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安事变前后扑朔迷离的行踪 西安事变前后在保安与西安之间的往返，相关的电报史料似乎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使得当时的行踪分外扑朔迷离，连事变后究竟哪天到达西安都莫衷一是。尤其关于自己在1936年12月上旬携银元回保安汇报决定“苦迭挞”的回忆，多年来更是在学界引起争论，信者言之旦旦，诘者依据凿凿，至今未有定论，成为研究中颇为棘手的一大疑难。 相互矛盾的三种观点 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一，传的说法：“10月29日，以避寿为名返回洛阳，实则召集会议，制定加紧进攻红军的军事部署。”伺机劝蒋停止内战，却遭蒋当众辱骂。了解到会议情况后，“在电报中请示中央拟离西（安）回保（安），详细报告。党中央
2、收到电报后，经过研究，决定暂不回保安。”12月上旬，见到来后的西安形势日益紧张，即按中央指示，悄然离开西安。临行前，慷慨允诺，借给红军10万块银元，要他带走。说：“少帅，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回到保安后，“立即召开有、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汇报西安情况。会议进行过程中，机要秘书送来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会议没有开完，决定让马上返回西安，并嘱咐他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带去，通过的关系，送王到新疆转赴苏联治病。”“一行，立即动身去西安。他们走了三天，当到达苏区和东北军防区交界处时，没有找到接头的人。便发电报向中央问询情况，中央回电说：西安发生了
3、事变，张、杨在临潼扣留了。中央决定派、秦邦宪、为中共代表赴西安，已请先去。你们即刻去延安城，张将派飞机来接。于是，一行掉转马头，北返延安，坐上派来的飞机赶往西安。” 传主要表达了三个观点：带银洋从西安返回保安的时间是12月上旬；返回保安后即赴西安；未提到达西安的具体日期。 二，年谱的说法：“11月5日从西安动身回保安，准备向汇报西安方面的情况。随身带有借给红军的十万块银圆。”“11月6日致电、刘鼎：祥兄拟赴沪医病，欲从毅得一保护证，请设法并电复，对外守秘。”派驻身边的联络员“刘鼎于下午二时致电：剑已于昨日动身由原路回来，明日可到边境。”“11月7日或8日回到保安。时任中央财政部部长的林伯渠到保
4、安城外迎接。风趣地说：林老啊，你不是来接我的，你是来接这许多光洋的！”“12月23日，和秦邦宪等一起到达西安，协助工作。”但令人费解的是，年谱在同一页上说，12月22日“二十时，致电：博古、剑英均去肤施，清准备于二十四日派（机）来接。”还必须指出，传认为：“在这段最初的日子里，博古和还没有能赶到西安（他们是在二十二日到的编者注）。”也有论者认为：“是在24日下午才到西安。”因为有电报档案为证：24日晚19时30分，与博古致电中央书记处：“博、剑已到。” 年谱也主要表达了三个观点：带银洋从西安返回保安是11月上旬；事变发生后12月23日才到西安；未提为何23日到西安的相关证据。 三，的回忆：19
5、36年12月上旬某日“半夜，突然走进我的屋里，告诉我说，到达临潼，不听我多次苦谏，你说怎么办？我想了一下，反问他说，你说怎么办？果断地连声说，苦迭挞（法语政变的音译），苦迭挞！当即把这一重要信息报告党中央。” 范硕也撰文说，在广州的南湖宾馆访问过3次，自己承认在12月上旬的一天半夜，已经提前向他透露准备扣留的消息：“考虑了好久，有个好办法，他来了，苦迭打，一一抓起来。”“我自己有电台，马上打电报给。晚上回电要我立刻回延安（应为保安范注），还要我向借点钱。”范硕还说：“叶帅几次跟我们说都是在公馆。张是派孙铭九请去的。我访问过孙，他回忆的时间（半夜） 地点与叶帅谈的相同。” 当年的警卫员范希贤也回
