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刘江永2013-3-4 16:42:27来源：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12年5期第1329页【英文标题】Japans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Strategy and China Policy【作者简介】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084)。【内容提要】在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往往起到关键作用。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
2、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则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较大起伏。这与国际格局变化、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影响有关，同时也折射出日本“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日本“国家利益观”受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上升，其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会误导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对“国家利益”的认定一直各执一词，尖锐对立。每当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时，日本的“国家利益观”也会随之右摆。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能否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利益分歧，防止和化解利益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取
3、决于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对外战略的变化趋势和走向。 【关 键 词】国家利益/对外战略/中日关系/日本对华政策/钓鱼岛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国家利益，日本语中简称为“国益”。但是，究竟何谓国益，各国之间、一国内部，以及一国在不同时期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更确切地说，“国家利益观”与对形势的战略判断才是决定国家对外战略的关键。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一个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进入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行为却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而发生较大起伏。例
4、如，21世纪初，由于小泉纯一郎在执政期间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的矛盾现象。2006年中日关系开始走出谷底，通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等两国高层互访，终于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圜与发展。但遗憾的是，2010年中日关系又因钓鱼岛争端和日本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而急剧恶化，回暖乏力。这说明，除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外，与国内政治思潮相关的日本决策层的国家利益观，对日本的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研究和论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及其对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一、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其对外战略的演变二战后，日本在很长一个时期
5、，谈论国益问题时曾经相当低调。日本驻韩国公使兼原信克指出：外交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整国家之间的利益，“不知本国国益的国家就不能开展外交”。然而，对日本来说，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战略”、“国益”等词汇在日本的语境中有一种军国主义的味道，几乎被视为禁语，“国益这个词的复活是最近的事”。“所谓国益是日本国的最高利益”。如同论语中所说的“兵”、“粮”、“信”，即安全、繁荣与伦理价值观。只是拘泥于本国利益的国家，难以得到别国普遍尊敬，反而容易受损。经常考虑使全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同时最大化的国家往往受到信赖，得到尊敬，最终获益最多。21世纪初，受过美国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熏陶而强调国益的一代日本人登
