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宋徽宗朝大晟乐制作与颁行考议2010 年第 2 期第 50 卷(总 224 期)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SUNYATSEN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No.22010V01.50GeneralNo.224北宋徽宗朝大晟乐制作与颁行考议木胡劲茵摘要:北宋徽宗朝在崇宁元年至政和七年花费近十五年的时间 ,制作了一套从乐律理论到乐器制度都焕然一新的大晟乐,并通过行政手段有层次,有步骤地由朝廷推行到民间以及域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晟乐并不仅是徽宗朝的音乐文化特产,而是作为徽宗“继述“ 神宗新政的一个部分,从诞生,完善到扩张,都受到整体政治环境
2、的制约,与人事变动,各项政策相互协调,促进,共同体现徽宗朝廷独特的政治气象.关键词:大晟乐;崇宁新政;制作;颁行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2010013北宋徽宗朝的大晟乐,以其在乐律制度和音韵词学等方面对后世影响甚大,因而从音乐,艺术,文学角度的研究不在少数.然而,音乐史的研究侧重于大晟乐本身,包括音律,乐器和表演形式等;文学角度的研究则侧重大晟府,大晟词人及其对南宋后词学发展的影响.两方面的研究均较少对大晟乐制作与颁行的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并且在评价大晟乐的流传与影响时尽管承认徽宗朝廷的作用,却普遍持有否定的情绪和负面的认识,简单地将统治
3、者与民众对立,将政治与社会,文化分离.近年,美国学者林萃青(JosephS.Lam)从不同的角度对大晟乐进行了研究.他着重从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讨了大晟乐在徽宗独特的政治意识形态下所起到的独特的政治文化作用通过盛大的音乐演奏场景宣示权威和统一思想.迄今为止,关于大晟乐仍有许多问题未作解释,如:徽宗朝为何要制作新乐?看似“荒诞“的大晟乐律在当时如何取得说服力,又因何为后人所诟病?大晟乐是如何制作并完善,又如何推行到宫廷,朝堂乃至民间以及域外?它是仅有短短二十多年的寿命,抑或持续影响至南宋,收稿日期:20090602作者简介:胡劲茵(1981 一),女,广东肇庆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
4、究生(广州510275).乐律制度方面,明代朱载靖的乐律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 11 案言:“金史,元史乐志所载历代乐律制度,因革损益,来历甚明,然则宋大晟乐即方士魏汉津之所造,取徽宗指寸为律者也.其乐器等,汴京破,没入金,改名大和,金亡入元,改名大成,元亡,乐归于我.国初斟酌元乐用之,虽更制章造器,而未尝累黍验律,见今太常雅乐,及天下学宫所谓大成乐者,盖汉津之律也.“由此可见,大晟乐律的影响既扩至金元,亦持至明代.而音韵词学方面,宋代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创造出别具风格的作品,直至清代文人点评词调仍常称大晟.如清代词人吴绮的林惠堂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中常见有“凡收各调悉准大晟“,
5、“按律每协大晟“,“其声谱合大晟,节奏长谐于钟吕“,“窃谓词虽小道,义在大晟“等评价.大晟府 ,大晟词人也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研究对象.音乐史研究者普遍认为,大晟乐实质上是刘呙假托魏汉津之名利用民间俗乐改造而成,它得到成功并广泛流传,关键在于它是劳动人民以音乐实践为基础创造的音乐,因而经得起考验;它的糟粕则在于为了迎合圣意而被赋予的复古主义色彩.具有代表性论着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 17 章宫廷的雅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 380405 页),李幼平:北宋大晟律初探(黄钟)2002 年第 2 期,第 6596 页),卫亚浩:大晟乐成功制作与北宋乐议(河南师范大学)2007
6、 年第 6 期,第 140142 页)等.美Josephs.Lam,HuizongsDushengyue,aMusicalPerformanceofEmperorshipandOfficialdom,PatrieiaBuekleyEbrey,MaggieBickforded.,EmperorHuizongandLateNorthernSongChina:thePoliticsofCultureandtheCultureofPolitic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PP.395452.10o北宋徽宗朝大晟乐制作与颁行考议金元及明代? 本文尝试在
