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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剑桥经济学之百年漫谈.doc

  • 上传人:weiwoduzun
  • 文档编号:2097750
  • 上传时间:2018-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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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剑桥经济学之百年漫谈孙 霈(剑桥大学 Judge 管理学院博士生)剑桥大学经济系始创于 1903 年,迄今已近百年了。但与其它许多古老的科系(如神学、法学等)相比,它实在也仅算个“新兴学科“而已。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中完全分离出来,也不过于 19 世纪末叶才得以真正实现。这一点仍可从现在经济系的正式名称(Faculty of Economics 科学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经济学从 “古典“向“新古典“的最终转变。同时,确认了均衡概念在经济学分析中的核心地位,就等于确认了价格机制在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中的中心地位,即价格的变动反映了

    2、商品稀缺程度的变化并进一步调节着供求水平使其最终实现平衡,即经济学中讲的“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这样,亚当 o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此理论框架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可见,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伊始,剑桥的经济学是相?quot; 新古典“的,并未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只是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凯恩斯在其阵营内部发动 “革命“,与其同事和弟子们共同创建了大名鼎鼎的“凯恩斯学派“,才使人们反而觉得这才是剑桥经济学的传统所在。1907 年马歇尔退休,由其年仅 30 岁的派 巧猳庇古(Arthur Pigou)出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庇古从总体上来讲仍延续

    3、着马歇尔的学术传统与分析框架,但他已从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中看到了“市场失灵“的表现与政府干预的潜在可能性与合理性。比如说,工厂生产自己产品的成本是私人成本,但生产本身可能造成污染,危害环境,因而它因自身生产而给社会其他成员(如工厂附近的居民)带来的外部效应-经济学中称为“外部性(externality)“-会导致企业生产的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但由于企业在自身生产时只考量私人成本,因而市场本身似无力使这两种成本相等,这就为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干预行为(如通过向制造污染的工厂征税来补偿受损者,简称“庇古税“)提供了合理化的依据。上述观念包含在 1920 年庇古出版的著作福利经济学原

    4、理 中,而该书是公认的当代公共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庇古的学术成就是无可厚非的,但不幸的是,他却往往受到左派与右派经济学家的联合夹击。一方面,凯恩斯等人对其在宏观经济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仍沿用传统?quot; 新古典“范式颇为不满,对其理论的批判可见于凯恩斯的巨著通论中;另一方面,尚且不谈在冷战伊始的“麦卡锡时代“庇古曾荒谬地被怀疑为前苏联间谍,仅从学术上讲,新古典主义者又对他关于政府干预的论调大不以为然, 1991 年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科斯(Ronald Coase)在其 1960 年的著名论文 社会成本问题中对庇古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并非只有政府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只要产权界定

    5、清晰,交易费用足够低,当事人之间可通过自行协商、讨价还价来将外部效应“内部化“,因此市场本身并非没有解决“外部性“的机制。至于到底应用何种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应视政府与市场运作的成本比较而定。下面要出场的人物大家也许已经猜到,那就是在 20 世纪经济学中应该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翰 o 梅纳德 o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凯恩斯成长于一个典型的英国精英家庭,曾在著名的伊顿公学(Eton)受教育,其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与马歇尔一样,凯恩斯也在剑桥读数学,不同之处有二:第一,他在国王学院而非圣约翰,使得前者至今仍留有较强烈的左翼色彩(譬如布莱尔工党的“第

    6、三条道路“理论的创立者吉登斯在担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之前便是国王学院的院士) ;第二,他的数学成绩似不如马歇尔,当然也不差, 毕业时位列第十二名。值得指出的是,凯恩斯当时也是马歇尔非常欣赏的年轻人之一,同时凯恩斯在初期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信奉者,只是到了 20 世纪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出现以及传统的马歇尔经济学理论对此现象的异常乏力的解释才使得他最终下定决心离经叛道地走到了他老师的反面。与马歇尔的另外一点不同是,凯恩斯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而且深深涉足于公共事务之中,对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06 年他从剑桥一毕业便加

    7、入了英国政府的公务员队伍。1909 年凯恩斯返回剑桥成为国王学院的院士,直至去世。但在一战期间(1914-1918)他又供职于英国财政部,并因其出色表现作为劳合 o 乔治首相的助手之一出现在战后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中。然而,凯恩斯强烈反对英法对德国过分激烈的报复措施,特别是强加于德国的巨额战争赔款,于是他于1919 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和平的经济后果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在此书中凯恩斯分析了战前欧洲经济的运行机制,并指出这种报复性巨额赔款不仅会给战败国德国的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且还会打破战后欧洲经济的脆弱平衡。正是这本书使凯恩

    8、斯第一次成为了耀眼的公众人物,但同时也使他在政界的前景变得不那么乐观了,于是他又回到剑桥进行学术研究。1921 年,凯恩斯出版了反映他当时对哲学与数学深刻思考的著作 论概率(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 。尽管该书遭到了当时剑桥数学天才拉姆奇(Frank Ramsey)的挑战,它仍对凯恩斯自身后来的学术观点有重大影响。此书中凯恩斯将概率看作一种“客观的信念(objective belief)“,而认为“不确定性“是无法用数学公理体系如概率论来识别、测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事物的未来状态是一无所知的?quot;We simply do not know“) 。无巧不成书

    9、,也是在这一年,大洋彼岸芝加哥大学的奈特(Frank Knight)在其后来成为经济学名著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也对“不确定性“做出了同样的诠释。笔者并未考证二者之间是否有任何联系,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凯恩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理解无不贯穿于其今后发展的经济理论中,如经济主体对未来预期的形成、投资决策、现金持有决策等。整个 20 年代,凯恩斯仍然活跃在公共政策的争论中:他激烈反对英国回归到战前的金本位制度,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用公共工程建设来缓解失业,认为财政部对预算赤字的担心并无必要。更重要的是,凯恩斯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反思并逐渐偏离传统的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譬如,他更重视短期的政策性分析

