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性別、醫師專業和個人選擇1930-1950:以台灣本地與中國移台女醫師的教育與職業選擇為例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成令方中文摘要：本文有二個目的，一是藉著追溯1950年代在台灣行醫的台灣本地與中國移台女醫師的教育與職業選擇的過程，藉著討論家庭影響個人所做的抉擇，企圖說明個人的教育與職業的選擇其實不是個人的選擇，而是受到當時的文化價值、性別關係、教育和職業制度的限制。另一則是呈現1930-1950在日治時代的台灣和戰亂中國的教育制度和醫師專業的性別關係特色，以及其與國家的關係；也就是藉著以一粒沙看世界的方式，呈現本世紀前半部西方醫學專業在台灣和中國形成過程中的性別關係。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
2、阿信的求學經歷在本文中作為案例，以便具體說明。性別關係、醫師專業與個人的職業選擇三者的關係在日本殖民的台灣與戰亂的中國相當歧異，本文從四個方面探討並做比較：（一）國家與職業 / 專業的關係 （二）教育制度的性別/種族區隔 （三）醫師專業的聲譽和地位 （四）家庭中的性別關係。研究結果可以用來挑戰美國女性主義對職業與性別、種族關係的理論。英文摘要：There are two aims of the article: one is to trace the trajec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choice of those women doctors w
3、ho were either migrant from China or bone locally and both worked in Taiwan in early 1950.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familiar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choice, it argues that individual choice is not real individual choice but a results of the constraint of cultural values, gender relations and educat
4、ional and professional systems. Another is to present the gender relations in education and medical profession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states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Warfare China. It means to view the macro-social relations from micro-social relations.The life story of Dr. Cai A-xin, t
5、he first women doctor in Taiwan, is to serve as the case. The triangle relationship among gender, medical profession and individual choice in Taiwan and China 1930-1950 can be analyzed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occupation/profession. (2) gender and r
6、ace/ethnicity segregation in education system. (3) the reputation and status of medical profession. (4) the gender relationship in the family. The the findings is to challenge American feminist theory on occupation and gender/race. 關鍵字：性別、國家、醫師專業、教育制度、教育和職業選擇、家庭影響、女醫師。Gender, state, medical professi
