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色彩（下）社会选自美国国家利益杂志 2009 年 3/4 月号裴敏欣(MinxinPei)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Anderson)葛鸣/译中国的色彩 Il=下=II裴敏欣的回应同乔纳森?安德森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知名经济学家展开辩论,这对于一个政治学者来说很显然是一场智力上的较量.但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存在着一种狭隘的认知他们通常用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而忽略了经济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这场辩论不仅有取胜的可能,而且在学术上也将会是相当精彩的.乔纳森一开始就用“硬数据 “来阐述两个观点.第一,他从经济角度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过去 30年中是由生产力增长所推动的(因此,
2、这是高质量的增长),而其国有企业已经变得更为市场化,并且比私有企业产生了更多利润.第二,乔纳森认为,会使中国经济增脱轨的风险因素屉“温和的 “,相信中国的社会关系紧张是经济因素引发的,并且会因为继续的增长而很容易地得到解决(城市中不佳的公共服务和乡村的低收入增长).可是,乔纳森犯了三个错误,破坏了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乐观估计.首先,他引用的数据其实相当主观,最多描绘了中国经济的模糊前景.第二,他低估了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同时又高估了国有企业的表现.最后,像传统经济学家那样,他忽略了所谓“被忽略的现实“ 的风险因素环境的恶化 ,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和腐败并低估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产生社会冲突的
3、可能性.他的判断错误不仅仅限于经济基础因素,更重要的还包括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弱点.衡量经济表现是困难的,即使对经济学家来说也是如此.就像乔纳森指出的那样,最好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然而,对中国 TFP 增长的估计是有争议的.据美国和中国的知名经济学家所进行的研究,中国的 TFP 在过去 1O 年中持续下降,因此用过去 30 年的平均TFP 增长率数据来预测中国未来的增长是靠不住的.它仅仅分散了获益,从而掩盖了近期的衰退.此外,光用 TFP 数据来评估中国的经济表现也太过于宽泛和不切实际.TFP 表现为生产力的增加 ,但如果这样的增长并没有惠及普通的中国人呢?如果 GDP 的快速增长并未
4、带来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呢?GDP 年增长在过去 30 年中接近 10%,但家庭收入的增长却并没有达到这个比率(农村家庭收入增长为 GDP 增长的一半,而城市家庭收入增长则为 GDP 增长的 75%).简单地说,一个普通中国人没有足够的钱中国的产品(特别是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他还要为健康保险,教育和退 l 俸生活进章 i储蓄).这导致了消费水平在近几年降到了历史最低永平.这样的证据表明,中国可能有很大的经济产出,但它并未完全转化为个人福利的增加,从而阻碍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和总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乔纳森关于国家在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观点中,他再一次引用了数据而不是细节.中国政府在经济上的影响大大超过
5、了国有企业的直接产出.乔纳森却认为这个数字只占到 GDP 的 25%.其实,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比这高得多 l 开纳森并没有将许多国家拥有重大利益的公司包括进去.此外,中国政府还控制着资本和土地价格,限制着战略行业的准入,它对市场的影响力要比人们所意识到的更深远.中国的国有企业也不具备乔纳森的数据所显示的高生产力水平.它们的利润来自于其垄断地位,而不是竞争力.事实上,80%的国有企业利润来自那些庞大的国家垄断企业,比如中国移动,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和中国石化.研究显示,从边际资本产出角度看,国有企业的效率只有私有企业和外国投资企业的一半.最后,乔纳森应该将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平等的不断加剧考虑到中国
6、未来的经济表现内.考虑到中国的环境污染程度和保护环境的成本,如果对中国经济的预期未能关注环境风险因素,那么这种预期将不会具有说服力.最重要的是,尽管经济周期起伏理论可以解释社会中存在着的一些矛盾,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而忽略其他因素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在许多最近发生的一些混乱中,显然并不存在经济因素.乔纳森?安德森的回应让我重申我文章中的结论:要讨论有关中国最终崛起的问题,仅仅揭示一些模糊的不平衡或是强调经济不社会会像以前那样发展是不够的.一些小问题是不足以减缓中国的发展脚步.作为裴敏欣的热心关注者,很荣幸能有机会评论他的观点.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人胜的评论,是关于中国大陆经济长期挑战的.但
