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非典恐慌”事件的社会学思考对“ 非典恐慌“ 事件的社会学思考李薇(南京大学南京 210093)2003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从天而降广东部分地区先后发现“非典型性肺炎 “(At.ypiealPneumonia)病例,一时间关于“非典型性肺炎“ 的传言四起,“ 禽流感,鼠疫 ,炭疽甚至霍乱“, 以及 “医院被戒严 “,“几人或几十人直至几百人已死亡“的传言 ,以手机短信 ,口头相传和网络等形式迅速的扩散蔓延,并越来越耸人听闻,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民众恐慌的心理,又捏造了“米荒“,“盐荒 “的谣言 ,广州街头不断发生板蓝根 ,白醋,口罩等防护用品的大规模抢购风潮,整个城市趋于强烈的不稳定状态.
2、如今随着政府声音与媒体信息及时,准确,真实的报道,随着卫生部官员和医学专家在媒体上向公众介绍病情,病源及预防措施,每天公布全国的疫情情况,全国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非典“恐慌已经慢慢趋于平静.巴顿把危机界定为一些特性与状态:一是惊奇,二是对重要价值的高度威胁,三是迅速的决定.斯格等认为危机是“一种能够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威胁的,特殊的,不可预测的,非常规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危机一般被认为 ,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一般有以下特征:一是不可预测性,即出现的不确定性;二是对“ 正义价值“ 的威
3、胁;三是时效性.引起危机l76的可以是战争,也可能是疾病,也可能仅仅是人们的流言和谣言等等,只要是有危机孽生的温床,并且有渠道使其能够传播,危机就会孕育而生.而当一个危机对社会中的受众产生威胁时,它就成为了危机最普遍的形式社会危机了.这次“ 非典恐慌“ 事件也许在一段时间后会被人淡忘,大众也许可能会忘记自己曾经有过的恐慌,只记得其中最荒谬的“应恐 “行为.然而,只有从这次事件中找出深层次的原因,我们才不会担心下一次的恐慌;再次面对突发性事件,我们才能够做到从容应对.“非典型性肺炎“ 是一种以呼吸道感染为主要特征的流行性疾病,但由此引起的恐慌和危机则是一种社会性事件.一般说来,当社会出现危机状态
4、时,面对现实的威胁,人们做出某种不合作与不合理的心理与行为反应是十分正常的事.但我们在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在广州的“非典传播事件“ 中,社会恐慌的速度为何如此之快,程度为何如此之猛?1.主流媒体的不作为,加剧了社会恐慌的蔓延2003 年 2 月 8 日中午,就在笔者随某课题组前往广州做社会调研的前一天,“广州发生致命流感“ 的消息已经在广州市民中借助手机短信和网络传得沸沸扬扬,巨大的恐慌弥漫在整个城市.人们期待着电视,广播和报纸这些主流媒体能够学海 2003.4给他们一个权威的说法.但是没有,广州媒体全部都保持着沉默!从笔者所在的学校在今年五一期间进行的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
5、1030 户家庭的非典舆情电话访谈资料分析表明,市民对非典的知晓率,知晓途径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并无显着的相关关系,而与所居住的城市高度相关,所在城市的正式媒体的宣传力度和城市疫情影响着五大城市市民的知晓度和知晓途径.广州市民首次知晓非典主要是通过他人口头告知,这一比例高达 41.9%,而北京,上海,重庆首次知晓非典则主要是通过电视媒体,分别为 4.5.O%,57.3%,62.2%.面对这一突发灾难性事件,有如此众多的市民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这一事关百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非典信息,没有独立性的媒体可能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相反,对媒体的报道实施严格控制的政府在这次突发灾难性事件中最初的反
6、应与态度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的遗憾.正是这种“沉默“, 加之重要交通要口军警带口罩等在内的暗示,加剧了社会恐慌的蔓延.在这次危机中,政府的信任水平遭到了一次巨大的挑战.在危机的前夕,作为主流媒体组织传播途径的政府新闻发布以及政府公告没有及时的向市民通告疫情以安定民心.其实在危机发生之后,公众最渴望能够听到权威部门的声音,渴望从主流渠道获得真相.但十分遗憾的是,各大媒体在刚开始的时候甚至闭口无言,让危机不停地扩张,最终导致了社会恐慌的蔓延.德国人埃利亚斯?卡内提对 “社会恐慌“有过深刻地研究,他指出“ 人最畏惧的是接触不熟悉的事物,人想看清楚,触及他的是什么东西,他想辨认清楚,或者至少弄明白是哪一
7、类东西“.现在想来 ,如果在刚发生疫情时,能够及时地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进行连续的报道,或跟踪介绍疫情,或请权威医学专家讲座,或由卫生部门说明情况等等,让老百姓迅速及时的了解情况,明白真相,采用“社会安全阀“ 的手段,一点点的释放危机,或许两次抢购风潮就不会发生.由广州疫情引起的恐慌从 2 月 8 日传言出现到 2 月 11 日主流媒体公布实情历经三天时间.一位医学专家说:“这 3 天的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但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 3 天宝贵的时间.“一位医学博士说 :“我们希望,不管病毒用什么的方式和面孔出现,没有恐慌,没有迟滞.即使消灭不了
