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字学简史,本讲要点,一、汉字学 二、汉字学的范围 三、汉字学简史,一、汉字学,1、汉字学的定义 汉字学：是以汉字为研究对象而建立起来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汉字的形和形与音、义的关系。,2、汉字学的名称 然而“汉字学”这个名称，过去是没有的。传统观念，“文字”就是“汉字”，因此，“文字学”就是“汉字学” 。,然而，“文字学”这个名称，在古代也是没有的。古代的文字学，即传统的文字学，是古代研究汉字的学问，我们习惯上叫“小学”。,唐兰： 虽然“中国人对文字的研究，远在纪元前几个世纪已经开始”，但两千多年来却只是延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名称小学。,一直到清末民初，即1906年，章太炎（炳麟）认为“小学”
2、之名不确切，故在国粹学报2卷12、13期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建议把它改为“语言文字之学”。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就不用“小学”这个名称了。,清代末年，西学东渐，最早由日本人在每门学科后面加“学”字。1912年，我们也在“文字”后加了一个“学”字，成为“文字学”。,唐兰先生就曾使用过“中国文字学”这个名称。严格地讲也欠贴切。因为中国文字并不仅仅是汉字，此外还有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纳西文、苗文等二十余种少数民族文字。因此，这门学科准确地应称为“汉语文字学（汉字学）”。,二、汉字学的范围,“文字学”这个名称，虽然在我国出现是在1912年。然而研究汉字的学问，传统的文字学（小学），从汉代算起，已经有
3、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字学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汉字字典，它成书于公元100年，发表于公元121年。它的出现标志着汉语文字学的正式创立。,“传统文字学（小学）”就是以研究说文为主，包括训诂、音韵、文字的全部学问。然而，“小学”是为解经服务，隶属于“经学”的。,清戴震：“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其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清朱骏声进说文通训定声表也讲：“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他又说：“若不明六书，则字无由识；不知古韵，则六书亦无由通。”,因此，汉语文字学的范围，就应该是从“小学”发展到具有现代意义的
4、“汉语文字学”这么一个时间跨度里的全部内容。,1、小学 “小学”，本指小学校，我国从西周时起就设有小学，它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学宫。周礼春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学习小学，必须先学文字，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目录学是有关图书分类，即学问分类的。我国第一部目录学专著是西汉刘歆的七略，原书虽已亡佚，但其内容可以从东汉班固根据七略所撰的汉书艺文志中窥其大略。,该书分图书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大类。其中“六艺略”相当
5、于后来四部图书分类法中的“经部”，它又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计九种。,而其“小学”之属著录有关文字学图书有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训纂、别字、苍颉传、扬雄苍颉训纂、杜林苍颉训纂、杜林苍颉故共计十家四十五篇。,从汉书艺文志所录来看，“小学”就只包含供小孩子用的字书。至唐长孙无忌等人撰隋书经籍志，“经部”中的“小学”类不仅包含字书，还包含声韵、声类等音韵之书。,至北宋的宋祁、欧阳修重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始将“诂训类”并入“小学类”之中。自此所谓“小学”的涵义已扩大到文字、音韵、训诂、书法四个方面。清乾隆时所编四库全书总目则在“经部”下的“小学类”里面分为“
6、训诂”“字书”“韵书”三小类（书法著作另属他类）。,通过以上“小学”内涵的变化可以看出：传统上，“小学”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总是放在“经部”，是经学的附庸。而经学的研究对象是经典“十三经”，是书面语言，而不是活生生的口语。,因此，按现在的划分，“小学”是属于语文学范围，而不属于语言学。语文学注重的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书面语言，不是口语。,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可见，他撰说文解字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地解释经典。,传统汉语文字学（小学），重在研究汉字的起源、书体、六书结构、形音义关系、文献用字等现象，主要是为着认识汉
