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 1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内容提要：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中国 历史学在一定历史 阶段的重要表现形态，海外中国学则是海外的中国研究潮流，它 们对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中国 历史学的革命性变化产生了巨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既是指导解读历史现象的“指南”和融汇各种研究方法的“太极” ，也是研究具体历史现象的“一般性”理论和方法及其研究成果；海外中国学既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发生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现象，也是这种学术现象所由发生的各种理论、方法与范例。二者本不在同一层面，却因同时需要“实证”及“解读”历史现象而存在诸多共同点，最 终因中国研究而融入中
2、国历 史学。三、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将某些流派及范式 视为海外中国学的主 导潮流及范式并试图将其奉为判断学术价值的基本标准，都是片面的。四、中国历史学与中国历史一样，有其自身的特点，学术研究必须与国际“ 接轨 ”，却不能和中国 “脱轨”。五、当前中国历史学研究已经出现并将持续如下三个动向：拓宽视野，开辟新的 领域；博采众长 ，创建新的学科；强行突破，在传统领域取得新的成就。在这个过 程，国学 为体、马学为基、西学为用的基本格局也逐渐明朗。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海外中国学 中国历史学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学和中国经济社会一样，发生了深刻的乃至革命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我认为是
3、在三大因素的推动下发生的。首先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这个因素可以说是三十年来两岸三地的中国历史学及海外中国学发展的最伟大和最根本的动力。其次，则是海外中国学的强劲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再认识再实践。本文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海外中国学及中国历史学三者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提出初步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写作过程也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海外中国1 按：本文所说的“海外中国学”特指海外中国学中的中国历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则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学者长期以来达成共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个别情况下，涉及海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学的认识、理解，以及它们与中国历史学关系的思考过程。正如马
4、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 ”1在这个“自己弄清问题”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梁启超“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豁达与坦诚。今日的这些认识或许明日为我自己所“攻” ，乃至今日就为友人所“攻” ，这其实也是一个认识提升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将是持续的甚至充满矛盾的。 2一、两个概念、几种误解在问题展开之时，有必要对本文讨论的对象，即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海外中国学这两个概念进行一些说明。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容易产生或者说已经产生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是，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都应该是从
5、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中所产生。但从学理上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观点、结论，以及在研究具体历史现象中所形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也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自身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的认识以及对于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经验和结论相结合而总结出来的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在这些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得出的研究成果。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世界观和认识论，是认识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前者的特点是“向后看” ，虽然应该尽可能地展望未来，但它在本质上是讨论过去；后者的特点却是“向前看” ，虽然也是以过去为出发点，但它在
6、本质上却是讨论未来。前者固然包含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但更是具体的研究过程及其成果；后者当然也需要有具体的研究成果为载体，但更是由这些成果抽象出来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这就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前者受后者的指导，但仍然具有也应该具有相对的学科独立性，否则，它将丧失学科存在的学理上的依据，同时，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2 我在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 江西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 期)一文中提出“史有定论”与“史无定论”两个相对应的概念，指出：“时间的推移、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新的文献被发现、新的遗迹被发掘、历史研
7、究者自身认识的变化，都将对历史研究产生影响，都可能推动历史学家发现过去没有发现或没有重视的问题，都有可能改变或推翻前人或自己的结论。所以，任何已有的定论都有可能被修正乃至被颠覆。 ”本文提出的种种认识，理所当然属“史无定论”的范畴。也将使它缺乏与其他历史学派特别是海外中国学对话的前提并在竞争中处于表面上的优势而实质上的劣势地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为依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这决定了它具有一般历史学流派及社会科学各学科所不具备的深厚的体系优势。但另一方面，它虽然也研究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进程，而更重要的是研究这个进程中的具体环节、具体片断，这就又
8、决定了它和其他历史学派有诸多的共通之处，也同样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各种主观的或客观的原因发生失误或缺憾，也同样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需要进行不断的修正。正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源地和奠基地之一的前苏联的科学院通讯院院士康坦丁诺夫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历史学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不是研究一定的民族的生动具体的历史，而是确定一般规律，那末它就不再执行自己的主要任务。 ”因为历史学即便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虽然也要“研究一般规律” ，但那不是它的“主要任务” ，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研究“人类社会”及“一切民族的生活、历史和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点。 ”历史学的任务则是研究“生动具体的历史