6、上执政舞台。他们热衷于追求日本现实的国家利益，日本媒体也经常高谈阔论国益，尽管日本人对国益的理解大相径庭，但“国益”就好像一根魔杖，只要一说就会不知不觉地使人认同。(一)错误的“国家利益观”曾经导致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近年来，在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解密文件中，有一份1951年外务省根据吉田茂首相指示撰写的调研报告，题为日本外交的失误。该报告的结论之一是：外交“不能只拘泥于条约的字句，而忘记政治意义及影响等根本”，“在根本发生错误的情况下，即便在细枝末节上煞费苦心，最终也只能聊以自慰而已”。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参赞小原雅博2007年出版了一部力作国家利益与外交。他在该书前言中首先引用论语所云“君子务本
7、，本立而道生”，然后指出“国益乃国之根本、外交之根本”，“误判国益国则亡”。小原作为外务省官员出版这一重要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呼吁日本当政者和公众不要再犯误判国益的根本性错误。这是因为，尽管国家利益是思考、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但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公众会对国家利益做出误判，甚至导致近乎亡国的灭顶之灾。小原雅博意识到，“国益的概念非常重要，但也是危险的”。他对日本战前、战后和冷战后的国益认知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指出，即便是同一国家也会在不同时期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判断。笔者在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表-1对日本自1931年以来四个时期的政治思潮、国家利益重点、对外战略特点、获取利益的方式及其结果，
8、做出以下归纳说明：日本明治维新后对朝鲜半岛和中国进行侵略扩张，便与日本当权者对国家利益的扩大解释直接相关。1889年当上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曾经是日本陆军创始人和日本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的制定者。1890年3月，山县首相在外交政略论中明确提出，国家的任务在于“防御主权线”(指日本列岛)和“保卫利益线”。这里的所谓“利益线”，即“与邻国接壤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相关的地区”。朝鲜是日本“利益线的焦点”。1890年12月，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上所作的“施政方针演说”中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以不失自己之形胜。何为主权线?国疆是也。何为利益
9、线?同我主权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是也。要维护一国的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非保护利益线不可。”山县有朋的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老师吉田松阴。吉田松阴曾主张：“要使国家保持强盛，不应仅仅满足于不失去已经得到的，而应当进一步获取目前还未到手的。”因此，日本“必须加紧进行军备”，“趁机开拓虾夷，收复琉球，夺取朝鲜，占领满洲，压制中国，君临印度，以这种扩张进取之势，打下坚实退守之基。这样，即可实现神宫皇后未偿之夙愿，完成丰臣秀吉未竟之遗业”。山县有朋提出“利益线”的目的就是为称霸亚洲制造借口。他曾宣称：国家“向来均被专以维护主权线为本，惟若不使此次胜利徒劳无功并进而成为东洋盟主，则必须
10、谋求利益线之扩张。”针对上述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利益观，小原雅博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把当时的满蒙定位为日本的特殊利益、生命线，仰仗军事力量去追求。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这种自以为是的理念，孤立于国际社会，闯入没有胜算的战争，结果战败。这正是搞错了国家利益这一根本。”因为日本吞并朝鲜后又把朝鲜作为主权线，把“南满”作为利益线、生命线；以武力建立“满洲国”后又把“满洲”作为主权线，而把中国的华北作为利益线，结果不断向外扩大，最终导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战前日本被自己设定的主权线与利益线所束缚”，“结果在超过国力却不断扩大利益线的自我增殖中彻底瓦解”。(11)这一分析切中要害，反映出物极必反
11、的事物发展规律。(二)日本自卫队部分高官的“国家利益观”充满危险如今日本自卫队的一些高官仍把中国的台湾省视为日本的“利益线”、“生命线”。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五味睦佳在2012年第4期日本军事研究月刊撰文称：“对我国的海上防线来说，台湾具有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台湾就是我国的生命线，台湾与日本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他所列举的所谓“依据”是：“日本的能源资源基本上是依靠海外进口，保障海上通道的安全对我国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我国的原油进口90依赖中东，而来自中东的原油基本上都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通道。如果台湾被吞并，我国的安全必将受到重大威胁。此外，如果台湾被中国吞并，那
12、么不仅中国在南海海域的影响力就将骤然提高，而且该海域最终将被变成中国的内海，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还将波及整个印度支那。这样一来，我国多年来在东南亚地区精心构筑的经济基础就将下沉，在当地的经济活动就将受到限制，最终将不得不撤离东南亚。”从军事地缘政治角度看，“如果中国吞并了台湾并把台湾作为潜艇基地，那么潜艇一出海就可以进入深水区，从而可以获得极大的行动自由。中国的海洋战斗力就将如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入太平洋，必将给日本和美国带来重大威胁”。基于上述立足于“海洋国家”的国家利益判断，他主张，日本要有效地推进海洋战略，就必须有效地遏制中国军力，参与美国的“空海一体战”办公室(ASBO)，制订“空海一体
