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地区差异研究 2012 年 12 月 24 日 15:07 来 源 ： 财 经 研 究 2012 年 7 期 作 者 ： 阮 敬 字 号打 印 纠 错 分 享 推 荐 浏览量 107【内容提要】文章构建了基于收入分布并瞄准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模型，利用城镇居民收入住户调查数据对中国地区之间 1988-2008 年的增长成果分享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解构。结果表明，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成果分享经历了一个 U 型发展过程，其分享到的成果近年来逐步提高；地区内部收入差距扩大和物价水平提升会抵消一部分所分享到的增长成果，地区
2、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仍是阻碍分享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关 键 词】低收入群体 收入分布 成果分享 地区差异一、引言经济系统中不同群体的收入是否能够得到相对改善是经济增长过程中衡量不同群体是否分享增长成果的重要特征。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低收入者的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一般来说，结合历史和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体制外的方式是将富人变穷，体制内的方式是将穷人变富，即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提出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低收入群体将获优先扶持
3、是加快这方面民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最应关注的是低收入群体的问题，即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状况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否有所改善，亦即人民群众在增长成果的收入“蛋糕”做大的现实情况下是否更好地分享了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国外学者研究该问题始于 Ravallion(1994)。从解决低收入群体收入分配问题的角度来看，国际上普遍认为目前存在两类典型的扶持方式：一类是通过刺激经济增长使该群体在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好处的“涓滴式”政策。对应于这种政策的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涓滴式”效应会自动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状况。这类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经济增长是改善
4、低收入群体状况的充分必要条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流行。另一类是以社会保障为主的“瞄准式”政策。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和我国实行的一系列扶贫政策总体上属于后者。对应于这种政策的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会自发地发挥改善低收入群体状况的作用，经济增长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富有群体或高收入群体拥有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要素优势使其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收益，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贫者愈贫，低收入群体状况无法缓解。因此，政府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嵌入“瞄准式”政策瞄准低收入群体，提供其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并缩小贫富差距。Ravallion 和 Chen(2003)定义的 GIC 曲线及 Hy
5、un Hwa Son(2004)定义的 PGC 曲线可以用于上述两种情形的测算。自 21 世纪初，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始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贫困问题。林伯强(2003)及洪兴建和高鸿祯(2005)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对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万广华和张茵(2006)利用两组不同于国家统计局来源的住户调查数据(一组数据为农业部农村调查数据，另一组数据为 CHNS 家计调查数据) 对贫困群体分享增长成果的影响因素从不平等程度和经济增长程度两个方面进行了分解；冯星光和张晓静(2006)利用北京市住户调查数据也进行了同样分解，并且得到近年来北京市经济发展由较强亲富增长转变为较
6、弱亲贫困增长的结论；胡兵等(2005)利用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和 CPI 进行缩减的贫困线分析了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农村穷人。这些研究均得到收入不平等在近年来呈上升趋势的结论，这些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贫困缓解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阮敬(2010)、纪宏和阮敬(2007)在综合考察“涓滴式”和“瞄准式”扶贫政策的基础上提出重新定义的“亲贫困”增长及扶贫政策，强调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要注重贫困群体的利益和分享成果能力的提高，并且讨论了用于测度该情形的收入分配效应曲线。刘扬等(2010)在研究城镇低收入问题时引入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方法，并利用北京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北京市低收入群体分享增长成果的问题。现