9、” 1这其实是在澄清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之间的关系。而当日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忽略的问题也为我国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忽略。一些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习惯了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历史现象之后，本能地将其视为“正宗功夫”乃至“独门功夫” ，这本无可厚非。因为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决定它的本质是实证的、唯物的，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唯心史观是没有出路的。但问题是，如果在不经意间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因而习惯于用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已经存在的或正在形成的其他理论和方法，将对自己研究成果的挑战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那就将阻
10、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再实践、再认识。导致这种观念的形成，也是因为误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乃至将自己具体的研究成果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将学术研究等同于意识形态，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化身。 21 康斯坦丁诺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 38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年。2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恰恰相反，我倒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当一种理论或方法被一位学者运用得炉火纯青时，其他的理论和方法也本能地受到排斥，何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八十年代中期，时兴控制论、系统论等。一次见谷霁光先生，闲谈之际，谷老突然发问：“你对系统论有何看法？”我当时正在读金观涛、包遵
11、信等人的文章和著作，答道：“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的片面性。 ”谷老断然说：“别信哪一套，我就不理睬。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我吃了一惊，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怎么能够“不理睬”？但这正是谷老的性格。而他以及和他同辈的那一代既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因受唯物史观影响并最终信奉唯物史观的学者，多具有坦荡的胸怀，只是因为受时代的影响，他们也有他们的局限。第二个误解是，将 20 世纪中后期中国大陆的历史学概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毋庸讳言，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国家事务和意识形态中的至高无上地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大陆处于独尊地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人们一说
12、到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国历史学，便归之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但正如邓广铭先生早就指出的那样，人们动辄将宋代的学术归之为“理学” ，其实不然。在理学没有形成独尊地位之前，宋代的学术是多样性的；即便理学独尊，也有不少学者并不是理学家而是自有“家法” 。所以邓广铭先生提出，将宋代学术统称理学是不妥的，应该称之为“宋学” 。 1当然，在一股学术思潮汹涌而来之时，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不受影响。无论是拥护、支持还是反对，抑或不理不睬，却不可能不闻不问，所谓“风尚所致，贤者不免” 。这种情形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及近代新学的种种表现形式，特别是二十世纪初以来的马克
13、思主义历史学。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当今海外中国学各种流派的发生，也正是受西方社会科学各种学说的影响乃至正是这些影响的结果。任何一个主流学派的出现，一定有它特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命题，而理论与方法又大多通过命题表现出来。如朱熹理学的“格物致知” ，王阳明心学的“良知”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著名的命题，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五朵金花”：中国古代社会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及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八十年代的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等，也可作如是观。在这些命题的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在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及与此相关
14、的具体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其代表作主要是一批通史著作，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分别主编的中国通史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 、许滌新和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以及有关“五朵金花”的各项成果等等。正是这些著作和成果，构建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初所“知道”的中国历史，同时也为海外中国学的学者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编撰中国历史著作提供了权威读本和研究参照。在费正清主编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及其他海外中国学者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上述成果的影响。 2但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学者在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仍然继承传统的史料学的方法、考证学的方法，或者运用西方传入的实证方法，对中国历史进
15、行解读和研究，同样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著名者如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 、邓广铭的稼轩词编1 邓广铭：略谈宋学 ，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 年年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2 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可以指出这些成果的种种不足。但我也总是希望能够集中一段时间对剑桥中国明代史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年笺注 、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论丛 、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等，以及他们晚一辈学者的著作如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 、田余庆的东晋门阀制度等，虽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史观，但他们的成果很难完全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来进行定位。 1至于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 ，则是用自己毕生的人性感悟，铨释明末清初江南