13、战”构想。这一构想不仅是承担对日本的防卫，还包括保卫台湾、确保南海的航行自由和保护海上通道等内容，为此需要澳大利亚、印度等多国部队的密切配合。因此，日本必须尽快解决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目前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修改“政府(对宪法的)解释”的方式来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应变“专守防卫”为战略防守。其次，要“修复日本人的国家观念”，必须摆脱东京审判的历史观，废除“村山谈话”。日本应根据本国传统宗教，即神道的仪式进行追悼。因此，要让那些为国捐躯的自卫队员进入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应接管靖国神社，并在此举行慰灵仪式。第三，修改“无核三原则”。随着中国核战力的增强以及美国“核保护伞”可信度的下降，中国对日本发动核
14、攻击的可能性日益增大。日本要实现核武装还面临各种具体问题，当务之急是别让“核保护伞”变成“破伞”。为此需要把“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变成“可以引进”。他还用假设的口吻建议：“如果美军能在有效击毁中国战机和导弹的前提下，把台湾作为前进基地加以经营和部署，就必将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造成严重影响。”(12)上述对台战略考虑，在日本防卫省系统和右翼鹰派势力中颇具代表性。以日本旧军人出身的原陆上自卫队幕僚长、原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已故)为理事长的“日本战略研究中心”，1994年也曾提出研究报告称：关于台湾问题“最好是固定现状。需要看到统一后将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扩大”。日
15、本的方针应是“以半永久性地维持现状为前提，与环太平洋海上大国论坛各国合作，为维护正义与秩序而支援或请求美国采取行动，在区内各国筑起防波堤，排除对世界体系的恶劣影响”。“若美国根据与台湾关系法介入保卫台湾，作为盟国的日本也将对其予以支援”，“共同确保海上安全”。(13)日本外务省首任情报调查局长、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强调，“台湾的安全就是日本的安全”，“与美国合作保卫台湾的自由与民主是日本的国家利益”。(14)日本这种危险的“国益”论，是历史上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和冷战时期形成的，在一些日本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尽管其未必是所有日本人的共识，但其对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不容低估。(三)日本
16、和平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富有远见1954年曾出任鸠山一郎内阁通产大臣的石桥湛山(18841973)，于1956年12月当选为首相，但不久便因病于1957年2月辞职。石桥湛山对日本国家利益的认知与山县有朋截然相反，对华政策思想也根本不同。石桥湛山堪称是位具有远见、爱好和平、颇有骨气的政治家。他在日本大肆侵华时期，便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国家利益观。他反对日本的殖民政策和战争政策，主张日中发展经济合作。在“大日本主义”盛行的时期，石桥则主张“小日本主义”，坚持日本应将领土限定在固有的主要四岛及周围诸小岛，放弃侵华政策，施行和平主义的发展。1921年，石桥曾用详细的资料说明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只是增加了
17、国家的经费，并未起到转移人口过剩的作用，因而主张取消殖民地。1922年，他发表大日本主义的幻想等文章，强烈反对日本侵略亚洲邻国，强调“国民与国民的交往是永远的”，日本“不要做将来后悔的事”。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从德国手中夺取中国的山东省后，石桥立即撰文指出：“日本不应向亚洲大陆扩张领土”，在山东夺取领土是“害上加害，险上加险，不能不坚决反对”。他强调，以日本利益为本，“就要考虑对方利益，尊重对方感情。因而放弃满洲、旅顺、青岛的一切权力，让中国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才是上策”。(15)他认为，别国衰退、出口产业萎缩的结果是丧失从他国进口的能力。这等于使出口国失去了购买本国货的“贵客”，从而导致
18、出口工业国的衰退。因而他主张，“将欧美先进圜民的无限资本和优秀的企业经营能力最大限度地注入中国”，与此同时，日本“应尽快开发中国之富源，用于发展其经济。这样，日对华贸易便将增加，我国工商业亦将受其刺激而迎来兴隆”。(16)遗憾的是，石桥湛山上述理想主义的政策主张虽然正确并富有远见，但并不是当时日本国家决策者的主张。日本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结果彻底惨败。石桥湛山曾于1952年和1959年两次访华，努力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他与周恩来总理一致认为：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离。石桥反对日本利用中苏对立从中渔利，主张日中美苏四大国均保持友好，形成“日中美苏和平同盟”。(1