7、字的历史和增强古籍阅读能力服务的。,2、传统文字学转型到现代意义的汉字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研究文字的情况有了改变。转型的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条件：古文字研究的进步 传统研究金石学问的“金石学”当时已经趋向成熟、发达，有大量的古文字资料被发现。 其中最重要的如：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使得整个古文字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了。,清代学者吴大澂、陈介祺、孙诒让等人根据古文字材料，指出了说文中的不少问题。 民国以后，有更多的人利用古文献与地下出土的材料相互印证的方法进行了崭新的研究。 这样，传统汉字学的转型，就具备了很好的条件，并且已经有了实际的效果。,第二个条件：西方语言学的传入，主要是思想上
8、的变化。 20世纪以后，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汉字。语言学的书、文字的书都翻译、介绍进来。这样大大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起到了促进作用。,20世纪以后，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汉字。 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性质等问题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 20世纪30年代，唐兰先生1934年著古文字学导论，指出“文字学”不应该包括音、义的研究，而只能是文字形体的研究，还说，不但不想把音韵学找回来，还要把训诂学送出去。,建国以后，文字学增添了些内容。对隶书进行了研究，还有汉字的构造和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于是又形成了一种趋向，20世纪50年代的学者，只研究文字的形体，不管文字的音和义。,20世纪60年代，有学
9、者开始从字与词的角度，写文章谈字与词，如吕叔湘、李荣。他们认为汉字学虽应以形体研究为主，但不管它的音和义是不行的。而且这一观念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40年代，还有的学者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汉字。 有的研究现代汉字学的问题。 有的把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去，对内：如何教小学生；对外，如何教外国人。,80年代，大陆（内地）出现一种“文化热”，即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汉字，有人就公开、明确提出“汉字文化学”。 其实这里的研究，名义上是从古代汉字出发，但实际上谈的是汉语与文化的关系，并非从汉字出发，而是从语言的角度出发的。,90年代以来，处于新旧世纪之交的文字学的研究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和进步。其中能够反映学科
10、新进展的如： 现代汉字与汉字应用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汉字的简化、规范化、汉字的检字法、海峡两岸汉字的比较及“书同文”研究、汉字信息处理等方面。,古文字研究：主要表现在甲骨学研究、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等方面。由此可见，汉字学的范围是很宽的。,三、汉字学简史,（一）周秦时代研究的萌芽 唐兰中国文字学：“中国人研究文字，据现在所知，是周朝开始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汉字起源的探求 汉字是谁创造的？这是先秦时代人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主要有：结绳说、苍颉造字说、八卦说等。,自觉进行汉字起源的探求，应该说这是汉字学最初的萌芽。 先秦对汉字起源的看法有若干合理成分，但总体看来，还属于
11、传说和猜想式的，是含混的、模糊的。 对汉字起源的认识，直到近代接受世界文明的影响和新中国一系列考古发现后，才有了较大的突破。,2、汉字结构的分析 春秋时代，已有试图解释汉字结构的萌芽。 先秦典籍中保存着有关汉字结构的零星分析。,左传里有三处：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宣公十五年：“故文，反正为乏。”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 说文解字曾引述孔子之说：“一贯三为王。” 到了战国时代，解析文字渐成风气，如韩非子五蠹：“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者谓之公。”,这些分析虽说是为一定的目的而分析汉字，未必就是该字结构的本义，但已开了分析汉字结构的先河。 从“武、乏、蛊、王、公”等字的解说，可以看出当时
