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道玉：中国之大，竟容不下一点风骨和教育的理想作者：石破 来源：南风窗“我现在是个残疾人。”77岁的刘道玉在自家客厅里对记者说。“我中风13年多了，右耳聋了，右手也不能写字了。”他让记者坐到他左侧沙发上，好对着他的左耳说话。“你们对我的采访是关门采访，这是我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了。”很多人对刘道玉很好奇，对他的经历执迷，对他的思想也不省其意：为什么他要辞掉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的职务回武大当校长？为什么他被中组部内定为团中央书记却无意留连？为什么他被推荐为武汉市市长时要极力推却？1988年李铁映让他去国务院负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为什么他要婉拒？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邀
2、请他去当校长，为什么他也不去？一个“理想主义教育家”不懂刘道玉的人，也许是因为没他这份经历。刘道玉的一生，在升腾和跌落间跳来跳去，兔起鹘落。1961年，国家高教部准备向苏联派出120多名留学生。当时我国内有三年困难、外临中苏交恶，120多名留学生最后只派出了一名，就是刘道玉。然而，在苏联留学一年半后，刘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与中苏论战，被苏联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回国。眼看到手的“副博士”学位飞了，但他却变身光荣的“反修战士”，受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隆重接见，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欢迎大会，陈毅副总理请他吃川菜，周总理建议他去中国军事科学院工作，却又被刘道玉婉拒，而执意要回
3、武大“报效母校”。他被内定为革命事业接班人，32岁就在武大当了副教务长，“文革”中却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搞笑的是他被武大造反派疑为“苏修派遣来的特务”。刘道玉辩解说我是被苏联政府赶回来的呀！对方回答：焉知你们搞的不是苦肉计？看来想象力真的比知识更重要，也许整个10年“文革”就是一场全民想象力的大爆发？就这样，“文革”前期，刘道玉差点被整死。1973年他时来运转，被任命为武大党委副书记，当上了第十次全国党代会代表、湖北省委委员，1977年又当上了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但他不愿当京官，以“水土不服”为由辞职南归了。48岁时，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而后国内再
4、也不曾出过如他般年轻的校长了。当时的武大，解放前全国五大名校之一，跌落至教育部直属23所大学中的第22名。刘道玉发出了“我们武大要10年生聚，10年雪耻！”的誓言。然后他改革，他创造，他在武大搞了七大新制度：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学生可以放暑假，但算“第三学期”，学生因为学科冲突不能学的课程，暑假期间开设，既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又为学生解决了问题）、贷学金制。刘道玉说：“到现在，全国各高校推行的学分制、双学位制、学生自由转系制都是学我们的；国家21世纪才搞贷学金制，我在1986年就搞了，超前10年！”那时节的武大，突然一峰插南斗，人称“高教战线上的深圳”，同
5、行皆碑。但它为什么没有像深圳那样带动全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为什么星星之火没有燎原？刘道玉解释：“这是由教育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教育部门毕竟是敏感领域，国家控制很严。另外，中国推广一个东西，必须自上而下号召、布置，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一号召就可以了。当时主管教育的万里副总理对武大改革很重视。他说过一句话：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四进士：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武汉大学的刘道玉、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虽然万里对我们的改革是肯定的，但毕竟没有最高领导人号召”在对记者谈话和自己写的文章中，刘道玉多次嗟叹：中国的国情，只要最高领导人一发话，解决问题很容易。现在没有领导人来下决心，怎么办？1988年
