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王 立,王惠丹(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辽宁大连 116022)摘 要:中国三国演义研究状况活跃,关于版本与作者、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地域文化与三国演义以及电子化数字化研究等新方法问题,得到了充分的阐发。学术界热烈的研究探讨气氛,多角度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老中青的结合,学术会议的定期召开,及时交流,使得这一研究领域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关键词: 三国演义;研究史;研究现状;新前景中图分类号: I2071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6333 (2003) 04 - 0014 - 04 我国学界对于小说名著三国演义的研究,近年来呈现繁荣和多元的趋势,全国众多大学
2、、研究机构的专家和研究者都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文,在三国演义研究的许多方面都有所进展和突破,并且出现了研究界就某一问题进行探讨商榷的良好气氛,为三国演义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一、关于版本、作者与续书关于版本和作者问题的争论,是三国演义研究的老问题,近年依旧相当活跃,不少论文彼此争论商榷。刘世德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四种考略,对明人书目著录的三国志演义四种刊本(百川书志著录本、 宝文堂书目著录本、 古今书刻著录本和酌中志著录本) 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明代四种书目著录的三国志演义肯定是刊行于“万历初年”前的嘉靖年间,甚至可能是嘉靖以前的版本。他还认为四种书目著录的三国志演义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不
3、同于闽刊本系统的嘉靖壬午本系统的版本。他推测, 百川书志著录本即嘉靖壬午本并非三国志演义残叶。在论述酌中志著录本时,他从三个方面的缺陷入手,对英国女学者魏安考证酌中志著录本即“残叶”时的计算方法提出质疑,认为残叶如果真是出于酌中志著录本,它的总字位数应为 607200 字位(1150 乘 528) 。而嘉靖壬午本的总字位数为 588000 。二者相差 19000 字位,因此残叶版本不可能是酌中志著录本。张志和整理了黄正甫本三国演义,并用国家图书馆明代插图本孤本黄正甫刊刻二十卷三国演义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详细校勘,从书中诗词、注释、故事叙述、文字运用等方面提出证据,认为黄正甫刊本刊刻时间比嘉靖
4、本早 20 年以上,此本三国志传应是其最早刻本,成书时间在明成化、弘治年间。并首倡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 三国演义最初写定者应是南方人,是“演义家”(即说书艺人) 的共同创造之说。他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解读三国演义 ”, “不应该把它当作一本个人创作的小说,更不应当结合罗贯中的思想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探讨该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应放开眼界,将此书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来予以探讨。 ”罗贯中的著作权问题被提了出来。收稿日期:2003 - 03 - 01 作者简介:王 立(1953 - ) ,男,文学博士,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惠丹(1979 - ) ,女,辽宁师范
5、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针对这种怀疑三国演义最早刻本不是嘉靖本、作者不是东阳罗贯中的观点,杜贵晨著文商榷,认为:张志和考证今存黄正甫刊本为三国演义著作权论据不足,并进一步举出“犯”字出现不统一的反例,说明其“不仅不是最早的刻本,其校阅也非不紊,从中可以看到晚出的痕迹。 ”还从黄本的版本系统和“罗贯中”在当时不足以作为有广告效应的标签来吸引读者,说明张氏认为“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字样,并非在最早刻本的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上出现,完全可能是书商为了鬻书射利而贴上去的标签”,理由并不充分,甚至完全没有道理;张氏认为三国演义作者是南方人的例子,仅仅“是南方人读刻北方人所著书的结果,正好说明它不是记录本,