16、士大夫的荣辱历程。这就更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可以概括的。即以笔者而论，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前期发表的作品，大抵上都自认为是史料学、考据学或者实证研究的方法。但正如上文所说，在马克思主义如此强大的影响下，不可能不在历史观上受其影响。说来奇怪，尽管年轻时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但在涉足历史领域的前十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大陆处于独尊地位时，却对它并没有太多的领会。而最近的二十年，在经受海外各种学说特别是海外中国学强大影响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反而自认为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感悟，竟然认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是自己的“本门功夫”了。但又必须承认，在我和同辈的历史学
17、者身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其他的功夫，包括中国传统的史料学的功夫、考据学的功夫，实证研究功夫、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各门类及海外中国学的各种功夫，特别是自身阅历所带来的对中国历史的体验和感悟。其实，即使是自认为或者别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学者，只要真正有所成就，他们也一定谙熟其他各门功夫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功夫。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的那样，他们的学说是行动指南而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能为学者提供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也可以对一些研究领域提供具体的研究方法，却不能指望它提供解决所有问题的具体手段。所以，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历史学
18、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乃是一个误解。只有澄清了上述误解，至少是对上述误解有所认识，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视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学派，尽管在当今中国是最基本和最带有普遍意义但又不是唯一的、高高在上的、以为可以包打天下的学派时，才便于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及其他历史学派的关系、便于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历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便于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自身发展问题。关于海外中国学。1 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感悟和领会，这些学者之间也各有不同。由于较早涉及经济史，所以谷霁光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更为主动并成效更为为明显，笔者在谷霁光教授的学术经历与学术个性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张国刚教授陈寅恪
19、、唐长孺、胡如雷与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则就唐长孺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接触作了很好的评述。由于传播渠道和学术背景的关系，对海外中国学也存在着种种误解，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将海外中国学中的某些学术流派、某些研究成果或研究范式视为海外中国学的主体成果和主流范式，乃至将其奉为学术价值的基本判断标准。海外中国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一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西方旅行者及传教士的回忆与报告，可以说是海外中国学的发端，如马可波罗行记 、 中华大帝国史 、利玛窦中国札记 ，以及英国使节马嘎尔尼报告等皆是。而斯坦因、韦伯等人关于中国的著作，则开创了欧洲汉学，它们是海外中国学形成的重要基石。日本东京学派及美国哈
20、佛东亚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无疑开创了日本、美国的中国学。时至今日，海外中国学正在形成庞大的学术体系和壮观的学术潮流，举凡海外有关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城乡社会、民间习俗、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等，皆可以归之为海外中国学。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影响的扩大，中国学也将成为国际显学，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学术的本体” 。 1在这个学术潮流或学术本体中，存在着多种学术流派，产生出多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即以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的历史研究为例，何平教授即指出经历了研究范式的若干变迁：“从二战后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解释框架的中国历史研究，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
21、编纂，再到 70 年代以来的新汉学和近两年来的后现代主义诠释。 ”2杨念群教授则认为，这些“范式”的变迁至少具有两重意义：“首先，每一个核心概念的提出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进而形成新的研究和切入问题的起点，同时又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其二，是每一个核心中层概念的提出都开拓了新的史料来源。 ”3其说甚是。但海外中国学“研究范式”的变化其实又是美国中国学，严格地说是美国中国学中的历史学研究的学术递进过程，一方面，这个递进过程反映着国外社会科学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者自身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过程。研究范式的变化，可以不断将研究引向深入，同时也可以反观过去研究的一些问题
22、，所谓的“学术前沿”即因此不断产生，但丝毫不意味后者对前者的否认。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根据满铁当年的调查资料，对民国时期华北小农经济状况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其绪言进行理论梳理时，却煞有介事地宣告：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结论， “原意不过是要矫1 严绍璗：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07 年第 2 期。2 何平：近年来西方汉学清史研究若干范式 ， 史学月刊2005 年第 8 期。3 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 清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社团的倾向，但结果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
23、。 1施坚雅对于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研究的贡献毋庸讳言，且不说人类学家是否真像黄宗智所说的“只着眼于小社团” ，但说施坚雅“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 ，却显然言过其实。施坚雅本人也未必好意思接受这一结论，在他的著作中似乎也没有将人类学家们视为“对手” 。黄宗智此说的目的，固然是在推崇施坚雅，却也是在为确立自己“范式”的地位而张目。果然，若干年后我们看到了黄宗智主编的关于“范式”研究的论文集，其中收了黄宗智自己的三篇文章。 2国内一些学者或者因为不明就里，或者因为自己的路数与黄宗智相近，于是拥护起黄宗智，学习起黄宗智，以黄宗智的范式为一般范式。在对待柯文等人时也有类似的现象。再如一说到“后现代” ，
24、不少国内学者即概括为“自下而上”的历史观，这倒真是后现代学者所标榜的目标。自下而上的史学是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革命，这种革命对于过去的帝王将相研究是一种反动，是一场革命。但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最为著名”代表作的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宾礼与 1793 年马嘎尔尼使华 ，从中却根本看不出所谓的“自下而上”历史观，更多地却是显示“自上而下”的历史观。 3或许正是针对前些年出现的这种误解，所以赵世瑜教授才指出，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再到整合的历史观的研究范式的转化，才能反映出海外中国学真正思路历程。 4陈淳教授也指出，出现在美国和英国的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新考古学” ，因其自身的种种局限，已经在一定程度