19、7)然而，在冷战时期严峻的国际形势下，石桥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但它对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则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今天的日本尤其需要石桥湛山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日本已故国际战略智囊、世界和平研究所副会长佐伯喜一1992年在未发表的试论国家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日本过去把重点放在追求实利的、以本国为中心的国益上，今后必须在相互依存加深的世界、变得狭小而复杂的世界追求国益。日本今后必须采取明确自身国际责任的行动，必须通过国际协调追求国益。”(18)这种国家利益观在战后日本高速经济发展时期曾经是日本决策者的主流看法。小原雅博则认为：“包括保护国民生命和财产的国家生存与安全是国益中最重要的、被称为
20、生死攸关的国益(vital interest)。如果连这个国益都确保不了的国家(政府)就难以维持国家(政府)的正统性，将导致政权交替或国家崩溃。”他指出，日本要确保生死攸关的国益，即日本的核心利益，作为长期战略，需要在“创造”、“开放”的理念下重新定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地区主义”。(19)战后，日本推进国际协调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但是，近年来强调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而鄙视国际协调的倾向在抬头。二、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对华政策国家利益既包括局部、暂时、一般利益，也包括整体、长远、根本、核心利益。日本各部门从不同主管领域出发或受其局限，对国家利益的认定未必一致，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加以统
21、筹协调。(一)国家利益有时未必是日本对华决策的优先考虑在日本政局动荡、权力斗争激烈的国内政治环境中，与国家利益相比，个人获得和保住政治权力的切身利益往往被优先考虑。例如，菅直人执政后，为维护执政地位的既得利益，便大幅度调整鸠山由纪夫、小泽一郎的对美“对等外交”，竭力讨好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度采取过激手段。野田佳彦首相继承了菅直人内阁的外交路线，并得到日本外务省、防卫省官僚体系的普遍认可，使日本外交重回自民党执政时期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基本框架。2010年9月7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后，前原诚司作为时任国土交通大臣与外务省官员从局部利益判断，决定抓扣中方渔船和船长；随后，时任首相菅直人又从竞选
22、民主党代表的选举利益出发予以批准。在遭到中方严厉反制措施后，菅直人内阁才意识到日中关系全局利益的重要性，最终决定释放中方船长。然而，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亢奋的情况下，营直人内阁的地位反而更加软弱。这一时期，日本就像在台风中失去了船长和舵手的航船。结果，本来就缺乏执政经验的中央政府穷于应对福岛核事故，而防卫省、外务省、国土交通省、经济产业省等涉及对华关系的政府部门则从各自对日本国家利益的判断出发决定政策。所以，人们会看到一些彼此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日本政府在推进与中国的经贸、旅游合作方面态度积极，在放宽中国人入境签证问题上不断推出新措施；另一方面，日本防卫省则无视中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全面推进中
23、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宣言精神，把中国作为主要防范对象。在日本政局动荡、首相频繁更迭的情况下，真正的、根本的国家利益往往会被降到次要地位，甚至被曲解得相当狭隘而偏激，只不过是某些个人错误决策的幌子而已。尽管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倾向于维护国家利益，但有时也不得不明哲保身地屈从于强势的领导和周围的政治气氛。政治归根到底是由人来决定和运作的。(二)日本对华政策受到不同“国家利益观”的直接影响尽管日本有比较强的民族认同和对于国际利益的基本认同，但涉及日本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历史认知问题等“国家利益”的认定，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一直是各执一词、彼此对立的。对国家利益的判断，直接影响日本决策者的对外政策
24、倾向与选择。目前，围绕一些重大问题，日本国内的国家利益观严重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决策者的“国家利益观”就显得十分重要。日本战后以来一直以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其基本判断是，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与日本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对于中国，野田内阁外相玄叶光一郎认为：“中国的发展是机会。因为有共同利益，所以应该在各种问题上共同努力。这个看法是与中日共同拥有的战略互惠关系的思路一致的。”(20)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曾指出，我们在讲“国家利益”的时候，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外交的任务是站在长远角度确定“国家利益”并使之最大化。日本外交的目的是，为日本国民在享受和平与安宁的社会中能够追求
