:“诗史互证”作为唐诗学研究范式,通常认为确立于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但它的观念性的雏形在明代就已经出现,王守仁倡言“五经皆史” 。其作为唐诗学操作方法的出现则更是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 容斋随笔有大量的例证。它作为现代诗学范式确立之后,遭到直接质疑甚至批评。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科学史上每当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时,总会出现新的范式,范式的作用就在于为研究者们提供一种“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 。每当学术迁演发展到关键时刻,历史总会推出某些代表人物来建立范式。建立范式的学者必须
2、具备二大特征:其一,在具体研究以空前的成就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导和示范;其二,规定了一门科学的研究范畴,并在该领域内“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 。 “范式”是知识类型发展与转换的最重要关键。范式的定型必须有着观念层面的思维定势和方法层面的操作习惯,也就说范式是形而上的观念和形而下的方法和谐关系的结果。学术范式则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成熟和学术风尚形成的标志。唐诗学范式,则是唐诗学观念和唐诗解读方法的和谐一致的结果。唐诗学的研究自古以来就有不同范式,如自先秦“知人论世”发端、并逐渐积淀而成的传统悠久的“诗史互证”的诗学范式,宋人首开风气的评点诗学形态
3、等等。现代唐诗学融合了现代的新方法、新思维,对古典唐诗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光大发扬,陈寅恪、闻一多、钱锺书等三位大家就是其中的典范。而现代学术史上最为人瞩目的当属陈寅恪的“诗史互证”的唐诗研究范式。但我们搜检中国文史,却发现“诗史互证”的诗学范式,其作为诗学研究的操作方法在南宋就已经出现而且成熟, 容斋随笔中就存在大量“诗史互证”的解诗实例。而观念性的萌芽则在明代大儒王守仁倡言“五经皆史”时就已经出现。作为现代诗学范式的“诗史互证” ,在它最为人群趋乐从的时候,遭到了权威性的质疑。其中的来龙去脉,是非得失有必要进行梳理。一、 “诗史互证”的流变与确立以诗证史、诗史互证作为一种治学方法由来已久,至近
4、代大行于世。通过诗文来考稽历史,乃是中国史学的常例。王守仁倡言“五经皆史” ,章学诚文史通义亦倡言“六经皆史” ,视文如史。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更有详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 ,史之言理者也。日编年,日本纪,日志,日表,日书,日世家,日列传,史之正文也。日叙,日记,日碑,日碣,日铭,日述,史之变文也。日训,日诰,日命,日册,日诏,日令,日教,日割,日上书,日封事,日疏,日表,日启,日笺,日弹事,日奏记,日檄,日露布,日移,日驳,日喻,日尺牍,史之用也。日论,日辨,日说,日解,日难,日议,史之实也。日,日颂,日箴,日哀,日诔,日悲,史之华
5、也。虽然,颂即四诗之一,、箴、铭、哀、诔,皆其余音也。附之于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从众。其后,清季龚自珍更发极端之论:“史之外,无有文字焉。 ”在古代学者们看来,诗文可以证史,反过来,史亦可以解诗。这可以视为较早的“文史互证”或日“诗史互证”的观念性萌芽。如果再往前追溯,则宋人在接受唐诗的过程中就运用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诗史互证”方法。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作为一部学术札记,主要内容是考证史实、典制,记述佚闻杂史,其中也有很多论述唐诗的内容,最见特色的就是他以史家眼光和方法研究唐诗。洪迈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都精通,所以能找到“文”与“史”的契合点,在文与史之间游刃有余。这一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6、面:l、以史证诗,如引证自居易对甘露事变的态度,以确切地把握诗歌的内在含义;如卷一:东坡志林云:“白乐天尝为王涯所谗,贬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 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 ”予读白集有咏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词日:“秦磨利刃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殖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 ”正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见矣。2、以诗证史,借诗歌内容来考订史实,如引高逋李宓南征蛮一诗辨正新旧唐书记载上的失误;如卷四:唐天宝中,南诏叛,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之,丧士卒六万
7、人。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时募兵击南诏,人莫肯应募,国忠遣御使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所在哭声振野。至十三载,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往击南诏。南诏诱之深入,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兵讨之。此通鉴所纪。 旧唐书云:“李宓率兵击蛮于西洱河,粮尽军旋,马足陷桥,为罔罗凤所擒。 ”新唐书亦云:“宓败死于西洱河。 ”予按高通集中有李宓南征蛮诗一篇,序云:“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丞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往复数万里,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予忝斯人之旧,因赋此诗。 ”其略日:其所称述如此,虽诗人之言未必皆实,然当时人之所赋,其事不应虚言,则宓盖归至长安,未尝败死,其年又非十三载也。味诗中掘鼠餐僮之语,则知粮尽危急,师非胜归明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