6、春，他又成了全国唯一被免职的大学校长。“我被免去武大校长职务是因为改革步伐太超前了。我这一生什么都超前：32岁当副校务长，44岁当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当武大校长，54岁就被免除了校长职务。任职超前，免职也超前。”刘道玉呵呵轻笑。有人批评刘道玉任武大校长时，“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却忽视遵守规则；缺乏对官场上潜规则和上司的尊重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准确判断”。但刘道玉要能把这些事情全都做到，他也就跟别的大学校长没什么两样了。不走！就是不走！一年半后，上面又派下来工作组，查了刘道玉3年，缠头裹脑，雪意涔涔。“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
7、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刘道玉在自传里写道。出生于湖北枣阳市蔡阳铺北大刘坡的刘道玉，从小有着农村孩子的犟劲。他被免去武大校长后，众人以为他会很快离开这个伤心地。但刘道玉下定决心，不走！就是不走！1988年2月10日被免至今，刘道玉仍是武大教授队伍中的一员。他不走，别人可能比他更难受。“那些整我的人对我的做法是：打得倒就打，打不倒就赶走，赶不走就整垮。现在看来，他们既没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唯一的就是要把我赶走。如果我调离学校，那不正是中了他们的计谋吗？因此，我不能走，我的存
8、在本身就说明一切！至于挨整，我是很坦然的。”刘道玉说。关于“不当官”，刘道玉在自传里如此这般注释：“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那么大学校长是不是官呢？刘道玉认为他是教育家，“一个理想主义的教育家”。他最推崇的5位大学校长，一是创办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英国人纽曼。二是当了40年哈佛大学校长的艾略特。三是曾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校长的魏兹曼。四是明治维新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福泽谕吉。五是德国教育改革家、洪堡大学创办人洪堡。刘道玉
9、说：“如果人类历史上没有这5个风骨凛然的校长，现在的社会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了。”他认为当校长是为了实践和推广自己的创造教育理想，顶多算个“学者官”。但是，校长职务被免后，刘道玉连“学者官”也不愿再当了：“此生不再做被官方任命的任何官，哪怕是一个小组长也不做！”当国内几所大学向他发出聘任校长的邀请时，刘道玉毫不犹豫地辞谢了。他说：“那里都是教育部的飞地，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试验呢？与其将来再一次遭暗算，不如现在保持自己的尊严。”“不当官”的刘道玉，避免了再次遭受整肃的羞辱，但从没打算退出教育改革舞台的他，却安能摆脱“理想主义
10、者就是失败者”之宿命？他一心想办私立大学，却是“归无路，进又难前”：他想办亚洲高等管理学院而未成，想办中国实验大学而泡汤。他的胸襟越来越大，想在海南办中国教育试验城，海南省支持，但教育部不批。温州一位企业家规划在老城外建新城，邀请刘道玉去办乡镇企业家学院。“结果他的新城没搞成，我的学校也没搞成”。这位“理想主义教育家”大宽转兜回来，想在武汉办“东方人文大学”，他与江夏区政府签了合同，在汤逊湖边征了1000多亩地，最后还是塌了台。“武汉空军政委坚决支持我，说他全部负责资金，3亿元没问题！但湖北省教委就是不批，时任省教委主任余某某说：别人办学可以，刘道玉办学不批。”“我一生都在呼吁改革办学，自己办
11、学却办不成。为什么呢？”刘道玉一声长叹：“因为我从不找靠山，不对任何人行贿，不假借任何人的名誉，只想凭着我的先进教育理念获得认可而获得支持，在现实社会情况下，这纯粹是幻想”1995年，刘道玉参与创办了民办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从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到校训都是他一手制订。他亲自给中学生上了3年课，对他们进行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周围的人又迷了眼：你原是大学校长呀，何以身价跌至如此？但刘道玉不难为情，他说：“前苏联的很多著名教育家都是从事幼儿和基础教育的，柏拉图为实践他的教育理想创办过柏拉图学园，黑格尔办过黑格尔中学，罗素办过比肯山学校，杜威也办过实验中学，我国的陶行知先生办过晓庄小学和晓庄中学。我想步他