12、已能对汉字的结构作出较为合理的剖析，隐约透露出当时对汉字结构的初步的理性认识。,汉字学传统理论的核心“六书”的名称也出现在先秦。 战国时代的作品周礼最早记载了“六书”的名称。 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3、字书的编纂 在汉字学史上，“字书”一词作为通名有两种含义： 一是指童蒙识字课本，通常只是编次文字，没有解说； 二是指解说汉字形、音、义的书，即后世所谓“字典”。,汉字学史上第一部字书就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搜集、汇编的童蒙识字课本史籀篇。 秦统一六国后，李斯奏罢不与西土文字相合者，又据史籀篇加以整理
13、，或省其繁重，或改其奇怪，而成秦篆，乃作仓颉篇。同时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这三种字书作于秦统一文字之初，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学童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以秦篆为正体统一异体的范本。 它们上承史籀，下启急就诸篇，影响深远。后来许慎说文所用秦篆来源就是这三部书。,4、汉字形体的规范整理 战国七雄纷争，诸侯力政。政治上的地域分歧，导致了语言文字的地域性变异，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进行的“书同文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文记载的大规模的正字运动。,汉字经过秦的“同文”工作，六国文字异形的历史基本宣告结束，小篆统一了全国的字体。另外，秦时汉字书写形体已经在向隶书发展。
14、由于新型的中央集权制度刚刚建立，各种公务事繁，文牍冗多。在“官狱多事”的情况下，书写者为了快速方便，往往将小篆的圆转线条改为方折笔画，有时还略加简化，就形成了古隶书。,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内容为秦律、大事记等，就是用古隶书写。这说明新兴的古隶不但在民间流行，在一些公府文书中也可与比较正规的文字同时并存。 那标准字体小篆，主要用于皇帝勒石铭功，或是军符凭据等庄重之处。这说明了秦代规范整理汉字时政策的灵活性。,可见，周秦时期，文字学的若干重要问题都已有所涉及，尽管在理论上还是模糊的。,（二）两汉魏晋的汉字学 秦始皇“书同文字”是一大贡献，但他“焚书坑儒”却产生了消极影响。 汉朝统治者重整
15、文化。惠帝废挟书之律，文景开献书之路，武帝推崇儒家学说，经学遂盛极一时，读经之士遍及朝野。 两汉魏晋是汉字学大发展的时期。,两汉时代所发生的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斗争，直接推动了汉代文字学的发展，产生了像说文解字这样的优秀名著。,西汉时为文字学召集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宣帝时征齐人来正仓颉篇的俗读，第二次是平帝时征爰礼等百余人说文字未央廷中。 东汉灵帝刘宏及魏齐王曹芳时均曾使人镌刻石经进行正字。,这一时期汉字学研究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古文经的发现 汉代，隶书兴起，古文废绝。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博士所传经书，都是用隶书抄录的，隶书为汉代通行文字，故称“今文”。 古文经书，有的是民间所献，
16、如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汉武帝末年，还有人从孔子住宅的墙壁里发现一批古文儒家经典，包括古文尚书、古文论语、礼记、孝经等，从文字形体到经书内容都与当时流行的经典不同。 如拿古文尚书和今文经相比较，“文字异者，七百有余”。（汉书艺文志）,古文经的发现，冲击了当时今文经学家以隶书解经的唯心主义观点，是一件有意义的新鲜事物，今文学派却不肯接受这一新鲜事物。 汉哀帝时，刘歆提出立古文博士于学官，遭到今文学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开始了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斗争。,东汉时期，古文学派渐渐占了优势。 至东汉末年，今文经学家寥寥无几，而古文经学大师辈出，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杜林、班固、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人，
17、都是古文经学家。,今古文之争，乃由经书版本之别而起，文字体制的不同（即文字之争）是两派论争的重要方面。 古文经学要确立自己的地位，证明古文经所用文字并非“向壁虚造”之物，就要寻绎出汉字发展之源流；指责今文学家“破坏形体”、“未尝睹字例之条”，那就得揭示出汉字构造的规律。,经过这场斗争，我国汉字学正式建立了自己的系统，这就是以“六书”为中心，分别部居，据形系联的研究方法和归纳方式。,汲冢竹简的发现 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汲郡人不准在汲县以西一带盗掘古墓，发现了几十车竹简，均为漆书科斗字，即所谓“汲冢书”、“汲冢古文”。,所发现的竹简中有周易、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国语等16部古书，凡75
