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案例一“单独二胎”政策再入官方议程来源于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3年08月02日 作者：李微敖 延宕数年的“单独二胎”（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政策，有望在近期重启，如进展顺利，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试行；同时，关于2015年之后全面放开“二胎”的政策也正在拟议中。这是接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士近日向本报记者透露的消息。 据接近国家卫计委决策层的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实际上，国家卫计委已经重启“单独二胎”的方案，最早今年底、最晚明年初或可开始试行。相关权威专家进一步透露，一项“更为大胆”的方案也在酝酿中，那就是2015年，即“十二五”结束之后放开“二胎”政策，即届时夫
2、妻双方，无论是否是独生子女，均可生育第二个孩子。 开放“单独二胎”政策的酝酿，曾在2011年接近成熟。当年5月，国家人口计生委下辖的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提交关于完善单独政策初步测算报告的报告。同年7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半年工作暨综合改革工作会议形成共识：在自愿原则下，可选择一些试点省份进行“单独二胎”试点。 主流的人口学家们认为，放宽生育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激增，还能带来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缓和社会矛盾等诸多益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时的国家计生委选取了甘肃省酒泉市、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市、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四个地区的农村进行全面“二胎”试点即无论夫
3、妇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无论他们的第一胎性别，都可以生育第二胎。试点的结果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酒泉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一直低于甘肃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并未出现反对者所担心的人口激增。 2010年11月进行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的主要数据，也被外界认为是有利于推动中国人口政策的放宽调整。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至2010年11月1日，中国内地总人口为13.40亿人；年均增长率0.57（2000-2010年）；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为13.26；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女为100）。当前，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达到13.26，已属于“轻度老龄化”。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
4、高的直接后果就是，数千万男性“光棍”的出现。根据人口普查资料等计算的结果是，到2020年，中国约有11200万25岁-35岁的男青年，而相应20岁-30岁的女青年约有7200万。届时，光棍可能超过4000万人。或者说，不到3位适婚男性中就有1位单身。 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2007年1月时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曾公开表态说，这一问题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有一定关系。其实早在“六普”数据发布前，包括时任国务院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内的数位官员就曾预计，“六普”主要数据出炉之时，“单独二胎”政策实施的时间表也将确定。关键词：公共政策效果评价 决策方案调整 非零