25、各自的幸福而创造和确保外部条件。世界和平与安全得到保障、世界经济顺畅发展就是日本的大目标和“国家利益”。关于中日关系，宫本雄二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把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作为外交任务，日中两国也不例外。对于日本来说，“同中国构筑稳定的可以预测的合作关系是日本的国益；为此而在必要的国民层次改善关系是日本的国益；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这一经济空间，发展日本企业，强化产业，描绘日本经济增长战略是日本的国益；同中国积累对话，谋求与各国联手的同时，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建立起合作关系是日本的国益。”但是，宫本大使也认为：“冷静观察中国对外膨胀的动向和军事动静，做好必要的准备也是日本的国益。”(21)有关中
26、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国内不同政治势力的“国家利益观”的直接影响，以及各自对华政策立场的严重分歧。宫本雄二认为，承认侵略历史并表示道歉之情的“村山谈话”，“对稳定日本与世界特别是同亚洲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22)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担任日本航空幕僚长的田母神俊雄则把村山谈话骂得狗血喷头。日本前国会议长河野洋平认为，日本深刻反省历史，获得亚洲的信赖，“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而日本右翼势力却把河野洋平攻击为“卖国贼”。(23)日本著名画家、日中友好协会原会长平山郁夫生前曾参与修复南京城墙，而日本右翼文人、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则对此强烈不满，称其“上了历史问题的圈套，从日本国益看是遗憾
27、的”。(24)日本自民党女议员高田早苗提出，“政府最大的作用是保卫国家主权和名誉，保卫国民的生命和财产，进一步追求国益”。为此，“最重要的是首先摆脱谢罪外交”。(25)日本国会议员平沼赳夫、龟井静香等人早在1986年即组成“国家基本问题同志会”，认为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事关国家利益，必须认识一致，必须维护”，“以培养下一代国民的精神为最重要”，要使国民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识”。(26)(三)日本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缘何易占上风国内社会政治思潮也会与领导人的决策相互“激励”，从而引发对外关系的紧张并招致邻国的抨击，而日本国内的对外逆反心理又会对政府形成压力，并在选举中使对外立场强硬的候选人获得支
28、持。日本反华右翼团体“青岚会”的创始人之一、经常发表反华狂言的石原慎太郎2011年却以近79岁高龄连续第四次当选东京都知事，堪称典型案例。就中日关系而言，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干扰。这种情况在菅直人执政时期也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尽管菅直人首相本人曾经与中国有过长期友好交往，在民主党内属于温和的自由派，但菅直人内阁在钓鱼岛问题和防卫政策方面同中国的矛盾则有所加深。其主要原因在于，菅直人首相的执政地位十分软弱，只能迁就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执政党内强硬派的主张，而缺乏在敏感问题上统筹处理对华关系的能力与经验。野田佳彦内阁的对华政策比菅直人内阁走得更远。
29、这主要表现在围绕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野田作为日本首相不仅表示考虑政府购买钓鱼岛，实现所谓“国有化”，甚至宣称若日本海上保安厅难以应对，将出动自卫队。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片面追求本国单方获益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三、日本“国家利益观”是怎样形成的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对个人利益、党派利益、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的考虑，有时会优先于国家利益。在政治选举频繁的日本，领导人和政治家为赢得更多选票或保住执政地位，往往会优先考虑国内民意的口味，迎合甚至利用和煽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些固有偏见一旦形成某种社会共识或思维定式，也会深刻地影响决策者的“国家利益观”，即对国际利益的判断。这些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动因素对中
30、日关系的影响未必符合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但这种影响作为客观存在却不容忽视。(一)日本“国家利益观”受到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国家利益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美国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思想的关键词。他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可以理解为国家安全，它是保证这一政治单位持续生存的核心，“对此外交必须毫不妥协地、甚至不惜冒战争风险予以捍卫”。(27)他同时认为，“国际政治像其他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是“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控制力”。这种权力的行使依靠“对利益的期待和对损失的恐惧”。(28)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29)指出，“生存是最高国家利益，对此挑战将导致战争”。他把国家利益分为三个
