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宋贡举改革与经学变古2OO4 年第 1 期No.12Oo4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SichuanUnivety(S0lcialScienceEdition)总第 130 期SumNo.130宋代文化研究北宋贡举改革与经学变古杨世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摘要北宋贡举改革完成于北宋中晚期,主要涉及考试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两个方面.改革不仅有助于全面提高科举入仕官僚的素养,而且确立了儒学对科举的全面统治,推动了儒学的复兴.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的改革,不仅重新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促进了经学变古.关键词 北宋 ;科举改革; 经学
2、中图分类号l;B2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一 o766(2Oo4)01011607北宋的贡举改革,大体上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从制度层面改革考校程式,完善考场规则,杜绝场屋弊端,保证取士权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这个阶段从太祖朝开始,到真宗朝止.第二阶段从仁宗朝开始直到徽宗朝止,重点在于改革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纠正士人“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流弊 .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的改革,不仅重新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核心地位,而且引导经学观念的转变,义理之学的发展以及疑经风气的形成,促进了经学变古.一,经学在贡举考试中的边缘地位宋初科目,沿袭唐,五代之制,设进士,九经
3、,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科.其中以经学为考试范围的有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五科.至于考试内容,也与唐代大同小异,即以帖经墨义试诸科,以诗赋取进士.宋初进士科考试内容主要在于诗,赋,论,策,不以儒家经典为重.明经虽以儒家经典考试为主,但重点在于考察士人的记忆能力,谈不上对儒家经典的理解.所谓“国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词赋.其解释诸经者,名日明经,不得与进士齿“】 (卷.帖经与墨义都重在记诵 .帖经与现在的填空题类似,重在考察考生的记诵能力.墨义是一种简单的对经义的问答,重在考查考生对经书本文及注疏的熟悉程度.马端临曾经看到过一份吕夷简的乡举试卷,可见墨义这种考试方法的基本
4、面貌:“愚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盖十余条.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云七人某某也,谨对.有云 见行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则对云,下文日: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鸿之逐鸟雀也,谨对.有云请以注疏对者,则对云,注疏日,云云谨对.有不能记忆者,则只云对未审. 盖既禁其挟书,则思索不获者,不容臆说故也.其上则具考官批准,如所对善则批一通字,所对误及未审者,则批一不 字.大概如儿童挑诵之状.故自唐以来贱其科.所以不通者殿举之罚特重.而一举不第者,不可再应.盖以其区区记问,犹不能通悉,则无所取材故也“】卷三.选举三.从这份试卷可以看出,
5、墨义也完全是考察考生对经典的熟悉程度,而不关涉对经典大义的理解与发挥.宋初朝廷不鼓励甚至反对对儒经提出个人见解,相反,对“守训诂而不凿 “(王应麟语)的学风却有意无意间加以奖励.总的来说,宋初收稿日期20030916基金项目200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疑古思潮研究,批准文号:02CZXO05.作者简介 杨世文 (1965 一), 男,重庆潼南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所研究员.7.004 年第 1 期杨世文:北宋贡举改革与经学变古?ll7?承袭了唐代科举之弊,儒家经典考试在贡举制度中居于次要地位;经学考试方法僵化,脱离了儒家倡导的经世致用传统;考试内容,答题范围有严格的限定,儒生不能自
6、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利于儒学的发展,造成经学研究的低落.其实,这种重诗赋,守注疏的贡举考试内容,从唐代开始,就受到有识之士的激烈批判卷一九扬绾传).入宋以后,批评者更多.宋太宗时梁颢献疏,指出当时贡举“所取不出于诗赋策论,简于心者援而陟之,睇于心者推而黜之“5】(卷一六四).真宗时王禹傅认为应以德行为先,而不当以言语文学取士】(外集卷九).咸平元年,右司谏孙何上奏认为:“王化基乎儒学,而治本根于文章“,而所谓 “儒学“,所谓“文章“, 并非进士,明经等科举之学,“所谓学 ,非解诂句读之学也,必可以财成制度,弼厥治,助厥化者焉.所谓文,非声病偶对之文也,必可以寅亮经纶,寿吾民,致吾君者焉.“因
7、此无论是儒学还是文章,都应以经世致用作为鹄的5】(卷一六四).仁宗即位之初,贡举考试的弊端更加突出,改革呼声也随之高涨.科场失意的李觏上书范仲淹,批评现行科举取士完全取决于偶然因素,“虽有仁如伯夷,孝如曾参, 直如史鱼,廉如於陵,一语不中,则生平委地“.何况考官水平有高有低,“执其柄者 ,时或非才 ,声律之中,又有遗焉“,“荐于乡,奏于礼部,第于殿庭,偶失偶得,如弈棋耳“】(卷二七上范待制书 ).庆历元年(1041),富弼为右正言 ,知制诰,上奏说,国朝沿隋唐之制,以进士取人,只采辞华,不求行实“, 虽偶尔设制举,但大多数仍 “以章句为务“, 故“择之弥谨 ,而失之愈疏 “.他建议今后科场考试