25、上向传统考古学回归。 5海外中国学者尚且在研究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路数，我们有什么理由替别人抱残守缺？以当代中国历史学和海外中国学的作品为例，谁说自下而上的就一定是好东西、自上而下的就一定是坏东西？谁说研究底层的东西就一定是好东西、研究上层的就一定是坏东西？ 一些海外中国学学者的行文-翻译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往往喜欢危言耸听，动辄说“消灭” 。但历史研究正像历史进程一样，一阵阵风吹草低，显现的是牛羊遍地、是由一个个实证研究所构成的整体历史。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正道。既然是整体史，它就包括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历史学家必须时时从不同的角度、从多维的视野观察问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个体的群体的整体的，
26、均在视野之中。中国历史学如此，海外中国学也1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 22-23 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2 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3 据称，何伟亚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后现代主义” 。而赵世瑜更认为：“后现代史学只是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是成立的，它几乎不能产生具体的历史作品，因此不具备实践性。 ”详见历史研究编辑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理论与方法：中国历史学三十年( 会议论文集，打印稿) 。4 赵世瑜：“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与整合的历史观，光明日报2001 年 7 月 31 日。5 陈淳：当代考古学第 71
27、 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年。如此。时下最享盛名的几位海外中国历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品也正体现出这样的整体性观照。而被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所推崇的剑桥中国史的各卷，其主要内容恰恰是政治史而非经济史或社会史、是研究上层而非下层。当然，同样不能因此而认为政治史研究或上层研究能够代表海外中国学的全部内容，它仍然只能反映海外中国学的一个侧面。虽然一些海外学者和国内学者认为美国中国学或者说美国的新汉学是在反传统汉学的过程中诞生的，虽然所谓“冲击反应”及类似“范式”受到后来一些学者的批评，但费正清的成果、列文森的成果仍然是一块块的基石。而在中国，虽然“五朵金花”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乃
28、至被一些新派学者嗤之以鼻，但不管承认不承认，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和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一样，其成果也早已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块块基石。一些学者包括国内及海外中国学学者，推崇并试图将海外中国学的某些学派的某些研究范式树为标准范式，与这些学者用自己的学术喜好、学术背景或者说“文化语境”来铨释海外中国学并试图建立起中国学术的价值标准有关，其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又是可以理解的。这实际上是学者们或多或少都存在的“学术情结” ，而这种情结又建立在对某种学术的认同和自信之上。在客观上，容易给一般的读者造成错觉，以为这就是海外中国学或者说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全貌，但如果多有一些这样的认同和自信，多一些学
29、者来做类似的工作，对中国的历史学发展是有好处的，学派即因此而形成。一方面，学者在主观上是试图创建新的学派并迅速确立它的地位，于是产生出种种的偏激和不合理，但另一方面，却在客观上促进历史研究学派的出现及多元化。某些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又存在着种种的合理性。二、同源异流，和而不同相比而言，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讨论中最大的误解，是在一些学者的潜意识中，仍然将二者视为两个极端，以为非此即彼。或者将前者视为“正统”而将后者视为“异端” ，或者将对前者的坚持视为“守旧”而将对后者的传播视为“创新” 。乃至认为要维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必须抵制来自海外中国学的影响，如同在意识形态中抵制“和平演变
30、”一般；认为要引进海外中国学，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动挑战，也如同意识形态中的“全盘西化”一般。虽然没有公开交锋，但一些学者在文字与言论中的互相不买帐、各自念权经却是公开的事实。但更为基本的事实是，只要真正在从事学术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学者，没有不受海外中国学影响的，也没有不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浸润的。而且，无论在中国国内或者在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就学术层面来说，不仅不应该存在相互间的对立和排斥，恰恰相反，却应该是相互间的影响和促进。它们可以因各自的文化语境和立场观点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可能而且应该在吸收全人类的智慧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中国历史发展
31、的事实这一“客观”的平台上，达成共同的认识。首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它的母体马克思主义一样，就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开放的、包容的、发展的，它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地吸取一切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列宁公开宣称，十九世纪三个最先进国家的三种主要思潮，即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 1这本身就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本质。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在大量吸收同时代各学科的先进成果。美国著名人类历史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刚问世，就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关注，摩尔根的研究结论乃至研究方法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和解释
32、古代社会的重要依据和手段。 2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采用当时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并推动中国社会史论战，因此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此后“五朵金花”命题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场讨论的延续和深入。虽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西方学术界几乎隔绝，但仍然不排除对西方研究成果的借鉴。以“中国古代社会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为例，就借鉴了西方关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而在本质上，乃是西方中心论的结果。与此同时，海外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海外中国学研究者也在不断吸取各学科特
