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宋东京士人交游的特点当还是不应当,能够还是不能够走向国际化,并不是取决于中国外汇储备的数量,归根到底还是要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如果能够冷静地审视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那么就不难发现,中国并不具备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微观基础,即能够有效地控制国际市场的企业.全球性危机背景下的产业政策张凤超在华南师范大学2010 年第 2 期撰文指出,产业政策的细微之处正是其魅力之处,宏观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间接性,导致政策效果的可控性有所局限,政策乘数作用的充分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中的一些“其他因素“, 甚至包括诸如 “人们的预期“此类难以驾驭的因素.而产业政策针对性的作用机制,则大大增强了政策的可
2、控性.经济复苏的根本就是产业复苏,特别是全球分工体系框架下,各国经济已不再致力于构建大而全的产业体系,而是侧重于强化世界范围内的比较优势,并且,在危机沿着产业链条进行全球传递的过程中,各国各产业受到的伤害程度存在差异,因此,适时,适度,具体的产业政策对于各国走出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产业政策时效性的提高可依赖多种途径,主要包括:增进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配合,践行政策的经济性原则;强化市场化辅助功能,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构建核心产业链,提升本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规避贸易摩擦,营造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寻求全球联动性产业政策的可能性 ,拓展产业政策的战略视野;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减少政府
3、干预的效率损失.治理环境污染是一项利贫政策苗艳青,陈文晶在世界经济2010 年第 6 期撰文指出,关于空气污染和个人健康需求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发现:第一,空气污染已经显着降低了调查地区居民的健康需求,使得调查地区居民的健康状况更差.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空气污染和居民健康需求关系的重要因素.处在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居民的健康需求更容易受到空气污染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处在中上层社会经济地位居民的健康需求由于能采取更多的避免污染措施,其健康需求并没有受到空气污染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这一结论引申出的另一个含义是那些处在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儿童受到空气污染的不利影响的严重性可能更大.第三,避免
4、污染行为显着地改变了空气污染和健康需求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采取了避免污染行为人群的健康需求比没有采取行为的人群增加 0.145%.由于采取了避免空气污染的行为,改变了个人暴露污染的水平,这样就降低了健康需求的影子价格,从而增加了健康需求.由于环境污染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并不遵守“谁污染,谁承受“ 的原则 ,而是更多地转嫁到了那些并没有制造污染的弱势群体身上.其表现为各种环境污染物向贫困地咽 Q!QI!墨! 堑垡塞擅区转移,对弱势群体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空气污染并没有对高收入,高学历人群造成显着的不利影响,而仅仅是对于那些依靠体力劳动维持生存的贫困的城镇居民和农民有显着的不利影响.可见,弱势群
5、体享用了较少的现代经济增长成果,却背负了较多的环境污染恶果.这种情况的存在最终会阻碍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治理环境污染不仅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更是一项利贫政策.北魏迁洛鲜卑上层之腐化及其原因王永平在(学习与探索 )2010 年第 3 期撰文指出,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长期定都塞外之平城,不仅保持其尚武刚劲的民族传统,而且也延续着相对朴素的生活作风.然而,宣武帝,孝明帝时期迁洛之北魏鲜卑上层集团生活普遍奢侈化.对此,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法云寺“条下有一段概述云:“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由此可见,迁洛之北魏鲜卑上层的生活状态与
6、平城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基本特点是极端奢侈化,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王公集团生活奢靡,其腐化过程之急速,程度之严重,无不令人震惊.究其原因,既与其固有之文化传统相关,也与其迁洛之后社会环境的变化,特权地位的稳固及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作为统治集团,其腐化如此,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危害,其最突出的影响在于迁洛鲜卑王公的生活奢靡,刺激了统治集团的贪欲,导致了北魏吏治的严重腐败和精神的急剧堕落,诚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孝文帝迁都后,“虏之桢干, 仍在其种戚之手.此辈一骄奢疲软,而其本实先拔矣.此则非迁都所能求益,抑且助长其骄淫,所谓离乎夷狄,而未即乎中国也.“迁洛鲜卑王公集团的腐败
7、,从根本上动摇了北魏的统治,一旦遇有变乱,便无法避免必然崩溃的命运.北宋东京士人交游的特点梁建国在南都学坛2010 年第 3 期撰文指出,徽宗时代的东京开封,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民活动的时间更为自由,活动空间有了更多选择.然而,对于身处官场生态之中的士大夫来说,政治环境的高压像无形的锁链制约着他们身心的自由,并直接影响到彼此之间正常的往来.徽宗时代京城士人日常交游活动的沉寂,与当时歌舞升平,市井繁荣的盛世气象形成极大的反差,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现象.第一,东京遍布着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士人交游圈,其中有些历久弥新,为时人与后人所津津乐道者,多是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有着一席之地的名贤闻达,能够名垂史