6、而是晚出的翻刻本,不成其为考论三国演义非罗贯中所作而由南方人写定的可靠证据”,作品的地理错误,也不足以判定作者不是北方人而是南方人。他提出证据证明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泰定三年(1326) 前后,重申作者是不容否定的。章培恒也著文针对张志和的立论依据逐条批驳。他指出“张志和氏用以证明黄本为旧本的两个例子,也都见于叶本”,只能说,黄本中保存了壬午本中已失去了的“旧本”的某些面貌;但这绝不意味着叶本是早于壬午本的一种本子。 “张志和氏要以此来证明黄本是早于嘉靖壬午本的旧有的版本乃是概念的混乱。 ”他认为黄本只是闽刻本中的一个简本,简省了文字,又窜入了关索故事,并且“黄本的静轩诗是直接或间接出于叶本的,则
7、其在这方面与叶本的不同,显然是黄本(或其底本) 任意改动叶本的结果”,证明黄本是一个后出的、草率而不负责任的本子;尽管这也许是源于其底本的,但此类本子不能作为现存明代最早的插图古本,也不能由于其不署罗贯中名而否定罗贯中的著作权。胡胜针对有人对三国演义续书的贬抑态度,认为三国志后传和后三国石珠演义所呈现出来的相似而又相异的美学风格耐人寻味,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三国演义出现之后历史演义创作的两种趋向,一类是越来越向史传靠拢,标榜信史,另一类则淡化历史事件仅为背景框架,以至神魔迭出,热闹非凡,体现出小说演变过程中创作者自觉的求变意识,以及小说类型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张弦生对清代乾隆年间弹词三国志玉玺传中
8、的东吴女性形象塑造的艺术特点加以论述,认为它在三国演义的版本考证、情节演变、故事流传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描绘上,都有独特的价值。二、关于小说内蕴、人物形象及叙事艺术冯子礼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以通俗文艺为基础,又依傍历史,在审美倾向上要兼顾上层社会和下层庶众的好尚,在情节上要考虑它所演义的这段历史的完整性,因此产生了忠贞与智慧重合叠影的“两个诸葛亮”及关羽“两重忠义”等现象。刘春艳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东吴的三位女性吴国太、徐氏、孙夫人形象做了分析,找到了她们不同于作品中其他女性的属于她们自身的具体特点,认为她们都是具有强烈的感情,为爱情为感情而存在的女性。胡世厚从对三国演义中董卓形象的分析中得出
9、警示世人的启示。白盾也从孙权守江东基业,选拔人才,坐断东南,竟长江而据守,认为孙权虽然是个专制的皇帝,但也是一位聪明、仁智、雄略之主。胥惠民先生从个性化程度很高的周瑜这一艺术形象入手,说明虽然在陈寿的三国志描写赤壁之战中周瑜是一个没有任何个性的人物,但在三国志演义的赤壁之战中,罗贯中通过虚构情节细节展示周瑜性格,并通过善恶兼具和对比映衬丰富突现其性格,而塑造出性格个性化程度很高的艺术典型,从而生动地论述了三国志演义塑造形象极具个性而非类型化的艺术辩证法。闵虹认为作者在创作三国演义时有意让人物一出场便确定其基本性格特征,而后则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再通过人物自身及他人言行的“显示”加以强化,使其性
10、格特征在叙事形态的外在层面上少有逆向或多重变化,呈线形稳定发展趋势。定型化表现在小说主要任务的出场上,具有定形、定性、定行的程式化特点。这一程式化的运用对小说文本的结构形态产生的辐射功能和在叙事操作中形成调动读者期待效应的审美张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赵山林从形象学角度研究了人物关羽,探讨了南北融合与关羽形象的演变这一问题,为三国演义人物形象研究开拓了新角度。杜贵晨的论文集“三”与三国演义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版) 以情节模式研究为重心,多角度地解读了该书的文本内蕴和接受现象,成为研究者新层次上的延伸。郑铁生阐述了东吴集团在三国演义叙事结构中的基本形态,勾勒了东吴集团三个时
11、期的叙事线索、叙事成分、叙事机理,理出了叙事结构形态的走势和规模,其中从赤壁之战到彝陵之战是东吴最辉煌最壮阔的叙事形态,也是三国演义叙事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认为东吴从赤壁之战到彝陵之战叙事结构的运转、展开和整合的势能产生的动力,全部来自“荆州之争”,是曹、刘、孙三方决策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所致,是三方各个层面的人物与事件相互形成的张力,以及事件对人物性格的反弹。东吴集团叙事结构成功的标志是审美形态的构建,塑造出一大批有个性的人物。他的研究弥补了三国演义学术界关于孙吴方面研究这一环节的薄弱。杨瑾认为三国演义在音乐描写与场面建构、人物刻画、主题揭示等方面都体现出音乐美。刘和文从绘画的角度研究三国