5、起点案例二“智慧城市”之忧来源于 新世纪 2013年第30期 作者：覃敏“智慧城市”概念2008年由IBM提出，旨在运用信息化工具和技术支持包括政府、市民和商业组织在内的新城市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正在中国受到热捧。在今年上半年在上海举行的“2013亚洲移动通信博览会”上，电信巨头和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力推的概念正是智慧城市。大展台上有不少智慧城市的产品：能即时了解道路车流情况并提前预警的智慧交通，可以远程登记、挂号甚至视频问诊的智慧医疗，通过一卡通维护社区安全、提供社区服务的智慧社区几乎囊括城市生活需要的所有公共服务。产品如此丰富，那么，当下，智慧城市是否真正有需求？或者说，智慧城市这一市场是否
6、被真正打开？按公开数据，智慧城市似乎形势一片大好。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有320个城市共投入3000亿元建设智慧城市，政府部门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达70%，98%的行政村建立了信息服务站。三大电信运营商的成绩单也相当不错。不过，一位专门为各地方政府做智慧城市咨询的专家告诉我，或许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说，智慧城市最主要的技术是传感器、无线通信、网络架构、数据分析与挖掘，现在只要是与这些技术沾边的，都被算做“智慧城市”，投入规模看上去自然就很大，“可是，这里面的很多东西如监控系统是以前就有的，真正创新的产品并不多”。至于市场需求，现在的智慧城市项目主要是由政府推动、企业配合，希望以此带动
7、信息消费市场。 “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智慧城市是需要长远规划的项目，但是地方官员因任期的原因，可能造成智慧城市的很多子项目非常短视。”这位咨询专家认为，“如果真正的市场需求迟迟无法起来，就像无源之水，很难维系下去。”而且，至少现在看来，市场还处于培育期。某运营商在一座重点城市进行的智慧水产养殖项目，历时两年多，服务的水产养殖户不过千余户，且经费大多由政府补贴。这座重点城市是中国首批公布的90个智慧城市之一。目前，众多城市竞相向住建部提交第二批国家级智慧城市试点申报材料，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真正的市场需求，似乎并不是当前阶段的首要任务。关键词：城市区域协调 城市发展条件分析
8、城市规划原则案例三医保新政“搁浅”并非不光彩的事案例来源：新快报 2012年8月7日 作者：燕农据报道，由于广州市居民医保基金出现缺口，广州市人社局此前公布了关于调整广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拟提高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遭到诸多网友反对。日前，广州市人社局表示，考虑到众多市民意见，医保基金缺口将由政府补贴，居民医保新政策“搁浅”，个人缴费暂不上调。广州市人社局注意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适时回应民众的关切，将草拟的调整政策全盘“搁浅”，改由政府财政补贴买单。这是一次政策酝酿出台过程中的良性互动。顾名思义，政策的征求意见稿就是用来公开倾听民意、征询意见的。所以任何一次坦
9、诚地征求意见，都不会是“零意见”收场；同时，也并不是所有征求意见稿都能最终修改出台成正式文件这当是现代行政的一个常识。一部征求意见稿遭遇太多民众反对而束之高阁，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相反，它表明了民众参与意识和政府部门尊重民意的双重进步。北大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曾经指出：当前立法和决策中一个越来越热的主题，就是需要打破原来由政府对决策的话语权、决定权垄断的体制机制，引入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策三位一体的立法决策机制；而公众参与的功能，主要是将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在公共政策和立法的进程中表达出来，从而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利益格局。换句话说，公众参与并且尊重公众意见，目的在于让公共政策能够更稳妥
10、地平衡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从这个意义看，广州舍弃医保调整方案，是公共决策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广州此次只是暂不上涨个人缴费，有关部门表示“将来还是要调整”。但是，什么时间调整、怎样调整、调整幅度多大、财政应该补多少，以及对参保不缴费者如何限制等等，都需要引入公众参与的协商机制。只有充分的民众参与和协商，让更多的人认可医保调整政策，才会加入到“医有所保”的无忧行列中。关键词：公众参与 利益诉求案例四肖钢痛批资本市场监管之弊来源于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3年08月05日 作者：杨颖桦 21世纪经济报道8月5日刊登社论说，近日，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资本市场
