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 典 导 读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关系 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约翰.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 1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郭大力 王亚南 译），商务印书馆（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 ） 序论及全书设计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
2、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这类产物或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对消费者人数，或是有着大的比例，或是有着小的比例，所以一国国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视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但无论就哪一国国民说，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成什么比例。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是怎样，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此外，上述供给的好坏，取决于前一情况的，似乎较多。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间，一切能够劳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尽可能以各种生活必
3、需品和便利品，供给他自己和家内族内因老幼病弱而不能渔猎的人。不过，他们是那么贫乏，以致往往仅因为贫乏的缘故，迫不得已，或至少觉得迫不得已，要杀害老幼以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或遗弃这些人，听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反之，在文明繁荣的民族间，虽有许多人全然不从事劳动，而且他们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过十倍乃至百倍。但由于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劳动生产力的这种改良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劳动的生产物，按照什么顺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给社会上各阶级？这就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不论一国国
4、民在运用劳动时，实际上究竟是怎样熟练，怎样有技巧，怎样有判断力，在运用情况继续不变的期间，一国国民每年供给状况的好坏，总必取决于其国民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竟成什么比例。我以后要说明，有用的生产性劳动者人数，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和推动劳动的资本量的大小及资本用途成比例。所以本书第二篇，讨论资本的性质，逐渐累积资本的方法，只及因为资本用途不同，所推动的劳动量亦不相同这几点。在劳动运用上已有相当程度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不同国民，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曾采取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同等地有利于一国生产物的增加。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另一些国家的政策
5、，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对于各种产业，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发展的国家，怕还没有。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不利于农村的产业，即农业，而比较有利于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本书第三篇将说明，什么情况使人们采用和规定这种政策。这些计划的实行，最初也许是起因于特殊阶级的利益与偏见，对于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社会全体的福利，他们不曾具有远见，亦不曾加以考虑。可是，这些计划却引起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的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的人又力说农村产业重要。这些不相同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君王和国家的政策亦为它们所左右。我将尽我所能，在本书第四篇详细明确地解释这些不
6、同学说，并说明它们在各时代和各国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要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要努力说明以下各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由全社会负担的赋税，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社会某特殊阶级或成员负担的特殊赋税。第二，来自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经费是怎样募集的，而各种募集方法大抵有什么利弊。第三，什么使几乎所有近代各国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举债，而这种债务，对于真实财富，换言之，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有什么影响。 国富论
7、：为市场立宪 1776 年 3 月 9 日，英国发生了近代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一件事；不是议会通过了一个法令，不是几个国家签署了某个协定，也不是某个工程师发明了先进器具，而是一个学者出版了一本书，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说，“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 这句话现在仍然完全正确。这本四开两卷本的著作当时的定价是 1 镑 16 先令，算是相当昂贵了，但初版半年就卖光了。但对其怀疑者也大有人在。连斯密的一些好友都认为，像斯密那样没有从事
8、过任何实业活动即使去做、恐怕也挣不了钱的人，根本不可能写出有关商业的任何好书。但斯密的另一位朋友却明智地说：商人自己不可能写出一本关于商业的好书，因为他们除了自己的买卖之外，很少考虑其他事情，“没有什么比商业更需要通过哲学来论证的了。”而哲学，尤其是一种明智审慎的哲学，恰恰是斯密的拿手绝活。不过，斯密也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国富论的写作花费了 12 年时间，而在这之前，又用了 12 年时间来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力斯密于 1723 年 6 月 5 日出生在苏格兰一个殷实人家，不过，就在他出生在几个月，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也就没有任何兄弟姐妹，而他的母亲格外来长寿，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他的母亲仅比