7、on, education system,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choice, familiar influence, women doctor.2一、前言若從台灣第一位在日本完成（西）醫學訓練的女西醫師，蔡阿信，回到殖民地的台灣從事醫療工作（1922 年）算起（游鑑明，1995；藍素禎，1996） ，至今已近八十年的歷史。從歷年醫師人數的零散性別資料看出，這段期間的前 50 年，台灣的女性（西）醫師人數成長得相當緩慢，人數一直佔醫師總人數非常低的比率（見附錄表一） 。Su Yinhe （蘇銀河）1969 年的資料指出，台灣女醫師的人數有激增的現象，當時有
8、 250 位女醫師，其中 166 人為本地人（閩客人） ，79 人為中國移台的女醫師，也就是在 1960 年代女醫師中約有 38.8的女醫師來自大陸移民。她們在台灣與日治時代訓練出來的同業女性匯流成為台灣戰後第一代的女性醫療專業者。在還沒有多少人認為女人可以當(西)醫師的年代，這些女性為什麼選擇醫師作為終身的行業，是因為自己的興趣嗎？若是來自個人興趣 ，這興趣又是從怎樣的社會情境中產生？若是因為同儕的影響或為了完成父母和老師的期望，那麼同儕、父母、老師的期望又是在怎樣的社會條件下形成的？其實本文探究的問題既簡單又複雜。問題簡單的提法是：在西方醫學傳入中國和台灣，開始在這異文化的土地中生根，是在
9、什麼社會條件下，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年輕女學生會選擇一向很少有女性參與的西醫師行業作為終生的職業，成為台灣第一代，中國第二代的女醫師 1？ 在尚未進入歷史社會情境的探討之前，我們先看一段當代探討類似問題的研究。在藍采風，藍忠孚，劉慧俐 (1985) 撰寫的台灣女醫的專業、婚姻與家庭觀的初步研究論文中有所探討。他們探討的面向之一是女醫師學醫的動機和影響因素。在她們訪談75位女醫師中 2，有55.3%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父親、母親和兄弟姊妹是醫師，有29.9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和伯叔和舅姨是醫師。雖然在影響習醫動機的重要參考人物中，自己佔了32.5，但是認為父母和醫師長輩影響她們學醫的佔4
10、9.7。我們若把這幾個相關的調查結果相互參考，就得知很多女醫師在還是年輕女生時，她們的家人和家族，即Cooley (1909)所謂的初級團體（即家庭和家族） ，對她們學醫的決定有很大的影響。這樣的研究，固然可以幫助我們對此議題有部份的瞭解，若我們就只停留在個人的興趣與家族影響的層次，不再繼續往教育制度、專業體制和國家政策的方向探本文曾在由高雄醫學大學兩性與性別研究中心舉辦的性別、醫療與社會學術研討會上發表，2001 年 7 月。經過大幅修改，本文得以在此呈現。1 從梁其姿的論文(Leung,1999)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第一代女醫師自清末民初起就已經開始執業。台灣女醫師比中國的晚二、三十年產生
11、，故可以說晚一代。因為我訪談的大陸移民女醫師，屬於1940-50 年代完成醫學教育的，為了與台灣同輩的女醫師做比較，我採用台灣的世代算法。2 這75位女醫師中，58.7的受訪者年齡介於20-39歲之間(如今約34-54歲之間) 。年齡介於60-69歲之間的占25.3(如今約74-83歲)。族群比例來說，閩南籍的占54.7，大陸籍的占37.3。雖然該調查都收集了世代和族群的資料，但在分析上這兩個面向都隱而不顯，相當可惜！另外，該研究的問題若是答案是可以複選，在此我把它們轉成單選的比例，以供參考。3討，我們其實忽略了其他複雜的影響因素。其實台灣和中國的女醫師來自二個完全不同的社會，一個是日本殖民統
12、治下的台灣社會，另一個是面臨日本侵華，國共戰爭的中國社會。前者統治者以強勢建立（西）醫體制以及（西）醫學教育，後者的（西）醫體制和（西）醫學教育的建立，則與西洋教會的支援、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以及中西醫角力的歷史相關。因此，這兩個社會對輕女性所能提供的職業選擇，必須還要與（西）醫專業在台灣和中國二地的發展的歷程，其與國家的關係，以及醫師專業的階級、性別與族群特色對個人和家庭看待職業的選擇有密切的關係。問題複雜化的提法是：1930-1950這段期間，深入中國大陸和台灣人觀念的性別論述都是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 ，也就是說年輕女子能夠進學堂讀書，已經算是很稀有的少數，更何況最後進入醫師專業的訓練。這些稀少
