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际维度下的经济转型及其战略选择国际维度下的经济转型及其战略选择孙景宇内容提要经济转型虽然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一国经济体制的自发演进过程,不同国家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压力会对每个参与其中的国家的制度变迁方向产生重大影响.但经济转型并不是简单地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回归.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一个完整的战略选择应当是以比较生产率优势融入世界市场,在这之后则应当发挥后发优势,走跨越式发展之路.针对不同转型国家的现状,前者适用于尚未真正融入世界市场的俄罗斯,而后者则适用于已经融入世界市场的中国和东欧国家.关键词国际维度经济转型制度变迁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
2、与经济转型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表现为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并且,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变革和突破.而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将生产的剩余价值以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方式进行分配,因而这种资本积累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然而通过对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资本积累方式会改变国内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结构安排,形成一个具有活力的中心和一个依附的外围.而正是这种“ 中心一外围“ 结构的存在造就了有等级的劳动分工以及生产者之间的财富分配,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呈现出
3、不平衡性.由于外围国家和中心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依附关系,因而其国内的一部分生产剩余被转移到中心国家,这一方面加速了中心国家的自主中心式积累,从而推动了中心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使外围国家只能实现依附性积累,从而导致其经济现代化进程被推迟.这说明,中心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发展实际上是建立在外围国家推迟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同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平等的这一观点相区别的是,不同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正是这种等级性的存在使得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其发展演进在造就了一部分国家发达的同时,也导致了另一部分国家的欠发达.计划经
4、济体制的兴起主要是出于外围国家要突破“中心一外围“ 结构,从而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 ,实现民族的独立与振兴的愿望.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可以替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它实际上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否定.也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体制的出现确实使一部分国家摆脱了对中心国家的依附,从而使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分裂成东西方阵营对峙的全球割据格局.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生产的剩余价值完全按照国家计划分配,因而社会成员的个人?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的比较研究“(项目号:06JJD79OO20)和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国外马克
5、思主义研究从转型实践发的角度看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演化“(项目号:TJJL060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70国际维度下的经济转型及其战略选择利益并不能得到准确如实的体现,而是在彼此之问的相互影响下被不断扭曲.棘轮效应和软预算约束的存在表明,由于缺乏对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激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说只是通过对市场经济的模仿所实现的模拟经济现代化,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的投入.从长期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不能推进经济现代化,反而会带来经济的不发达.因此,虽然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都在其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中对斯大林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作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但是囿于当时的冷战格局,并没
6、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使得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最终都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了经济转型.由此看来,经济转型首先意味着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转变,其目的就在于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让市场取代国家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从而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来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然而应当看到的是.这种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转变却是在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互动中进行的.因此对转型国家而言,一方面它们为了推进经济现代化,必须转变自身社会经济组织方式,通过融人世界市场来优化资源配置,真正使市场取代国家经济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从而在根本上理顺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提升技术水平;但另一方
7、面,随着转型国家由封闭走向开放,经济转型又会改变原来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而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力量又会随着世界市场的重新形成和发展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中心一外围“结构.这样就有可能使本来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劣势的转型国家,在融人世界市场的过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而这同样会推迟它们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体制转变和融人世界市场成为所有转型国家都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应当如何在完成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以应对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挑战,从而做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的同时,尽量避免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就成为经济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对转型国家来说,体制转变必须改变原来单一