31、层次：一是“切身利益”，“包括捍卫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确保本国的战略优势，避免这种优势为潜在敌人所利用；保证对国家实力和福利性命攸关的资源供应；免除国家遭受恐吓之虞，防止其他国家颠覆与干涉本国内政。”他指出：“国家会牺牲次要利益，甘冒战争的重大损失，以求保护切身利益，但前提是这一行动不会对本国的最高生存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二是“战略利益”，包括“对手与盟国的强弱兴衰；国际结盟及其影响方式的变换；新资源与新技术的发现；国际国家体系及其下属制定规章的机构的演变；经济发展与贸易新形式的出现；新主义及新意识形态的萌生；对本国公民地位、待遇和他们在国外资产的挑战。”三是“战术利益”，“包括违反国际或双边
32、认可的贸易、金融、旅行以及个别企业或公民在国外其他活动方面的准则；外国对本国法律、机构与国境的尊重；船只、航空器在国际领域中的操作；外交官、军官和国家资产的地位；政府间与人民间的交往；对国家主权或尊严应有的尊重。”(30)目前，日本的政治家、外交与防卫官僚、国际政治学者和主流媒体的思想，受美国现实主义影响较大。日本已故国际政治学者、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便自称为“和平的现实主义者”。他生前不仅是日本外务省政策高级智囊，而且培养了一大批相关政策精英，在当今日本安全与外交界仍有较大影响。例如，前外相、民主党政策调查会长前原诚司即是高坂正尧的弟子。在一般人眼里，前原诚司是亲美政客，实际上他考虑问题的基
33、本点是他所认定的日本国家利益。他曾表示：“戈尔巴乔夫担任前苏联总书记时也说过，外交没有敌友，只有国家利益。我从这句话中发现了国家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的基本点。”(31)他还说：“日本和中国都追求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去开展外交这一冷静的看法。我想我并非鹰派，我是崇尚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32)然而，何为国家利益，在日本看法不一。如果按日本右翼势力理解的日本国家利益制定对华政策，即日本的国益判断受到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严重影响，中日关系必定会受到冲击和干扰。因此，研究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离不开对国家利益的认知问题。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五味睦佳便意识到国际关系论中大体上有两种主张：一是被称
34、为自由主义的主张，认为“只要强化国际法，完善国际组织，发展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自然就会带来世界和平”；另一个是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主张，认为“在拥有强制执行能力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警察已不复存在的今天，要依赖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的想法已经是不现实的了，必须维护均衡不被打破的国际关系”。五味睦佳主张，在考虑国家战略问题时，必须基于国家利益坚持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尽管美国人口头大谈自由主义，而美国负责制定国家安保战略的政策集团却总是基于实力的现状来制定政策。(33)在日本语中也有“卖国”一词，估计是来自中文，因为作为动宾结构的词组其动词在前，与日语语法不同。所谓“卖国”，顾名思义就是出卖本国
35、的国家利益。在日本，涉及中日关系时“卖国”、“卖国行为”、“卖国奴”等，往往是右翼势力扣在对华友好人士头上的一顶帽子。甚至连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也难逃厄运。尽管他从维护日本国家利益出发，于2012年6月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石原慎太郎购买钓鱼岛的计划实施，“将给日中关系带来重大危机”，但却受到来自外务省的警告，被迫道歉。在野的自民党参议员还攻击丹羽大使“严重损害国家利益”，要求罢免。(34)其结果等于日本政府间接支持石原慎太郎损害中日关系的做法，在日本国会大有正不压邪、反被邪欺之势。(二)日本“国家利益观”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日本政治思潮往往是在围绕国家利益的不同主张中形成主流思想
36、倾向，并对日本政府决策及公众认知产生重要影响。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日本政治思潮的形成在日本国内主要受到六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影响。一是统治阶层，主要由执政党、政治家及政府高官组成；二是在野反对势力，主要由在野党及其地方后援团体等支持者组成；三是经济界，由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及日本企业界利益团体组成；四是精英阶层，主要由公务员、学界及城市白领组成；五是媒体舆论，主要由日本各大报纸、通讯社、电视台、网络等组成；六是公众阶层，主要由一般工人、农民、家庭主妇、青少年、“网民”及退休老人等构成。如图-1所示，在上述六个层次之间，存在着日本左、中、右等各种主张的信息传递与相互影响，而日本同中国、美国
37、的关系等国际因素则与日本国内上述力量形成的政治思潮彼此作用、相互激荡。其中，统治阶层、精英阶层、媒体与公众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最大。中国对日公共外交就特别需要注意这几个方面。在某个特定时期，某种政治观点一旦被日本媒体炒热，很快就会在公众阶层形成某种倾向性看法，而日本与国外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在日本公众阶层则未必能得到共鸣，能否落实就更得另当别论。这是因为日本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会从不同角度作梗，造成日本政治在落实中央政府决策过程中的“短路”或“走样”。图-1日本政治思潮与国家利益观的形成机制在日本，精英阶层直接为统治阶层设计政策并成为“意见领袖”；统治阶层和经济界则会通过政府消息的提供、广告费赞助、