13、的女性，是在怎樣的條件和社會環境下取得學習的優勢？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女性面臨的職業選擇的條件大相逕庭之處為何？這二個社會形塑的醫師專業與性別的特性為何？這些探討可以使我們能夠更加瞭解父權體制在不同社會所展現的宰制力量，造成專業的性別區隔在不同社會所形成的原因，以及個人的選擇是如何被社會建構的。 本文要研究的對向是台灣第一代的漢人女學生（沒有包括台灣原住民的女性 3） ，即第一代是分別在1930到1950年代分別在日治時代的台灣和日本侵略的中國大陸接受醫學教育。文中我也採用一、二位第二代醫師的訪談資料作為佐證之用。第二代是指那些在1950年代初期到1960年代中期在台灣接受醫學教育，1965年以前
14、畢業的醫師。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是藉由深度訪談第一代的八位女醫師和十三位男醫師，以及八位第二代的女醫師（見附錄表二） 。另外佐以回憶錄和研究論文和相關書籍與論文。二、 個人、家庭、性別、專業與國家：一個理論的視角當我們要以個人的選擇作為研究的出發點時，我們必須檢視它們構成的內容為何。Lynn Hankinson Nelson (1993)從知識論的觀點提醒進行微觀研究，探討個人經驗必須意識到：不能只把個人視為經驗的提供者和知識生產者，而是要思考他/她所處在的社群和群體 (community)。個人的經驗和知識其實是，衍生於社群和群體中一些我們的經驗和知識，是限於某個社群和群體所共同建構的知識和經
15、驗。類似的呼應出現在討論個人的自我認同 (subjective identity)的文獻中。根據 Stuart Hall (1992) 的說法，這個自我認同其實沒有本質的存在，不是固定的，是流動的，是偶然性的，是歷史文化的產物。因此，個人的自我認同以及個人對某一職業或生涯規劃的期望，都是在各種社會條件，各種論述，政策和制度，相互打造建構出來的。探討個人的經驗與職業認同，可以展現某個特定時空下的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3 根據所搜尋到的原住民醫師的資料，原住民男性從醫的最早有60多歲的，但女性從醫的年齡都在40歲以下，這當然是因為政府對原住民整體政策，以及原住民各族的性別關係的結果造成的。據布農文教
16、基金會白光勝發表的原住民紅皮書(1999.12.21),每年大學錄取四萬多人中，原住民考上大學的才不超過三百人，上醫學院的就又更屬少數。由於我對原住民研究的文獻所知不多，因此，本文只是集中在探討漢人的女西醫師。4本文的理論視角，將藉由幾套彼此環環相扣的理論作為分析的架構。首先提及的是 Pauline Anderson (1998) 對個人的教育和職業選擇的研究文獻提出的評論。她認為個人教育和職業的選擇必須從社會和政治的脈絡中去理解，而不能只有從個人心理的因素去解釋。她指出，教育和職業的選擇不能僅僅被視為在某一特殊時間點發生的事件，必須被放在脈絡中解釋，包括個人的歷史一直到發生的時間點，以及實際
17、職業的結構和組織，這些不必然是靜態的。 （1998：141）Anderson 指出從1970年代以降，就有很多研究指出，個人對教育和職業的期望往往深受家庭的階級和師長對職業的認定的影響。結果造成勞工階級的孩子還是往勞工階級的職業發展。 Anderson 指出，Gottfredson (1981) 提出的職業生涯發展模式 （model of career development）至今在經過很多實證研究的檢證後，還是很有解釋力。Gottfredson 的理論模式分成二個部分：範圍的限制（circumscription）和妥協 (compromise)。 範圍的限制指的是個人根據性別和社會經濟地位所
18、認定最適當的社會期望，逐漸狹窄化自己的職業生涯的選擇。在這過程中，個人發展出可以接受出路的範圍(zone of acceptable alternatives) ，凡是在此範圍內的職業都是可以接受的，都能配合他的自我認同。其中還可細分為三個成分：（1）性別型態 (sex-type)，職業與個人的性別認同相符合。 （2）聲譽 (prestige)，個人會選擇自己認為適合自己的職業聲譽，排除聲譽太高或太低的職業。（3）興趣 (interest)，選擇適合自己興趣的職業。至於妥協意指個人為順應工作世界的現實，調整自己的職業上的興趣與偏好。根據Anderson 的引述，一些實證研究應用 Gottfre