7、有研究往往把全国居民收入看成一个总体，并在此基础上对收入分布进行时间演进上的考察。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区之间低收入群体的分配体制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发展模式和轨迹不尽相同，从而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路径和程度也不尽相同。此外，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可能并不同步，而是各地区有各自的发展路径，不同地区可能存在收入趋同性，可能不收敛，也可能形成几个发展区块。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制定低收入群体收入分配政策、让低收入群体分享更多的经济增长利益，其前提是协同发展而不是同步发展，在合理的差距下才能谋求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将从中国各地区收入分布的角度出发，对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
8、增长成果差异问题展开研究，以作为制定适合地区经济发展的低收入群体收入分配政策和措施的依据，这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理论模型本文利用基于收入分布的低收入群体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差异的理论模型，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低收入群体在其各自区域分享的成果是否有差异，即经济增长成果的低收入群体分享份额在不同的地区或省市之间是否失衡，并找出这种差异的影响因素。根据 Bourguignon 等(2002)评估宏观经济政策对贫困及其分布变动影响的分析基础，本文可以把低收入群体分享增长成果过程中低收入群体变动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一致性增长；另一部分则是相对收入的变动，
9、即收入不平等状况。第一部分普遍被学者命名为“增长效应”，即在没有改变分配的情况下收入的增长，此时收入分布的形状没有变化，但其位置发生了平移；第二部分普遍被学者命名为“分配效应”，即在总体收入均值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的变动，此时收入分布的位置没有变化，但其形状发生了变化。这两种情况在收入对数正态分布的假定条件下具体表现为收入分布均值方差的变动。本文还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其生活水准都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即低收入群体是变动的，就是在变动的低收入线下的低收入群体。本文研究的低收入线是变化的，这一点不同于 Bourguignon 理论模型中的固定贫困线。低收入变动的影响因素
10、还应包括 “低收入线变动效应”。将不同地区各种因素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归纳为经济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低收入线变动效应，则任意两个地区与全社会平均收入分布变动状况如图 1 所示。图 1 中地区收入分配效应曲线所对应的模型是在笔者研究中国亲贫困问题时所提出的收入分配效应曲线模型(阮敬，2007 ；纪宏和阮敬，2007) 的一种改进，主要用于衡量不同地区相对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效应变动，并且可以把研究范围扩展至 n 个地区。三、实证分析考察低收入群体分享增长成果差异的首要任务是根据收入分配中的瞄准性公理确定各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即依据各地区的低收入线划分研究对象。目前我国各地区或城市有根据自身经济发
11、展水平划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但是仍缺乏低收入线的统一计算标准。为了更好地测度低收入线本身对低收入群体产生的影响，降低各地区因测算低收入线的方法不同而产生的系统性差异，并且考虑到历年各地区住户调查数据可获得性和低收入线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等，本文采用发展中国家广泛接纳的绝对收入线标准，在最低生活保障线即城镇贫困线基础上按照贫困线扩展法进行 125%扩展(国家统计局宏观经济分析课题组，2002)，从而得到各地区的城镇低收入线。据此，本文采用国际上普遍承认的亚洲开发银行参考基本生活必需品区分的食物贫困和一般贫困线，使用 1998 年和 1999 年国家统计局家计数据，按国际通行方法计算中国 31个省、
12、直辖市、自治区的贫困线(ADB，2004) ，并通过历年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扩展 125%计算出各省历年低收入线，从而瞄准低收入群体。本文利用图 1 所示的基于收入分布的地区增长成果测度方法，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该调查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卡罗来纳人口中心、美国国家营养与食品安全局以及中国疾控中心联合进行)1989 年、1993 年、1997 年、2000 年、2004 年、2006 年和 2009 年在中国 9 个省份实施的城镇家计调查中的人均纯收入进行测算，用本文所证明的 Shapley 分解规则从增长效应、分配效应和低收入线变动效应等三个方面进行因素分解，以评价各地区
13、低收入群体分享增长成果差异及其相应的政策措施。由于 CHNS 各地区历年数据呈单峰左偏状态，根据收入对数正态分布的假定 (朱岩和关士来，1991；David Dollar 和 Aart Kraay，2001；林伯强，2003 ；阮敬，2007)，我们可以计算出各年度各地区的标准化低收入度，见表 1。从表 1 的社会平均标准化低收入度 C 可以明显看出，20 世纪 90 年代前低收入群体福利损失处于低位，对于低收入群体收入分配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相对公平。但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作岗位在过去几年中以极快的速度锐减，而且削减人员的趋势持续在整个 90 年代。非国有部门虽然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缩减的工作岗位。缩减工作岗位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时间差”导致了下岗、失业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城镇贫困出现的主要原因。此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使非低收入群体分享的份额有所增加。因此，低收入群体福利损失在整个 1990 年代处于高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21 世纪初期。90 年代末开始出现的通货紧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低收入线，加之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就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措施初显成效，全社会平均标准化低收入度所衡量的福利损失明显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