8、的以国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而融人世界市场则更多地体现在应当如何进行对外开放上.这样,在转型初期体制转变与融人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就现实地转变为所有制改革与如何对待外国资本和外国产品之间的矛盾.从以往的经济转型历程来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所有制改革都采取了私有化的方式,而东欧国家由于在私有化的同时全面引入外国资本,结果使最优质的国有资本落到了外国资本的手中,形成了外国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结构.这使得东欧国家虽然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提高了企业绩效,并较好地解决了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所带来的外国产品对本国市场的冲击问题,但是由于外国资本控制着大部分具有生产潜力的部门,因而其国内的生产活动已经随着外国资
9、本的渗透而被迫重组,从而使其整个社会再生产都完全围绕着外国资本展开.其结果是,由于东欧国家的社会再生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外国资本所攫取,因而在国内已经越来越难以积累起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所需的资本,不但技术进步更加依赖于外国资本所进行的技术创新,而且其社会再生产也越来越依赖于外国投资,因而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力.由此看来,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只不过是依附性增长和发展,这种表面上的经济发展虽然在短期内改善了企业绩效,实现了经济增长,但付出的代价却是长期的贫困化.而俄罗斯在私有化的过程中虽然限制了外国资本的参与,但是内部人控制的出现使得私有化所带来的实际上仅仅是国有资产在
10、内部人之间的重新分配,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结构.而这种私有化实际上所带来的只是企业法律组织形式的改变,并没有带来企业激励机制和经营绩效的改善,反而对原来模仿型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巨大破坏.再加之俄罗斯同时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因而在国外产品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冲击下,国内原本有望在近期内经过改造提高竞争力的产业也随之迅速濒临崩溃,从而使企业绩效进一步恶化.其结果是,对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巨大破坏使俄罗斯的经济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劳动附加值较低的燃料和原材料出口,从而日益发展为一种资源依赖型经济.这意味着,俄罗斯虽然从物质生产层面上来说已经融入到世界市场之中,但是由于处于全球产业分工链
11、的末端,其在价值生产层面上并没有融入到世界市场之中.相比之下,中国的所有制改革并没有以全面的私有化为目标,在方式上也没有从静态的存量调整开始,而是培育和发展非国有经济成分以实现所有制结构多元化,从而从动态的增量上对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并且,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实行渐进的对外开放政策,采取合资的方式将外国资本引向需要资金或技术帮助的工业部门.其结果是,中国所形成的以国有制为主导,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既保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性,使中国得以避免在打开国门承接西方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过程中被边缘化,又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关技术,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可
12、见,经济转型绝不是简单地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回归.时至今日,相对于俄罗斯尚未真正融人世界政治71江箍拳早 2007.5经济体系,而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依附性特征而言,中国的经济转型最有利于实现可持续的,自主中心式的经济现代化.因此,总结中国在融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方面的经验,对于尚未真正融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俄罗斯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对此,目前理论界已经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那就是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以比较优势融人世界市场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比较优势究竟是比较资源禀赋优势还是比较生产率优势?以比较生产率优势融入世界市场:中国经验对俄罗斯的启示总体而言,中国在融人世界市场方面,既存
13、在着特殊性,又存在着一般性,因此我们在总结中国经济转型在这方面的经验时,必须区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具体说来,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在于充分发挥出了本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资源禀赋优势.中国经济转型适逢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进行信息革命,西方发达国家在其自身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不断将获利空间日渐萎缩的加工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业链上的加工制造环节通过直接投资,生产外包和设备供应等形式转移至国外,从而带动了全球产业分工的重新整合.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决定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率高低的关键因素是剩余价值率,因而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就成为承接这些产业转移的理想地区.因此,从 20 世纪 80 年
14、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加工制造业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和扩散,中国的加工制造业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从而大大推进了工业化的进程.然而林毅夫,蔡防,李周却认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资源禀赋优势,正是中国经济转型所揭示出来的普遍经验.他们提出,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放弃了不符合中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转而发展符合中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实行与资源禀赋结构相符合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经验的普遍意义.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在林毅夫等的分析框架中,技术进步不是一个用生产率来衡量的客观趋势,而是被主观化了.在这里,由于技术进步只能用生产要素价