19、dson 的理論模式來檢視學生對職業的選擇，結果說明個人的興趣很有彈性，容易與現實條件妥協 ，但職業聲譽卻是在做選擇時，人們最重視的，最不願妥協的部分。這與 Gottfredson 原先預設個人的性別認同是最主要的部分有所差異。Leung 和Plake (1990) 的研究指出，在選擇聲譽高的職業時，只要是職業的性別型態與他們自己的性別不絕然對立，人們往往會放寬職業選擇的範圍。可見，職業聲譽和個人性別認同，在選擇職業時有相同的重要性 (Anderson, 1998:148-150)。Gottfredson 的理論模式雖然解釋的是個人的選擇，其實在當時中國和台灣的家庭中，由於父權強勢宰制，子女很
20、少有說話的餘地，個人教育、婚姻和職業其實都是家中父親（很少是母親）的選擇。若將個人教育和職業發展理論配合上家庭資源分配理論，我們更能進一步瞭解在中國和台灣的社會脈絡中，家庭對個人教育和職業選擇的影響的另一面向：即性別的資源分配。中國和台灣在家庭和家族資源分配策略上，其實與主流性別論述和父權家族(patriarchal family)結構有密切的結合。Susan Greenhalgh (1985)對台灣1960-1970年代家庭資源分配的研究指出，父母對投資在兒子和女兒的教育上，有許多差別，這與家族的父權繼承制度有關。因為兒子繼承家族宗氏之名，也繼承家產，被認定有義務扶養老年的父母。因為期求兒子
21、能有生產力，故願意長期投資在兒子的教育上，5兒子回饋給父母的金錢和榮譽，可以在他成年後的二、三十年內完成。女兒則不然，在父權體制下，嫁到他家為人媳人妻和人母，已祀奉丈夫的父母為主。因此生父母會期望女兒在短時間內，回饋養育之恩，於是得在教育投資上，會傾向給女兒易於就業的職業訓練，而不傾向長久耗時的專業訓練，女兒往往會比兒子提早就業，以便在嫁人前幾年內可以回饋父母。Greenhalgh 以此代間契約理論(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s) 解釋台灣四年代到六年代，特別是農村或低下階層的家庭資源分配。Greenhalgh 的代間契約理論應用來解釋1930-1
22、950中國和台灣的女醫師家庭的資源分配，可能並不適合，但這個理論具有的啟發性為何？在下面的討論中，會有進一步的說明。 既然我們生下來不能決定我們的性別、族群、家庭背景、以及家庭的影響，難道個人的職業選擇就是充滿命運決定論的色彩？Anderson (1998:151-152) 指出，其實在選擇 (choice) 和命定 (fate) 的光譜二端之間，人們還是有不少自我決定的空間，但是在教育和職業的選擇方面，其所在的光譜位置仍多傾向於命定的一端。研究者必須承認職業命定(occupational fate) 對個人的選擇有深厚的影響。在此我要從專業發展史和社會學的研究中延展職業命定的概念。 職業命定
23、除了指在個人和家庭層面無法選擇的面向外，我認為還應該包括很多個人無法選擇的面向，例如：職業的資格要求、職業的市場需求、職業的組織和文化（老闆的選擇和決定空間比員工多） 、國家政策。為了能更進一步瞭解在1930-1950中國和台灣社會中醫師專業的職業命定的意涵，我們需要回顧一下這研究領域的簡要內涵。我們先釐清專業的意涵。專業乃是指需要經過有系統和特殊學術訓練的全職職業。這樣的訓練，是在大學中進行。專業者的專門知識的認可來自國家認同的文憑資格，他們得以合法的執行工作，必須有國家證照的發給 (Freidson,1970; Collins, 1990)。 Larson (1977:Xvii) 指出，專
24、業必然含有階級色彩，既然專業者可以獲得較高的物質和聲譽的回報，他們的社會位置必然處於階層社會中的中間和中上階層。過去英美對專業的研究，往往指出專業興起於市民社會，國家對專業的規範並不採強勢的干涉，而是任由專業團體和專業者自行約束 (Freidson, 1970)。但是Keith Macdonald (1995)做專業歷史的研究，比較英美和德法的醫療專業的發展，指出德法的國家與專業的關係遠較英美緊密，甚至掌控和干預專業的發展。很多專業發展史的研究，例如 Burrage and Torstendahl (1990)，Collins (1990)，Larson (1979)，Macdonald (1
