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社会的“关系”文化兼论能否增进“ 关系”的公共性？内容提要 通常认为，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更倚重个人“关系” 开展经济交易和维系社会交往。 “关系” 一般是指基于互惠互利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通过获取资源的相互责任、持续的合作与互惠来维系合作伙伴的特殊类型的社会关系。 “关系”通常被认为与行贿或腐败有密切关系，但中国正在经历快速而巨大的社会变迁，城市化、民营化和伴随跨国公司所导入的截然不同的职业道德与运行规则已在削弱“关系”纽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关系”是不能在短期内改变的。因此一些学者主张，如果中国人能将“关系”作为制度或法律工具的替代物，那么“关系” 所导致的诸如行贿或腐败等负面道德问
2、题将会消除。本文坚持认为，在中国社会仅靠建立法律和正式制度结构不足以割断“关系”与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一个可能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在保持其合法私人利益的同时，将基于“关系”的合作伙伴转入公共领域，只要他们不违反社会的正式制度和规范。按照“旋转门”理论，为了取得互惠的发展格局，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应致力于更为积极而有效的合作。关键词 中国社会公共性社会关系“关系”文化绪论进入 21 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竞争终将分出胜负，因此与业已掌握主动权的发达国家相比，竞争对后发国家来说更是生死攸关。虽然后发国家充分认识到竞争的必要性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终究起步较晚，面临诸多
3、不利条件，形势不容乐观。为在国际竞争中谋求生存与发展，诸多后发国家制订了内容不同、形式各异的发展战略，均将参与国际竞争视为推动本国发展的原动力，并在政府行政管理、经济、社会改革等方面广泛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然而，后发国家在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时，常会遭遇两大障碍：一是人力、物力资源不足。对于一国发展来说，人力资源和物质基础是最基本的要素，资源不足会对后发国家参与国际竞争构成根本性障碍。二是与国际竞争规则不相容的相关文化束缚。保护传统文化无可厚非，但传统文化的糟粕方面有时恰会成为谋求创新、力图变革的绊脚石。国际经验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发展障碍都能在短期内克服。解决人力和物质资源的不足，必须大
4、力改革教育制度，并制定长期的资源开发战略。但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根深蒂固，要解除其对发展的制约，决非一日之功。文化的更新换代，总是举步维艰。21 世纪是竞争与变革的时代。无论是美国、大部分欧洲国家和日本等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并进而支配世界的经济大国，还是紧随其后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亚洲四小龙”，直至转轨经济中的中国和俄罗斯，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中国自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国策，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国民经济飞速发展，正迈步走向世界经济强国之列。解释令当今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发展，固然可以找到诸多动因，但对作为市场经济基石的利润的追求则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5、换言之，在保证经济自由的前提下，只要通过个人努力，便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这种信念业已成为推动中国大众的原动力。但是，突然获得的经济自由仿佛脱缰的野马，甚至发展到要摆脱国家和社会控制的程度。尤其在公共管理层面，在固有的政治体制下推进经济改革，势必要强制性地维持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结构。虽其出发点是为了维持社会管理的公共性而进行的相互协作，但事实上很大程度导致了政治权力与私人经济利益的共谋，从而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关系”文化，也在助长徇私枉法的不良社会风气。中国的“关系” 文化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均备受关注，而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关系”文化的起源、本质和社会
6、属性，并论证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增进“关系”的公共性及其方向与途径。在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关系”文化的评价一直毁誉参半。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关系”文化不但滋长非职业道德，而且导致腐败的蔓延，进而将大多数人排除在私人利益范围之外，损害公共利益。但笔者认为，无论在任何国家，社会关系都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中国的“关系”文化同样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为出发点，仅此而言，“关系”文化无可厚非。但是， “关系”通常偏重“圈内人”利益而对 “圈外人”产生排他效应，进而侵犯与破坏公共领域管理。“关系”文化无疑是决定中国社会变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显然易见， “关系”仍是当今中国人维系经济活