38、“意见领袖”采访等各种形式，从政治倾向或经济利益的角度对媒体的导向产生影响。媒体被视为“无冕之王”，游走于朝野之间，通过社会精英发布各种信息和评论，并对公众阶层产生着日常最直接的影响。而公众阶层形成的主流思想倾向和政治气候，又会通过媒体所做的各种民意调查、选举投票倾向等方式作用于统治阶层、在野势力及经济界，甚至反作用于媒体。媒体为争夺读者，扩大销路，也会有意识地迎合读者的社会心理和政治口味，有时还要对国家决策和公众舆论发挥作用。例如，读卖新闻在推动日本修改战后宪法方面最为卖力。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该报又宣称中国“对日强硬姿态的背后有海洋霸权战略”，强调“日本生存的唯一手段，就是
39、和美国共同构筑从九州到冲绳、与那国岛的西南诸岛防卫屏障”。(35)该报“中国采访团”在匿名“现场纪实报告”中写道：日本“政府2010年12月内阁决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提出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大纲明确写入防卫重点地区(战略正面)还是第一次，堪称事实上明确了所谓假想敌。根据新大纲，政府在今后5年(2011年度至2015年度)的防卫预算总额为23.9万亿日元，但比2005年度至2009年度减少了8500亿日元。只讲与中国友爱的首相虽然换人了，但政府真正理解大纲内容的分量吗?”(36)这显然是为日本政府增加针对中国的军费开支制造舆论。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经常被提到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
40、的角度看，日本政治思潮形成机制中的不同角色也有其不同的倾向，从而导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变为“经济互惠、军事互斗关系”，再度出现“政冷经热”的扭曲。从工作属性、知识结构或研究领域角度看，大凡与安全保障及军事相关者，通常思维方式倾向于强调追求本国权益和实力的现实主义政策；与经济贸易相关者，通常思维方式倾向于强调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理想主义政策；与文化及国际合作相关者，通常思维方式则倾向于赞同加强国际交往与人文交流，进而通过形成共有知识化解彼此矛盾的建构主义政策。例如，日本外务省官员小原雅博主张，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如同一个铜板的两面，现实的理想主义或理想的现实主义可以成为第三种选择。前驻华大
41、使宫本雄二则提出对华采取经济与安全两手政策，即在推进对华经济关系的同时，在安全领域做好最坏情况下的准备，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他认为在军事安全领域，单靠经济理论行不通，而应根据军事理论，在保持对话的同时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37)这或许道出了目前日本对华政策的实质。然而，这种“军经分离”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就是经济上利用加军事上防范的两手政策。问题在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岸信介内阁推行“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曾遭到中方坚决反对。宫本大使提出“军经分离”的扭曲的对华政策，很可能最终将影响经济关系。造成这种矛盾的关键是，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并非战略伙伴，而是战略对手。尽管军事与经济
42、的理论不同，但日本对美、欧、澳、东盟都不存在“军经分离”的两手政策，而是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双双加强的政策。只要日本把中国视为安全合作伙伴，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图-221世纪以来日本领导人的政治倾向与方位如图-2所示，如果以上述重视相互依存的自由主义和追求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为上下纵向两极，以经贸关系和安全保障关系为左右横向两端，可以对目前日本政要和政府职能部门做一种定位、定性分析。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之所以存在国家利益认知的偏差和国家战略的失误，重要原因之一是，21世纪以来的日本首相大都是重视安全保障、信奉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者，而缺少能够致力于日中安全合作的未来型政治领袖人物。据此，可以预言
43、，这种未来型日本政治领导人的出现，以及日本社会精英政策共识的形成，将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和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稳定。而日本会否出现这样的政治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内政治思潮未来的走向。当然，上述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上有些角色身份具有双重或多重属性，在不同的特定问题上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倾向。例如，日本经济界与军工生产关系密切的三菱重工、富士通等一些大企业，与防卫省的立场比较接近。日本经济产业省原本最重视同中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但一涉及东海问题则也有同中国对立的一面。日本国土交通省直接负责旅游观光业的振兴，需要同中国保持合作，但一涉及钓鱼岛问题，其立场则也与中国对立起来。(三)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