11、监管执法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人情世故、不坚持原则等问题。 监管部门首次坦承的中国资本市场执法弊端，虽众所周知，但依然触目惊心。如肖钢在文章中指出，目前资本市场的法规规则超过1200件，问责条款达到200多个，但没有启用过的条款超过三分之二，证监会每年立案调查110件左右，能顺利作出行政处罚的平均不超60件，每年平均移送涉刑案件30多件，最终不了了之的超过一半。 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一直以来“重审批、轻监管”，导致监管部门审批权力过大，此间有巨大的寻租空间。而一旦公司上市后暴露出信息欺诈等违法违规的问题，监管部门本身就会袒护之，以免问题暴露后承担责任。 肖钢在文章中提出，要扭转证监部门“重审批、轻监管
12、”倾向，需将“主营业务”从审核审批向监管执法转型，并比较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比如美国证监会获得了“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被华尔街视作第四种权力；香港证监会也于2004年获得对3年以下刑事案件直接“入禀”法院的权力。这种转型应该欢迎，但单纯赋予证监会更大监管权力，并非最优选择。 决策层更应借鉴欧美发达市场，赋予投资者集体诉讼的权力，进而极大地提高公司的违规成本。中国与其大量增加证监会部门的执法人员编制，并购买各种昂贵的设备，还不如尽快推出投资者集体诉讼制度，提高资本市场的法治化水平。关键词：政策可行性 影响政策执行因素 政策资源冲突案例五正面回应律师质疑成都市政府公布十多亿路桥费去向
13、 案例来源：2009年1月8日中国青年报 2008年12月22日，成都市政府部门收到五位律师的申请信函，要求政府向社会公开“五路一桥”费收入总额、支出明细等情况。这份申请源于成都市民对“五路一桥”费的质疑：“车主是不是应该继续缴纳五路一桥费？费用收取是否合理？收了多少？都用在哪里？”五律师希望能用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让老百姓知道这部分钱去了哪里。 今年1月6日，四川省成都市政府对此给出了正面回应。当天下午，成都市交通委员会和成都市物价局在各自网站上发布了同样材料成都市五路一桥项目概况及通行费收支情况。这在五位律师之一的邢连超看来，是政府行为的进步，“对民意的不漠视，难能可贵”。 记者在成都市五
14、路一桥项目概况及通行费收支情况中看到，2003年至2007年间，成都累计收取“五路一桥”费10.92亿元，全部用于偿还“五路一桥”贷款利息。这份材料给出了2003年来各种机动车辆的收费标准、每年通行费的具体收入和贷款利息支出情况。 不过邢连超认为这份公示还存在完善的必要，至少需要对民众心存疑惑的地方给予补充说明，“成都市的机动车每年都在增加，而公示的信息中，2005年五路一桥费总收入反而比2004年少，2007年的也比2006年的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总收入递减的情况。”关键词： 政府信息公开 行政监督（外部监督） 公众参与案例六审批“万里长征图”揭示官僚作风制度化案例来源：羊城晚报 2
15、013年1月23日 作者：韩江子一个投资项目要经20个部委、盖108个章，需799个审批工作日，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历时两年制作的审批流程“万里长征图”在广州市两会上一再发热，在分组讨论时，曹委员再将“万里长征图”送到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面前。万庆良说：“志伟，你做了件大好事，你很用心，我很感动。”审批流程的漫长其实已经是老话题，老得如果不是表达样式出新几乎无法引起注意。好在曹委员不怕繁琐特具匠心以1.8米长的图幅形象地给拖沓审批画了像。审批流程之害早为公众所不满，倘若仍停留于喷口水式的叫骂，也断然无法引起领导以及舆论的关注，好在曹委员通过一个典型案例，给拖沓的流程算了一笔账：精简土地
16、审批流程可以省下30亿，市长听后说，真要精简，省300亿都可以。曹委员的建议可谓一语切中綮肯，令人想起学者们所谓的“制度的红利”。漫长审批流程造成的工程项目的利息损失、时间损耗和种种机会成本的浪费，已让人伤不起。在审批流程精简问题上，确实需要重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格言。当我们在谈到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之时，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冗长审批流程的精简。“制度红利”到底有多大，仅仅流程缩短一事，已让人看到其所能释放的巨能。此等制度改革的收益，相对于资本密集型的固定投资收益，毫不逊色。更何况，其变革带来的社会效益，以及对民众热情的激发。从政协委员的描述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一些审批环节的重复。比如