8、它,我们也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打败它.“可喜的是 ,广州市政府在第二次的抢购米,盐风潮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及时的在媒体上公布了权威的资讯,从而使谣言不攻而破,很快平息了风潮.联想到前不久清华北大的爆炸事件,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令人关注的事情,然而爆炸事件并没有引起恐慌,为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事件发生之后,官方主流媒介和新浪,搜狐等网站都迅速的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如实的报道;北大校园网也在一个小时之内发布了来自校方的公告,宣布了爆炸中受伤的人数.由于在较短的时间内权威部门对事件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公布,这就使得人们的猜测和恐慌被及时的制止住了,北大和清华的校园在当天下午就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我们没有
9、权力责备民众接受或传播谣言,以及因恐慌而产生种种不理智的行为,因为“非典“传播毕竟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面对涉及自身生命安全的传言,公众的心理往往是脆弱的,他们不可能理性地去分析传闻的真假,求生的本能会让他们盲目的自救.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G.奥尔波特认为,在流言和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原本就不确切的信息在接受者再传播的时候常常会因为这样三个原因而加以夸张和歪曲:(1)削平,即传播者会将他们感到多余的信息支脉消除;(2)磨尖,即传播者会将他们感到奇特或惊讶的内容凸显出来;(3) 同化,即传播者会将他们个人的经验和理解同化到其所传播的信息中去.比如在广州的谣言传播中,“非典“ 的 SA_RS 病
10、毒的强传染性就被凸显为“打个照面就死人 “,“医护人员大量死亡“ 等 ,并且越传越玄 .公众的上述心理特征是与他们既处在紧急情况下又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密切相关的.尽管我们的宪法赋予民众享有知情权,但是由于多年来民主思想的缺乏和危机处理体制的不健全,加之人们尤其是某些政府官员对“稳定压倒一切“ 的片面理解,我们在发生各种非常规事件时常常有“捂“和“ 盖“的倾向 .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在发生“非典 “这样的恶性传染病l77对.非典恐慌“事件的社会学思考时,市民无法及时获得有关的信息,因而社会处在巨大的恐慌之中.其实,无论是政府还是专业机构,在社会中承担的是一个权威的形象,但权威
11、是有区别的,传统的权威是由于占有某种稀缺资源而形成的,一般会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另外还有“法理权威“, 这种“权威既不是来自于统治者的神授或超人品质也不是来自于对传统习俗和信仰的恪守法理权威最大的特点就是其统治的非人格化特征“. 在这种权威的统治之下,管理者并不具有特殊的私有权力,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事;只有在法理权威的引导下才能够强烈地正确地影响民众的思维定式,破除恐慌带来的威胁.而在广州“非典“开始流行之时,政府考虑的或许是当地的旅游业是否会受到影响?经济会否遭到破坏? 政府的形象是否有损 ?加之中国的新闻业目前还存在着明显的约束,一直以来政府强调的是“舆论导向“,而这些导
12、向则明显带有行政命令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成为了媒体的指挥棒,行政性的命令强加于各种大众媒体之上,只作“正面导向“,“报喜不报忧“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事实上,及时有效地公布社会危机状况不仅不会造成恐慌,反而会有效地减低恐慌.此次广州媒体的后期作为是一例,20 世纪 80 年代的上海“甲肝危机 “也是一例 .当时,因为食用毛蚶而导致甲肝大爆发,但因为上海市政府采取了相当有效的方式,充分信任民众的理解能力,在最早的时间里发布了消息,告知市民“勤洗手可以预防甲肝“,社会恐慌很快平息了下来.由此可见,流言止于智者,恐慌止于公开.2.非主流媒体的失控,加速了恐慌的蔓延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各种通
13、讯工具如此发达,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多种多样,信息传播比以往要更加快速和丰富.非主流媒体(例如手机短信,互联网,电话等)的作用日益显着.当“ 非典型性肺炎“ 危机爆发的时候 ,公共媒体信息沟通不畅,民众急于了解真实的情况,于是人们就利用手机短信,互联网,电话,街谈巷议等传播渠道了解疫情的发展情况,而且互联网上流传时间比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正式发布的时间早得多.这样导致了坊间消息泛滥,以讹传讹,谣言满天飞,加速了恐慌的蔓延,先进传播技术的发l78展成为谣言传播的“帮凶“.在这次的广州“非典恐慌“中,手机短信和网络媒体对位公众恐慌情绪的快速传播提供了空间,对流言传播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推波助澜