25、995) 和 Witz (1992) 都指出某一專業能夠發展成為地位優勢的專業，與國家支持某專業的證照和教育資格，給予壟斷的能力有關，並且設限禁止與其競爭的專業的發展。這些研究指出，專業教育制度，國家認可成為分析專業成長過程的核心面向，這些也構成我們分析個人選擇中的職業命定部分的重要架構。到底日治時代的台灣與國民政府的中國在醫師專業形成的過程中，教育制度和國家政策扮演什麼角色，於是成為我們下面要討論的內容。6最後我要提及性別在本文中的意涵。 性別在本文中有時作為名詞，有時則作為動詞來用。把性別作為名詞，談的是男女因生物的差異而被社會文化塑造成的差異；若作為動詞，就是強調性別形塑的過程，例如：一
26、份職業可以被形塑成為有性別意涵的職業，讓較陰柔或較陽剛的人認為自己適合這職業。這種以陰柔 (femininity) 與陽剛 (masculinity)的差異和性別位置的異同的取向，強調的是性別之間權力和互動的關係，以及相互構成的結果 (Acker,1990; Davies, 1996; Scott, 1988)。 由於本文比較二個社會的醫師專業與個人的教育與職業選擇，內容較為複雜，為了討論方便，第三節的討論先試圖以台灣第一位女醫蔡阿信學醫的過程為案例分析個人的教育和職業選擇和職業命定的關係，以彰顯微觀和巨觀分析之間的關係。第四節則集中在日治時代的台灣醫師專業的發展，第五節再轉向國民政府時代的中
27、國醫師專業的發展，最後第六部分的討論將綜合整體，並且帶入一些理論層面的反思。三、 蔡阿信醫師的案例 4蔡阿信在自傳中展示出她自小就有強烈的自主性，可以二個例子說明。她父親在她五歲（1901年）的時候去世，母親受到二位叔叔的欺壓，被迫賣田產，在無力撫養二個女兒的困境下，把阿信送給一位牧師當童養媳。雖然牧師夫婦很愛護她，但她在夜間經常卻不顧風吹雨打跑三、四十分鐘逃回家。最後牧師夫婦受不了煩擾，放棄這位童養媳。阿信的自主性，抗拒了童養媳的風俗，改變她的命運。台灣當時有個習俗（一直延續到1960,1970年代） ，就是一般家庭會把女兒在小時就送到未來的婆家當simpua （媳婦仔） ，往往就等於當養父
28、母的廉價童工 。很多台灣女孩 5，都步上simpua的道路，也只有幸運的simpua可以上學讀書（曾秋美，1997） 。至於例外的少數，沒有被送去當simpua的年輕女生，可能是家中父親受過一些新式教育的啟發，也可能受到當時知識界鼓吹婦女解放思想的影響（游鑑明，1988：75-81） ，例如，鍾信心的父親是長老教會的牧師，受訪人柯醫師以及沈醫師的父親家有田地也是受過新式教育，何醫師的父親本身就是受新式教育的醫師。另外一個例子是在她11歲（1907年）的時候，阿信在主日學校中聽到淡水有個加拿大長老教會的中學要開辦 6，她那時已經在日本人辦的公學校讀了三年書，她母親在她的堅持下送她去，但因年齡不足
29、被拒絕，後來還是因為招生上有缺額，才收了阿信。阿信自己決定了教育的選擇。4 這裡所根據的說法是蔡阿信本人所寫的英文自傳，感激游鑑明分享影印本。A. Sena Gibson (date unknown), Pioneer Doctors Adventures.5 目前童養媳的研究不少，研究的範圍都屬台灣北部，南部是否如此，推理可能會有相同的習俗。參見曾秋美（1997）。6 此女學校的前身歷史可見游鑑明（1988）,31-32.7蔡阿信選擇教會學校的認知何來？阿信家庭又怎能供得起教會學校的開銷？要回答第一個問題必須追溯到阿信的祖父的遭遇。阿信的祖父因支助抗日游擊隊被日本警察捉去，馬偕醫師/牧師為他
30、說情，救了一命之後，就帶領全家信奉基督教。家庭宗教的影響讓她認定教會學校比日本公學校更適合她。要回答第二個問題，則必須說明，她有個家境小康的繼父特別寵愛她（她冠繼父的姓） ，見她聰明伶俐願意送她讀書。根據較蔡阿信晚生近二十五年，終生投入護理教育工作的鍾信心回憶1930年代：在當時的台灣社會，並不是每戶人家的孩子都能去唸書，特別是女孩子，尤其是家裡女孩子生的多的話，吃飽飯都成問題，想上學，談何容易。 那時，公學校老師還叫學生到農村去訪問並勸學 ，希望農村父母能夠讓家中的女孩子到學校讀書（蔡幸娥，2001:107 ） 。當時由馬偕醫師/ 牧師辦的淡水女子學校不僅學費全免，還給支付學生路費，提供制服
31、，而且供食宿。 （蔡幸娥，2001:149）為的是吸引台灣父母把女兒送來學習，日後能夠成為傳教師。雖然不收學費，根據蔡阿信的自傳，當時住宿費還是要交2.5元，學英語和風琴要各交0.5元，共繳3.5元，只是她沒有提到是一學期的費用還是一個月的費用。可見，蔡阿信的家庭當年經濟相形之下相當有餘，可以算中等小康階層。根據藍素禎(1996) 的報導，蔡阿信在讀淡水女學校時深受當時的校長加拿大籍的女宣教師金仁里姑娘(Miss. Janie Kinney)的影響，奠定了良好的英文基礎。根據蔡阿信的自傳，1913年在中學畢業的前五個月，學校的日籍老師 田中（Tanaka）小姐建議阿信畢業後到日本東京學習醫學。