12、演义的艺术价值,具体分析了小说中的故事画美、人物画美和风景画美,指出三国演义是借用中国传统绘画技法,按照一定的美学理想描绘出的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李寿菊(台湾) 从“羽翼信史”的角度对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的立意和编撰技巧作了比较,认为这两部演义的“羽翼信史”内容的不同主要因编撰者的立意不同所致。罗贯中为通俗作家本色,立意在小说历史化,以百姓的好恶为第一要务;冯梦龙顶着春秋经学家的光环,立意在历史通俗化,以经学为依归。 三国演义与东周列国志在罗贯中与冯梦龙的努力下,都从荒谬的故事脱胎成具有“羽翼信史”功能的读物。罗贯中力求小说历史化,历史纯粹是资料,撷取的是人物和时间,完全不理会以
13、曹魏为正统的史观,致使演义人物与历史形象有别;冯梦龙讲究历史通俗化,几乎遵循经传里大一统的史观,所以人物与历史形象无别。罗贯中与冯梦龙都以史实杂参虚构的写作笔法为之,而罗贯中在虚实上的拿捏技巧是不断美化蜀汉人物,丑化曹魏和东吴其他人士。冯梦龙以经学家解经的严谨,不断利用各式各样的即使模式,来整合因时序递变所产生的古今差异,使得此书不仅保留历史名词,也诠释原义,同时教育了百姓。他对史料进行证实、存论、澄清、评论和局势分析,以史家精神编写列国志。双方以不同的立意和虚实技巧来编撰成书, 三国演义造就了“从事见人”的艺术, 东周列国志造就了“从事见理”的格局,也在社会上发挥了“羽翼信史”的功能。三、
14、三国演义与区域文化的研究韩晓和宋克夫认为在孙吴集团的上升时期,也就是孙策、孙权兄弟相继执政时期,东吴集团存在着十分突出的崇少现象,对年轻才俊的大力提拔和扶持,使其常常可以得到超乎寻常的赏识和机遇;他们常常出现在许多决定东吴集团历史命运的关键时刻。东吴集团对人才的重视、对世家大族子弟的优待和大力提拔,东吴年轻有为的统治者对年轻才俊的惺惺相惜是促成和推动“崇少”现象在东吴尤其明显的原因。 “崇少”现象给集团和才俊带来了双赢局面:对东吴集团而言,是其人才济济、生机勃勃,促进了集团事业的发展壮大;对年轻才俊而言,是使他们能实现自我价值,建功立业。而孙权死后此风也和东吴基业一样衰弱下去了。王立从三国志通
15、俗演义与吴越尤其是孙吴地区民间复仇习俗关系,重新阐发了关于小说中对于孙吴集团复仇观念的区域文化意蕴。文章从复仇习俗在三国演义演变史中的地位入手,强调了孙吴集团中女性复仇智慧的历史意义。刘上生注意到孙吴和湖湘文化有着不解之缘,那里既是孙氏父子的立业之本,又是其创业过程中与曹魏特别是与刘备集团的争夺焦点,和后来开发江南的统治重心。史志于此多有记载,在湖湘留下了不少遗迹,如孙坚起兵讨董卓就在长沙;吴蜀争夺的焦点就在荆州;鲁肃、关羽单刀会之益阳、吕蒙于荆襄之战中夺袭之三郡都在湖湘;众多湖湘人士也在孙坚任太守时或孙刘争夺荆州时投奔东吴集团,为孙吴集团发展特别是其“以湘治湘”作出了贡献。四、研究史的总结及
16、相关领域的拓展沈伯俊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所收 36 篇论文从源流探析、辨伪匡误、传播影响等多方面,总结了论者自己对于该作品的多年研究,显示了多年辛勤探索的成果,令人瞩目。汪大白对胡适三国演义序等小说评论进行再评论,认为胡适所作历史考证及结论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其独特见解值得重视和深入思考。胡适自觉反思三国演义研究现状的思想内涵,能启发我们主动回到问题本原与探索起点上来,由新视角、新途径进行新的更广阔的探索,突破历来只认三国演义为文学作品的狭隘观念,着眼其“亦文亦史、非文非史”的独特文化形态,在作进一步深入的文学探讨的同时,努力打开学术视野,拓宽研究途径,全面推进这部古
17、代名著的文化研究及应用研究,使研究者突破纯文学观念,以多维视角看待名著,对于胡适的学术见解与价值评判上的严重偏颇予以阐述,深刻认识他的研究存在的矛盾和失误。纪德君认为三国志评话不可能是三国演义建构情节、叙述故事的主要依据,而陈寿三国志和裴注等,虽然能够为三国演义提供较丰富的历史材料,但也同样无助于三国演义整体叙事框架之形成。 三国志演义整体叙事框架主要源于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其外在结构方式,诸如分卷、分则、立题目,每卷表明所叙之事年代起讫,以及正文中常常标出纪元朝号等,都显示了三国演义与资治通鉴和三国通鉴目录的密切关系,而其内在的叙事结构也基本上是“通鉴”式的。至于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也