17、，买地之前在规划部门办完所有手续，在土地出让后，又要向规划部门重新走一遍程序。比如，有的部门并不认同相关部门办的手续，一些审查其实已经没有实际需要，等等。其情形好比大型医院不认同另一家同是大型医院的检查，或者一项检查刚过不久又要做另一项重要检查，肯定是要让患者愤怒不已的。但有意思的是，在记者追问为啥审批要799个全工作日时，曹委员说，都是按规定在走，并没有部门卡我。此番回应，很耐人寻味：以前我们说官僚主义是指工作人员对前来办事者的刁难，从没有部门“卡”人的情形看，“进化”了的官僚作风隐藏在规定里面，害人却找不到“凶手”，危害更不可小觑。而政协委员提到的重复环节，却没埋得多深，几眼就可以看穿。如
18、何解决，要看部门之间是否真正做到责权明晰、功能不重复，也要看部门之间有没有用心协调。但如果涉及部门利益，解决起来肯定要困难得多。对那些闻利则喜的有关部门来说，冗长的流程虽然让自己累一些，但对自身利益却是合算的。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曾说：政府也是经济人，公务人员的政治行为的目的和市场中的个人一样，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语虽有偏颇却很在理。就此而言，审批流程解决“万里长征图”，显然不仅仅是网上办公等技术手段所能完全胜任的，而更在于对既得利益格局的打破。朱小丹省长曾警告说，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是口头上说改革还是实际上促改革，对政府是个大的考验。现在，就审批流程
19、的精简，广州的书记和市长发话了，要亲自研究缩短审批流程，这让我们看到了改变正在发生，这是一种顶层设计。改变有多大，改革能走多远，就要看政府的决心了。关键词：公共机构自利性克服 行政效率案例七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缘何出偏案例来源：学习时报 2013年1月21日 作者：胡薇最近几年，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成为各地创新社会管理、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重要举措。包括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在内的一些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资金投入、健全购买服务的相关制度，使购买服务的政策不断完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实践中也渐渐暴露出一些与政策预期相背离的问题，亟需引起注意。由于政府职能不清、政社关
20、系不明和项目规划不充分等原因，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政府职能无序转移的情况。一是购买服务项目的分类混乱。如政府职责内与职责外的职能区分不清、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区分不清、“为政府”提供服务和“为社会”提供服务的项目区分不清等。二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出现双重服务。即政府既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自己也从事相应的服务，并未起到政府“瘦身”的作用。三是不同社会组织出现重复服务，即多头购买、多家社会组织提供同类服务的现象，造成资源浪费。四是出现同一组织既享受财政拨款又参与购买服务，即“做一件事、拿两份钱”的现象。如大量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参与到购买服务中，在其还未与政府完全脱钩的情况下，使转变政府职能变得更加
21、复杂。还有，购买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出现错位。尽管购买服务是将政府原来直接提供的服务项目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接，但其政策出发点却不是政府的需求，而应是公众的需求。但是在实践中，购买服务的项目大都没有进行充分的需求评估，而是政府根据地区发展水平和转移职能的要求，考虑自身的中心工作和财力水平而编制的项目类别。在项目执行过程特别是监督和评估中也缺乏服务受众的有效参与。这种情况下，购买服务项目的激增只是公共服务在数量上的增长，在种类的多元化、服务的专业化、服务的目标定位上都与实际需求有一定的距离。以上状况表明，购买服务政策在执行中的实际效果与其预期目标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偏离。购买服务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而是处在
22、一个复杂的外部政策环境之中。缺乏相应的外部支撑条件，购买服务不可避免地会在实践中出现偏差。购买服务政策的顺利推行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外部条件。一是需要政府职能相对清晰，政社、政企界限相对明确。二是需要“信任”的社会土壤。只有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之间相互信任，社会组织才能真正参与到公共服务当中。三是需要基本的政策共识。四是需要完善的配套政策。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与新政策相适应的财税制度、灵活的项目管理制度等。配套政策不具备，政策在推行一段时间后就会遇到“天花板”，使其发展方向出现偏离。关键词：政府公共服务 政策效果案例八超标楼堂馆所为何“屡禁不止”来源于 21世纪经济报道 2013年07月25日