6、忆说：“其实，在西安事变前，叶帅已知道会发动兵谏，并及时把信息向中央汇报。” 的回忆也主要表达三个观点：12月上旬在西安；在一天半夜得知了的“苦迭挞”；奉命向借了钱后立刻返回保安。 上述三种主要观点相互矛盾，究竟孰是孰非，关键在于认定历史主要当事人回忆的确切程度。 电报史料的疑问 对于的回忆，一些电报史料似乎并不支持。 1936年11月30日，、致电：“拟令再去西安一行，约一星期后成行。”12月1日，复电“雨苍（即）兄来甚欢迎”。“12月5日，自保安电告，他将于8日陪同王稼祥去西安转往新疆赴苏联治病，预计13日到达西安。”12月7日，致电：“蒋来仍督剿匪，有要事待商，盼兄即日来此。”12月10
7、日，、致电，“12月9日才离开保安，最早也要在15日才能到达西安。”有论者认为：“可惜当时没有意识到其中奥妙，以致出发的日期反又因为一些并不十分要紧的事情后延了两天，致使等直到10日才离开保安。”12日夜12点、致共产国际电中说，“叶、王已去西安”。13日夜21时后，、又致电：“稼祥、剑英早去霍师，候车接，或电霍师转送。” 上述系列电报史料表明，是在12月9日或10日才离开保安赴西安。因此有论者一再撰文认为的回忆只能“听之而已，信则未必”。更有论者认为的回忆“绝对是不可信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尽管上述电报史料似乎都明确无误地证明是在12月上旬赴西安而不是返回保安，但这些史料却有两个关键
8、问题无法说明：为什么直到12月23日才与博古一起乘飞机到达西安；和一起去西安的王稼祥又去了哪里。如果不能合情合理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就不能排除回忆的可靠性。 还必须指出，仅以当年保安发往西安的部分电报内容来质疑的回忆也值得探讨。由于目前所披露的只是部分电报，其内容也是节选或转述，更由于秘密战线的特殊性，研究者显然应该以人物当年所发生过的具体行动作为研究的主要依据，才有可能去伪存真，最大程度地还原当年的历史真相。 从此点出发，可以发现当年有两项具体的行动可以作为研究的突破口：陪同王稼祥赴西安治病和向借钱。 陪同王稼祥赴西安的确切时间 1936年12月上旬，陪同王稼祥赴西安治病是个不容置疑的具体事实
9、。那么确认了王稼祥赴西安的时间，也就确认了的真实行踪。 王稼祥当时重病在身。据1936年7月到达保安，参与给王治病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中文名马海德）回忆：“由于病痛折磨和营养差，稼祥同志面色发黄，身体又瘦又弱。他伤口在腹部，伤口很大，始终未愈合，腹膜发炎，体温偏高。我看了非常吃惊，心想这么重的伤，居然能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那么王稼祥究竟何时去的西安？王稼祥年谱说：“12月初，王稼祥由贺诚、邹大鹏和一位交通员护送，离开保安，前往西安，准备经上海转赴苏联。”那么这个“初”究竟是哪一天？据当年红军总部负责通讯联络的二局政委伍云甫1936年的日记：“十二月三日，晴。前、
10、后方二局全体人员会餐，领导讲话，谒毛、周、张、叶等首长，谈二、三局组织问题。”这就是说，12月3日尚在保安会餐庆贺会师，并听取伍云甫的汇报。由此可以认定，应该是在4日陪同王稼祥乘飞机去的西安，当天就通知了共产国际：“12月4日，再次电告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此间军委及毛决请王稼祥同志为正式代表常驻你处并兼医伤，王已赴西安张处。”这份电报的节选引用显然隐去了陪同前往的的名字，因为另一份类似的电报可以佐证。12月12日24时，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王稼祥已去西安，恩来日内即去。” 或许不是凑巧，也在12月4日那天下午与同列火车到达西安，并在火车上再次怒斥了的和平建议。对此，时任西北“剿匪”
11、总司令部参谋长、负责监督和的晏道刚有比较详细的回忆：“4日下午一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三人在月台上见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等三人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 由此看来，4日半夜于西安听的“苦迭挞”在时空、逻辑和背景等诸要素方面完全合情合理。再结合上述回忆的“晚上回电”与“借点钱”，也可以认定是在5日晚得到的指示，再向借钱，因此应该是在6日从西安返回了保安。 向借10万银元的确切时间 1936年11月上旬或12月上旬，奉命向借了10万银元是个不容置疑的具体事实。那么确认了借钱的具体时间，也就确认了的真实行