7、动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纽带，而中国社会想要发展，就必须使不同规模范围的“关系”与社会公共领域内的大众保持开放性交流。如果中国社会的“关系”文化仍然局限于“圈内人”的闭锁性思考模式及其负面特质，就会导致社会整体发展以及经济层面的不平等，进而引发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又要迫使中国社会耗费本可用于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庞大而稀缺的资金。中国的社会关系 “关系”文化(一) 西方人对中国“ 关系”现象的关注。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关系”文化独具特色，但这并不是引起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主因。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大力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外国企业、特别是西方国家跨国公司进入后，都对中国文
8、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在经济交往中屡遭挫折后，西方各国及企业都不遗余力，探寻症结所在。其中一个核心主题，就是中国的“关系” 文化。西方人发现，原本适用本土的企业机制或贸易规则，却在中国遭遇诸多困扰，于是高度关注并集中研究中国的“关系”文化。 “关系”文化在中国历史悠久，并非“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只是在西方人眼里才显得新奇独特。对与中国素有交往的其他国家，例如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关系”文化并不那么具有冲击性。不管怎样，西方企业对中国“关系”文化的高度关注，使得中国人有机会重新审视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这应是一大幸事。如果说，西方企业认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具有独特的性格，那么，他
9、们眼中的社会关系，即西方社会的社会关系与中国的社会关系有何不同?在探索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中国的“关系” 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二)“关系” 的概念及起源。 “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与所有争议性话题一样，对“关系”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学者们见仁见智。如果将“关系” 解释为组织严密的网络(YeungFei，1992)。当今中国，在 “你认识谁(whoyouknow)”比“你知道什么(whatyouknow)”更重要的社会现实中，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构成方式(YeungLuo，1997;PearceYeung 而
10、按照惯例，受惠成员未来要返还以往的既得利益。由此可见，“关系”具有“好面子 ”的特性。其二，从经济学角度考察，焦点在于交易费用。 “关系”不但能减少交易费用，而且能提高交易效率。中国的市场机制及分配体系尚未健全，关系网则作为一种非正式规则的代用品存在。因为正式合同不能通过正常的交易得到履行，必须依赖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其三，从法学立场分析，在法律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以家族为中心的关系网得到了强化。在法律体系不完备的环境下，中国人力图在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网内部寻求个人利益保护(Davies ，1995)。2、 “关系”的思想背景。作为中国人社会活动基础的“ 关系 ”，源于儒教文化。孔子曾说：“四
11、海之内皆兄弟” ，中国人将之理解为无条件帮助他人的道德行为。但为履行道德义务或维护面子，接受帮助的人下意识地坚持应该有所回报。因此，人们将送礼视为一种表示感谢的方式，而这种方式随即向互惠性发展。由此可见，送收礼物、好处的行为，作为表达尊敬、友谊、信赖的方式，更加推动了“关系”的发展。“关系”所依存的道德价值，反映了人类的普遍价值。儒家所追求的价值具有强烈的哲学性格，而实现这种价值的工具就是“关系”。但是，人与人的“关系”存在于世俗的活动领域，哲学的理想价值在现实世界中难以得到具体的实现。向工业化社会推进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心无旁骛地追求个人利益，要在这种环境下实现至高至纯的人类普遍价值根本是不可
12、能的。申言之，如果依据儒家理想中的社会关系模式，工业化社会进程将很难持续下去。中国人笃信一切事物都有阴、阳两面，即人生中好事与坏事总会如影随形、随时转化。通过“关系”得到的好处，可以说是一种太平时期的资源储备(Yeung而与道德义务相反，朋友关系更注重平等与互惠性。其三，生人关系，以陌生人或相互不抱任何目的的人为主体形成的关系。关系网，本来是指在一定空间内产生的维系信任与忠诚的社会关系。脱离了家族、亲戚、朋友的范畴，人们的立场大都转向功利主义，只在乎个人的利害得失。生人关系中，相互作用是表面的、临时的，机会主义才是游戏的规则。综上所述，中国人的“关系”可分为家族关系、熟人关系、生人关系。但仅以