7、具体历史场景中梳理大晟乐制作与颁行的整个过程,关注其与总体政治环境以及其他各项政策措施之间的联系,藉此更深刻地探讨徽宗大晟乐的历史定位和政治内涵,并解答以上问题.大晟乐看似北宋徽宗朝制定的一套音乐制度,而实际上却是当时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它是在徽宗朝廷的主导下,有层次,有步骤地逐渐展开并最终完成的.从筹备,制作到颁行,共经历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内容和目标,层层递进,并与其他政策形成横向链接,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对当时的社会造成影响.下文将逐步展现这个行政过程的实态.一,新乐的筹备元符三年(1100) 正月,宋哲宗突然驾崩,向太后与以曾布为首的群臣拥立端王赵估为帝,是为宋徽宗.七月,太
8、后还政,取消垂帘,徽宗开始亲政.同年十月,蔡京出知永兴军,章悖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韩忠彦被任命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曾布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并为左右二相,朝廷下诏“禁曲学偏见,妄意改作以害国事者“.十一月,下诏明年改元为建中靖国; 又一年后的十一月再次下诏,改元崇宁.这短短两年问,朝廷经历了新旧两党势力的起伏斗争,在“持平用中,破党人之论,以调一天下“ 的建中靖国毫无成效的情况下,政策的主流再次倾向了“ 绍述“神宗的新法.崇宁元年(1102) 闰六月九日,右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曾布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润州.七月五日,徽宗任命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六 Et 焚元;占法,
9、十一 Et 下诏:“以继志述事为急.宜如熙宁置条例司体例,于都省置讲议司,差宰臣蔡京提举,遴简乃僚,共议因革.“八月五日,蔡京上奏讲议司详定官,参详官,检讨官名单,协同商议措置“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及尹牧事“等徽宗诏书中提及的“政之大者 “,自此崇宁新政的一套 “班子“正式组成 .从崇宁元年七月设司到崇宁三年(1104)四月结绝,讲议司详定措置的政事除了主要的盐法,茶榷,学校,钱法等项外,另有重要的一项就是议革“ 讹谬残阙“ 的“大乐之制“.崇宁元年八月五日,蔡京以翰林学士张商英充详定官.十六日,张商英再次举荐吴良辅为协按音律官.可见,在当时的政治改革中,重定乐制的项目已经展开.
10、此前,陈呖撰乐书二百卷,详细厘定古今乐制源流因革,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八日为礼部侍郎赵挺之所荐,得到朝廷予以“给笔札 “的礼遇.陈呖将乐书及目录共二百二十卷缮写作一百二十册,随表上进于朝廷,由秘书省正字迁为太常寺丞. 崇宁元年九月六日,又任命陈呖为礼部员外郎,讲议司参详官.二年(1103)四月,差陈呖将乐元 脱脱等 :宋史 卷 19(徽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60363,364 页.宋 杨仲良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卷 130(久任曾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40674O68,4085 页.罗家祥:曾布与北宋哲宗,徽宗时期的政局演变 ,华中科
11、技大学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2 期,第 5157页.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32(讲议司,第 41374138,41384139,41464147,4138-4139 页.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35(大晟乐引刘禺大晟乐论第三篇,第42274232 页.与宋史?乐志对照,可推断乐志所言大晟乐之沿革基本出自大晟乐论.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 乐 3 之 24,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宋陈呖: 乐书附 进(乐书) 表,元夏宋刊元明递修本,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藏.据考,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32(讲议司(第 4139 页)日:“崇宁元年九月己丑,少府监丞强浚明为主客员外郎,讲