15、格比率的相对变动来表示,而这种比率实际上决定于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以及它们的使用数量,因而这其中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循环论证,即最有利可图的技术(最有效的生产要素组合)决定于这些生产要素所得到报酬的相对比率,而这些报酬本身根据生产要素的使用数量而变化,所以72最终根据使用的生产方法而变化.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上这些分析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其拒绝按社会劳动这一共同标准来衡量不同生产要素的使用成本,而仅仅认为这一切是由交换决定的,从而在将生产排除在价值决定之外的同时,也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排斥在分析之外.事实上,这种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仅仅是由于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不同而造
16、成的要素相对价格,即生产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而这种成本上的比较优势所能决定的只是产业转移在国际间的走向,却并不能够决定进行产业转移的究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因为,在假设生产率相同的前提下,即使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只要在其生产过程中还需要有劳动力的参与,那么将生产活动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都可以提高利润率水平.因此,以上的分析更多地是从使用价值的生产层面上来说的,从事与一国生产要素禀赋结构相符合的生产活动,仅仅是决定一国产业选择的必要条件,据此还远远不能确定融人世界市场的战略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在融人世界市场方面的成功,仅仅是由于恰好赶上全球产业结构的重
17、新整合,抓住了发达国家向外进行产业转移的难得机遇.当然,在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特殊性背后还存在着一般性的经验.这就是:中国在承接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成功地提高了自身的生产率,从而以比较生产率优势融人到全球产业分工当中,实现了融人世界市场的阶段性目标.对于中国的工业改革与效率变化,张军在对现有文献分析整理的基础上指出,尽管经济学家在很多具体的技术细节上还有职业上的争议,但他们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历在总体上已经取得了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可以概括如下:在 1978 年开始的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彻底地改变它的工业部门面临的市场结构和工业组织,并不断造就一个与世界经济更加融合的
18、制造业部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工业部门经历着结构性的和体制性的转换.虽然在工业转轨的初期,国有企业部门的生产率有了显着的增长,但是,新的和更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在竞争中却不断获得了高速增长和扩张的机会,使得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改善主要依赖着非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它的活力.DaniRodrik 通过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定量评价进一步证明 ,由于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所引发的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换句话说,中国发展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模式,即致力于较高生产率产品的生产,努力开拓国际维度下的经济转型及其战略选择先进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模式.(
19、生)其实从理论上来说,李嘉图在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同时就已经指出,国家间生产率的差异是构成国际专业化的基础,而他对国家间比较优势的比较也是通过建立在实际生产率基础之上的生产成本比较来展开的.直到20 世纪初才由赫克歇尔和俄林在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将生产成本的差异归结为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从而使国际专业化分工建立在比较要素禀赋优势而不是比较生产率优势基础之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从客观劳动价值论向主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在李嘉图理论中原来决定着国际间商品运动方向的国际间技术水平的差异,现在却反而变得受商品运动的影响因为商品运动中的每一点变化都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而
20、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又决定了相应的技术选择.这使得其中又隐含着另一个循环论证,对此,萨米尔? 阿明指出 ,每个国家应在它具有最大利益的领域里实行专业化,它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它在这个特定的生产部门投入了大量生产要素.可见,将国际专业化分工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完全违背了李嘉图的本意,正像萨米尔?阿明所说,放弃客观价值论就改变了比较利益理论的本质,因为“利益“ 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它并不先验地包含在客观现实之中.而我们则被束缚在一切主观主义的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同义反复之中:交换给双方带来了“利益“, 因为进行了交换.但是这种“理论 “是完全无用的 .它阻碍我们了解历史,因为它不谈生产力的初始
21、水平和发展的力量.可见,比较优势的真正含义并不是比较资源禀赋优势,而是比较生产率优势.而如果把中国融人到世界市场之中的成功,归结为是由于采取了与其资源禀赋结构相符合的比较优势战略的话,那么这只是因为中国的比较资源禀赋优势恰恰是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关系最为密切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而中国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承接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并由此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经济生产效率的普遍提高,从而以比较生产率优势加入到全球产业分工之中,成功地融人世界市场.换句话说,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的比较生产率优势恰好是建立在比较资源禀赋优势基础之上的.与中国相区别的是,俄罗斯的比较资源禀赋优势并不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在于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因而,俄罗斯要想成功融人世界市场,仅仅靠发展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符合的能源和原材料出口行业是不够的,这只能使俄罗斯继续滞留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从而继续徘徊在全球产业分工之外,只是在使用价值的创造上而不是在价值创造上融人到世界市场之中.而只有找到其在生产率方面的比较优势,才能够顺应国际专业化分工的需要,从而以较小的成本融人世界市场,并为今后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