23、 作者：姚建莉 据21世纪经济报道7月25日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要求自通知印发之日起，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包括停止新建、扩建、迁建、购置楼堂馆所；已批准但尚未开工建设的楼堂馆所项目，一律停建。 事实上，从1988年至今，类似的条例、通知、规定已不下10份，条文不可谓不细。而对于新一届政府来说，这是3月换届以来第三次提及“停建”，并且是首次以一届政府任期作为“禁令”限期。 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刘素华直言，25年来的“三令五申”之下，超标楼堂馆所“屡禁不止”有目共睹，一些地方政府性楼堂馆所
24、规模之宏大、装修之豪华、资金之巨大，纪录不断刷新。 去年年底，济南市政府大楼被曝光“造价高达40亿元”，当地政府并无正面回应。 重重禁令下，超标“楼堂馆所”为何仍能屡屡闯关？有分析称，这其中根本的原因，一是政绩观念，二是官场陋习，三是部分官员从工程招标中寻租受贿。因而，刘素华认为，要根治超标“楼堂馆所”关键是落实人大的预算监督权、严格编制预算方案，而不是简单的“勒紧钱袋子”，“把预算监督权落实好了，寻租等问题都能解决，否则预算账不清，财政浪费也难以把控。”而如何将有限的公共财政真正投人民生保障，还需要有问责机制的约束，细化惩处规定。关键词：政策执行者 行政监督 政策环境案例九行政审判外部压力巨
25、大“行政法院”呼声渐起来源于 中国新闻周刊 2013年第25期 作者：申欣旺 据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5期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分别在北京和福建主持相关座谈会，调研行政审判体制的改革方案，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支持。 在行政审判之中，权力对于审判独立的干预由来已久。一个案例是，山东某市有涉及到市政府的案件，法院准备立案，市委书记交代不能立案。当事人不服，到该省高院上访。省高院慎重研究后认为，下级法院应当立案，但当地法院仍然不敢立案。 不仅是对案件干预，更为极端是针对法官本身的措施。东北某省法院一位行政庭的领导准备到北京出差，人还没走到火车站就被紧急叫了回去。原来在此之前该省某基层法院的一
26、起行政诉讼案件中，法院判处基层政府败诉，当地政府遂以法官涉嫌违纪为由，让当地检察机关介人案件调查。政府部门要求上级法院启动再审，否则将进一步采取措施。 在学界看来，大量数据和案例表明，现有行政审判体制下，制度上抵制外部干预无能为力。一方面，很多案件在各种干预之下无法立案；另一方面，即便立案之后，法院也难以独立公正作出裁判。一位资深法官说，“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初，有的地方判处行政机关改变行政行为，最初能达到整体受案数量的60%左右，现在包括各种方式，加起来能让行政机关改变的也不到10%” 多种改革方案中，被普遍认为可行的方案是，打破行政区划，单独设立行政法院体系，“使行政审判管辖体制与行
27、政区划相脱离”。多位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提出，成立行政法院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让行政权力没有寻求干预的渠道，行政机关回归到当事人的位置上，所有东西都要回归法庭。关键词：行政法治 行政执法 行政司法案例十官员“廉情”本非“隐私” 案例来源：2009年1月16日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每日电讯1月16日刊登丁永勋的文章说，据报道，前段时间，新疆阿勒泰地区在全国率先公开领导干部财产，接受社会监督。虽然公开的内容很有限，准确度也有人怀疑，但仍赢得一片激赏，并感叹为什么只有阿勒泰孤独地“破冰”。 现在，终于有了另一个版本的领导干部情况公开制度。浙江慈溪市日前出台规定，将当地副局（镇）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
28、负责人的“廉情隐私”公之于众。 慈溪市公示的内容，虽然仍难称得上“完全版”的官员财产公开制，但它的亮点在于，包括了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私家车拥有情况，以及出境、经商等内容，还有个人廉洁行政等情况。以往这类领导干部的“隐私”，是不对外的。一些地方虽也要求申报登记相关信息，但往往是封在档案袋里，束之高阁。 而在官员财产申报比较成熟的国家，这些都是必须定期公示的内容。不是要满足对官员的窥视欲，而是官员接受公众监督的依据。作为行使公权力的官员，必须让渡部分涉及公共利益的个人权利，乃至对普通人来说是隐私的部分。因为这些内容，往往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灰色地带。 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官员财产申报