33、别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先进理论和方法，采纳其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运用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魏斐德在其名著洪业的开篇引用了一条几乎所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人都似曾相识的一段话，用以解释清朝对中国统治的建立及满汉民族的融合过程：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 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1 列宁：卡尔马克思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2 按：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 年出版后不久，马克思便有摩尔根 一书摘要问世。恩格斯在家庭主、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中更总结了摩尔根的研究结果，全面解释 “氏族”和“部落”两个
34、概念的内容。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 时那样。野蛮人通 过军事征服所 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至被 对方同化 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 则羡慕征服者的 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 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1魏斐德的这段话引自十九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阿列克斯德托克威尔的论美国的民主 。而中国大陆学者接受类似的观点，则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
35、恒的历史规律。 2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 应当适应于他 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 应当按照生产 力而发生变化。 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 风俗。封建主 义决不是现 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 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 3如此相似的观点，是马克思影响了托克威尔，还是马克思受到托克威尔的影响，或者是英雄所见略同？按托克威尔生于 1805 年，卒于 1
36、859 年，其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于 1835 年，下卷出版于 1841 年。托克威尔及其著作在当时的法国及欧洲大陆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生于 1818 年、恩格斯出生于 1820 年，他们对上述问题的阐述时间为 1845 至1853 年之间。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学术思潮的了解程度，不可能对托克威尔及其学说没有认识。如果说影响，应该是托克威尔影响了马克思，或者说是马克思采用了托克威尔的观点。但是，中国学者大多只知道这条“永恒的历史规律”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却不知道本来出自托克威尔。可见，虽然信息来源不一，但先进的思想、真理的论断却可以从任何途径传播。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共
37、源性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当今世界，任何发明创造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海外中国学在这个平台上，在吸收全人类最先进的科学和理论的平台上，完全可以达到共识。1 魏斐德：洪业第 1 页，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2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7-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4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年。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1845-18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8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其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及其母体马克思主义与海外其
38、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学派当然也包括海外中国学的相互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一方面，西方某些学者的认识甚至超过一些中国学者。海外真正持科学态度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包括中国学学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有着充分的敬意，并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成果，当然，也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对他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行批评和修正。这不仅无损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声誉，恰恰相反，却有利于它的发展。杰夫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主要方面 对历 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
39、转变，从描述孤立 -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 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研究西方早期 资产阶级 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 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 -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
40、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马 克思认为， 历史既是服从一定 规律的自然过程，又是人类自己写作和上演的全人类的戏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历 史学家不仅应当记载按年代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且应 当从理论上对这些事件进行解 释， 为此目的，就应当使用一整套成熟的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明确地宣告：“ 这些抽象 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 ”1总之，马克思从不否认历史过程或历 史认识的特殊性质。 2一个西方历史学家能够如此评价马克思主义，评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应该说是十分客观和公正的。相反，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当前西方史学的新趋势、新理论、新方法漠然乃至排
41、斥，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面临的新挑战如临大敌，岂不过于小气？为什么不能坦然接受挑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学习、改造并提升自己？马克思主义由于鲜明的阶级性及号召社会革命而长期被资本主义主流学术排斥，但苏1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2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 27 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年。联十月革命的巨大成功和 1929-1931 年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全世界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巨大的场景、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放眼世界，近一