    10、,对马歇尔经济学只强调经济系统均衡状态在长期的可实现性颇有微词。在其 1923 年出版的关于货币改革的小册子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中,凯恩斯作出了以下著名的评论:“长远看我们都将死去。如果经济学家仅能告诉我们暴风雨过后海面将恢复原来的平静,那他们真是给自己制定了一项极其简单而又无用的任务。“同时,凯恩斯日益意识到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抛弃了传统的“货币中性“的新古典观点。在马歇尔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货币只是实物经济的一层“面纱“而已,即货币仅作为交易媒介出现在经济活动中,它与价格、产量、就业量等经济基本面指标的决定无直接关系。凯恩斯在 1930 年出版了

    11、两卷本的论货币 (A Treatise on Money) ,虽然马歇尔经济学的影响尚未完全消散,但凯恩斯已明确指出货币至少在短期内对产量与价格有真实影响。在理论上,他指出货币不仅具有交易媒介的功能,它还是人们用来对付未来不确定性的贮藏手段,人们持有现金以增加资产流动性来规避风险,这就是他“流动性偏好“理论的基础。总之,他力图通过货币政策的设计来消除或至少是缓解一战后剧烈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对经济的破坏作用。 凯恩斯曾希望此书能成为自己学术上的杰作,但是当时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任教的右翼经济学家、1974年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对该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然而幸运的是在

    12、 30 年代,凯恩斯的周围聚集着一批二、三十岁的天才的青年经济学家来共同对付右翼的挑战和发展崭新的激动人心的理论。这些年轻人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 、斯拉法(Piero Sraffa) 、卡恩(Richard Kahn)和 1977 年诺贝尔奖得主米德(James Meade) 。他们组成了名叫“Cambridge Circus“的讨论会,并将每次讨论的内容与结论由卡恩汇报给凯恩斯。在大家当然主要是凯恩斯的努力下,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简称通论

    13、,这一 20 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终于在 1936 年诞生了。正如凯恩斯本人在 1935 年元旦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我相信我正在写的这本经济理论著作即使不是在现在,也会在未来的十年中对世界看待经济问题的方式产生革命性的转变。“的确, 通论开辟了经济学一个新的时代,宣告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从此宏观经济学与以新古典均衡框架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平起平坐,成为经济系最重要的两门核心课程。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无疑是促成凯恩斯发展自己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动力。大量的商品、劳动力过剩和需求不足是当时的主要“症状“,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这种现象即使存在,也是不会长久的

    14、,市场与价格机制的作用在长期内会调整供求数量重新实现均衡状态,因此过多的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但在一个失业率已有 30%的社会里,这一理论的说服力是可想而知的。凯恩斯则认为总需求不足在宏观经济中是会长期存在的,是总需求的水平决定了经济中的产量和就业量,供给自身不会创造同等数量的需求。总需求为什么会不足呢?简单地讲,总需求本身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就消费需求而言,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即消费的增长幅度一般来讲要小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就投资需求,即资本家对机器设备、厂房的需求而言,影响其投资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或投资者对投资收益的预期。一旦经济陷入衰退的境地,只要投资者

    15、对未来悲观的预期不改变,价格机制并不能使其投资量有显著的提高。可见,仅靠市场的力量来解决总需求不足、非自愿失业等问题是不够的,价格机制远没有地心引力那样强大的力量使均衡成为经济系统运行的常态。解决的办法很明显,就是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如公共投资建设等来人为扩大总需求,使经济走出衰退的旋涡。 通论的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和经济决策领域中都引起了轩然大波,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家所言,所有人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差劲的政策,但现在他们也意识到它们同样是差劲的经济学。然而由于健康原因,凯恩斯于 1938 年退出了当时仍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辩论,但这并不是他职业生涯的结束。二战爆发后,他重出江湖,提出了许多

    16、政策建议来缓解战时由于资源短缺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凯恩斯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忙于战后经济秩序和国际金融制度的重建工作,特别是于 1944 年参与了在布雷顿森林国际会议上确认各国货币对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和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重要的活动。他生前所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劝说英国政府接受为获得美国贷款而必须遵守的苛刻条件。1946 年 4 月 22 日,伦敦泰晤士报的讣告栏中写道: “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勋爵因心脏病突发于昨日在Tilon,Firle,Sussex 逝世。他的去世使这个国家失去了一个非常杰出的英国人。“时光荏苒,从他去世至今又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凯恩斯经济

    17、学也依旧毁誉参半。但对于笔者个人而言,难以忘却的并不是其具体理论的孰是孰非,而是凯恩斯以下似乎有些夸大其辞的论述,反倒能使我在求学道路上彷徨气馁时,在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时得到一丝慰籍(因本人对自己英译汉的能力实无自信,请允许我将中英文一并附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其对错,都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有力得多。实际上这个世界就是被这些思想统治着的。讲求实际的人们以为自己能与所有精神世界中的影响绝缘,却到头来只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而已。位于高位之上的疯子们,似乎是空穴来风似地决策,但实际上他们的激动与疯狂仅来源于几年前某个文痞的作品之中。我确信与思想的蚕食能力相比,隐含的利益的作用是

    18、被大大高估了? “The ideas of economist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ers, both when they are right and when they are wrong, are more powerful than is commonly understood. Indeed the world is ruled by little else. Practical men, 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 are usu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Madmen in authority, who hear voices in the air, are distilling their frenzy from some academic scribbler of a few years back. I am sure that the power of vested interests is vastly exaggerated compared with the gradual encroachment of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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