32、金姑娘也答應請她在東京基督教青年會工作的加籍朋友協助。所有的中學老師都到阿信家去說服她母親讓她赴日學醫，她母親並找到一位鄰居的親戚住在日本神戶，答應照料阿信之後，才讓阿信在1913年五月登船赴日讀書。我們沒有直接的資料說明，蔡阿信為什麼選擇醫師作為終身的職業，但是可以從一些蛛絲馬跡知道，她的職業選擇符合 Gottfredson（1981）的理論模式中的範圍的限制 （circumscription） 。蔡阿信回憶道：他的父親從大哥學到漢醫的知識，向馬偕醫師/牧師學到西醫開刀的技術，日後成為西醫和牧師，最後死於肺癆。母親再婚後在助產士學校學習，成為台灣第一批助產士。蔡阿信在發展職業選擇的歷程中，逐
33、漸聚焦找到自己的興趣，例如：風琴課雖然有上，但自己一直不常練習，最後放棄了，所以不會從事音樂。但她喜歡英語，在學校時寫英文信給遠在加拿大的學校贊助人馬偕先生，獲得20加幣的聖誕節禮物和很多彩色書籍，深受全校的傾羨。教會學校經常與有醫師身份的傳教士往來，加上早逝的父親和親近的母親都從事西醫的職業，每天耳薰目濡對醫學應該有好感也比較熟悉。還有可能因為與金姑娘親近的關係，在金姑娘身上，蔡阿信看到了女性獨立自主的可能性，再加上蔡阿信在學校表現出色，渴求學習，繼續進修似乎在當時成為蔡阿信眼中唯一的選擇 7。這些複雜的因素基本上為蔡阿信的職業選擇鋪下阻力最小的路 (the 7 參考公共電視製作的台灣第一女
34、性系列中的蔡阿信專輯。到了晚年，蔡阿信還是以參觀開刀和學習醫學為娛樂方式。8path of the least resistance)。如果沒有 田中 老師的建議和金姑娘的大力協助，可能還不會步上學醫的道路。於是我們就要問：為什麼 田中 老師會建議蔡阿信去學西醫？為什麼金姑娘也極力支持蔡阿信的決定？這就涉及先前 Gottfredson（1981 ）提到的職業的性別型態和職業的聲譽，以及我後來發展出的專業發展的職業命定這二個模式解釋。西醫和基督教上個世紀傳到東亞，包括日本、中國和台灣，都是依賴有醫師資格的傳教士。在日本明治維新 (1867-1912) 接受所謂的現代化過程中，西醫經過三十年之久與
35、漢醫（當時對中醫師的稱呼）的爭鬥角力終於在1895年成功，打敗了漢醫，建立西醫在日本的優勢和壟斷局面，西醫從此成為日本政府現代化的推手(陳君愷， 1992)。日本本國的女子醫專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相繼成立，醫學在日本不是男性壟斷的專業，優秀的女性也可以從事。我們的推測，田中 老師可能因為自己基督教的背景，其本國對西醫的推崇，加上在日本女性有從事醫學的出路，認為優秀的女性是可以學醫的。既然蔡阿信在學校表現如此出色，選擇習醫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出路，因為職業的性別型態和職業的聲譽彼此之間沒有衝突。於是做出如此的建議。對金姑娘來說，女性學醫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一則英美（包括加拿大）女性在20世紀之交，
36、經過半世紀的抗爭已經逐漸在一些地方成立女子醫學校和女子醫院，為女性爭取到行醫的證照以及就業的出路（Witz, 1992） 。二則，很多男性傳教士在東亞行醫傳教最感不便的阻力是男女授受不親的風俗，使得很多男醫師和傳教士竭力培養本地女弟子 (婦女雜誌，1981, Tucker ,1990)。此外，金姑娘也與一些有醫護經驗的女傳教士往來，得知培養本地女性醫護人員的重要性。我們推論，田中 老師和金故娘的個人經驗和認知，以及認定女性性別型態與學醫職業有相當的匹配關係，才使得她們會極力說服蔡阿信的母親，讓這出色的年輕女孩踏上醫學的不歸路。蔡阿信的例子說明了，個人的選擇是必須放在歷史、社會和文化的脈絡中來理
37、解。研究個人的選擇可以是理解歷史情境，社會制度以及價值文化的理想切入點。四日本殖民下的台灣醫師專業日治時代台籍女性學醫，為什麼一定要離開台灣到日本去呢？這就與醫師專業在台灣發展的軌跡有關，也就是前面討論過的專業化造成的職業的命定 。在專業化脈絡中探討個人選擇和職業的命定的雙軸交集，如前所述必須參考的分析架構有四：政府對專業的政策，教育機構的安排，專業的聲譽與位階，還有專業的性別型態和個人認同。（一） 國家強力介入與性別、種族歧視的現代化91895年，在日本漢醫被西醫擊敗，隨著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的勢力逐漸鞏固後，這推行現代化的政策也逐漸展現其威力。在台灣行之有幾百年的漢醫自從日本殖民政府來台後，就
