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安事变中鲜为人知的泄密事件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当日西安方面向外界发出了第一份明码通电，即、提出的“八大救国主张”。此份电报是张、杨早上8点多在捉到之后发出的，而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日下午六七点才收到。也就在当天凌晨的寅时（3时至5时），张、杨曾提前向中共方面拍发过一份密电，向通告了他们的扣蒋行动，目的是希望作战勇猛的红军和势力强大的苏联能及时与西安方面配合行动。可是，几乎在中共收到张、杨密电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获悉了西安所发生的惊天大事变。消息的过早泄露使南京方面对西安事变提前有了防备，以至于张、杨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南京方面是如何在第一时间知道事变发
2、生的？到底是何人走漏了消息？原来泄密者不是别人，此人就是的亲信部下、东北军驻洛阳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 密令东北军守住潼关， 黄永安背主邀赏 张、杨之所以发动“兵谏”，其主旨就是要阻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作为高级将领的、也深知自己的军事实力十分有限，难以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抗衡。为了避免发生战争，捉蒋行动开始之后，在军事布置上，当时最吃紧的，就是尽快派军队守住中央军进陕的重要军事要隘潼关。潼关是陕西东部的咽喉，乃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东北军尚有一个军驻守河北保定，即第五十三军，上将军长万福麟可称得上是的心腹爱将。东北军还另有一个炮兵旅驻守在河南洛阳，即炮兵第六旅，旅长也是深受倚重信赖的黄永安少将
3、。当时，从洛阳以西直到潼关，并无中央军重兵驻扎。12日晨，分别给保定五十三军的万福麟和洛阳炮六旅的黄永安拍发了密电，命令万福麟率部迅速南下，抢占郑州，卡断陇海铁路线；命令黄永安指挥所有驻洛阳的东北军官兵控制洛阳，“将洛阳机场监视，不准有一架飞机起飞，并将各银行关闭”。两份密电的主要目的，都是想阻止中央军西进潼关，以确保西安城的安全。 接到密令后的万福麟权衡利害，拒绝执行的命令，但他并没有马上向南京方面告密。直到第三天，即14日，万福麟才致电在南京的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原东北军将领王树常，请其向部部长何应钦转达他“拥护中央”的立场。而黄永安接阅密令后，却迅速向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简称洛阳军分校）
4、主任兼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那么，黄永安为何这么快就背叛了一直信赖自己的呢？ 说起来，黄永安也算是的嫡系之一。黄永安，字大定，1897年3月20日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1912年入陆军小学堂，后就读于吉林旧制中学堂。1918年考取保定军校炮科第八期，1922年6月毕业后即投效奉军，任炮兵第四团军士教导连教官。1924年黄永安入陆军大学深造，1927年毕业后参加了奉军攻取傅作义坚守的涿州城之战，并立下汗马功劳。1928年冬，任命黄为东北军炮兵第二团团长。1933年，黄被提升为炮兵第八旅旅长（1936年该旅改编为炮兵第六旅）。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两个月，张又把他从上校提拔为少将。 拍发密电给黄永安时