29、公示，结合完善的监督和问责，已被证明是反腐败的利器。因为种种掣肘，这一制度在我国仍未普遍实施。因此，我们乐见类似阿勒泰和慈溪式的探索在各地遍地开花，虽然一开始难免顾此失彼，但实现完善的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将是大势所趋。关键词： 行政伦理特性（高尚性） 社会监督（信息透明） 廉政建设案例十一广东增城试验大镇拆分 案例来源：小康杂志2013年2月刊目前，全国的普遍趋势都是合并镇、减少镇的数量，而广东省增城市却在去年年底尝试将昔日最大中心镇新塘“一分为三”。 2004年，增城市东南部的仙村、永和、宁西、沙埔等4个镇一起并入新塘镇，大新塘的版图由此猛增至251平方公里，囊括了16个居委会和71个行政
30、村，人口逾70万，其中户籍人口22万，外来人口50多万。2011年，新塘镇完成工农业总产值912.66亿元。新塘镇以一个镇完成了一个内地地级市的生产总值，管理着超过一个县的人口总数，无论从经济指标还是人口指标来看，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是典型的“小牛拉大车”。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社会管理方面的漏洞却慢慢暴露出来。2011年611大敦村群体事件的爆发引起了执政者的深思。广州市主要领导在剖析大敦村群体事件发生原因时认为，引发大敦村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管理服务工作滞后，难以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存在“小马拉大车”和“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迫切需要改变这种管理方式，否则无法从根本改变“
31、乱”的局面。2012年10月中旬，广东省民政厅正式批复新塘镇一分为三。广东省最大中心镇的分解原本“五镇合一”的新塘镇被划分为新塘镇、仙村镇、永宁街道办事处三个行政区，其中新塘镇户籍人口12.8万人，仙村镇户籍人口4.56万人，永宁街道办户籍人口7.8万人。小康记者在近两个月的采访中发现，当地群众对新成立的镇街多持肯定之辞。对于老百姓来说，拆分后，镇、街编制增多，每个镇街所辖面积小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延伸到各个领域，城镇化水平提高了，规划和管理得到加强了。宁西路边村负责计生工作的陈英（化名）告诉记者，她在路边村担任妇女主任已经三四年了，每当镇里要开计生会议，她都得骑摩托车到新塘镇，路上需要差不多
32、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要到镇里办个证，常常是上午去，下午才可办好回来。“之前整个新塘那么大，人口那么多，都挤到新塘办证中心，光是排队就得花大半天时间，很不方便。现在好了，镇政府就在家门口，几分钟就到了。”在陈英看来，新塘镇“一分为三”，不仅方便了村干部到镇里开会，更为普通村民百姓办理各种事情提供了方便。在仙村镇政府的一位部门负责人看来，“大新塘”拥有500多个自然村，镇领导即使是每天跑一个村，都得消耗两年，加上任期时间等因素，镇领导不可能了解每个村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能最好地发展呢？关键词：政策评价 追踪决策案例十二两极化社会亟须调整分配结构来源于 21世纪经济报道 出版日期 2013年
33、07月17日 作者：陈永杰 国际咨询公司合益集团（Hay Group）日前发布的一份薪酬调查报告指出，亚洲收入差距之悬殊冠绝全球：亚洲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是普通文员的14倍以上。中国的打工仔对此应该不会惊讶，因为普通人拿两三千元月薪，精英阶层月入数万甚至更高，在当代中国司空见惯。 受到统计数据口径的限制，中国对不同层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进行纵向对比的研究较少，更直观的是对不同行业的总体薪酬水平进行横比。2011年收入最好的行业是金融业，其职工人均年收入为81109元，而最差的则是农、林、牧、渔等行业，只有19469元，两者差距四倍多。倘若收入差距的比较突破特定行业来进行，要问的将是中国最赚钱的行业
34、的精英的收入水平会是收入最差行业的从业者的多少倍？ 这种比较并非无的放矢，因为它反映了经济结构的矛盾所在。如果收入差距的产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那么大家似乎会口服心服。问题却是中国很多高收入行业和部门其实都或多或少带有垄断性质。这些垄断行业和部门通过其特殊地位支配资源从而获得丰富收益，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差距。这是一种合法但未必合理的分配形式。 理论上，少数精英聚集大量财富，普通民众则拿着一点工资在挣扎求存，反映的正是初次分配的不公。不少学者会用分配率来测量某特定社会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分配率是指劳动力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数值越高社会越公平。根根世行的数据，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分配率，在过
