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殴逸文】压低声音,谈论中国 WHO IS IT 美国纽约客杂志驻华记者，一个抱着温和态度的外来观察者。 欧逸文先生习惯性地突然压低声调，当谈论中国官员、愤青或者是某种鲜花时，像是在谈论些极为危险的秘密。在大约6个小时的采访中，这情形出现了多次，地点包括嘈杂的西餐厅、行人稀少的北京胡同以及他家中光线幽暗的客厅。 这事儿发生在美国纽约客杂志驻北京记者身上多少有些古怪，因为采访他的中国同行对此都毫不在意。他有半长的淡黄色头发和浅蓝色眼球，中文磕磕巴巴（比大多数美国人好很多，但还是得不断换成英文聊天），在接近40摄氏度的天气穿着长袖衬衫和长裤，回答问题彬彬有礼有时也过了头，比如即使反对你的时候，也会
2、先说：“是的，不过” 第一次来中国距今16年，花7年时间报道这个国家，他的采访对象包括最敏感的政治人物和寻常无奇的村庄居民。他守在干练、强硬的媒体领袖胡舒立办公室里看她大呼小叫，根据她高跟鞋的声音猜测她的性格，观察她每次接受采访时的装束变化猜测她衣柜的大小。他罕见地套上高级西装，闯进女富商张茵的高档宾馆客房里，凭借大半是乔装出来的投资者气派，最终完成了一次敏感的专访。也有时候，他会钻进澳门赌场发掘黑暗秘闻，或是陪着韩寒、贾樟柯这样的人物进行一次非常私人的旅行。 “我想最深刻地理解中国，并获悉这个国家如何运行。”他说。 他离这个目标并不远，证据之一是，他肚子里装满了关于这个国家的故事，也许比大多
3、数中国人所知道的更精彩。纽约客以细腻的长篇特写知名，这使他记住很多细致的故事。 他住在北京孔庙隔壁一座租来的四合院里（价格不便透露，不过他曾说过，他一个月的工资够在北京生活很久），桌子上摆着环球时报，院子里摆着4盆茉莉花。他轻易就能深入古老的中国：出门左转，步行约1分钟，可以看到残留在孔庙红色围墙上的标语：万岁；右转步行约3分钟，可以走进一条挂满了“测字”、“算命”或者出售香烛的胡同。很多早晨，欧逸文伴着孔庙里播放的中国古典乐曲醒来，尽管他从来没弄清那乐曲的名字。 “你住的地方比大多数中国人都中国。”我说，他高兴地点头称是。可付出的代价是，欧逸文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一个中国人了。 他的美国朋友敏锐
4、地觉察到这一点，因为他会在朋友们前来做客时，不厌其烦地询问“你是要冰水还是要温水”这类带着中国式体贴的问题。他熟稔东方国家的待客之道，不太擅长拒绝某些令他很为难的要求。他还知道一些只有中国同行才能心照不宣的字眼儿，尽管不那么准确他把“擦边球”记成了“打边球”，曾花大力气在英文里找到了对照的说法：string-rope-walker，意为走钢丝的人。 “媳妇儿永远是对的。”有一次他半真半假地说，笑得露出大多数牙齿。 为此，欧逸文近来有点儿忧心忡忡：因为在中国习惯了在饭馆里大声呼唤服务员，不久前他回美国，也忍不住违反了当地的惯例，相当不礼貌地大声喊起服务员来。 “我觉得我有必要改一改。”欧逸文说这
5、话的时候皱着眉头。相比之下，他更希望自己是这里的一个观察者，而不是被这个国家改变的人。 1996年，欧逸文到首都师范大学留学5个月，那时候北京大街小巷上还跑着现在已经被淘汰多年的“面的”。2005年，他作为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重新回到北京，已经找不到当年所熟悉的所有地址。 “都拆了吧”，他这么猜测。此后，欧逸文一头扎进在他眼里越来越复杂的中国，并反复回想起那个深夜在北京暴雨里的感受。他当时觉得这场雨是为他下的，并且预兆着他此后将受到的震撼。 为了采访自己第一篇长文章的素材，他在山东临沂一个小村庄被当地人推搡，随后还在出租车上被人跟踪。但美国记者欧逸文在中国并不总是这么激烈地生
6、活。更多时候，他和颜悦色地倾听、观察，与极有争议的采访对象保持友好关系。他很少跟官员打交道，多数是公事公办，对他们的印象很笼统，“穿着一样的西装，打着一样的领带，长着一样的脸”。 2008年，他成了纽约客的记者，每年撰写4到5篇长篇报道。纽约客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多，欧逸文的解释是：这部分得益于他的前任何伟与他的勤奋写作，部分是因为“西方人意识到他们现在需要了解中国人”。在欧逸文看来，过去，美国人分不清“中国”和“中国人”，因为缺少了解，而对越来越强大的东方巨龙感到恐惧。 他最近一篇报道写的是名为“世纪佳缘”的婚恋网站。几年前，美国人不会想知道中国人如何约会和结婚，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他向美国读者
7、介绍中国的婚恋市场，背后的野心是想解释“你怎么选择”这个问题。 “30年前你不怎么需要选择，关于你嫁给谁，父母会替你选择。”在写过贪污、腐败、黑手党这些话题之后，他觉得“太黑了”，想找点美好话题。当然，他也觉得西方读者开始好奇中国人作出决定和选择的过程、他们的满足和不满，以及他们的信任与谎言。 欧逸文并不是那类钻进最敏感事件里埋头深挖的记者。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的身份。纽约客更愿意发表深入内心的故事，而不是爆炸性新闻，因此，当谈论起“十八大”这类话题时，编辑会告诉他：这个不用了吧？ 另一个原因，据他自我检讨，是因为他缺少获悉各种内幕消息的天分。尽管这位个子高大的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生，也会在酒吧的