5、，洛阳总共驻有东北军2个炮兵团和洛阳军分校的1个教导大队，而在洛阳城附近有中央军第四十六军的两个师，即第二十八师和第七十九师，东北军与中央军力量对比十分悬殊。 12日凌晨5时左右，黄永安接到了发来的密电，始则震惊异常，继则犹豫不决。事情真是凑巧，黄永安原定12日下午5时，在洛阳北大街的万景楼饭店宴请祝绍周、警察局局长等洛阳当地的头脑吃饭。本来正是一网打尽的天赐良机，但黄永安是个怕老婆的人，他的太太叫李志全，刚与黄结婚1年多，也是东北人，其父曾是哈尔滨面粉厂的大老板，家资富有。李志全是北平师大的毕业生，能说会道，又是国民党党员，李早就对的“”不满（当时，富人对共产党多半没有好感），李志全又与祝绍
6、周的太太十分要好，往来密切。此时，拿不定主意的黄永安把的密电给老婆看了，李志全阅后大骂无耻，并催促黄永安说：“这样做不仅是犯上作乱，而且是以卵击石，你还犹豫什么？你怎么能听他的命令，还不赶快找祝绍周，马上把电报送给祝，以洗清干系。”就这样，凌晨5点半左右，发给黄永安的紧急密电自然就落到了祝绍周的手里。此份密电是南京国民政府获知西安发生事变的第一个确凿证据，这比南京方面知悉张、杨的全国通电声明至少要早12个小时。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12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形势变化，造成的后果有多么的严重。 中央军猛扑潼关，飞行员临潼“救驾” 意欲联共抗日，早已见诸于国内外报端，但令人没有料到的是，他竟会发动
7、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就在祝绍周打发走黄永安之后，震惊之余，祝绍周火速用专线电话将张、杨在西安“兵谏”的消息，报告给在南京主持军事工作的何应钦。何接到祝绍周的密报后，叮嘱他不得把蒋在西安出事的消息报告给在上海的宋美龄和宋子文，同时要他负责与西安方面进行联络，进一步试探、摸清的安危近况，以便南京方面伺机采取军事行动。 祝绍周在得到何应钦的指令后，马上向西安方面打电话核实情况，果不出所料，下榻的华清池和随行大员们住宿的京西宾馆电话均无法接通。他再给打电话，竟也无人接听。因此，祝绍周断定肯定在西安遭遇了不测。他急忙又给黄永安打电话，叮嘱他：“南京方面已知委员长的处境，现在正研究对策，你的炮兵旅在这紧
8、要关头是否效忠委员长，就要看你的行动了。” 祝绍周当机立断，随即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首先，他紧急面约陇海铁路局局长兼津浦陇海两路运输司令钱宗泽，决定将潼关以东所有空着的列车车厢全部西开备用。又马上约见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两人商定后，命令正在构筑国防工事的军队一律停工，并赶赴最近的火车站，见车即上，往西开拔。接到命令的中央军迅即向潼关猛扑过去。 布置完毕，祝绍周顾不上吃早饭，立即给洛阳航空分校主任王叔铭和洛阳空军指挥官毛邦初打电话，商定对洛阳军航两校及驻洛阳陆军、空军中的东北籍高级军官“加意戒备”的措施。同时，3人当即决定，“不论临潼情况如何，都有派飞机飞往临潼救驾领袖的必要”。毛、王两人一致选
9、定“技术精良”、“思想纯正”的洛阳航空分校飞行组长、空军中尉蔡锡昌去执行救驾任务。王叔铭马上驱车赶到机场向蔡锡昌下达了紧急起飞的命令。此时，刚好6时正。蔡锡昌整备好一切之后，即刻驾驶航空分校的一架最好的教练机，沿陇海铁路线冒险飞往临潼。蔡锡昌飞到临潼上空，在华清池上空盘旋了一圈，选了一块平坦的田地，以“迫降”的方式安稳着陆。蔡锡昌的飞行技术的确“精良”。要知道，遵照的命令，于13日飞往驻地保安去接的波音飞机，就因着陆地面不够平坦，东北军雇佣的美国飞行员不敢冒险降落，又飞回了西安。 蔡锡昌即使驾驶技术再高超，但他对西安当时的情况毕竟不清楚。就在蔡着陆前80分钟，已经被送到西安新城大楼“保护”起来