13、此为基础，“关系”不可能自然生成并维系，尤其是家族之外的其他关系，需要其成员持续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交换恩惠及礼物。通过这种相互作用， “关系”成员的信任及信用才能得以巩固。“关系”的形成与维系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为了巩固关系，应动员多种手段，邀请对方来家里或单位作客互赠礼物、利用有能力的中间人等等。3、 “关系”的主要特性。 “关系 ”，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socialrelationship) 或者社会联系(socialconnection)。这里所说的特殊，不是指单纯的关系或联系，而是蕴含着更深层次的意义。据此，中国的“关系” 文化有以下几种特征。首先， “关系” 的私
14、人(personal)性格极强。因此，即便是政府机关等公共领域成员，在“关系”生成过程中，也会从个人立场出发，追求个人利益。从个人角度看， “关系”的形成就是为了个人利益。即使偶尔表现出公共性，也只不过是私人关系派生的附加效果。由于“关系”的私人性格，确保其公共性成了一个难题。因为，比起法律和制度，中国社会更重视人际关系，是一个人际关系支配下的人治社会(孙立平，2004)。在人治社会中，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公共性才能获得发展。即只有在统治者能够充分确保道德性与伦理性的情况下，方可以发挥积极的效果。但不能仅限于此，否则，如果只依靠信念，即使统治者道德完备，也无法确保公共性。根据现代性概念，这种问
15、题应该归结到领导力问题上来。构成社会关系的最基础要素是个人，因此，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依存于个人感性及感情。而个人感情从根本上来说具有不安定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要求安定的社会关系处于个人感情的支配之下，那么社会秩序就难以维持。因此，社会关系必须植根于法律和制度所提供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朝公共性方向发展(朴雨淳，1996) 。其次，构成关系网的成员以相互间的互惠性为基础而行动。即他们之间的社会互动包含着由互惠性所引发的责任或义务(obligations)。这种互惠性，是关系网得以巩固和强化的绝对条件。如果互惠性遭到破坏，人们之间的关系结构(guanxistructure)就会解体。因为，与社
16、会关系单纯以交易为中心的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关系”文化，意味着持续的互利互惠过程。在这一持续互动的过程中，如果一方不做回应，那么“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终结。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相互间的互惠需求是维系“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其与中国社会中随处可见的“体面”(face)也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 “关系”遭到破坏，体面就会严重受损，因此，人们不愿意承受体面扫地的危险，更何况除了体面受损之外， “关系”的终结也意味着一切社会交往的终结。最后， “关系” 也有阶层之分。这反映了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中心的社会规范。个人与团体(尤其是家族 )之间也存在着阶层制度。支配阶层制度的原理是 “
17、三纲五伦”。 “三纲”适用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 五伦”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提供伦理性原则。 “五伦”体现的慈悲(benevolence) 、正义 (righteous?鄄 ness)、礼仪(propriety)、智慧(wisdom) 、忠诚(loyal?鄄 ty)和贞节(fidelity)等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仍然或多或少发挥着作用(Hwang，1987;Yueng Smeltzer Yao， 1999)。这样一来，对 “关系” 形成的理解，在伦理上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Guthrie，1998)。当然，对于关系网内部交换的资源，中国人有着不同的看法。
18、这通常可以看作是对腐败问题的文化视点的差异。比如，中国人普遍认为送给对方礼物只是表示一种好意，并不期待将来得到回报。但是，礼物和实惠的交换并不是单方面的，即使不能原样回报，也有义务作出回应的表示。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这种交换行为具有极大的概率助长腐败交易的气焰。因为如果不思回报，那么受惠者就无法维护面子，而施惠者也会体面扫地。构成关系网的每个成员都不愿承担“关系”断绝的危险，因此极有可能带有非伦理性的礼物交换行为自然会延续下去。只要礼物与实惠的交换还在进行，那么无论中国人怎样否认，也无法抹煞“关系”与腐败勾结的概率。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与西方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而对西方人来说，自然很难将关