8、私下聚会里聆听美国同行谈论政坛流言，但他自己对获悉此类消息束手无策。 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温和，就像他那双浅蓝色眼珠一样。比如，谈论起中国食品安全这个话题时，他会特意说到此事在美国被放大了不少。另外，与很多西方记者不同，他读着环球时报上那些剑拔弩张的新闻，不但不感到忧虑，反而经常觉得有趣。他接受一个事实：这代表了一半中国。 在那间可以望见天空的书房里，他更擅长铺陈笔墨，讲述那些不同类型的中国人的故事。 2008年，欧逸文发表了名为中国愤青的文章。他在上海见到了主人公唐杰，这个人制作了一部“充满民族主义情绪”、“仇视外国”的纪录片，并在网上广泛传播。但除了这些形容词之外，这是一篇很难看出批判性的文
9、章，相反，欧逸文写的是一个28岁中国农民后代内心的挣扎和生活细节。唐杰没有入党，对西方思想兴趣浓厚，谦谦有礼，抢着替他付车资。 “他是个宽容的人。”欧逸文在文章最后一句形容唐杰。他也把一些被称为“愤青”的人描述成冷静、克制，不怎么谈论“爱国”的人。这篇稿件引来了批评，许多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认为他的写作过于同情，但欧逸文在4年后重提此事，仍然振振有词。 “如果你在文章里尝试对你写的人进行判断，你就写不出好文章。”他说，“如果不能深刻地、真诚地、充分地写出一个人如何感觉这个世界，那这篇文章没有写作的必要。” 欧逸文说，他宁愿在结束一篇报道后才会对写作对象进行判断，包括他是否真诚。 他花了3天时间待在
10、韩寒身边，观察他如何与人交流，要求他开车带自己回到他成长的地方，并且叹息这个过程“太精彩了”。这是欧逸文的惯用手段，他渴望看到韩寒住过的卧房，而不是听他谈论政治。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比待在一个人身边观察更重要的了。 在采访中国最著名的女记者胡舒立的时候，他也走进了这个官员之女的家里，从中寻找胡舒立为什么成为胡舒立的逻辑，以及“中国的系统从哪里来，应该向哪里去”。他最终在采访对象那些位高权重的邻居们身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这两篇文章分别以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扭转多少华夏乾坤？和禁区为名发表。很多中国读者通过网络读到了这篇文章的中文译文，它们很可能是人们所能读到的对这两人最活灵活现的报道。 欧逸文
11、并不知道中国读者如何谈论他的报道。7年以后，除了少数大城市的一些读者，他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太大的名声。而他的前任何伟因为江城（一本描述江边小城涪陵居民生活的书）和寻路中国，被中国媒体称为“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 欧逸文这样看待他与前任之间的区别。“在十多年前（何伟所在的那个年代），小城涪陵可以代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一样了，它更多元，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也不同，我更希望写出这样的状态。” 很多时候，他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中漫步，来回寻找“既不是精英，也不是底层”的那种复杂的人。在四川一家略有些简陋的酒吧里，他遇到一个让他印象最深的中国人，一个女服务员，个儿不高，努力学习英
12、语，“满怀梦想，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认为，这能形容中国给他的强烈印象。 当然，很多年以后，中国并不会只以这种方式留在欧逸文记忆里。他会记得自己起初为如何“描述一个复杂的中国”倍感头疼；他会记得自己曾经找一个四川的算命先生算过命，尽管他压根不信；他会记得自己是在中国认识了好奇心重、经常问人家父母做什么工作的美国妻子，从此，在那座优雅的四合院里，为憋稿子痛苦不堪的欧逸文会经常听到她评价自己的文章，说“这样写恐怕不好吧”。 欧逸文没准还会记得，那只在他租来的四合院里筑巢的黄鼠狼。最近，他逐渐喜欢上了这个不速之客，尽管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下，他曾经请来了灭鼠公司希望将其谋杀，但在请教了邻居的建议后，他改变主意了。 “他们说这会带来好运气，而且随便杀黄鼠狼是不好的。”美国人欧逸文说起中国古老的传说，又一次压低声音，故意装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第 7 页 共 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