9、他早去世 6 年。斯密跟他的好友休谟一样，终生未娶。斯密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4 岁那年，他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在这里，学识渊博而人格高尚的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注意到了他的天资，在 16 岁那年就把他介绍给了当时正在写作人性论其实当时也刚刚 20 来岁的哲学家休谟，从此两人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及朋友的学术努力，构成了著名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这种启蒙运动完全不同于法国式（或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它在探寻人的理性的伟大作用的时候，时刻对理性保持着警惕，从而使其启蒙避免了法国式启蒙的狂热及其破坏性效果。随后，斯密又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了 6 年。毕业后，曾短暂任教于爱丁堡大学，1751 年，他被选为格拉斯
10、哥大学逻辑学教授，从 1752 年起，他继承了他的精神导师哈奇森，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一直干了 13 年。正是在这段时间中，斯密出版了他的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论（1759 年）。人当然是自爱的，或像有的人直截了当地所说的，人是自私的，但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却具有作出道德判断克制自我私利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斯密所说的道德情操。一部道德情操论就是论述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在社会的交往体系中，如何学会控制他的本能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本能和行为，从而形成一个能够使社会长期存在的秩序。1763 年，斯密为学生作了一个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这个演讲是斯密为国富论作的一个准备，其中很
11、多内容写入了国富论中。为自由市场立宪1763 年 11 月，斯密接受英国当时财政大臣的聘请，作为其养子的家庭教师，陪同这位年轻人到欧洲大陆游学。就在这期间，他开始了国富论的写作。这次游学也让斯密接触到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当时的法国正是启蒙运动的高潮时期，斯密尤其是与其中比较温和的重农学派有密切往来。重农学派认为：一个人最神圣的财产就是他的劳动。它甚至要先于财产权，因为即使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也拥有劳动。因而他必须能够自由地利用他所能够拥有的东西。一个人对于他人的干预、社会对其成员的干预、国家对其臣民的干预，都必须降低到最低水平。自由地劳动及由此引申出来的自由交易，是合法的政府的首要目标。这些思想，后
12、来将在斯密那里得到完整的阐发。回到英国后，斯密继续写作国富论，并在 52 岁那年完成了这本巨著。全书共分五篇，作为开创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全书研究的问题其实可以归纳为两个：其一，什么样的制度框架能够使人民给自己改善自己的境遇；其二，政府为此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职能，并如何获取其财政收入。对于第一个问题，斯密的回答是分工和自由竞争。在这里，斯密继续了道德情操论中的讨论：人确实是自私的，但是，人类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但仅靠他人的恩惠是不行的，他只能利用他人的利己心，因此，“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自私并不可怕，作为一个自发的合作体系，
13、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自私的个体在不知不觉间服务于社会利益。“看不见的手”也许是经济学中最有力量的一个词了，这个词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各出现了一次。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在谈到富人为满足自己的贪欲而雇佣千百完人为自己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结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在国富论中，他说，资本家投资的时候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
14、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因此，“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总之，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就愈有利于社会。”相应地，政府也就不应自以为是地干预民众的活动，他们“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因为，“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
15、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作到的。”根据这种理论，斯密呼吁废除贸易限制、实现自由贸易，废除鼓励某一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摧毁政府授予某些公司的垄断权力，撤除有关户籍的限制人员流动的法令等等措施。当然，市场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的界限的政府。在斯密那里，政府基本上只具有三个功能：（1）保护社会免遭其它独立的社会之暴力和入侵的职能；(2)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和压迫的职能”；(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公共工程和特定的公共制度的职能。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能时，政府的设计也应考虑到引入竞争。比如，斯密说，“英国今日的法院制度，是值得赞赏的，但一探究竟，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需归因
16、于往昔各法院法官的相互竞争”，同样，公共工程也应更多地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后来的主流福利经济学面对市场失灵，仅仅强调政府干预，恐怕错会了经济学始祖的本意。分工、竞争和自由，这就是斯密贡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些观念造就了自由市场制度人类迄今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模式。当然，从观念到制度，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比如，只是到了 1860 年代，英国才废除了斯密当年曾经大力抨击过谷物贸易法。中国人尤其曾经长期漠视斯密的智慧，尽管严复早在 100 多年前就译出了那本书。而在 20 世纪，在斯密的故乡英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这本书也普遍遭到忽视。不过，在种种新潮尝试失败之后，人们发现，斯密那