12、们的后尘，搞教育实验创新。”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办了6年。该校学生参加各种比赛，即使在武汉市教育强区的江岸区也是名列前茅。可惜的是，这家“新世纪学校”在离新世纪到来还有21天时关门了。投资人空手套白狼，跑了，教师发不出工资，债权人把门封了。刘道玉说：“我这一生，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88年被辞职和后来受清查，我都没流泪，新世纪学校关门时我痛哭流涕。它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孩子夭折了你能不悲痛？全校教职员工与我一起嚎啕大哭”刘道玉哭了，他哭得意味深长，哭得滋味杂陈。命运的荒诞和个人的奋斗是如此的难以融洽。此时他是否想到了那些整他的、等着看他笑话的人？“不走！坚决不走”的刘道玉，是否咂摸到了“无处
13、可走”的悲凉？刘道玉说：“没有，我依然在乐不思蜀地思索着教育改革问题。”回答“钱学森之问”创办学校失败，刘道玉把精力转到了写书、研究创造教育问题上。他写了5本书，从创造教育的理论、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到创造教育的实践，形成完整体系，刘道玉称之为“创造教育书系”。“如果不谦虚的话，我在10年前已经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刘道玉说。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陆军总医院探视钱学森，本来是征求他对制订“十一五”规划的意见，结果钱学森说要讲教育问题。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14、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邀请了6名“教育专家”座谈。温总理先说了钱学森的意见，而后感言：“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刘道玉以为钱学森的意见连那6个“教育家”也没读懂。“钱学森建议的核心不是大师，他这段话里没有出现一次大师二字，你怎么提出了个大师问题？钱学森之问的意思是：中国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新性的模式去办学，所以才出不了杰出人才。模式是因，杰出人才是果。培养什么样人才，是教育方针规定的，国内外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把教育方针定格为培
15、养大师级人才。更何况我国许多大师都没有上过大学呢！”刘道玉接着说：“因为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10年前我就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他指的是2000年发表在上海教育发展研究第12期的一篇文章关于大学创造教育模式构建。在这篇文章里，刘道玉提出了大学实施创造教育的“SSR模式”：第一个S代表自学或独立学习，第二个S代表课堂讨论，R代表科学研究。“钱学森说没有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我设计的模式，恰好与钱学森5年后提出的问题相呼应。按照我提出的创造教育模式，学生要大量自学，然后在老师指导下，在自学基础上提出有代表性的问题，按照创造性思维方法进行课堂讨论，再集中若干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在老师指导下进行
16、研究。我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好多杂志转载，还获得了优秀论文一等奖。我不认为我的模式是完美的或是唯一的，但至今我也没有看到有谁提出了比我更高明的教学模式。我找了几个大学，想做他们的顾问，无偿进行试验，但他们都不敢。因为现在全国的大学都要统一评估，这个指挥棒不取消，谁都不敢离开教学大纲来试验，所以问题的根源还是现行教育体制。我人微言轻吧，但钱学森是中国科学第一大师，泰斗级人物，他登高一呼，也没人理睬，悲不悲哀？”炮声隆隆，其奈聋子何？被免职后不久，刘道玉即对国务委员李铁映直言：“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此后他撰文抨击教育
17、部搞假义务教育，搞假教学评估；他攻击教育部部长不懂教育，认为教育部已经不能领导中国的教育改革，教改必须从教育部改起；他吁请中央组织部把遴选和任免大学校长的权力交给大学的教授们；他疾呼“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他有一腔的火焰，很想一吐为快。2009年初，他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全国100多家网站转载，评论5000多条，反响扑面，骇浪暴洒，让刘道玉始料不及，但他没听到由教育部传出的任何反馈信息。“教育部也认为自己在改革，我说你虽然合并了那么多大学，那是发展，不是改革。很多人把发展当成改革了。我文章里的原话是：1992年以后，中国教育没有改革，只有发展，教育部是以发展代替改革，不是