7、这是否就意味着一场必然到来的危机呢? 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而且大部分的观点都显得不着边际.裴敏欣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国家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健康的且影响过大,而中国政府构建了一种错误的经济良好观念,而其经济结构其实是有缺陷的.他认为政府通过操纵关键的要素价格比如能源,资本和土地而制造了巨大的经济扭曲.我首先想问,能源如何被错误定价了? 过去 20 年中,中国的油价基本上同全球价格持平,只有 2007-2008 年为了应对全球原油价格飙升而采取补贴的那段时间是例外.就像我写的,中国消费者要比美国消费者付出更高的油价.电力并没有“ 全球价格“, 因此很难进行比较 ,但尽管中国对电力价格进行了管
8、制,却并没有对电力的生产和分配实行补贴.裴敏欣同样也谈到了政府在企业中的重要影响.但他所提及的周期性补贴在哪里呢?除了 2007-2008 年对石油企业的补贴,中国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对国有工业企业实行补贴了.相反,如今的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面临着更高的纳税负担,它也是政府最大的资金提供者.政府确实通过限制储蓄利率和贷款利率对银行业实行了并不显眼的补贴.但尽管这种举措人为地伤害了中国储蓄者的回报,却同样也人为地提高了企业贷款的成本.换句话说,中国并没有补贴资本,而是征收税收.国有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确实不用偿还贷款,这点裴敏欣是正确的,但这种宏观经济现象已经在 90 年代中期消失了,政府开始关闭负债
9、企业并对银行和公司实行更严厉的预算控制.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大量不良贷款在 1997 年前被延期了并随后被还清,目前中国大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按新兴市场的标准来讲是非常低的.关于中国的投资回报减少的问题,裴敏欣的观点更多的是误导而非失误.经济长期发展的一个定义就是资本的累积,同时也意味着新投资的回报降低;如果 100 元人民币新资本所带来的新产出少于以往,这更多的是一个快速发展经济的成功表现,而不是失败.为何能如此确定呢? 对严肃的经济学家来说 ,同样还要看劳动力的回报如罘劳动力效率的上升比资本回报的下降更快,那么经济就是健康的,否则,那么发展很有可能是不平衡和扭曲的.一个能够捕捉资本和劳动
10、力效率的数量指标因此也是衡量长期经济成功的最好标准就是垒要素生产率,就像我之前讨论过的,基本上所有以此为基础的研究都发现,中国的 TFP 增长率非常高.最重要的是,如果对各产业的企业回报进行衡量,那么就可以发现,没有一个产业的边际收益,权益回报或投资回报的增长在过去 10 年中是低于平均水平的,而这 10 年恰恰就是被裴敏欣认为是生产力过剩的令人绝望的 1O 年.裴敏欣还把人口当作经济压力的一个潜在根源.不过,尽管中国无疑最终会面临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但这却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还有 7500万农村人口希望进入工业或服务业工作.同时还要切记,劳动力增长对总体增长趋势的贡献仅在 2
11、%左右; 大多数的增长来自于资本投资和效率的提高.因此人口尽管会减缓中国的发展,但并不会成为一个革命性的转折点.裴敏欣关于老龄化社会储蓄减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也无法驳斥其相当于 GDP5%的家庭储蓄减少这一预测但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它向世界各地出口储蓄的数额占到了 GDP 的 10%.任何理性的计算都会得出,即便中国的储蓄额减少了裴敏欣所说数据的三倍,中国仍然能够轻松地保持 8%或更快的增长速度.除了经济因素,裴敏欣还强调了他所认为的更具深远意义的社会问题,从不平等一直到环境保护.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我并不是忽略国家内部的巨大环境问题.但是,指责恶劣的空气质量和水源质量是一回事,认为
12、这些现象会导致经济危机则又是另一回事.如果认为水源问题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计算就很简单了:目前中国最大的用水来自农业,水资源将会成为限制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但读者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农业出口数量仍然相当大,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种趋势在某一天会逆转.现在来讨论我认为是最严重的问题.我同意裴敏欣所提出的过去 10 年的发展趋势下降的社会支出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以关注,那将会引发巨大的问题.而他所引用的数据也能够精确反映这个事实,但那仅仅只是在 2003 年前.我在文章中讨论过,这两个问题并不是管理上的失败所造成的,而是由经济问题所导致的(20 世纪末政府收入及农村收入下降).而情况在过去5 年中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政府的收入已经飙升到了大多数新兴市场的同等水平,使其能够在社会支出和转移支付上进行大规模的扩张.而在 2004-2008年间,农村的收入增长在过去的 15 年中是最高的,反映了经济对人 I:1 变化和城市化的影响力以及更大的政府支持.如果目前的增长能够保持下去,那么 5 年前的困境很可能在 5 年后就是遥远的记忆了.总的来说,中国这个市场比裴敏欣在文章中所认为的要更好,更具导向性,而这个市场也已经准备好去应对目前中国所存在的最紧迫问题了.国外社会删圈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