8、,应“以策论为先“,并结合荐举制度5】 (卷一六四 ).庆历初,贾昌朝,欧阳修,蔡襄等都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蔡襄上疏论改科场条制,认为进士之诗赋,明经之帖义,于治民经国之术“ 了不关及“, 比较现实的改革办法是 “以试策为去留进士之术,以大义为去留明经之术.卷一九 .综合诸家的改革主张,可以概括为四点:(1)进士应以策论为重,突出经世致用的特点;(2)明经应以大义为重,突出对经典义理的阐发;(3)科举考试应与荐举制度相结合,突出德行在取士中的地位,并给“非常之才 “以进身之阶;(4)重视通过学校培养人才,加强儒家经典教育,克服场屋侥俸之弊.二,从庆历新政到熙丰变法经义核心地位的确立顺应时代的
9、要求,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将贡举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也就顺理成章了.其实从天圣年间开始,科举取士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重诗赋,守注疏的旧制已经开始动摇.范仲淹于天圣五年(1O27)提出改革时政的一揽子建议,其科举改革主张成为他庆历年间推行“ 精贡举 “改革措施的基本设想9】( 第七章).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富弼上答手诏条陈十事,陈述改革的十项主张,前四项分别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与吏治相关.其中的“精贡举 “的改革方案 ,实际上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范仲淹在主张以经义取士的同时,又提出兴办学校以传授懦家经典,“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10l(卷.
10、这些改革主张在提出伊始,得到了宋仁宗的支持,于是庆历贡举改革便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建立州县学校体系,传授儒家经典,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满三百日,才能应试.对太学和国子学也进行改革.二是改革贡举考试内容.规定进士考试先策,次论,次诗赋;罢帖经,墨义,士子通经术愿对大义,试十道;评定标准是,进士以策,论高,诗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诗赋优者为次等;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优等者即放官.以经义,策论取士,目的在于革除科举积弊,恢复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确定儒家经典在考试中的核心地位.庆历科举改革冲击了流行三四百年专尚文辞,墨守注疏以及脱离社会现实,漠视德行的旧规.虽然“庆历新政 “昙花一现,贡举改革也因新政
11、的失败而未及全面施行,却改变着科举发展的方向,并影响了当时的士风和学术取向.到嘉祜年间,策论已重于诗赋,正如苏轼所言:“ 昔祖宗之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枯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 】 卷二雌士廷试策表). 同时,范仲淹改革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兴学高潮.这都成为王安石科举改革的前奏.庆历以后,诸科虽仍试帖经,墨义,但皇祜五年(1o53)闰七月?ll8?四川大学( 哲学社会科学版 )总第 130 期戊子,朝廷作出规定:自今诸科举人,经场问大义十道,“能以本经注疏对而加以文辞润色发明之者为上,或不指明义理而但引注疏备者次之.九经止问大义,不须注疏全备.“规定发明“
12、大义 “比记诵注疏为优 (卷一七.嘉祜二年(1057)增设明经科 ,其与诸科不同之处在于明经以试大义为主.由此可见,经世致用的传统在庆历之后得到了一定的发扬,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得到一定的加强.庆历新政以后,北宋科举改革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因此关于贡举改革的争论还在继续进行.庆历四年三月十三日翰林学士宋祁等言:“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材.今教不由於学校,士不察於乡里,则不能疑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於记诵,则不足尽人材.此献议者所共以为言也“(-Z-).如果说庆历以前人们讨论贡举改革主要集中在诗赋,策论的先后,记诵注疏的弊病问题,那么庆历以后,学者士大夫则进了一步,触
13、及到更深层次的问题,即诗赋,记诵注疏之学到底能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和选拔人材的标准.程颐于皇祜二年上仁宗皇帝书,对明经,进士两科都大加挞伐,认为:“ 明经之属 ,唯专念诵,不晓义理,尤无用者也.最贵盛者,唯进士科,以词赋,声律为工.词赋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学之以取科第,积日累久,至于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岂尝知之? 居其位,责其事业 ,则未尝学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为御,求其善也,不亦难乎?“4( 卷六在他看来,明经专尚记诵,于儒家义理懵然不知,当然无用.而进士尚词赋,声律,不知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要责其经世致用,无异南辕北辙.值得注意的是,庆历以后学者士大夫更加强调“ 经术 “的地