42、个世纪以来，难以列举哪一种社会科学流派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正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那样：“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但是，巴勒克拉夫也认为：对十九世纪的历史状况作出反应从而形成的十九世纪的思想体系(按：指马克思主义) ，除一般推动力外几乎已经不能为二十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提供什么了。用英国一位 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不仅“ 对社会学的 兴趣”已经“失去它原有的激励作用，而且 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旧的社会学词汇已经越来越不足以囊括历史发展的全部复杂现象”。这种说法决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是要求 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知识背
43、景下，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迅速变化的世界条件下，有所提高、有所发展。 1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除一般动力外几乎已经不能为二十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提供什么” ，显然过于绝对化，理所当然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所接受。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所使用的一些用以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概念，前苏联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构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时所提出的命题和范畴，也确实难以概括今日的社会现象。时代在发展，理论以及理论体系下的一系列概念、范畴也要进行发展和修正。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隔绝太久，有太多的新方法、新理论需要认识、需要学习、需要吸收、需要消化。这也是巴勒克拉夫所说的“要求马克
44、思主义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迅速变化的世界条件下，有所提高、有所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没有必要怀疑西方学者的这类言论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而应该虚怀若谷，将其视为诤友的提醒和告诫。王学典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 2一文中提出，要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进行研究。这是一件十分需要的事情。在社会急剧变革、经济时生动荡的今日，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确实需要进行学术史的清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有哪些代表性人物、有哪些代表性作品是需要总结和弘扬的？在马克思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中，哪
45、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哪些又是针对特殊情况的，还有哪些随着时代的推进应该予以扬弃或改进的？1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 42-43 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年。2 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 ，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 年第 2 期。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关注、研究、吸收、运用海外中国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内涵，应是当务之急。客观地说，上世纪的前半叶，海外中国学的中心在日本。日本中国学的基本特征，是将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实证主义相结合，并注入研究者自身的日本文化体验，从而构建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中国学。日本中国学的第一批学
46、者，如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都受过严格的考据学训练，其“功夫”之深，不让于中国同辈学者，王国维、梁启超及晚一辈的郭沫若等人都从中受益不小。继起的和田清、宫崎市定等人更将中国学研究推进了一步，并对同时期的中国中国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陈寅恪所以能够在学术境界上超越王国维、梁启超，则是直接从实证主义的“原产地”德国而非“中转站”日本学习。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政治上的全球化也促进了学术上的全球化。但是，尽管在国内某些海外中国学研究者所开列的美国中国学“谱系”中，费正清、列文森、魏斐德、孔飞力等人赫然在列，而美国中国学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研究” ，却是由萧公权、张仲礼、何炳棣、瞿同祖等华人历史学家
47、开创的。是他们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考据学，与经由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传递的实证主义，与美国的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结合，并以自己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深刻感受，展开了卓有成效的“中国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国的中国学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他们没有像柯文、黄宗智那样热衷于提出“范式” ，所以没有被国内某些注重“范式”变迁研究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给予足够的重视。当前国内学者所特别关注的海外中国学的“范式”研究，类似于国内史学界的“史学史”或“史学理论”的某些研究，它对于国内学者认识并了解海外中国学的路数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将其纳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 1但
48、这些范式研究远远谈不上是整体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正如中国历史学的主体并不是由史通 、文史通义构成，而是由史记 、 汉书 、 资治通鉴 、 文献通考 、 明实录 、 清实录 、 日知录 、 读通鉴论等及各地的省、府、县志所构成一样，海外中国学的主体也并不是一个又一个的“范式”研究，而是一个又一个的研究“范例” 。我在这里丝毫无意否认“范式”研究的意义，正如丝毫不否认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和总结一样。只是想提出一个基本的事实：海外中国学也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一样，其代表性作品不是“范式”而是“范例” 。西方历史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各大主要流派的形成都可以证明这1 朱政惠：近三十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
49、的基本状况与若干思考 ，作者 2007 年 1 月 13-14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召开的“亚洲地区中国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一点。试想，如果没有资本论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没有德意志意识形态及法兰西内战等，哪里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如果没有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 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哪里有年鉴派的影响？同样，如果没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及其主编的剑桥中国史 ，没有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乃至没有孔飞力的帝制晚清中国的叛乱及其敌人及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宾礼与 1793 年马嘎尔尼使华 ，更毋论萧公权、何炳棣、瞿同祖、张仲礼、余英时、黄仁宇等海外华人中国学学者的中国史研究，又谈何海外中国学、谈何海外中国学的范式？根据吴原元博士提供的信息，当前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或涉及到中国学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