18、带动改革。这句话得到网民高度评价，网民说这是金句。呵呵。”到今年2月10日，刘道玉被免武大校长一职整22年了。1980年代在中国当过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人，绝大部分偃旗息鼓了，刘道玉还在关注、研究、呼吁教育改革。“这是什么情结？”刘道玉问，“中国历年出的校长著作不少，但能写到我12本教育专著的，可能并不多见。我不谦虚地说，社会科学院专门研究教育的学者都写不出来这些书。他们有学问，但没有我的实践体会，也不像我敢言他人之未言。”刘道玉并不是一个谦谦君子。“我是个绝对另类的人！跟卢梭一样，上帝造好了我，就把模子毁掉了。”在他的叙述中，时现“不谦虚地说”之类句式，后面跟的总是他又“创造了某项第一”。一
19、般人看到了刘道玉人生之悲剧性，却未看到刘道玉之喜，反而是“理想主义教育家”自己看到了。“我这一生，喜剧不是绝对的，悲剧也不是绝对的，我是悲喜交加的人生。”中国教育电视台网站、腾讯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青年网评选改革开放30年30名“中国教育风云人物”，刘道玉名列其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联合评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刘也赫然入选。“它们都是民间评的足了，这是对我30年的肯定。”刘道玉爱惜自己赢得的民间声望，将其视为礼物，而官方的评价机制则早已将他删除。自被免职后，刘道玉的一切校长待遇被取消了，博士生导师至今不批，六次申请政府特殊津贴被拒，理由是“政治不
20、合格”。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行不久就成了禁书，“刘道玉”3个字亦是本校和本省官方最为忌讳的，“去刘化”运动兴兴艾艾，前掩后映。2008年湖北省评选“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武汉大学当选了4人，刘道玉却进不了。 2009年7月10日，刘道玉开始用左手记笔记，而今他笔记本上的字迹端正、清秀，丰丰韵韵。天气好的话，刘道玉每天散步两次，每次半小时；每天上下午各工作两小时，学习、思考、写作。他给自己写下的箴言是：每日必思，思有所得；每日必写，写有新意。晚上他一般不工作，只看些感兴趣的电视剧、新闻联播，或者做他自己编排的保健操。他的思维敏捷，记忆牢靠，言语流利，逻辑分明，不像一个迟暮老人。他的口
21、气还是那么强劲、火辣。虽疾病缠身但他仍然乐观，认为在自家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量作用下，身上的疑难病症都会不治而愈。他对身后事看得很开，甚至，从现在就开始筹划，准备最后再抖一个包袱。“我并不怕死，但还是希望多做一些事情，希望看到中国教育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所期盼的。”刘道玉说，“我看到很多临危病人，家人想让他说几句话，却说不出来。我就趁现在还清醒的时候，写了一篇提前说的话。这又是与众不同的遗嘱！绝对另类！披露了肯定会引起轰动，呵呵。但我暂时不披露，不想扰乱自己平静的学习和思考。”不过，刘道玉还是给记者透露了他自撰的一副对联。上联：生不愿封万户侯；下联：死后不争寸冢地。横批：一无所求。
22、这是2010年新年的前一天。采访完毕，记者提议拍照。刘道玉答应了。他在自家阳台上站定，冬日的阳光照在脸上，眼镜后面射出凛冽的光。刘道玉著：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节选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韩德培“晶核”之再生1979年春，我从教育部回到学校，立即抓恢复法律系的工作。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师资又从哪里来呢？ 真是因祸得福。1958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合并到湖北大学时，当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法律系教师，如著名国际私法教授韩德培，国际经济法教授姚梅镇，以及刑法教师马克昌、宪法教师何华辉和法理教师张泉林等，都
23、留在了武汉大学。据说，这是当时合系的条件之一，凡右派分子对方不要，留在武汉大学改造，自己消化。的确是“坏事”变好事，当年的包袱，现在成了财富，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主要依靠骨干。 主意已定，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党委书记纪辉，他表示完全支持。于是，1979年3月，学校党委正式开会研究恢复法律系的问题。在会议上，我说：“在历史上，法律系是我校的王牌系，是武汉大学的骄傲。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已经被打破了。但是，所幸的是，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