14、位 ,反对记诵注疏之学 ,这与北宋中期的儒学革新运动是一致的.嘉桔三年,徐积上书赵,提出贡举改革的三点意见,中有“明经不宜拘注疏“ 一条.他认为注疏之学 “多失少得“,繁琐迂曲 ,学者花费许多时间 ,虽可记诵,“ 但恐学者劳而无功, 博而寡要“, 此乃非“英儒之学“, 实为 “腐儒之学“也,因此,“ 若必拘以注疏,虽其人负孟子之道,韩退之之文,亦恐无能此科矣“.他认为治经应当重视自得 ,以发挥“圣人之道 “为功,而不应以记诵注疏为能,推崇唐代啖助等人的治经方法 n】眷三.).司马光在嘉桔六年上论选举状,以为:“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 批评科举专尚文辞之弊】眷一
15、九).他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 又上选人试经义札子,认为诗赋于治道无补,建议改试经义 f】(栖).神宗熙宁元年(1O68), 右正言孙觉条陈取士之弊及应当改革者五条上奏,认为“文章之于国家,固已末矣,诗赋又文章之末欤!今乃拘以声势之逆顺,音韵之上下,配合缀缉,甚于俳优之辞“.他指出:“ 近岁以来 ,朝廷务以经术材识收揽天下之士,有司往往阴考论策,以定去留,不专决于诗赋,学者亦多治经好古,修身谨行,至于诗赋之业,类不精于往时矣.臣谓人情之所共废者,圣人不能强使之兴.今上下厌弃,人人知其无用,朝廷因而去之,使天下学者学其所可用,仕者用其所尝学,顾不美欤!愿下群臣讲求所当考试,以代去诗赋之法“5
16、 】 (眷一六六).孙觉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当时朝廷已经重视经术,进士考试也“不专决于诗赋“.而且,“ 治经好古“ 的学者增多 ,而诗赋声律之士已“ 上下厌弃,人人知其无用 “.在王安石变法前夕,人们对声病对偶和注疏记诵之学的弊病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王安石执政后,通过行政的手段废诗赋,罢帖经,墨义,既是实践他自己的一贯主张,又是对时代呼声的回应.如果说当时士大夫集团对改革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措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在对科举制度的改革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则是比较一致的.早在仁宗嘉祜三年十月,王安石上万言书,极论当世之务,提出变法主张,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17、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要变革法度,必须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王安石认为,科举选拔的人才,应该深明邦家大计,治人之要,政教之利,安边之策,以及天地之化,礼器之制,礼乐之宜,而北宋以来的科举制度使“通先王之意 ,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因而使“ 苟能雕虫篆刻之学“ 的 “不肖者“进至公卿,居于要职】( 卷三九).王安石批评诗赋之学 :“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 ,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至于专于记诵的帖经墨义的2OO4 年第 1 期杨世文:北宋贡举改革与经学变古?ll9?诸科更是“无用于世 “.同时 ,科举制度还面临着一个亟待解
18、决的现实任务,即统一人们的思想道德.“ 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如何才能统一思想?王安石认为 “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 】 卷三一选举.这就将科举取士同学校教育二者明确地联系起来.王安石推行的贡举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的“有用之才“.改革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罢明经诸科,专立进士一科;废诗赋,帖经,墨义,而代之以经义,确立了儒家经典在考试内容中的核心地位.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四年,断然废除了以强记博诵为旨的帖经和墨义的考试方法,并“去声病对偶之文 ,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 卷四二
19、乞改科条翻札子),科举只设进士一科,明经,学究等诸科撤消并入进士科.正式废除诗赋,帖经,墨义,而代之以经义.考试经义的具体方法是:应试的士子可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任选一经作为考试科目,这就叫做“本经“ 或“大经“,并兼考孟子,论语,这就叫做“兼经“. 每科考试共四场:第一场试大经大义十道;第二场试兼经大义十道(后改 论语,孟子各三道);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策三道.礼部试增加二道.殿试则专试策,字数限在千字以上,分等赐等.经义考试,要求考生在精通儒家经典大义的基础上,来阐发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的见解,要求考生写出的论,策都必须文质相济,言之成理.进士及第后,须经律令大义和断案考试,才能注官.】卷一五五 j 圭举卷一).其次,废除以记诵为主的注疏之学,制定新的考试标准.王安石在罢诗赋,帖经,墨义的同时,为了给考生提供阐释经义的标准,于是就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