12、踪。 从的回忆看，向借10万银元的时间是在1936年的12月上旬而非11月上旬。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一问题，我们先来看11月上旬是否可能。 1936年11月8日，急电莫斯科：“物质方面万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那里也没有钱借了。”11月9日，继续急电莫斯科：“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冻死饿毙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 如果真的如年谱所述，在11月7日或8日把所给的10万银洋带回保安，岂能在11月8日和9日连续急电莫斯科要钱，又岂能说“已经分文没有”，更不可能说“那里也没有钱借了”。由此可见，在11月上旬从西安返回保安时，不可能随身带着10万大洋。 排除了11月上旬的可能，再
13、看12月上旬是否可能。1936年12月5日，急电莫斯科向王明催要汇款：“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同一天，也在电告返回保安前“向借点钱”时，还向发出了借款信：“叨在抗日友军之列，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除以十万元请兄处代购弹药外，二十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如承兄慨允，请分期拨付。部队骤增，无米难继，不得不向兄阁下作庚癸之呼，阁下交友出于至诚，谅不固拒其请。”最后还特地强调“此款弹急需。”信中所述的“部队骤增，无米难继”，显然是指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人员骤增达“八九万”所引起的供应困难。12月初，、已经率部抵达保安。换句话说，在12月5日这天，
14、保安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和不得不分别向莫斯科、和催款或借款。 由此可见，在12月上旬向借钱10万的可能性远大于11月上旬。林伯渠远出迎接也完全合乎情理，因为张、毛、叶三人同时寻求经费，真正到手能够救急的却只有。而感谢立马给钱的那句“真是雪中送炭”，也由此得到验证。 因此，从陪同王稼祥赴西安与向借钱这两件史实所发生的时间来看，的回忆不能不信。 当时如何快速往返于保安与西安 确认了陪同王稼祥赴西安与向借钱的具体时间，最后还必须解决一个容易使人迷惑的时空问题，那就是何以能够在保安与西安之间快速往返，似乎不可理解。这是研究在西安事变中真实行踪不可缺少的关键，也是确认回忆可靠性的一个重要依据。 按照研
15、究者通常的思维定势，总认为当年红军的交通能力非常有限，只是铁脚板加马匹，在保安与西安之间的往来必定颇费时日。但如果了解到当时有27台汽车、一辆高级商务车与一架最现代化的波音飞机组成的交通线，紧密连系着保安与西安，对行踪的思考与理解就可能会截然不同。 当时西北地区非常贫困，交通极其不便，所在地的保安更是闭塞。但在与1936年4月上旬的肤施会谈后，保安开始全力打造通往西安的快速交通线。在、的帮助下，一条以众多汽车为主的陆上交通线建成。1994年6月15日，杨尚昆在参观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时回忆：“从延安会谈以后，开始让他的部下给我们红军送装备，大概有27台车，从1936年的4月9号开始送，一直送到搞
16、西安事变前。”也于1936年的6、7月间在肤施（延安）以南、离保安最近的鄜县秘密建立了配备卡车的交通站，一行赴西安就是从那里上的车。此外在西安也有两个秘密交通站，其中一个“设在城隍庙西道院十七路军宪兵营营长住宅，同时也是一个招待所，但只招待需要特别保护和严格保密的客人，由该营营长负保卫之责。”那些车都是军用卡车，为满足陕北红军的装备、服装、食品、器材等急需品以及人员的秘密往来立下了汗马功劳。 还必须特别指出，“刘鼎还通过东北军的关系，购买了一辆商用汽车，把经西安去苏区的人员先送往洛川后，再转赴陕北。”当时、已经开始给红军送卡车建立西安至保安的陆上交通线，刘鼎为何还要向要一辆大型“商用汽车”？关