17、些伟大观念，注定了是任何明智的政府的圣经。? 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 钦北愚 朱钟棣 沈凯璋 译? 胡企林 校）（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 译者序言 亚当斯密（17231790）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他在国富论中建立的“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已为我国思想理论界所熟知，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阐明的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却很少引起我国思想理论界的关注；特别是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长期
18、以来未被人们正确理解。早在 19 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即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比悬殊、相互矛盾的问题。他们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而在国富论中却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自私。他们说，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同情作为社会行为的基础，而在国富论中，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从利他的理论转向利己的理论。从此以后，几乎所有论及亚当斯密著作和思想的论著，差不多 都把斯密看作是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这种观点，似乎成了研究亚当斯密的传统“信条”。例如，在我国流行颇广的卢森贝所著政治经济学史就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研究
19、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而“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则“是利己主义”。这种所谓的“亚斯密问题”，其实是出于对斯密著作的误解，尤其是对道德情操论的误解。 一、斯密生平和道德情操论的创作及修订再版 1723 年 6 月 5 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卡柯尔迪。他的父亲是当地海关的审计员，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一直活到 90 岁，仅比斯密早死 6 年。斯密生前丧父，童年体质孱弱多病，又无兄弟姐妹，一生未曾娶妻，同母亲相依为命。在长达 60 年的岁月中，斯密对母亲孝顺侍奉，报答了她的养育之恩。 斯密接受启蒙教育是在卡柯尔迪市立学校，这所学校在相当有名望的戴米勒的领导
20、下，造就了一批卓越人才。幼年的斯密在学校中以对书籍的热爱和超人的记忆而引人注目。斯密在卡柯尔迪度过了中小学生活。工场手工业和外贸相当发达的卡柯尔迪，使斯密对苏格兰社会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 1737 年，斯密以出色的成绩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他在该校的 3 年中，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他当时最喜欢的是数学和自然哲学，然而，这却不是他在其中显示才华的科学。出类拔萃的道德哲学教授哈奇森以渊博学识与高尚人格给斯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奇森似乎注意到了他的天资，把 16 岁的斯密介绍给了当时正在写作人性论的哲学家大卫休谟。1740 年，斯密作为斯内尔奖学金的获得者被推荐到牛津大学深造。
21、在那里，他致力于钻研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著作，认真研究了人性论等当代和古代伟大思想家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古典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基础。 1748 年秋，他担任爱丁堡大学讲师。1749 年编写过一份经济学讲义。在17501751 年的冬天，讲授过一学期经济学。1751 年，他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从 1752 年起，他又继承他的老师哈奇森博士任该校的道德哲学教授，直到 1764 年辞去教职为止。他经常回忆起这 13 年，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有用和最幸福”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他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 1759 年 4 月，斯密以道德情操论为题出版了他的伦理学名著。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
22、个词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作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是阐明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 道德情操论出版后，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最后 4 年的学术研究，向着两个重点方向发展。其一，继续深入研究伦理道德理论。在这方面，他听取了一些研究哲学的朋友们的意见，对道德情操论作了较大修改，于 1761 年出了第二版。他在这一版中所作出的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是他发展了有关公正的旁观者的理论，明确指出良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其二，加强了对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于
23、1763 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作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斯密在这个演讲中，论证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迅速地推动财富的积累，并围绕这个中心，初步分析了当时英国经济生活的基本问题，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从而确定了他经济研究的总的方向及其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思想。因此，可以把斯密在这次演讲中所阐明的基本思想，看作是他后来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雏形。 道德情操论和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这两部著作，是亚当斯密在教授生涯中进行学术研究所取得的两项重要成果。 1763 年 11 月，斯密接受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申德的聘请，辞去了大学教授职务，作为
24、汤申德的养子年轻的巴克勒公爵出国旅行的家庭教师，进行了为期近 3 年（1764 年 2 月至 1766 年 10 月）的欧洲大陆之行。在此期间，他访问了法国和瑞士的一些重要城市，考察了各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 1764 年 3 月至 8 月，斯密陪同这位年轻的公爵先后访问了法国的南方城市图卢兹、波尔多和蒙彼利埃。在这期间，斯密感到比较空，于是他就在长期酝酿、构思的基础上，根据他已积累的资料，开始撰写他的经济学著作。1764 年7 月 5 日，斯密在图卢兹给休谟的信中写道：“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他在这封信中所讲的已开始写的这本书，就是国富论。 1765