38、遭到日本政府有計畫的消滅。因為日本政府視漢醫為現代化的絆腳石，不相信漢醫可以有效的改善台灣地區的公共衛生，降低熱帶病的流行，當然更無助於殖民者對土地和人力資源的利用。於是在1901年實施台灣醫師免許規則之後，就不再發放任何漢醫執照，其目的是要漢醫自然消失滅亡 8。1897年， 土人醫師養成所開辦（後更名為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1936年轉型成為台北帝國大學的醫學部） ，卻沒有台灣人願意去醫學校學習，日本政府甚至採取食宿學費全免還外加零用錢的獎勵辦法，吸引學生（陳君愷，1992；小田俊郎，1995） 。到了1910年，由於申請入醫學校的人數激增，競爭激烈，只錄取十分之一的考生。當時台灣人若要有一技
39、之長，出人頭地，學西醫，學日語當翻譯，當小學老師是最受社會肯定的途徑。到了1918年，醫學校正式廢除免費優惠的待遇。到了1930年，原本由傳教士訓練的西醫，也開始步上漢醫的命運，殖民政府僅發給他們限地醫的證照，即在沒有日本醫學校訓練出來的醫師開業的地方才允許傳教士的醫師開業 (陳君愷，1992)。以此證照限制的方式，壟斷西醫市場，排擠傳教士的醫療體系。日本殖民政權強力介入醫療政策展現出推動殖民地現代化的迫切性。這樣的現代化其實是建築於種族區隔和差別和性別差別待遇的意識型態上，台籍的男性在教育和工作機會方面遠遜於日籍男性，台籍女性的教育和工作機會更等而下之。游鑑明 (1988：42) 指出，初等
40、教育有日人、台人和蕃人之區隔，中等以上教育，在這樣的區隔之下，造成不僅教育機會有限，且修業年限和程度均低於日人，例如師範教育以培養日籍師資為主，台籍師資為輔，而職業教育亦僅台人低級技術人才。 就醫學校或台北帝大醫學院畢業的台籍男性工作機會而言，在作者訪談的幾位日治時代的男性老醫師都指出，當年由於種族歧視，台人必須成績十分優秀才得以進入公立醫院工作，在公立醫院日籍醫師的待遇又遠超過台籍醫師的待遇（Cheng 1998） ，就是種族歧視的結果。日人學校有最好的師資和資源，台灣人一定要十分優秀千挑百選才有機會進入日人的學校受教育。現今80多歲的柯醫師，透露了很多當時年輕女生的處境，她1930年代進入
41、中學備受種族和性別歧視之苦：我對（中華）民族是有感情的，這要感謝日本人。我念小學的時候，我怎麼考成績都在前五名。日本人對台灣人有歧視，像我功課一直很好，班長沒做到，連列長也沒做到。.台灣女生那時都讀第三高女，就是現在的中山高女；日本女生讀第一高女，就是現在的北一女。我的功課特別好，所以只有我和幾位台灣同學能進到第一高女。在那裡的我也有過歧視。有一次，8 讓漢醫自然淘汰的政策執行地相當成功，根據陳君愷（1992）的研究，原本在 1901 年有 1903 名漢醫考得執照，到了 1942 年，只剩下 97 名漢醫留存。除了如前所言，於 1901 年開始限制漢醫的發展，繼而在 1930 年起，排擠傳教
42、士訓練的西醫師 (李欣芬， 1989)，獨尊殖民政府訓練的醫師，只有後者才能擁有西醫執照，而前者只能在無醫師的窮鄉僻壤中當在地醫(陳君愷，1992；小田俊郎， 1995)。10我可以拿第一名，但老師就用別的理由把第一名給日本同學。畢業後，我想到日本學醫，但因為我們女生學的科目與男生不同，有好些科目，我要另外補習才能追得上醫學院的要求。 (A-Ke-1)柯醫師提到的在高中女生學習的科目與男生不同，造成無法畢業後直接去日本習醫。她提到的內容就是下面要討論的雙軌的區隔教育制度（二） 性別雙軌的區隔教育制度在教育上，日本殖民政府除了實行種族差別待遇的政策外，還實行男女雙軌的區隔教育制度。 性別雙軌的教
43、育制度是指男女教育內容以及受教域的年數有所差別。根據游鑑明(1988)和 Patricia Tsurumi (1977) 的研究，很清楚地指出，日本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其實是實踐它的性別意識型態的結果，那就是給予男孩和女孩極度差異的教育內容。據鍾信心的回憶（蔡幸娥，2001:141）：小時候( 約1930 年代) 面對 我的志願這類的作文題目，很多女學生總不約而同的寫著：我長大後要效法南丁格爾，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有好一陣子，台灣學生小時候的志願，很多女孩子長大以後選擇當護士 、 老師 ，不少男孩子長大後立志當醫生 、 警察 。男女工作的性別刻板印象那麼早就出現了。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這是什麼原因