18、卷，10余万言。 这是孔子壁中书之后，战国古文的又一大发现。,2、编纂形、音、义合解的字典 这一时期的汉字著作可分两个系统： 一个是继续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的系统。 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 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 汉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 汉平帝时，黄门侍郎扬雄作训纂篇,合在一起，就是所谓“仓颉七篇”。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急就篇。东汉时，班固作续训纂贾鲂作滂喜篇蔡邕作圣皇篇 它们只能算是学童识字课本，对字的形音义并不解说。,另一个系统的字书，就是我国汉字学史上的不朽名著说文解字。 说文通过字形结构的分析，揭示形音义的内在关系和汉字构形条例。它对所收字的形音义都加以解说，并首创了
19、汉字部首系统。这种研究汉字的方法一直影响到现在。 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字典，是汉字学史上划时代的经典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字书的编纂上。 这一时期楷书取代隶书和篆书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同时异体字、俗字盛传于世，因而编撰以楷书为主的字典势在必行。 据隋书经籍志等记载，这一时期的小学类字书有100多部，绝大多数均已亡佚无存。,影响较大的，有西晋吕忱的字林和南朝梁代顾野王的玉篇。 字林是仿照说文而编纂的一部字书。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晋有吕忱，更按群典，搜求异字，复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诸部皆依说文。” 字林今佚，清任大椿辑有字林考逸8卷。,玉篇是我国
20、现存的第一部楷书字典，全书30卷，也是依照说文部首分类，不过次序不尽相同，每字下先列切音，次注字义，有时也引证古书。 可惜现在所传的是经过唐宋两代删改的增字删注本。日本所存原本残卷，不过十分之一二。,3、镌刻石经进行正字 古代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乃不易多得之物。手抄笔录，辗转相传，讹误难免，因此镌刻石经进行正字实在是一大发明。 我国镌刻石经始于西汉末年王莽之时，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命甄丰摹古文易、书、诗、左传于石，其石久佚。,今天文字仍可考见的以东汉熹平石经为最早，镌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 当时书籍仍为竹简，学者全靠抄写，极易出错。经籍无定本，人自为说，往往无所适
21、从。此时隶书虽已通行，却无标准字体，以致文字失范，贻误后学。,针对这种情况，蔡邕、张训等人奏请皇帝正定五经文字。后来便由蔡邕用隶书写成周易、尚书、论语、礼记等经，使工匠依文镌刻，制成石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太学门外，历时9年，共刻石碑46座，全部碑文约20万字。,从此，五经有了官方石刻定本，在统一书面语言文字的同时，也提高了全社会用字的规范意识。 但石经刻立不久，即遇汉末董卓之乱，又遭晋永嘉之难，石皆残毁，荡然无存。 自宋代偶有残石出土，仅可见残字。传世旧拓，大多为宋明重刻本。,约60年后，三国魏曹芳正始二年（公元241年），洛阳太学门外又刻立了一种三体石经，因为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
22、体写刻，故名。 其石数诸书所记，多不一致，据今人马衡依残石行款排比，推定为27石。 三体石经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全部碑文约14万字。,然而其刻立不久，即遭晋永嘉之乱，以后屡经动乱，散佚毁埋地下。 直至清光绪年间，始有部分残石出土。 解放后亦有部分残石出土。 现存数残石，分藏各家，尚书残石在西安碑林。据统计，前后所出约得2500余字。,（三）唐宋元明的汉字学 这一时期的汉字学研究明显分为两段，唐宋的进步和元明的衰颓。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唐代兴起的“字样”之学。 从两汉到南北朝八百年间，大约前四百年通行隶书，后四百年楷书逐渐取代了隶书的地位。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异体别字，比比皆是。,魏晋
23、南北朝时期，地方割据，南北阻隔，形成了“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魏书江式传）的状况，需要统一规范。 唐代，楷书已经取得了定于一尊的地位，加上政治统一，文化昌盛，自然需要文字的进一步统一。,尤其是唐代在官吏考选和学校教育方面，都把书写汉字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科举考试科目中专门设有“明书”一科，京城设有专门的书学学校。 因而社会上，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对汉字的书写规范倍加重视，于是便产生了楷书的正字要求，出现了整齐划一的“字样”之学。,字样，就是汉字楷体字的样本，笔画的准绳。 唐太宗贞观年间，秘书监颜师古刊正经籍，他辨别字体正误，录成样本，以便校雠时作为标准，当时称为颜氏字样。 颜氏