25、 年 10 月至 12 月，斯密访问了日内瓦。他怀着很大的兴趣观察了瑞士的共和制度，并多次到离日内瓦约 7 公里的费尔奈会见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并同他就政治制度问题交换意见。 在这次欧洲大陆之行中，对斯密获益最大的是对巴黎的访问。他在巴黎逗留的十个月间（1765 年 12 月1766 年 10 月），曾会见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百科全书派成员狄德罗、达朗贝、孔狄亚克、霍尔巴赫、爱尔维修，重农主义者魁奈、杜尔哥、奈穆尔、老米拉波等。在形形色色的沙龙、定期或不定期的宴会等社交场合以及个人交往中，斯密经常同他们交谈经济学、哲学、文学、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从中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料。在经济理论
26、方面，对斯密影响较大的是魁奈和杜尔哥，在巴黎期间，斯还曾将他正在创作中的国富论一书的某些观点，征求过魁奈、杜尔哥等重农主义者的意见。 1766 年 11 月初，斯密从巴黎回到了伦敦。在伦敦停留的半年时间内，他曾利用当时刚刚建立的英国博物馆所藏的丰富资料，继续进行国富论中所要论述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殖民地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等。1767年 5 月他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卡柯尔迪，直到 1773 年 4 月的 7 年间，他一直在从事国富论的著述工作。 1773 年春，斯密携带已经完成的初稿前往伦敦，原来打算稍加修订和润饰便交给出版商出版，但是，他在那里看到了许多新的资料，包括 1774 年以后
27、杜尔哥特地寄给他的被称为“稀世珍本”的关于课税的备忘录，特别是 1773年以后不断加剧的北美殖民地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抗和 1775 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引起了他对殖民地问题的极大关注。为此，他决心继续进行自己的研究，而不急于发表此书，他又用了 3 年时间阅读资料，继续研究有关问题，对初稿进行了广泛的修改和补充。到 1776 年 3 月 9 日，国富论这部经济学巨著终于问世了。斯密在国富论中创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这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斯密在创作国富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放下伦理道德理论的研究。正当斯密从法国和伦敦搜集了有关资料回到卡柯尔迪集中精力着手撰写国富论之际，17
28、67 年，他又修订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第三版。在这一版中，实质性的修改虽较少，但和第二版相比改动还是相当多的。这一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论语言的起源这篇蕴含着巨大才能的文章，首次附印于该版的第 437478 页中。 ?1774 年，当国富论进入定稿阶段时，斯密又修订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第四版。在这一版中，也作了一些实质性的和非实质性的修改，其中包含一些有关词汇现代化的修改。 1778 年 1 月，由于巴克勒公爵的举荐，亚当斯密被诺思首相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及苏格兰盐税专员。斯密在担任这两项公职期间，从未停止过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在任职的第一年，他就利用担任海关和盐税专员所获得的实际知识，增补、修订了
29、国富论中有关论述公共事务的部分，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 1781 年，斯密又修改了道德情操论中不完美的细节，出版了该书的第五版。 1784 年，斯密又根据从事海关专员所获得的确切资料，更详细地论述了苏格兰的渔业奖励制度、特许公司和非特许公司以及东印度公司等有关部分，出版了国富论第三版。 1786 年，亚当斯密又为国富论增写了序论及全书设计置于卷首，出版了该书的第四版，这是斯密生前审订的最后一个国富论版本。 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这两部学术名著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给他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学增添了光彩。为此，格拉斯哥大学师生在 1787 年 11 月和 1788 年 11
30、月两次推选斯密担任该校名誉校长（每次当选任期一年），给了他极高的荣誉。 斯密为了报答人民对他的奖励，实现他理想的“文明社会”，热切地希望能做更多的事情、写作更多的东西。他曾对一位朋友说起，除了伦理学和经济学著作外，他还打算写关于文学、哲学和修辞学方面的以及关于法律、政治理论和科学发展史方面的大部头著作；试图建立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系统地阐明生存在宇宙中的这个无限而又联系着的人类活动体系的整个过程，以及人类社会这架大机器的运行机制；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的、过程和形态。可是，他年事已高，身体愈来愈衰弱，实际上已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全部写作计划了。为此，他深感遗憾地说：“
31、我原打算写更多的东西，我的原稿中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材料，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斯密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仅完成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修订工作。这次修订是该书 1759 年出版以来规模最大的、也是最具有实质性的一次修订，这是他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1788 年 3 月 15 日，斯密在致托马斯卡德尔的信中谈到这次修订的情况时说：“我现在正在紧张地专心用功”对道德情操论的“每一部分作增补和订正”，其中特别是：增写了第一卷第三篇第三章 论由钦佩富人和大人物，轻视、怠慢穷人和小人物的这种倾向引起的道德情操的败坏；重新改写了第三卷的第二、第三章 ，在这两章的新增材料中包含对良心、公正的旁观者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32、以及对“自我控制”这一主题的论述；增写了整个第六卷，论述了道德理论的实际运用，尤其是对谨慎、正义、仁慈和自我控制等美德的论述；重新改写了第七卷第一篇第一章 ，将散见于以前各版中的斯多葛哲学，集中起来进行论述，并更充分地解释了其他有关学派的学说，在这一卷第四篇的新增材料中，还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诚实与欺骗的观点。在这一版的开头，斯密还有一个题为告读者的新增前言，简要地介绍了本版所作的主要改动情况，以及重申他为什么仍要保留该书最后一段，即关于撰写阐明法和政府一般原则的著作的愿望。 ?由于斯密意识到这次修订是对道德情操论的最终审订，是使该书“定型”，成为一个最完美的版本，因此，他做得非常细致。他在 1
33、788 年 3 月 15日致托马斯卡德尔的信中写道：“我是个迟钝、非常迟钝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勉强满意它之前，至少要写上六七遍。”因此，修订工作进展缓慢，交稿日期比预期的要迟得多，大约在 1789 年 12 月才修订完毕，到 1790 年斯密逝世前几个月，这个新版本才出版。这一版新增内容的“极大部分是斯密在重病之下写成的”。这说明贯串在这个新增部分中的道德原理，对斯密产生了多么大的兴趣与责任。正如杜格尔德斯图尔特所说：“这些崇高的真理在他年轻时离开学院之际，第一次激起了他的天才的热情，他最后的精神努力也是寄托在这方面的。” 179O 年 7 月 17 日，斯密在爱丁堡与世长辞。 ? 二、道