44、造成男生當醫師，女生當護士？除了訴諸傳統性別觀念外，還有其他政策和制度的因素。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殖民政府的教育制度。早在1910年左右， 看護婦養成所就是繼台北總督府醫學校而成立的，前者招收女生，後者招收男生。這讓民眾很清楚地認同男女在醫療工作上有所區別。這樣的區分來自教育機會的管道，而不是法令強制禁止造成的。另外，中學男女雙軌學制是個關鍵性的因素。據研究指出，初等教育雖然並無男女之別，但自中等以上的教育，男女生的教育內容開始分流，形成雙軌教育制度。男孩子從中學起，實質上的智識訓練偏重在物理和數學，技術和工藝，以及外國語的訓練。女孩子從中學起，則重視家政，美育，音樂，縫紉，烹調的培養。加上，男
45、子學校又比女子學校的學習年限長一、二年，更加強了雙軌學制的區隔性了。男孩子被期望成為推動國家發展的樑柱，女孩子則被期望成為賢妻良母，為國家養育健康的下一代 (Nakayama, 1984，游鑑明，1988)。當時主流的性別論述，緊扣著女人的生物性，強調女人做為母親的天職，和維繫家庭的義務。學到高中，基本的賢妻良母教育已大致完成。從殖民者的角度來看，這些台灣年輕女生若能出嫁，相夫教子，她們就完成了社會任務，無必要提供進一步的教育機會。因此，台灣最高的女子教育是高中教育。11根據80多歲的柯醫師表示：當時並沒有法令規定女生不能當醫師。只是我們在中學讀的書，程度比男生的低，不能跟他們競爭。 當時台灣
46、只設有台北總督府醫學校而沒有其他大學，因為中學的教育雙軌制，女生的學術水平無法與男生相比 9，女生一定要進入女子專門學校，女生是不能進入為男子設的台北醫學校 。看護婦養成所以及日後的助產士學校似乎是台灣女學生要從事醫療可進的職業學校。那麼為什麼不設立台北女子醫專專供台灣女子求學之用呢？在種族和性別的雙重歧視下，對殖民政府而言，台灣的女子沒有日本的女子有栽培的價值 10。在日本，女子醫專的出現造成日本人並不認為醫師是只有是男生可以選擇的職業。特別在男女授受不親的性別論述影響下，國家有義務培養女醫師，以便照顧女病人 11。但是在殖民地的台灣，一方面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強調，性別區隔的觀念，但在婦女就
47、醫方面，卻不考慮台灣女性的需求，不設立女子醫專培養女醫師。另外，殖民政策不重視台灣女子醫學教育,還可以從日本設立助產士學校和看護婦學校的層級來說，日本設立助產士學校和看護婦學校的層級都比台灣的高：例如在日本設立高等學校如 St.Luke 護士學校（鍾信心就讀的學校），而在台灣設立的卻是初等看護婦學校，這裡就有明顯的殖民差異對待。可見台灣的女子教育並不是複製日本內地的教育政策，而是殖民政府不願投資在台灣女子專業教育上 12。由於沒有女子醫專的設立，台灣女性若要繼續求學深造，必須遠赴日本。台灣特殊的學制和性別區隔造成在台灣人的心目中，醫師也就被順理成章地和男性的專業之間劃上等號。這個特殊的（男性）
48、醫師形象，與歐美早期醫界對女性排擠的發展過程相當不同，是來自於台灣殖民時代特殊的歷史條件造成的 （英美的歷史過程，參考Witz ,1992） 。（三）醫師中產的優勢地位當我問柯醫師為什麼想學醫？她不加思索的回答：像我成績那麼好，不學醫還學什麼？柯醫師所處的社會狀況與蔡阿信選擇學醫的社會情況相去甚遠，但對我訪談的那一代的台灣女醫師有相當重要的影響。那就是，她們正恭逢以醫師為主軸的新興中產階級的興起：1930年代西醫已經在台灣奠定了它的優勢社會地位，成9 到 1940 年代，台北帝大文理學部也有少數臺、日人的女生們進入就讀 （參見日治時代台北帝大文理學部學生名錄）。10 殖民教育歧視台籍女性的另一
49、例證是，台灣日人女子高級中學的內容比照日本內地的要求，即不過度強調婦人美德訓練的課程，而平均重視數理和語言的教育。相形之下，台籍女子學校的設備與學制都不及日籍女子學校的周全完備（參考游鑑明，1988：53-75）11 印度也有性別區隔的風俗 “Zenana”，在印度成立的女子醫學校訓練女醫師，是英國殖民者眷屬與外國商人等合力促成的慈善事業，以便處理婦女的疾病。見 David Arnold (1993),第五章。12 日本政府教育政策並沒有積極的要成立女子醫專，而是在本世紀之交，那些女子醫專是由有心的女性與女醫師們努力成立的，為要給女病人較好的醫療照顧。當時的日本男醫師反彈相當大，見Chung (1999)，第六章。12為最優秀的學子追求的未來職業。這與 Anderson （1998）所引述的一些實證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個人在職業選擇的過程中，各人興趣很有彈性，容易與現實條件妥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