35、去几年一直维持在53%到56%之间。如果用同期中国的统计数据测算，中国的数值仅在45%左右，低了整整一成。可见中国劳动者创造的相当一部分财富，在初次分配前便已被其它生产要素瓜分掉。理论上，初次分配的不公还可以通过再分配来进行调整，主要的方式就是用累进税为普惠型公共服务融资，再分配之后基尼系数值往往都能降低。然而，在中国，再分配对初次分配的不公并不总能起调整作用，有时甚至加剧之。例如前述那些垄断行业和部门的职工，他们除了货币收入高于普通民众，还享受着高标准且难以量化的福利待遇。结果是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差距，到了再分配阶层被进一步拉开，直接导致社会的两极化。 应该明确地指出的是，这种在同一个社会之
36、中，不同行业或层级的职业收入差距高达十数倍的情况，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完全不正常。合益报告的数据显示，在强调公平的欧洲，薪酬差距只有2.9倍，在被认为自由经济典范的美国，不过3.5倍，即使是在酋长和财团垄断了油田收益的中东国家，也只不过11.9倍，远远比不上中国的北京（18倍）和上海（18.5倍）。去年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结合这些国际研究，不难发现收入分配的改革确实迫在眉睫。关键词：社会公平 收入公平分配 市场失灵案例十三基层的牌子何其多来源于 中国青年报 2013年07月15日 作者：李明亮 中国青年报7月15日刊登李明亮的文章说，当前基
37、层形式主义的牌子呈泛滥之势。 一是标牌多。只要是上面有的部门，都要求下面也有机构，甚至上面各个部门分解出的每一项具体工作及各个时间段开展的阶段性工作，都要求下面有牌子，基层不敢不挂。有一次，笔者到一个村，看到村里挂了几十个牌子，光是计划生育，就有“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计划生育人口学校”、“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领导小组”、“计划生育协会”和“药具管理领导小组”等牌子。 二是牌匾多。现在，上面不管布置了什么任务，对下面的第一条要求都是“建立组织和工作制度并上墙”，为了表示有组织、有制度，就要挂块牌子。结果，工作的落实就在这块牌子上了。尽管这是形式，但在一些领导看来，却是他工作的内容，是他的政绩。
38、三是奖牌多。一些地方和单位近年热衷于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突出表现为：有的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有的直接向基层收费或变相摊派；有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不切实际，演变成为一些干部谋取政绩的“形象工程”；还有的表彰项目设置随意性大、奖励面过宽，失去了表彰应有之义。基层有些地方每年都要接到1050个不等的表彰奖牌，挂墙上没地方，扔了可惜，不扔也没用，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关键词：行政组织体制 行政权力分配 行政绩效管理案例十四“先看病后付费”为何难以全国推行？ 案例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2月20日 作者：李芃 24小时不到，“先看病后付费”两次牵动社会神经。18日晚，央视新闻报道称，卫生
39、部将于今年全面推行“先看病后付费”制度。19日下午，卫生部医政司医疗管理处处长焦雅辉否认了这个说法，称卫生部倡导在有条件地区开展试点，但从未要求“全面推行”。 “先看病后付费”这个措施的实质是医保结算体系的变化，即要求医院代替患者来垫付政策内报销资金，再与医保进行结算。 有学者认为，从实施层面来讲，若要顺利推行这一措施，需要医保预付制度的配套。但目前社会征信体系不健全、医保统筹层次低、报销比例小等技术条件的限制，使得“先看病后付费”很难向大医院推广。 目前全国共有20多个省份正对此进行探索。包括最早试点的山东济宁兖州市第二医院在内，目前已先行实施“先看病后付费”的基本上是县级以下医院，而要在三
40、级医院推行这项改革殊非易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三级医院自费患者多，自费部分的医疗费用数额很大，而目前医疗统筹的层次过低，异地结算存在多种问题。多位学者与三甲医院院长估计，上海自费部分的医疗费用占医院业务收入的一半甚至2/3，且不属于上海医保局的预付范围。这部分资金需要与外地医保机构结算，周期必然很长，将使医院的资金周转出现危机。 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苏云认为，只有医保支付成为医院的“生命线”时，支付制度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威力。但国内目前的状况，一是普遍以药养医，药品收入对医院更为重要；二是医保统筹层次太低，对优质医疗资源集中的大城市医院而言，自费病人将长期是一个主要服务群体。在这种情