34、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关系 简评所谓“亚当斯密问题”? 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名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论述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就本质而言，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交替创作、修订及其整个研究、写作计划来看，决不能否认斯密学术思想体系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上面，我们在论述斯密生平和道德情操论的创作、修订再版过程时，已提到 17521764 年间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主持的道德哲学讲座中，曾充分利用他在爱丁堡大学讲授经济学时所编写的讲义，以及他参加格拉斯哥经济学俱乐部等学术活动中所得到的启发与资料；而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又都是在他的道德哲学讲稿的基础
35、上创作而成的。1759 年 4 月，斯密对道德哲学讲稿第二部分进行加工整理，以道德情操论为书名首次出版了对其一生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这部杰出著作不仅从现在所说的伦理道德的角度，而且从哲学、法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作了探讨。从 1759 年到 1774 年，道德情操论共出了四种不同的版本（第一版 1759 年，第二版 1761 年，第三版 1767 年，第四版 1774 年）。在对该书这四个不同版本进行修订的过程中，斯密又在道德哲学讲稿第四部分以及他1763 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所作的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的基础上，酝酿创作了国富论。国富论初版于 1
36、776 年问世。1778 年，他又修订出版了国富论第二版。国富论出版之后，斯密并没有停止对道德情操论的修订工作，1781 年，他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论第五版。1784 年和1786 年出版了国富论第三、第四版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 1790 年，他又最终完成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重大修改和出版工作。 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交替创作、修订再版过程，可以看出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决不能任意把它们割裂开来，以至对立起来看待。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中吸收了国富论的一些内容，是显而易见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不仅是斯密进行交替创作、修订再版的两部著作，而且是其整个写作计划和学术思想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37、。道德情操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伦理道德问题，国富论所阐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从现在的观点看来，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前者属于伦理学，后者属于经济学；但按照当时苏格兰大学中的学科分类法，以及在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它们则属于“道德哲学”这一门学科，而且不是这门学科的全部，只是该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当时苏格兰“道德哲学”这门学科，实际上包括了后来社会科学的许多门学科。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的内容，就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大部分，而政治学这一部分，又包括了当时所称的政治经济学。这部由四个互相联系的部分所组成的庞大讲稿，构成了斯密学术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 斯密原来计划要分部地研究和写
38、出“道德哲学”这一学科的全部内容，以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及其生活的终极目的、过程和形态，从而建立一个庞大的学术思想体系；即使他到了晚年，眼看已不可能实现其全部写作计划，他仍坚持想实现他所谓的“道德哲学”的实用部分，即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部分。他在 1790 年临终前几个月，为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写的新增前言告读者中写道：“在本书第一版的最后一段中，我曾说过，我将在另一本论著中努力说明法律和政治的一般原理不仅涉及正义，而且涉及警察，国家岁入，军备，以及其它任何成为法律对象的东西。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我已部分地履行了这一诺言，至少在警察，国家岁入和军备问题上。我长期以来所计
39、划的关于法学理论的部分虽然我年事已高，很难指望如愿以偿地完成这个大事业，但我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计划因而我把 3O 多年前写的这段话未加改动地放在这里。”斯密的这一论述清楚地表明：他把国富论看做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的思想的继续发挥。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什么基本矛盾。（二）从对人的行为动机的分析来看，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的。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本性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为动机时说：“富人只是从这大量的产品中选用了最贵重和最中意的东西。他们的消费量比穷人少；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
40、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在国富论中，斯密又谈到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行为动机。他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它货物。” 在斯密看来，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而从利己出发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就是斯密所假设的“经济人”（主要是指资本家）。正因为斯密把利己主义作为“经济人”活动的根据，所以，西方某些研究者既把斯密看成是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又把他看作是一个信奉“适者生存”的被现金交易关系和残忍的竞争所支配的理论家。 当然，斯密本人是否认这种说法的。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把