24、字样是字样之书的开创之作。其后这类字书就多起来了。,唐代见于历史记载的与正字有关的著述大致有三种： 一种是关于一般文字的，如：颜师古颜氏字样、匡谬正俗杜延业群书新定字样颜元孙干禄字书唐玄宗开元文字音义,一种是关于古代经典文字的，如：欧阳融经典分毫正字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 一种是韵书，如：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孙愐唐韵 这些韵书也注意列举异体，辨证字形。,2、李阳冰和大小徐的说文研究 说文自汉末开始流传，历代辗转相抄，或篆形失真，或说解讹脱，产生了不少错误。因此，很有必要对说文进行全面的整理。 唐代宗大历年间，李阳冰根据他的篆书笔法刊定说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说文所作的全面整理。,李氏刊定
25、说文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内容： 一是修正篆文笔法： 对传世本说文之篆文，书写不规范或不正确处，予以修正，如： “王”，“李阳冰曰：中画近上，王者则天之义。”（大徐本） “玉”，“阳冰曰：三画正均，如贯玉也。”,二是自创新说： 对许慎的某些解说，李阳冰敢于大胆提出怀疑，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如： “竹，冬生草也。”“阳冰云：谓之草，非也。” “隹，鸟之短尾总名也。”“阳冰云：鸟之总称。尔雅长尾而从隹，知非短尾之称。”,徐铉曾正确地评价李阳冰的说文研究，说：“往者李阳冰，天纵其能，中兴斯学，赞明许氏，奂然英发。”（说文解字篆韵谱序） 又说：“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进说文表） 李阳冰刊本今已不传，可
26、参看的只有徐铉说文校语以及徐锴说文系传祛妄篇。,李阳冰之后，在说文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是广陵二徐徐铉、徐锴兄弟。二徐原仕南唐，并深于说文之学，后铉归宋，锴未入宋而卒。,徐锴撰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世称“小徐本”，由通释、部叙、通论、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等组成。 他特别注意从声音上考索字义，从形声字的声旁说明声旁和字义的关系，这种方法对清代的训诂学家影响很大。 徐氏系传是现存最早最完备的说文注本，援引精博，自成一家之制，是汉字学史上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宋太宗雍熙年间徐铉等人奉诏校定说文，力图恢复许书原本真貌。除了纠正旧本错乱遗脱以外，又略有增改。其增改之处主要有六： 一是改易分卷，原
27、书十五卷，徐铉认为“编帙繁重”，将每卷各分上下，共为三十卷。,二是增加标目，说文叙目本在书末，此为古人著书通例，徐铉等按宋时书例，另加说文解字标目于卷首。 三是增加新补和新附字。新补19字，为许慎注文序例中所载而正文诸部不见者；新附402字，为说文未收而经典相承传写和时俗常用者。,四是辨别正俗和讹谬，说文具有正体而时俗讹变者，具于注中说明，有义理违戾六书者，并附列于校定说文序之后。 五是增加注释，有的是引用李阳冰及其弟徐锴之说，即所谓“诸儒笺述”，有的则是徐铉等人的新说。 六是增注反切，以孙愐唐韵反切为定，随字注音。,在说文研究史上，二徐承先启后，功绩卓著。二徐整理、校定说文之后，李阳冰刊本逐
28、渐被废弃。 北宋通行的是大徐校定本，现在通行的说文也是大徐本。,3、古文字材料的发现、搜集和研究 古文字材料的搜集，远在汉代已经开始。 许慎说文叙言各地“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说明其已开始研究金文。但因为当时出土的有铭古铜器尚少，其所见金文多与古籀相似，所以说文中未见说明其文采自某器物。 唐宋时代，随着古文字材料的大批出现，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唐初在陕西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县）发现的十面石鼓是现传中国最早的石刻。 其内容是歌颂田猎宫囿的美好。字体跟籀文相近。 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然字迹已大多剥泐。 唐代还有其它先秦古器物出土，对青铜器铭文中一些与小篆相同的文
29、字大多能够释读。,宋代先后发现的诅楚文共有三石。 内容为秦王祈求天神制克楚兵。三石皆以所祀神名名之，一为巫咸，一为大沈厥湫，一为亚驼。 原石和拓本久已不存，只有翻刻本传世。其中元至正中吴刊本内容最全，有三百十八字。,由于宋代金石学的发达，遂开钟鼎文字研究的先路。 欧阳修、赵明诚等都有专著问世。 其中吕大临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和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影响较大。,吕大临的考古图，十卷，著录古代铜、玉器二百二十四件，每器皆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容量和重量等，为我国最早而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 其考古图释文一卷，被唐兰誉之为“古文字学里的第一本书”（中国文字学）他综合出若干辨识古文字的原则，认识