41、况下，不仅像“先看病后付费”这样的改革难以向大医院推进，靠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撬动公立医院改革的意图也将落空。关键词：政策目标可操作性案例十五数量庞大的网民正成为重要的监督力量官员要学会网上听民意 案例来源：2009年2月6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2月6日刊登中央党校副教授刘素华的文章说，2008年南京“天价烟”事件、浙江温州和江西新余“公务员公费出国旅游”事件等一系列网络监督案例，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数量庞大、无所不在的网民正在成为重要的监督力量。可以说，网络监督已成为畅达民意，维护权益，鞭挞腐败便捷而有效的手段。 有许多官员依然对网络比较抵触，一旦网上出现了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就迅速删帖甚至查封ID，
42、并动用公权力对发帖者进行跟踪、报复。这种做法是很不明智的，而且是违法的。学会从网络上听取民意，并积极回应民间的质疑，已成为新时期政府官员的一项基本素质。然而，有许多官员依然对网络比较抵触，甚至将之视为洪水猛兽，认为是网络煽动了百姓情绪，一旦网上出现了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就迅速删帖甚至查封ID，并动用公权力对发帖者进行跟踪、报复。这种做法是很不明智的，而且是违法的。 许多官员感觉工作压力加大，官不好当了，因为有无数双眼在盯着。我觉得这是好事，如果是正当行使职权，你怕什么？有些人感觉有压力，是因为不容易滥用职权了，很多幕后交易不好做了。有些官员总是把老百姓放在自己的对立面来看，总觉得老百姓是刁民，而
43、没有从深层次去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没有认真为老百姓服务，对老百姓的利益诉求不予重视，推诿、扯皮、不作为，甚至采取打压态度。长此以往，就造成了官民情绪对立严重的局面。一个开明的、先进的政府是不怕老百姓揭发问题的，这在根本上有利于促进政府廉洁高效。关键词： 公众参与 行政监督（舆论监督） 行政环境案例十六“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来源于 中国青年报 2013年07月09日 作者：晏扬 中国青年报7月9日刊登晏扬的文章说，兰州大学副教授尚虎平日前撰文表示，公务员自身素质往往比较优秀，如果发现自己的收人低于自己的同学等，心理上就会萌生不公平感，一部分人就会产生贪腐行为。尚虎平认为，
44、将公务员工资、奖金提升80至100比较合理。 尚虎平的看法虽是“一家之言”，但应当承认，此论是相当有市场的抱怨自己收人低的公务员何其多也，将之作为贪腐理由和借口的官员亦非个别。因此，对于此论大有澄清的必要，也算“一家之言”吧。 首先，公务员的收人高不高，得看跟谁比。你不能光跟收人高的同学比，比你收人低的同学恐怕也不在少数，而且，在你的所有同学中，你是最优秀的吗？是付出最多的吗？当今社会，比公务员收人低的职业多得是。在许多国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正是公务员收人的常态。 其次，看看层出不穷的贪腐案件，有多少贪官是因为收人低才贪腐的？刘志军收入低吗？原中石化老总陈同海，平均每天职务消费高达4万元
45、，待遇低吗？如果不把权力关进笼子，再高的收入、福利也满足不了一些官员的贪念。 尚虎平副教授所提建议，仍然是“高薪养廉”的思路。“高薪养廉”的利弊一时难以说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高薪养廉”必须以权力受到严格约束为前提，以贪腐行为必然被发现、被查处为基础。而基于现实国情，我们能做到这些吗？既然做不到，那么“高薪”就“养”不出清正廉洁。 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官员：“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李克强总理也曾强调：“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希望所有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能认真体会其中的深刻道理。关键词：行政道德 行政行为的伦理选择 公共部门自利性克服案例十七市民知道市领导工资 公众深度参与财政预算 案例来源：2009年2月20日报刊文摘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国明，4578.27元；市政协主席王太峰，4725.81元；市常务副市长霍金花，4017.69元。”在河南省焦作市财政信息服务大厅的查询机上，市领导们2008年12月的工资赫然在目。在许多地方对于政府官员的薪酬讳莫如深的时候，焦作市却将这些信息公布于众，任何一个普通市民都可以随意查询。 知道市领导的工资，只是焦作市民财政知情权的一部分。从向各局收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