41、这种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SelfLove）。他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人们自爱的本性是与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他还肯定了利己心的社会作用。他认为，“自爱”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它决不能跟“自私”相混淆。他把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爱”看成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就从这种“经济人”活动的利己主义出发，探讨了人类沉缅于“对财富的追求”的原因。他认为，原因主要有这样两个： 第一，人性的本能迷恋发明、改良和革新。斯密把
42、人们追求财富的动因首先归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经济人”天生具有一种创造欲望和创新能力，它驱使他展开经济活动，促使财富增加。斯密以有的人对时间的准确性并不严格，对手表计时的准确性却十分挑剔为例，来论证人天生具有的创造性，或曰对发明、改良和革新的“迷恋”。斯密认为，正是这种“迷恋”激起了人们辛勤工作的热情，鼓励着人类去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天性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正是这种蒙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勤劳的动机。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筑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
43、富多彩；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宜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斯密对人们追求利得的这种论述，在他的国富论中是当作一种常识加以接受，并进行发挥的。 第二，为追求财富而“极度”地工作是出于实现和维持他的社会地位的需要。在斯密看来，人需要同伴的同情，而同伴的同情更倾向于同情自己的快乐而不是悲伤，所以在旁观者面前，每个人都把夸耀财富、掩饰贫穷作为动机。他说：“按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就是“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他认为，人们肉体所需的必需品，“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就可
44、以满足”，他们之所以拼命追求财富，是由于“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他说：“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财富自然而然地会引起世人对他的注意。相反，穷人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辱。尽管这会产生一种约束力，然而，人们认为，这使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对象，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从斯密的这些论述看来，他实际上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来研究人们追求财富的动因的；但他却把人类经济活动的动因归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这就使他的研究偏离了正确轨道。这正是斯密的阶级局限性的反映。尽管在国富论中着重了经济因
45、素的分析，他的这些弱点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但在道德情操论中它却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斯密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是合理的完美的，因此，他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格化的“经济人”（主要是指资本家）描绘成富有“同情心”并有种种美德的人。 无论怎样，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证“经济人”的出发点，和国富论是相同的，一致的，即都是从人的利己主义的本性出发的。例如，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他把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看作“人生的伟大目标”。这种论述在国富论中发展成为表述自利行为动机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46、可见，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在论述的语气、论及范围的宽狭、细目的制定和着重点上虽有不同，如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但对自利行为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是把“同情”作为道德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认有种种行为动机，不仅有一般的行为动机，而且有善良的行为动机。这些动机包括自爱，这也就是国富论开头所说的自利，而不是“自私”。他是在轻蔑的意义上使用“自私”这个词的，他把“自私”和“贪婪”相提并论，而赞扬“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 在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道德情操”
47、这一短语，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因此，斯密竭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主要是指追逐利润的资本家）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而为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地活动。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 （三）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的有机联系，还集中表现在斯密对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统一论述中。 斯密对利己心的论述，十分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短语，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各出现一次。在
48、道德情操论中，他写到富人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描述为对财富的追求或获取欲。这种获取欲是从荣辱之心一类的私利出发的，是受人们的个人感情和爱好驱使的，但是，人们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狭小的私人目的时，却始料未及地实现着增进人类福利的更大的社会目的。在国富论中，斯密谈到，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在这里，这只“看不见的手”是用来比喻说明竞争过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却被用来说明另外的问题，即对财富的获取欲本身如何实现促进人类福利这一更大的社会目的。可见，在道德情操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