14、的作用.据报道,当流言最盛的时候广州的短消息中心一度瘫痪.据统计,广东移动的短信息流量为:2 月 8 日,4O0O 万条;2 月 9 日,4100 万条;2月 10 日,4500 万条.据报道,广州的一位公司职员在几天的时间内收到了至少不下 30 种关于“非典型性肺炎“流行的不同的手机短信版本 .在整个事件的演进过程中,网络媒体凭借其独特的影响力成为推动与引导事件发展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一般在重大的新闻事件的报道上,网络媒体有着它特殊的优势它可以综合大量的信息,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信息完全的整合在一起传输给它的受众;同时网络媒体的互动性十分强,它可以“聚集 “各类人(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
15、各抒己见;同时网络媒体传播手段不仅是新闻,还有短信邮件.“在这次事件里,网络只是再次完整的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平权化的媒介平台,它起到了它该起的作用,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也就是给无权无势,一时缺乏消息来源的大众一种信息传通的基础平台:从开始时期对消息封锁的打破,到后来的添油加醋,从描述事实到盲目议论,从透视真相到风传谣言.“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市民接受信息的渠道越多,越容易出现误传,谣传,这时就更需要主流媒体及时的介入,发挥其权威性.但是,如上所述,主流媒体的无作为,恰好助长了非主流媒体的负功能.3.政府预警和应急制度的不完善危机之所以成为危机,是因为它当人们刚意识到它的出现或存在时,它已经对社
16、会的“正义价值“ 构成了伤害.如果我们在危机刚要萌芽时就发现了它,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危机,而只是一种新闻了.比如在今年的伊拉克战争中,英国政府向国民宣称本土遭恐怖袭击的几率很大,这样的预警措施可以大大的缓解当危机发生时民众的恐慌情绪.从广州“非典恐慌 “危机中 ,暴露了政府面对危机时预警和应急制度的不完善.首先,广州市市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缺乏自治意识,自身的应急机制不健全.当前西方社区学滴 2003.4建设理论中十分强调营造共同的社区意识,其实这就是加强人们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更有利于处理公共事务.当前我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低,社区建设还刚刚起步,当疫情出现的时候,社区中的卫
17、生部门他们只是作为行政组织的一部分没有及时的反映和处理问题,而居民的自发组织化程度也很低,没有力量去应对危机,有时甚至无奈地听天由命.由于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政府为民服务意识的不充分,出现危机以后,政府公务员的素质不平衡,导致市民只能依靠自己进行自救.其次,当前中国的城市在治理上是有序的,但城市本身却处在一种十分脆弱的平衡中,政府设立的预警机制不健全,或者根本就管理不善.“中国城市是不设防的城市.城市是有序和文明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越是有序化的组织越容易遭到破坏.高速公路撞车会是一大串,村子里两辆牛车撞半天也没什么关系.高度组织化的大都市一定是要有危机反应机制的.“当危机到来时,预警机制
18、没有有效而及时的启动,广大市民没有及时的与政府配合,一起遏制住危机的蔓延.广州的“非典 “危机和民众的恐慌已经过去 ,全国其他省市的抗击“非典 “行动也取得了重大成效.各地政府是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投入应对这场灾难的.最近,对于疫情的报道是从 5 天 l 报改为 1 天 1 报.对于“非典“重疫区,政府采取了发放药物,隔离危险人群的方法,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政府是努力的,并且是不断进取的.那么,从广州“ 非典 “危机和恐慌中,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经验呢?1.政府应公开信息,保证公民知情权,树立诚信的形象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当前社会的通讯手段十分发达,民众接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如果政府的行为不进行
19、透明化,处理事件不考虑到民众的感受,势必导致民众迷失方向,进行胡乱的猜忌.政府只有充分地信任民众的能力,让民众充分的享有知情权,推动民主化建设的进程,树立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诚信形象.因此,建立一套权威的信息预警,发布的机制势在必行.当前中国对于疫情的预防机制是落后的,在发现疫情后,预防机制启动还显得滞后,尤其是基层预防单位更是落后,居委会及其卫生防疫站只是行使政府职能的机构,而不是效率很强的预防机构.2.政府应让大众媒体充分实行服务于民的能力大众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是政府与民众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也是缓解社会危机的“安全阀“,它的存在可以帮助民众减少平常的恐慌心理,加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同时减少谣言传播的可能.有关部门应该清楚的了解,自己只是新闻部门的引导,调控的部门,采取一刀切,报喜不报忧的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