17、键在于，所谓“商用汽车”其实是当时适用在西北各地往返的高级汽车，保证了西安与保安之间在当天就能快速直达。 卡车也能直达保安。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在采访时，记录了当年把赠送的10万银洋运回保安时从卡车上下来的情景：“远远看到鬓发斑白的林老，站在寒风里迎接他，连忙从驾驶室里跳下汽车，迎上前去。” 此外，最出人意外的是，在保安与西安之间竟然还有一条绝密的空中航线，那就是的私人飞机，当时最先进的波音247型客机，时速248公里，航程776公里，载客10人，并还可装载181公斤的物品。 刘鼎是美国飞行员的顶头上司，可以直接使用飞机。当时保安使用飞机尽管非常谨慎以利保密，但还是比较频繁的。如1936年6月，
18、邓发前往苏联时，于9日从肤施飞西安，此后又与一起飞兰州。8月25日，在致潘汉年的电报中提出：“为求迅速，要求李毅派飞机送你至肤施。”果然，在当时电报中化名为李毅的就派出了飞机，把潘汉年立即从南京送往陕北。再如前述12月5日因为三军会师后财政吃紧，急电向莫斯科的王明催要汇款时表明：“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等。 有了商务汽车，从西安到保安的三百多公里行程最多需要6、7个小时，如果从西安坐飞机到肤施机场后再乘汽车经鄜县到保安就更快。因此，每当有重要事件发生时，往往就会出现的飞机，这是西安事变的一大特点，也是造成当时少数重要人物行踪扑朔迷离、研究者不明就里的一大原因。 那么王稼祥是
19、如何去西安的？1936年10月，鉴于王稼祥病情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改善，决定王稼祥去苏联治伤，为此曾打算借用的飞机，直接送他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此事获得的赞同，但是盛世才却不肯让的飞机进入新疆。为此，于11月20日致电王明，希望通过苏联同盛世才交涉，解决飞机进入新疆问题。但是，仍未能实现。 王稼祥也回忆说：“这样到了西安事变以前不久，和党中央就派我利用的关系，经上海到苏联治伤。” 无论是王稼祥传、王稼祥年谱还是王稼祥的回忆，都未提王稼祥是如何从保安到达西安的。毫无疑问，原先就准备动用飞机的面对王稼祥的病情与安全，决不可能放弃飞机而选择汽车。从西安返回肤施后的王稼祥在12月29日给和的电报中说“
20、请电周速派机车来接。”这份电报表明王稼祥当时是乘飞机从西安到肤施的，因为肤施有机场，如果乘车就可以从西安直接到保安，大可不必再要转接。 的回忆同样没有说自己在西安事变前几天的紧急关头，是如何带着巨额银元从西安返回保安的。其实，也必定动用了飞机，不仅因为“苦迭挞”的计划十万火急，单是那10万银元又岂能在当时盗贼出没的陆路进行长途运输，更何况到西安后戒备森严。这样，传所述12月7日正在保安向政治局会议汇报情况时，收到“即日来此”的急电，就是要当天到达西安，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不用飞机，岂能在4日从保安到西安，6日从西安返回保安，而在7日又从保安到达西安？ 有飞机与越野车作为当年保安与西安之间的交通
21、工具，使得的回忆就更为可信。 西安事变当天的在哪里 了解了当年保安与西安间的快速交通，对上述看似矛盾的系列电报就非常容易解读了：6日返回保安，7日应紧急邀请又赴西安，其内容如今已不难想象。然后再赶回保安汇报，又于9号或10号飞赴西安沟通。10日给的电报，说9日离开保安，最早也要15日才能到西安。这份完全背离事实的电报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巧妙地通知必须在10日派出飞机到肤施接，又避免了授人以柄以防万一。在处理西安事变时非常谨慎，在我的回忆中说告诉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还说“要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据。可能的话，也