30、了几百个字，为考释和研究钟鼎文字开辟了一条道路。,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著录历代彝器五百一十件，除摹录其文字外，并加考释。 四库全书目录提要列考古图等书于子部谱录类，与古今刀剑录等同观；而列薛尚功此书于经部小学类，可见是认为在文字学范围之内的。,这个时期除从铜器、石刻上搜集古文字外，还从古书等各种渠道搜集了一些文字资料。如： 郭忠恕汗简，根据古文尚书等七十一种资料，采录古文，依说文分部编定。其所录古文，虽与甲骨钟鼎文字多不相合，但与出土战国文字颇有合者，在古文字研究中有一定价值。 夏竦古文四声韵，是在郭书基础上按四声重新编排，便于检寻。,搜集整理隶书资料，如： 洪适先后编成隶释
31、、隶续、隶纂、隶韵四书。 隶释、隶续二书今存，是研究汉隶的重要参考书。 隶纂今佚，隶韵尚存残本。,4、关于汉字构成理论的研究 自从汉代人建立了六书理论后，除了许慎就很少有人用过。 李阳冰抛开六书理论，刊定说文，曾一度造成混乱。 为了恢复说文原貌，二徐兄弟作了许多工作。 六书理论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南宋郑樵写了两本汉字学的专著，即象类书、六书证篇，专用六书来研究汉字。 两书都已失传，他的学说只存在通志六书略里面。 六书略包含了郑氏学说的精粹。它以六书为纲统编全部汉字，并对六书本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创“六书分类”之学，如：,象形分“正生”“侧生”“兼生”三科，再分为十八类。 “正生”分天地、山
32、川、井邑、草木、人物、鸟兽、虫鱼、鬼物、器用、服饰十类； “侧生”分像貌、象数、象位、象气、象声、象属六类； “兼生”分形兼声、形兼意两类。,他还将许慎所定五百四十部首区分为“母”“子”两类，根据“子不能生”的原则，将部首定为三百三十个。 郑樵明确地把文字作为一种符号来研究，是汉字学上的一大进步，对后代的汉字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他的主观臆断之处也不少，如他驳斥韩非子“自营为厶”，认为“厶象男子之势”等等。,宋人关于汉字理论还有一大发明，这就是右文说。 右文说是从声符寻求字义的一种学说。 这种现象早在魏晋时就有人注意到了，如：晋朝杨泉撰物理论：“在金石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最
33、早系统地用表音偏旁字义解说形声字字义的是王安石，他著字说一书，把所有的形声字都解释为会意字，如： “同田为富”、“坡为土皮”、“诗为寺人之言”、“波者，水之皮”、“以竹鞭马为笃”，都是很随意的。,但如：“分贝为贫”、“邑交曰郊”、“讼者言之于公”、“位者人之所立”等，似乎又有可取之处。 因此，陆游说：“王氏见字多有义，遂一概以义取之，是以每至穿凿附会之言。然遂谓之皆无足取，则过也。”（字说跋） 字说一书早已亡佚，今有胡双宝辑佚本。,正式创立右文说的是王圣美，著字解20卷，专门从表音偏旁推导形声字字义，主张“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王圣美从形声字声符入手，综合不同形声字的
34、共同声符，寻求这些字在意义上的共同性，显然要高于王安石不分声符意符，一个字一个字地解说造字意旨。 右文说注意到某些形声字声旁的表义作用，为形声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在汉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明时期的汉字学著作，数量不算少，质量高的却不多。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宋末元初戴侗的六书故，该书是一部按六书体例编排的字典。 全书按事物类别分为九部，每部再依偏旁部首、六书分列诸字。书中系统阐述作者对六书的认识，说解之中时引钟鼎文字，有许多创见。,元杨桓六书统、元周伯琦六书书证讹、明赵撝谦六书本义等，着重在研究六书理论，以六书明字义继而贯通群籍。 明末赵宦光，以毕生精力从事说文研究，作说文长笺六书长笺，
35、其分析文字结构和所解释的文字意义，有很多可取之处。,明代梅膺祚字汇和张自烈正字通，是两部影响很大的字典。 字汇将传统部首合并简化为214部，为后来字书所遵用，又以地支分卷，更为12集，颇便检阅。该书革新发展了汉字排检法，在我国字书编纂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正字通编排方法与字汇相同，注释较详。,（四）清代文字学 清代是汉字学昌盛的时期，说文研究跃居小学之首，甲骨文和金石文字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散佚字书的辑集也有不少成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隋唐时代为什么会兴起字样之学？ 形声字反映了汉字怎样的趋势？,1、说文的研究 随着汉学的复兴，清代说文的研究出现了从来所没有的昌盛。 清中叶以后，大徐本说文，
36、几乎家置一编。 清儒从各个方面对许书进行整理和研究，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说文学。,清代对说文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四类： 对说文的校勘和考证； 对说文有所匡正； 对说文作全面研究，并多所阐发； 对历代研究说文的著作加以补充订正。 两百多年间，述作者不下数十百人，研究著作多至千余卷。,其中成绩特别突出的是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四大家。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懋堂，江苏金坛人。师事戴震。著有说文解字注三十卷，六书音均表八卷，汲古阁说文订一卷。 段注以大徐本为底本，参考小徐本和其他文献所引说文原文，全面校勘说文，并详细注解，阐释补充许书。,他还特别强调汉语不断向前发展的观点，从许慎所释