12、议司参详官,太常丞陈呖为驾部员外郎,讲议司参详官.“宋史卷432陈呖传 (第 12848 页)亦云:“既上,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然除此以外,宋会要,宋史?乐志, 东都事略 ,陈呖乐书附诏敕等均记为“礼部员外郎 “,因而推断,陈呖任驾部员外郎应为任礼部员外郎.自太常丞升礼部员外郎实为非常调,可见徽宗对于蔡京组织这套班子推行新法所给予的权力确实很大.】0】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2 期书进呈与吏部尚书何执中等看详.九月六日,何执中等奏:“欲乞特加优奖,所有呖欲考定音律,以正中声,更乞送讲议司,令知音律之人相度施行.“诏陈呖转一官,余依所奏.九月十六日,徽宗手诏
13、日:“王者政治之端,咸以礼乐为急 .夫隆礼作乐,实内治外修之先务宜令讲议司官详求历代礼乐沿革,酌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至徽宗下此诏书为止,新乐的制作正式被提上了政治议程.二,大晟乐的制作与调整(一)以重定乐律为中心的新乐制作崇宁三年(1104) 正月二十九日,三省送到魏汉津札子,日:臣闻通二十四气,行七十二候,和天地,役鬼神,莫善于乐.伏羲以一寸之器,名为含微,其乐日扶桑.女娲以二寸之器,名为苇祷,其乐日光乐.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成池,其乐日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锺之律.后世因之,至唐虞未尝易.洪水之变,乐器漂荡.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
14、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 ;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锺之律定矣.黄锺定,余律从而生焉.叉中指之径围乃容盛也,则度量权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商周以来,皆用此法.因秦火,乐之法度尽废本朝为_.-v-b 乐声太高,令窦俨等裁损,方得声律谐和.声虽谐和,即非古法.今欲请圣 A._-4为法,【谓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座大锺,次铸四韵清声锺,次铸二十四气锺,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这个札子概括了魏汉津所倡议“鼎乐“ 之律的主要内容 ,乃
15、是大晟新乐的基本理论依据.后世大多认为它是荒诞无稽的,是蔡京为首的大臣媚上欺下的一种手段,且并未实行,所谓大晟乐律,不过是刘呙借鉴俗乐音调略加修饰而成的.姑勿论大晟乐的音声是雅是俗,在当时,若要开展乐制的改革,吸取仁宗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乐律理论的重新缔造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禹“ 声为律 ,身为度 “之说较早见于 五帝德,史记 ?夏本纪延引; 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之说则见于王言篇.隋书?律历志将此二说引为“起度之源“,而汉书?律历志后,“律度量衡 ,并因柜黍,散为诸法“.宋代制乐 ,自乾德四年和岘改后周“ 王朴乐“起,便从理据上强调“ 合于古法“ 的必要性,以隋书? 律历志 所定十五等尺中属
16、“周尺“类的“ 晋前尺“为准,取其校验器西京铜望臬为尺度,定黄钟律管之长.仁宗朝改乐,宋儒掀起“乐律之争“, 一者李照,胡瑗等主张累黍为尺,以尺生律,宋会要辑稿乐 5 之 18;陈呖乐书附吏部尚书奏 .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御笔指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会要辑稿乐 5 之 18 至 19;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卷 135(大晟乐,第 42254226 页;宋史卷 128乐三,第 2998 页.清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 卷 7五帝德第六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 124 页;孔子家语卷 5五帝德第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记卷 2本纪第二?夏,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51 页.