8、册的也大都为这些人,进而成为我们今人考察的样本对象.第二,作为政治中心的京城,士人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关涉一定的政治背景,或者带有直接的政治目的,或者渗透出某种政治态度,或者无意之间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第三,北宋的党争接连不断,京城士人多有因为日常的交往而被卷入,遭受牵连,这难免使人心有余悸.清代江南的府县秩序与行政控制冯贤亮在学术月刊)2010 年第 5 期撰文指出,清代中国的地方行政,制度描述与实践操作固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限于史料,一直很难予以全面廓清.现存不少的牧令书及从政心得体会,不可能在行政实践方面提供太多的史事例证.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清代地方行政的变动较大,一般研究中甚至出现了国家
9、权力下移与“地方自治 “的概念逻辑 .其实这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江南的湖州地区,受战乱的影响至为深重,政府面临着重整地方行政,恢复经济和稳固社会秩序的重任.其地方府县关系出现了不少冲突,知府宗源瀚与长兴知县赵定邦之间的矛盾是其主要体现.知府在地方行政中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真正面 It#l 县级的棘手问题时,仍需借助更高一级国家权力机构的力量,方能得以解决.从国家到地方的垂直控制系统的牢固性,没有因为战乱的破坏而有所撼动.而府与县之间的矛盾冲突,正隐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实践及其与国家相关制度描述的差距,也为了解清代地方政治生态与行政实践等内容,提供了极好的例证.“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说质疑沈渭
10、滨在历史教学)2010 年第 11 期撰文指出,迄今为止,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明太平军的主要或基本成员是农民,既然太平军的斗争目标和宗旨只是反清复汉,既然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反映农民的土地要求,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纲领,那么,把太平天国称之为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就有可商榷的余地.清王朝固然可以称为地主阶级的政权,但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斗争,并不一定都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历史研究必须依靠史料说话.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对各种各类反清斗争作具体分析,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从现有的资料看,太平天国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是一场社会下层民众在洪秀全等人领导下造反夺权的斗争,社会各阶层(不仅是农民)都被这
11、场斗争所吸引,甚至被裹胁而去.战争中建立的洪氏王朝,本质上是与清王朝一样的封建专制政权,根本没有反映农民的利益诉求,也没有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难以定性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如称之为“太平天国反清战争“更为妥切 .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蔡乐苏,刘超在浙江大学2010 年第 3 期撰文指出,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 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论点摘编 lLU
12、ND_ANZHAlBlAN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 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傅斯年最后的思想遗嘱杨春梅在烟台大学)2010 年第 2 期撰文指出,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学术研究,
13、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做出的贡献,特别是在中国考古学的创建发展,中国上古史的重建,科学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探索,现代学术“集众的工作“方式的擘画和推动等方面,其影响巨大而又深远,其意义和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理解和肯定,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及相关思想主张也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国立台湾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是傅斯年临终前撰写的一篇短论,是他总结一生学术思想所得的最后主张.在发刊词中,他依然坚持“客观“的追求,但是却放弃了“客观主义 “的提法,倡导“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这可以说是傅斯年最后的思想遗嘱.遗嘱中对其早年思想所作的补充,修正和完善,使我们对其早年的一些偏激议论有了一种同
14、情的了解,而其“多元 “主张不仅透露出现代史学不同方法路径多元整合的端倪,而且也意味着傅斯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理念和政治理念的会通合一.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再辨析董健在当代作家评论2010 年第 3 期撰文指出,鲁迅等文化启蒙者所倡导的国民性改造,绝不是从地理,民族的差别上提出问题,而是从时代,历史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不是“西方“ 来启蒙 “东方“,而是“ 现代“向“前现代“ 提出挑战 .几千年的 “臣民社会“要进化为现代的“ 公民社会“,“臣民“变为“公民“, 就是没有自由,平等,民主意识,没有意识到自身“个人“ 价值,尊严和责任的“臣民 “,变成自由,独立的现代人 “公民社会“ 的“公民“,即鲁迅所说的“人国“ 之“人“.这就是国民性的改造.那些在这个问题上质疑和反对鲁迅的人,恰恰没有看清这个问题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当年鲁迅深刻地揭示了“阿 Q 精神“,就是告诉国人:国民性如不改造,人如果不现代化,任何“革命“ 都将走向反面!鲁迅谈到阿 Q 正传这部作品时,提出了一个概念 :“阿 Q 似的革命党 “.阿 Q 精神是未经现代化洗礼的旧的臣民性格弱点的集中表现.当年鲁迅说,这一种“阿Q 似的革命党“以后还会有现在,显然也并没有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