10、了。就这样，“迫降”后的蔡锡昌马上被守候在华清池附近的东北军士兵当场逮住。 亲自审问蔡锡昌。蔡拒不交待他此次飞临西安临潼的使命，谎称自己是新来的飞行员，因为不熟悉地形而误降在临潼附近。当场戳穿了蔡的谎话，证据是从蔡的机内后座发现一套专供出逃时穿的飞行员衣帽。同时还有人认出蔡锡昌根本就不是新来洛阳的飞行员，而是国民党空军有名的“空中英雄”。事已至此，蔡锡昌不得不供出此次飞临西安的真实意图。 黄永安通报详情，众部下泪流不止 东北军方面，黄永安的炮六旅辖两个团，即炮七团和炮十二团。炮七团是从中央军拨过来的野炮团，驻扎在彰德，炮十二团驻扎在洛阳。但炮七团在经费、装备和待遇上要远远高于炮十二团，就因为炮
11、十二团属于东北军，而非国民党政府嫡系部队，国民党军队这种嫡庶亲疏之分是常有之事。炮十二团团长叫徐德庸。洛阳当时还驻有东北军独立重炮十七团，团长叶筱泉。此外，当时有近千余名东北军各部的士兵正在洛阳军分校受训，组编成一个临时教导大队，大队长也是东北军军官，叫赵云飞。徐德庸和赵云飞都是上校，没有黄永安军衔高，所以把密电拍给了黄永安，并命令徐、赵两人都要听从黄的指挥。密电中还要求黄把两个炮团中的1个团改为骑兵（两炮团都有军马，改骑兵是很容易的事情）。 12日凌晨，告密后回到家中的黄永安，把祝绍周的嘉勉和吩咐向太太复述了一遍。经太太的一番指点，并遵照祝的命令，黄对东北军官兵严格保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
12、生一样。直到下午4点，黄永安才召集徐德庸、叶筱泉和赵云飞到自己家中，黄随即拿出的密电，向3位通报了来电的内容，并谎称密电是“中午12点”才收到的。炮十二团团长徐德庸立即问黄：“旅长，对于少帅的旨意我们如何执行？”“我已经把张副司令的电报给祝主任看了！”黄断然说道。沉默，长时间的沉默。徐、叶、赵3人谁也没吱声，因为他们谁也没料到深受器重的黄永安竟做得这么绝情。过了好半天，徐德庸说：“如果调我这个团往西打（东北军），我不能服从命令！”叶、赵二人见事已至此，也没再敢说话。 赵云飞回到军分校后就被祝绍周软禁起来。这天早上，祝绍周下令将军分校放置枪械的库房严加看管，教导大队的学员都不准领取或携带武器。
13、晚上，黄永安在旅部会议室再次召集营、团长会议。黄永安向自己的部下通报了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黄说：“劫持蒋委员长，这是叛逆行为，我们不能服从乱命！”“那么，中央命令我们打西安，我们打不打？”炮十二团第一营营长齐长生大声质问道。“中央命令打就打！”黄低声答复说。当场只有炮十二团第二营营长张兴华表示拥护黄永安的决定。 “我们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培养起来的，打西安对不起副司令！”炮十二团团长徐德庸刚说完这句话，就痛哭起来。重炮十七团团长叶筱泉也流泪不止，但他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不断地用手帕拭泪。炮十二团第三营营长李春生等人也默默流泪。顷刻间，悲壮的气氛弥漫着整个会议室，还是黄永安打破了会场的沉寂。他说：“
14、我们没有步兵援助，不能单独作战，编成骑、炮兵，也只有两个团，兵微势弱。再说，我们都携家带眷，有老有小，四面八方又都是中央军，我们带着家眷怎能突围？我不会让大家吃亏，我负责大家老小的安危。目前西安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只应严加警备，不要妄动。”“四面都是中央军，还警备什么？对谁警备？”李春生咬文嚼字地顶了一句。“事已至此，咱们就别争论了。旅长确能保证我们安全无事吗？”第十七团第一营营长罗文光打圆场说。“兄弟们放心，我绝对保证大家安然无事！”黄永安大声说道。 第二天，黄永安即刻下达命令，将团长徐德庸、营长齐长生和李春生撤职，张兴华等人则升了官。同时，为了表示效忠中央，黄永安将炮十二团“自动”缴械