22、请张、杨方面毁灭这方面证据。”在事变前夕给的电报自然更不能“留下痕迹”。至于13日21时给的电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当天苏联对进行了强烈的公开谴责，必须保护正在西安的领导干部以防不测。此时的电报既是告诉王稼祥与不在西安，又表示了对的坚定支持，还能够试探的态度。毕竟，在13日下午对部属的公开讲话中已经把12日晨给文寅电中的“革命”变成了“兵谏”。 那么西安事变当天又在哪里？据年谱12月12日记载：“在向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提出：、组成三人委员会，为参谋长。”另据西安事变大事记12月12日的记载，于当日召开紧急会议：“派与、组织三人委员会。为参谋长，主持大计。”“组织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及陈庆
23、（原文如此，疑为陈诚）所属之蒋军参加的抗日联军，抵抗日本之乘机进攻。” 关于抗日联军的决议当天就在西安得到了落实：12月12日，“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会参谋团组成，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鲍文越、何柱国、董英斌、李兴中参加，何柱国为召集人。” 时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的何柱国作为历史主要当事人之一，对抗日联军成立之时的回忆更为详细：“张将军调我为参谋团主任，会同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西北军参谋长李兴中、红军参谋长策定作战计划，成立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些史料表明当时身负“主持大计”重任的就在西安。确实，只要稍懂军事常识者都知道，军队临战时参谋长是绝不能或缺的，否则司令部就无法指挥。因此，绝不会在如此
24、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任命根本不能及时到位的担当主持大计的参谋长。 据刘鼎回忆到达西安时的情况：“在东楼门口等总理，见面后寒喧一阵就上楼。张说：你们饿了，快吃饭吧！大家吃饭后走了，同总理、叶帅、博古到其他房子里去谈话。双方谈完后，总理即刻向保安作了汇报。” 据当年的政治秘书、参与西安事变核心机密的应德田回忆到达西安当天晚间的情况：“代表团到达后，举行了欢迎晚宴，在中间的大屋子里设置了一张宽大的长方桌子，将军坐在北面一头的主位，周副主席坐在将军的右面，同志坐在将军的左面，其他各人依次就坐，我坐在右面一头荣陪末座。” 刘鼎与应德田这两位现场参与者的回忆也都明确无误地表明达到西安的当晚就在西安，尤其是应
25、德田的回忆更是无可置疑。 年谱也透露了一则重要内容：“12月22日致电，对目前战略方针提出建议：估计时局将不能不出于战，我西北各军现已处于内线作战的状态，我们的战役应下大决心，集中全力夹击胡、毛、曾、关向南移动之师，西安可守之，否则准备暂时放弃。”这份22日发往保安的电报完全使用了西安守城人的立场、词汇和语气，与作为抗日联军参谋长的身份完全吻合。 其实，不仅是抗日联军的参谋长，而且早就是的参谋长。据当时最信任的卫队营营长、在西安时的房东孙铭九1963年的回忆：“经常与会面谈话，凡是有关国际国内方面的重大问题和逼蒋抗日等事，无不请叶商谈，张请叶做他的参谋长。”孙铭九用“凡是”与“无不”两词非常含蓄地暗示与指出了对的影响以及在西安事变中的重大作用。其实，只要看在12月7日发给“有要事待商，盼兄即日来此”的急电也就一清二楚了。 综上，应该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关于“苦迭挞”的回忆无可置疑；作为关键联络人在西安事变前后非常频繁地往来于保安与西安之间，在西安事变中立下了至今鲜为人知的功勋。第 14 页 共 1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