24、。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 既然恢复法律系是重铸金牌工程，那么就应当把它列入重中之重的工作，要打破常规，采取特事特办的办法，要争时间、抢速度，要以力争第一的思想来办法律系。为此，我宣布了三条措施：第一，要把物色和调配教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只要物色到符合条件的教师，人事处要以最快的速度办理调动手续；第二，鉴于法律系的图书资料也一起被合并到外校去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法律图书资料建设，采用购、调、复制和交流的方法，把图书资料室建设起来，以满足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所需经费，由学校拨给，专款专用；第三，凡是办不通的事，可以直接找我，不允许搞“中梗阻”。
25、法律系的重建工作是顺利的，速度是超前的，1980年开始招收本科生，并同时招收研究生。正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我校恢复法律系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各地，在法学界得到广泛的支持。同时，多年流失和埋没在各地各界的法学人才，纷纷主动来函应聘，希望聚集在韩德培这面大旗下，其中不少是我校法律系早年毕业的校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个声音：“重铸昔日的辉煌！” 果然不出所料，到1984年，法律系恢复5周年之际，法律系升格为法学院，拥有两系：法律系，国际法学系；此外还有国际法研究所和环境法研究所。这时，法学院的教师已从最初的5人增加到70人，成为全国重点法学院，承担了多项重点科研任务，为国家起草了几个法律文件，代表国
26、家参加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法大会-的确，在韩德培这个晶核周围，长出了一块透明的大水晶来了！珞珈山上的快乐学院20世纪80年代初，武汉大学被称为解放区（意指思想极为解放），不仅没有其他学校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的规定，而且取消了专司管理学生的专职政治辅导员制度。 恢复高考以后的几届学生，他们思想解放，价值观念超前，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超级自信。于是，他们一进校就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里，而是把目光瞄准到各个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因此，各个系的同学都去与其他系的同学交朋友，从聊天吹牛开始，交流各自的新鲜见闻，终于一个新的多学科讨论会，在1981
27、年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诞生了，并给它取了一个昵称：快乐学院。 每个星期三的晚上，是多学科讨论会的例会，届时各个系的一些“不安分”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学生会议室，展开了真正的高谈阔论，唇枪舌剑，气氛热烈非凡。 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快乐学院讨论的论题还有：“超级计算机”、“生物变异新观”、“外来文化论”、“黑洞是什么？”、“浪漫主义”、“耗散结构理论”、“有万有斥力吗？”、“罢免权浅议”、“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等。仅从这一批题目可以看出，他们敢于向权威挑战，勇于探索未知，这正是快乐学院成员所具有的最可贵的素质。 在多学科讨论会的带动下，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期，是武汉大学学生学术社团蓬勃发展的
28、时期。据不完全的统计，全校有各类社团400多个，如“浪淘石”、“樱花诗社”、“珞珈山”、“这一代”、“思想家”、“管理者”、“信息社”、“读书俱乐部”等等。那时，真是思想大解放，的确有一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味道。在那数不清的社团中，有谁相信居然还有一个“纳粹主义研究会“。 学术社团兴起的同时，武汉大学学生中的学术刊物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例如，历史系的古今，生物系的生物天地，化学系的趣味化学，管理学院的管理者，中文系的珞珈山和这一代等，在当时都是办得比较好的学生刊物。自由的思想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成果。据统计，我校77级至80级四届本科生，在全国50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作品1570