15、的所有大炮、枪弹及马匹都送给了洛阳军分校。黄永安却一直未敢下令缴独立第十七重炮团的械，但一直未明确表态的重炮团团长叶筱泉最后还是依顺了黄永安。19日，黄永安与叶筱泉联名通电，简述了“未受乱命”的经过。 黄永安泄密对张、杨“兵谏”的严重后果 中央军方面，樊崧甫第四十六军所辖董钊第二十八师接到命令后，即昼夜不停地直扑潼关。13日凌晨丑时（1至3时），第二十八师全部抵达潼关，当即将仅千余人的东北军官兵全部缴械看押。樊崧甫亲率第七十九师之第二三七旅随后跟进，也于当晚到达潼关。 张、杨捉蒋之前怕走漏消息，不敢往潼关方面调动军队。事变发动之时，离潼关较近的部队只有部冯钦哉的第四十二师。该师驻扎在大荔和朝邑
16、一带，在致电黄永安的同时，也给冯钦哉拍发了密电，令其亲自率部抢占潼关。但冯钦哉与素来心存芥蒂，且冯暗中早已接受了的拉拢。冯接到杨的密电后，虽然迟迟其行，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因此，冯摇摆不定的后果是董钊师比冯钦哉师早4小时抢占了潼关，这是推动冯钦哉结束动摇、叛变的最后一击。 潼关失守，西安的东大门完全敞开。南京主战派何应钦调兵遣将，中央军猛扑西安。面对占有极大优势的中央军，西安城成了无险可守的危城。可以说黄永安的泄密，是造成这种军事压迫局面的主要原因。问题还不止于此，还有政治上的严重后果。由于黄的泄密，国民政府提早获悉了西安发生事变的信息，南京方面迅即封锁西安方面发出的所有消息，极力宣传南京方
17、面发布的信息。这就是说，南京方面严格控制并迅速掌握了全国的舆论导向，结果是各界不明真相的人士纷纷谴责张、杨，质问张、杨的函电有如“雪片般”地飞向西安。现在许多人以为当初国人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与当今大体是一致的，其实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当时一般人的心理和社会舆论大多是严厉谴责张、杨，对反而深表同情。国人的这种普遍的政治误解，让背上难以洗清的“叛逆”罪名，使其益发心焦意躁，以至于难以慎重应付事变发生后的危难局面。总之，除了造成军事上的严重后果之外，在政治上导致全国舆论“围剿”张、杨的主因，说到底还是黄永安的泄密。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军骑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也曾参与当日捉蒋的行动。刘曾是热河绿林队伍
18、中一员虎将，枪法准、胆子大，是夜里“掏老窝”（即捉人）的能手。据说捉蒋前夕，把刘桂五叫到身边，悄声问他：“命你去捉拿一个人，你敢不敢？”刘答：“副司令叫我捉谁，我都敢！就是怕不认识他！”张说：“你不认识，我可先带你去见见此人。”12月10日，即捉蒋的前两天，张亲自开车，让刘坐在身边，直奔临潼。路上，张对刘说，他打算派刘去捉拿，这次是先让刘去看一看蒋的驻地和蒋本人的面貌。到了华清池，张即带刘去见，说刘“即将回热河抗日（刘曾要求带500人回热河去抗日），行前特意来晋见领袖请训”。事后，刘对同僚说：“副司令胆子真大，他把我介绍给蒋后就出去了，到别的屋里和那些侍从们闲谈。如果我当时向蒋告密，这件大事（
19、捉蒋）不就全完了吗！”通过此事可看出做事的鲁莽与仓促。 回过头来再看张、杨二人所拍发两封密电的初衷。之所以给冯钦哉发电报，命其抢占潼关，的确是无奈之举。对冯钦哉能不能“跟上来与其一致”心里没底，但当时别的部队都距离潼关太远，只有冯钦哉离得最近，为了抢占潼关，只好赌一把，冀望于冯能配合，采取策应西安事变的行动。而的用人原则之一是“用而不疑，疑而不用”。本可不拍发密电给黄永安，但张一方面过于信赖黄，另一方面也是为求好求全，最后还是拍发了。这一发不要紧，不仅阻止中央军占领潼关的目的未能达到，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黄永安背主邀赏的行为是所始料未及的。 西安事变后，为奖赏黄永安的“深明大义”，将黄永安晋升为陆军中将。不过后来黄即使官职不低，多半是不掌握实权的副职或高参类的闲职，一直到1952年10月在台湾退役。这其中的奥妙，大概是担心黄“既然能叛张，也能叛蒋”的缘故吧。文第 10 页 共 1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