18、明显受到了资治通鉴纲目的影响。研究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应充分重视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曾起过的重要作用。魏子云比较了三国志 、 资治通鉴 、 资治通鉴纲目 、 十八史略,认为三国志才是真正的正史,而资治通鉴纲目不过可作参阅资料,而三国通俗演义对于正史来说,只是虚构的小说。关四平的博士论文三国演义源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版) 将该书成书、文本与传播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探究其文学与社会精神现象的形成机制及其文化意蕴,总结了民族长篇小说演进的规律性。他还从小说塑造的文士系列形象角度切入,探讨其在士林人生道路问题上所具有的涵盖古今的典范性意义,观照其丰厚的士文化意蕴,揭示古代小
19、说与传统文士文化的密切关系。他指出,小说中的入仕方式以登门相请为高,建功途径以献策得中为能,人生归宿以功成身全是求。 三国演义对士林人生道路描写的空前的深度和广远的涵盖性,也给现代人以深刻启示。董晔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军事战争小说的经典之作,它深受孙子兵法的影响。他以赤壁之战、智取荆州、彝陵之战为窗口,窥探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为三国演义研究中的跨学科比较研究提供了借鉴。刘昆从哲学视角分析了连环计 、 美人计的成败。梅新林、韩伟表对三国演义研究作了百年回顾与前瞻,试图通过对 20 世纪海内外三国演义研究进程的梳理及对其成果与不足的系统总结为对 20 世纪三国演义研究的突破与超
20、越提供新的学术起点。认为“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及学术本身的转型和发展相契合,百年三国演义研究明显呈阶段性演进之势”, “通观 20 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作者、版本、形象、题旨、应用研究这五大热点构成了研究的主流,百年间的成果与不足都在这五大研究热点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认为 21 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应走出上一世纪五大热点的学术定势而努力寻求新的突破点与增长点。 三国演义资料信息系统建设、研究史研究、传播与接受研究、叙事学研究、文化学研究、比较研究等六方面应引起学术界重点关注。五、电子数字化新方法及新观念的引进周文业和许盘清介绍了三国演义数字化的现状,主要介绍已开展并取得成果的五个项目:版本比
21、对(包括同词脱文) 、图文对照、小说和历史对照、 三国演义地图和人物数据库,它们为研究三国演义提供了计算机分析方法,并非常有利于三国演义资料的整理。许盘清还利用数字化的手段,对三国演义的虚与实对照陈寿三国志作了量化的比较分析,赞同章学诚“七实三虚”的说法。马成生强调了传统研究领域中,对文本本身的研究还有待于加强,比如其中的民族意识问题等,都需要深入研究。周俊从系统论角度观照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一部形象化的竞争理论典籍, 三国演义通过一个个政治军事集团的艺术揭示,说明“竞争环境、竞争目标、竞争能力”平衡与否是决定一切政治军事集团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其三者的失衡,是最终形成三国鼎立而未能实现统一的
22、原由。最后得出:努力建构促进“环境、目标、能力”动态平衡的机制,是一切旨在争取竞争成功的竞争主体的必然选择,是三国演义对现代人的最大启发。龙协涛主张用接受美学解读三国演义,认为三国演义存在众多主题说法的原因在于“客观上存在审美理解的多样性和无限性”, “如若按照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西方接受美学理论,引入读者第三个维度,将研究的视角翻转过来,通过读者去反观作者和文本,就能摒弃通过争论而使众多的说法定于一尊的企图。文学史不只是作家和作品文本的历史,文学作品在不同时代的读者和不同层次的读者眼里,不都是以同一种面貌出现的审美客体。文学史是作家加作品文本再加读者接受这个最大变数的历史。 ”接受美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开放的、动态的思维方式,它充分肯定了读者再创造的权力和价值。正是读者包括研究者永无止境的再创造,才极大地丰富了“三国学”的内容。他的观点为三国演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关于三国演义的学术会议是国内民间学术学会较有规律、定期召开的。目前已经召开了 15 届, 对于推进该小说名著的深入研究、活跃学术气氛,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