19、系网内部交换的礼物与贿物区分开来。虽然中国人深谙区分礼物与贿物的伦理标准，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却是一道难解的谜题。外国人很难分清何时何地送何等礼物才是符合伦理标准的(Stei?鄄 dlmeier， 1999)。即使“关系” 不直接牵连到礼物交换或贿物收受，伦理问题还是存在。比如，关系网内部成员违反特定的社会规范时，也会引发伦理问题(Don?鄄 aldson 如果公私之分不明确，那么公共性的评定就会十分困难。在比较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异时，一般认为前者公私不分明，而后者公私区分较为明确。公私不分明在中国表现得极为典型，这当然也是根源于中国社会的传统历史。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一切社会关系都源于自身
20、，就像投石水面泛起的一圈圈波纹，这些波纹也就形成了“关系” 。这种“ 关系”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因此，里外，即公私不可能划分得那么明确。即，公私之分是相对的， “向內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 ”，因此， “公私之间沒有淸楚的界限”(孙立平， 2004)。如果说由于法律和制度尚不完善，因此中国人还不能够抵挡“关系”的诱惑，那么只要建立了健全的法律制度，自然就能将“关系”与非伦理性行为阻隔开来。法律与制度属于社会全体成员活动的公共领域。换言之，管理控制公共领域的社会规范就是法律与制度，对在公共领域中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发生作用，即“法律与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21、。为了唤起中国人对公共领域的关心，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相信即使脱离了关系网，仍能确保自己的合法利益。因此，需要国家或者社会做出承诺，在不违反公共法律和制度的前提下充分保护个人合法利益。通过制度机制保障个人合法利益，是降低“关系”私人效用的前提。如果个人权益及制度的执行得到切实保障，个人就能够在社会网络内部与公共利益重叠的领域充分发挥灵活性(Wong而如果转速过慢，要想达到变革“关系”的预期目的也非易事。因此，转度必须保持适度，人为地调节转速是万万要不得的。因为如果外界势力强行介入，文化变迁就有歪曲的危险。文化变迁有如流水，应该遵循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至今还没有通过人为调节文化变迁获得成功的历史先
22、例。 “关系”文化的变革速度，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推动转门的力量。转门的设计为由外向内或者由内向外的双向推动。 从根本上来说，转度取决于推力的大小。如将其与“关系”文化变革相联系即可看到，西方人由外向内，向中国社会施加推力，推力的大小取决于施力者的意志。换言之，推力与施力者的需求成正比。现阶段这种推力显得十分强劲，因为外国企业为拓展业务正在竞相挺进中国市场。对于外部推力，中国社会或者中国人应将其视为促进发展的机遇。因从另一个角度看，外部推力也可说是带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变革“关系”文化的一种拉力。旋转门是双向转动的，在将外部的文化信息、知识、技术带进来的同时，也将内部的文化
23、和信息送出去。随着转动速度与力量的变化，可能会出现暂时性的不均衡、不完善现象，但是从长远来看，势必会达到均衡状态。中国内部与“关系” 文化相关的各种信息也会通过转门向外部扩散。外部国际社会研究与消化这些信息之后，又会通过转门向中国内部回流。在这一过程中，外部世界能够拓宽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理解，而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能够吸收外部世界的知识信息。这种回流过程对各方都有益处。但是，假使一方强迫另一方吸收知识和信息，就有可能诱发矛盾和对立。如果西方人及其他外国人打着国际标准的旗号，无视中国的固有文化，那么势必会遭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抵抗。反过来说，如果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强行向外部世界灌输中国特色的“关系”
24、 文化，那么中国社会就很难与外部世界共存，更遑论发展了。因此，双方都要拿出积极的姿态，努力找出公分母。极端的“中国世界化”(Globalization of China)或者极端的“世界中国化”(Chinaization of the World)，都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过分强调“关系”文化的优点及益处，中国社会就无法吸收世界先进文化。虽然从经济角度来看，关系网能够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但也不能就此将拉关系的行为正当化。发扬关系网的优点固然必要，但是过分拘泥于这一点，就无法向世界学习。在社会交易等国际交易过程中，总会有得有失。如果想让对方理解自己的立场，那么自己也要为
25、对方做出让步。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中国“关系”文化为中心的社会惯例，有必要向以规则为中心的社会体制转变。_1 Jung， H. Y. (2005)： 韩中“ 公“( 公共性) 文化比较：基于组织论观点 ， 行政论丛 ，43(1)：33-70。2 朴雨淳著：现代组织论 ，韩国法文社 1996 年版。3 孙立平(2004)：“关系” ：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 ， 世纪中国， http：/ Brunner， J. A.， Chan， J.， Sun， C.， & Zhou， N.(1989)， “The Role of Guanxi in Negotiation in the Pacific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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