37、文字本义出发，说明字义的变迁和引申，阐发字音和字义的关系，有许多创见。 还归纳说文的体例，说明每个字古音韵部。,书成之后，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王念孙誉之曰：“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也。”,不过段氏论说本字本义，解释双声叠韵，也时有错误；他增删篆文，改动说解原文，亦不无武断之处。 所以后来“匡段”“补段”之书相继出有多种，可作为研读段注的参考书。如：徐灏说文段注笺徐承庆说文段注匡谬,桂馥（17361805），字冬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著说文解字义证50卷。 桂氏将说文与古代经典文义相参校，“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王筠说文释例自序） 同时也对许说多加补充。虽然“不下己意”，但他
38、的观点随着材料的选择和编排表现出来，对研读说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桂氏专在疏证说文，墨守许说，甚少创见；即便是说文错误的说解，也要勉强求证，不能不说是义证的一个缺点。,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丘人。著说文释例20卷，说文句读30卷，说文系传校录30卷，文字蒙求4卷。 释例即释许书条例，为后人研读说文指示门径。该书打破了540部的体例，前12卷主要说明六书及收字、释字等条例，后8卷主要讨论校勘方面的一些问题。,王氏注意汉字的内部联系，所提出的“分别文”“累增字”等概念，揭示了汉字孳乳演变的某些规律。 他还注意利用金文等古文字资料，开创了以古文字证说文的研究方法。,累增字
39、：增加形符后完全不改变字义的新字。王筠释例卷八：“字有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者 其加偏旁而义仍不异者，是谓累增字。”,“要”本义是身中（说文），即指腰。墨子兼爱：“昔楚灵王好士细要。”荀子礼论：“量要而带之。” 后引申为关键、重要。淮南子主术：“此治之要也。” 后另造“腰”表本义，即为累增字。,分别文：又称分别字、区别字。为本义的引申义或假借义所造的新字，通常是在古字上加有别义作用的形符。王筠释例卷八：“字有不需偏旁而意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递加也。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是为分别文。”,“昏”本义为黄昏。古结婚在昏时，引申出婚姻义。诗经邶风谷风：“宴尔新昏，如兄如弟。 后另造“婚”字表引申义。即为分别
40、文。班固白虎通嫁娶：“婚姻者，何谓也？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牟”的本义为牛鸣（说文）。柳宗元牛赋：“牛之为物牟然而呜。” 假借为“瞳仁”。说文：“盲，目无牟子。” 后造“眸”字，表假借义，即为分别文。杜甫哀江头：“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说文句读乃集段、桂二家之说删繁举要而成，不少地方也附以己见，其独到之处在于辨明句读，全书取材谨严，考订审慎，简明扼要，极便初学。,说文系传校录乃为校朱文藻说文系传考异而撰，主要是考订异文。 文字蒙求则是作者应友人陈雪堂之请，为教其二孙而编撰的童蒙识字课本。王筠的说文研究自成一家，然在具体解释上亦有不少曲意维护许说之处。,朱骏声（1788185
41、8），字丰 ，号允倩，江苏吴县人，受学钱大昕门下，著说文通训定声十八卷等。 说文通训定声为朱氏代表作，其书名就表明了全书的内容：“曰说文，表所宗也；曰通训，发明转注假借之例也；曰定声，证广韵今韵之非古而导其源也。”（说文通训定声奏呈）,朱书不受说文原文局限：增加说文未收字7887个，总计收17240字；不按540部首而按古韵18部编次，采用韵部和表音偏旁相结合的编排方法；注释引证丰富，着重分析文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定声是目前可资利用的、较好的有关文字通假的重要参考书，是一部全面系统解释字义的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 但该书对转注、假借的认识有欠妥之处，古韵18部不用传统韵目而用周易卦名来命名，也
42、使人感到陌生和不便。,有清一代，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之所以得到空前的发展，其基础即在于对说文深入而系统的研究。,2、古文字的研究 从南宋后期到清初，古文字研究处于低潮。这个时期古铜器出土很少，爱好和研究者寥寥无几。 到了乾隆以后，由于古铜器的大量出土（清代出土的古铜器比宋代多10倍以上），古文字资料日益丰富，也由于小学和经学等有关学科的发达，加上朝廷的提倡，古文字研究出现兴盛局面。,从1751年印行西清古鉴开始，高水平的古文字研究专著相继问世，古文字学已逐步从金石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字说，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契文举例、名原等是最有影响的代表作。,吴大澂（1835