44、会误导日本对华政策在当下的日本，除了政府部门提供内部情报以外，日本政府有关中国的公开信息主要来自外务省的外交青书、防卫省的日本防卫计划大纲、防卫白皮书，以及日本防卫研究所出版的东亚战略概观、中国安全战略报告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日本主流媒体的报道与评论，通过电视、网络和报纸对日本公众的中国观也在产生较大影响。而且，在日本最为醒目的是右翼势力及某些媒体制造的形形色色的反华、厌华舆论。近年来，从日本政府到主流媒体及右翼宣传，在安全保障领域内的“中国威胁论”，似乎已形成有关中国认知的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成为当今日本政治家和公众对华认知及对本国利益认同的重要信息情报源。其中有些受到美国国防报告及有关
45、中国国家军力报告的影响，有些则完全是建立在凭空假设之上的自我误导。例如，蓄意夸大中国国防费用开支，妖魔化中国军事意图，以虚构中国会对钓鱼岛使用武力为前提加强军事部署与日美同盟等。1971年日美达成“归还冲绳协议”后，佐藤荣作内阁立即在那霸设立了“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广阔海域进行巡逻，甚至把日本的所谓航空识别区扩大到日方所设定的东海中间线到中国大陆沿海之间的中间线附近。这只不过是日本承接了冷战时期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遗留物”，理应改变。然而，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海军、空军力量有限，实际上并未在东海及其上空有多少活动，因而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并未暴露。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和中日两
46、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发生了变化。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海空力量增强，中国军舰、战机在东海及其上空活动增多，自然会突破日本单方面擅自设定的所谓“航空识别区”。中国在东海国际空域的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法，但日方却根据单方面划定的“航空识别区”加强针对中国军机的紧急升空，而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一般日本民众一看到产经新闻等的相关报道，便会产生“中国威胁”的印象。这些错误的情报必定误导日本政府高层决策，使热衷于所谓维护国益的强硬派占上风，并对日本民众的对华感情产生消极影响，从而损害中日关系。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就曾出现过首相频繁更迭而军部逐步坐大，导致法西斯主义猖獗的危险过程。
47、而在冷战后，日本国民意识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国民意识整体保守化。(38)新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正逐步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主流思想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未来的发展的确值得中日两国人民高度关注。(四)日本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影响不可低估日本的相关学者不仅平时为政府制定政策献计献策，有些甚至出任要职，直接进入日本决策层。学者在媒体发表的观点对日本社会观念的形成也具有导向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大学教育是基础，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媒体从业人员，有关国家利益观念和国际问题的基础知识，主要来自大学阶段的学习，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学者在大学的授课与传播。战后以来，在日本的大学从事国际政治教学与研究的大体分为
48、六部分：其一是以京都大学高坂正尧(已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平论或曰“和平的现实主义”学派，以及原东京大学教授(新澙县立大学校长)猪口孝、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田中明彦(原东京大学副校长)等从美欧留学回国的一批国际政治学者，一度形成主流；其二是以坂本义和为代表的和平学研究和原东京大学教授山本吉宣、鸭武彦(已故)及原筑波大学教授进藤荣一等为代表的自由派学者，这部分目前不是主流；其三是以原拓殖大学教授森本敏(野田佳彦内阁防卫大臣)、东京大学教授北冈申一等为代表，曾在防卫系统、外交系统任职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学派，其影响在上升；其四是以原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冈部达味、原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已故)、防卫大学校长国分良成(原庆应大学教授)、早稻田大学教授毛里和子和天儿惠、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为代表的中国等国别及地区问题专家；其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