29、篇，出版书籍14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也是武汉大学校园文学创作勃兴的时期，不仅活跃了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陶冶了他们的情操，而且也培养了一批在当代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优秀的青年作家与诗人，如方方、池莉、高伐林、王家新等。 中文系80级学生喻杉在学习之余，创作了长篇小说女大学生宿舍，出版后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被评为1982年全国优秀作品二等奖。接着，又被上海电影片厂改编和拍摄成为电影，于1984年3月开始上映，反映良好，并获得优秀电影二等奖。本来，反映教育题材的电影就很少，而反映大学生生活的则更是罕见。因此，电影女大学生宿舍放映后，在全国高等学校里，引起强烈的反响。特别是电影以武汉大学为主要
30、场景，那湖光山色的美景，琉璃瓦宫殿式的校舍，天真活泼的学习生活，以及由于价值观念不同而产生的矛盾故事，曾经吸引着无数的大学生们。那时的武汉大学，就像是一炷明亮的火炬，为广大青少年们所注目，成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学习殿堂。 在女大学生宿舍中，有一个名叫路石的校长，他思想开明，锐意改革，作风民主，倾听群众意见，深受大学生们的爱戴。据作者喻杉告诉我，路石校长是以我为原型创作的，甚至“路石”二字就是从我的名字演绎出来的。编者按：作为00后考入武大就读的学生来说，对刘道玉老校长的记忆其实并不多，但在耳濡目染中，发自肺腑对老校长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因为正是他的努力，我们才能在令人窒息的中国高等教育环境中享受着
31、自由的阳光，这是珞珈学子的幸运。记得2008年3月，刘道玉校长在人文馆开办闭门讲座，下午人文馆就已经爆满，连通道都挤满了人。老校长到场的时候，全场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场地中间的同学只能侧身为老校长腾出一条通道，登台后，老校长的开场白说的是站着听讲座的同学辛苦了，让在场的学生倍感温暖。讲座结束后，全场起立，为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热烈鼓掌，经久不息，直到老校长走出场馆。许多学生对老校长的淡出依依不舍，一直跟随老校长回到住所，即使校长多次让同学回去，但大家还是坚持要把老校长送到家。2009年，中国法学界泰斗韩德培老先生仙去，享年99岁。在武大法学恢复30周年暨韩德培追悼会、韩德培基金成立大会举办的时候
32、，刘道玉老校长到场，我上前为他打开车门，老校长非常亲切地上前主动跟我握手并表示感谢，能与老校长握手，实乃我大学生活最大的荣幸，一个简单的细节，更体现出了老校长儒雅、亲和。毕业工作后，常听80年代在武大上学的学长们说起，当时在路上碰到老校长都能打招呼、一起探讨问题，拍毕业照的时候，刘老校长都会提前到达操场，在大太阳底下等学生一起拍照，还亲切地和学生握手。所以，在那一代珞珈学子的记忆里，都留下了这位老人的背影。如今，81岁高龄的他还在执著地为中国教育改革奔走呼号，他创造了一个时代，从未停止追求梦想的脚步，他就是刘道玉，一位所有珞珈学子爱戴的校长，一位令世人尊敬的教育家！部分80年代武大校友对刘道玉
33、校长的评价：1、邹恒甫（经济学家，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本人1987年从哈佛大学回武汉大学讲西方经济学，给刘道玉校长带来许多麻烦，更不用说杨小凯被刘道玉校长送到普林斯顿念书一事。1995年杨小凯在中国讲学还遭到封杀，岂不哀哉！我们这一辈人也只知道一个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刘道玉！（全文见邹恒甫诗作樱花又一苦劫1997年3月于华盛顿） 2.野夫（武大作家班学生）： 犹记*风波，先生既只身劝阻学生出校，复联名上书高层开对话之径。孰料后来时事酿成惨祸，先生竟以上书事见罪于有司。于此高压之际，所谓悔过互举以脱罪者多矣，唯先生风骨凛然，不畏威势。一日部署派员令先生去校办谈话，先生谓来人曰：自古只有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如此节气，试问天下几人曾有？以至后来党员重新登记，先生竟不得过，种种不堪，先生亦至今无悔。余求学时，久仰先生，于座谈会上远望而未敢亲謦咳。后入囹圄，故旧犹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监，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药食诸物，以为慰藉。余出狱后亦多蒙先生关照，生死肉骨，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见野夫大德无言（文章来自微信号：八桂珞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