43、1902），字清卿，号恒轩，别号愙斋，江苏吴县人，曾师事陈奂、俞樾，精于金石文字之学，成绩斐然。 说文古籀补12卷，搜集钟鼎文字和古币、古玺、古陶文字共三千五百多字，考证辨释，汇录成编。这些字“多许氏所未收”，“某字必详某器索解不获者，存其字不绎其义，不敢以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也。”（说文古籀补叙）,吴氏对古籀的释义相当谨慎，力求订说文之失，正旧说之误，对后来的古文字研究影响颇大。其字说1卷，共收说字短文32篇，与说文古籀补相为表里。 杨树达称该书“卷牒甚少而精义颇多”（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七）。,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清代著名经学家，著有周礼正义、尚书骈枝、墨子
44、间诂等书，又研究金文、甲骨文，“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契文举例叙）。,他的古籀拾遗3卷，旨在订正前人铭文考释之误，上卷订正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4条，中卷订正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30条，下卷订正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22条。 他用的方法和薛、阮各家一样，先照录各器原文，并把古字和通用、假借的字译注旁边，然后逐字逐句解释，并引经籍加以证明，对于原释错误之处，纠正很多。,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在汉字学史上开辟了新的时代。 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2卷，这是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著作。 全书分月日、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十篇，运用以说文为证
45、、与金文互证、从甲骨文本身归纳等方法，认出了一百多个常用的易于释读的单字。 这部书考释的文字虽然不多，而且还有些错误，但筚路蓝缕，其草创之功是不能忘记的。,其名原2卷，把金文、甲骨文、石鼓文和说文中的古文、籀文结合起来互相比堪，是一部利用甲骨文、金文研究文字源流的探源之作。,3、散佚字书的辑集 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宋王应麟辑郑玄周易注、尚书注和三家诗是辑佚书的开始。 清代辑佚古书，风行一时，取得很大成果。 在散佚字书的辑集方面，成果较著者有任大椿小学钩沈、字林考逸，孙星衍苍颉篇辑等。,任大椿（17381789），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苏兴化人。 辑小学钩沈19卷，包括仓颉篇、三仓、凡将篇、圣皇篇、
46、通俗文、古今字诂、杂字、声类、韵集、小学篇、字苑、字指、文字集略、字略、广仓诸书，所辑极为广博。,字林考逸8卷，专辑西晋吕忱字林逸字，有1500多个。 字林曾与说文齐名，广泛流传，大约在宋元之际亡佚。 任大椿字林考逸自序说：“今字书传世者，莫古于说文、玉篇，而字林实承说文之绪，开玉篇之先。字林不传，则自许氏以后，顾氏以前，六书相传之脉中缺弗续。”,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江苏武进人。他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撰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周易集解等书，对经史、文字、音韵、诸子百家、金石碑版等都曾涉及。 其苍颉篇辑2卷，专辑仓颉篇逸字。仓颉篇是我国最早的字书，自秦至汉曾广为流传，大约亡佚于宋。,（五
47、）汉字学研究的新纪元 “五四”运动，带来了科学和民主。 汉字学的研究，从清朝末年作为小学的一部分发展到了“五四”时期，起了较大的变化，由说文问世以来的传统文字学发展到科学的汉字学。,新中国建立以后，一些学者致力于语言学研究，汉字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1966年到1976年，文革动乱，百花凋零。 1978年以后，汉字学的研究重新走上正轨。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全面系统的汉字学研究 20世纪以来，传统的汉字学逐步分化为汉字学（习惯上称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互相联系又各有侧重的学科。 许多汉字研究者吸收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系统全面地研究汉字，努力建立新型汉字学理论体系。,1.1通论性著作 八十多年来有不少关于汉字学的通论性著作相继出版，这些著作大都注重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反映了汉字学理论的进展。,有的从形音义三方面综合研究汉字，如： 何仲英新著中国文字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2） 马宗霍文字学发凡（商务印书馆1935） 张世禄中国文字学概要（文通书局1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