17、史记?本纪第一卷末(第 4647 页)司马迁明言“孔子所传宰予问 五帝德及帝系姓“ 等“儒者或不传“的篇目可取,“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索隐认为五帝德等出自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篇名,因大戴礼记与孔子家语于汉代均非正经,因而“儒者或不传“.大戴礼记解诂卷 1主言(王言)第三十九,第 4 页; 孔子家语卷1王言解第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402 页)卷 l6律历志上云:“审度.史记日:夏禹以身为度,以声为律.礼记 日: 丈夫布手为尺 .小戴礼记并无此语 ,礼记是指大戴礼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7,冬十月辛酉朔条, 北京: 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81页.1O2
18、北宋徽宗朝大晟乐制作与颁行考议而累黍之法又各有分歧;一者房庶,范镇等主张取现存古尺为乐尺 ,以律生尺,乃自谓“ 得古法 “ .如是争论一直持续到元禧年问.元 j;占中陈祥道上礼书一百五十卷,其中总结了历代审度“指尺 “,“黍尺“两种方法,认为周代制尺之法就是“布手知尺“, 亦即所谓 “寸尺之度取诸身“的“ 以身为度“ 之意 .其弟陈呖的乐书亦认为周汉以来,历代审度之法虽有不同,然而大体“不出以身为度之意“ .陈氏兄弟的“ 审度 “理论已与 隋书 ?律历志强调汉书?律历志以来的“黍尺“ 传统有所不同.可见,魏汉津的“ 指尺 “理论有其思想土壤,选择“指尺“而非“ 黍尺“,正表明其取合周制古法的态
19、度,而这种态度一直被贯彻在徽宗后来的乐礼改革之中.实际上,魏汉津的乐律理论一直为后人所诟病,非议的并非“指尺“ 的理论 ,而是他独创的取得“ 指尺“的方法以徽宗的三指三节合为九寸,定为黄钟律管之长,以中指径围为容盛,得出具体的度量权衡.选择徽宗指长的原因,乃“汉津得之于师“,日:“人君代天理物,其所禀质,必与众异.然春秋未及,则其寸不足;春秋既壮 ,则其寸有余.惟三八之数,为人正,得太簇之律.今请指之年,适与时应,天其兴之平.“何谓“ 三八之数,为人正,得太簇之律“?“三 “是指三统,“ 三统者 ,天施 ,地化,人事之纪也 “;“八“指太簇“律长八寸,象八卦“;“ 为人正,得太簇之律“是指总合
20、三和八两个数字,正好符合了汉书?律历志所言“太簇为人统“,“为人正“.因此,使用“三八 “之年的徽宗的指长为律管尺寸,是合理且有典可循的.但是,这样的推论明显是附会君王权威的做法,也成为后人批判其“欺惑徽宗 “的“奸谀“的罪名所在 .按照魏汉津的请求,朝廷设置了制造大乐局,由崇宁三年二月到四年三月,花费了一年的时间铸造出“ 鼎乐 “的定音器 “九鼎“ .崇宁三年七月最先铸成黄钟律的代表器 “景钟“.黄钟律是确定音高的标准,其他十一律都由黄钟律三分损益而得.景钟是“垂则为钟,仰则为鼎“ 的铜器,用于天子亲自参加的大祭祀,大朝会,大享燕,有铭文及序,内容与此前魏汉津札子所期待的“成一代之乐“ 相呼
21、应 .可以看到,徽宗及其朝廷对这个逐渐成型的“钟鼎之乐“ 寄予了 “宋乐之始“的厚望.九鼎铸成以后,徽宗下诏在中太一宫内建“九成宫 “以奉安九鼎,九殿以中央 ,八方的位置分布,每个殿内分别放置对应方位颜色的鼎,于一年中的土王日(大祠),冬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中祠)等九个节气进行祭祀,“其制皆以九州水土内鼎中“, 若九州水土不能取其正 ,就会出现不祥的异象.可见,九鼎象征着宋对中央八方的统治权.蔡京代徽宗而作的御制九鼎记虽多溢美之辞,然而其中以之“消水旱之变,弭甲兵之患,一华夏之心,定世祚之永“的宏图,却并非单纯的夸谈盛赞而已.崇宁三年到四年,是徽宗任用蔡京推行新政成效
22、可见的两年,其中包括政治和军事内外两方面的胜利.政治上,全面斥逐元格党人,取缔旧党言论,推行新政;军事上,于崇宁三年四月收复了哲宗曾经弃去的鄯,廓二州,四年闰二月受赵怀德降,三月收复银州,且有胖柯,夜郎首领以其地归附.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徽宗朝廷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71,第 41214124 页;卷 172,第 4148 页.礼书卷 26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乐书卷 96审度.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35(大晟乐引刘呙大晟乐论,第42274232 页.汉书卷 21律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961 页.乐律全书卷 23律学新说三?审度篇第一之下日:“ 朱子序律吕新书有日崇宣之季,奸谀之会,黥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