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黄金海，工总司发起人之一，工总司总部主要成员。黄金海是苦出身，出世没几天，母亲因病去世，父亲长期吸毒，养不活儿子，将黄送给镇江胡姓人家。黄七八岁时，养父病故，养母靠替人洗衣度日。 13 岁那年，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养母带他到上海见生父，希望得到一些经济资助。不料生父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便强行要回儿子，逼养母回乡。生父送黄金海念了几年小学。 15 岁时，黄金海当了服装店学徒，被老板当佣人使唤，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做饭，晚上干到十一二点才能睡觉。小孩子拉屎拉尿，大孩子上学下学，都包在黄金海身上。稍不如意，老板顺手就是一尺子 一巴掌，有一次还把一碗浆糊扣在他头上，将他的头都打破，那个伤疤就此跟随了黄金海
2、一生。 1955 年三反五反时，黄金海揭发老板偷税漏税，老板的生意不久停了，黄金海自己也因此失业。但他仍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五反运动结束，政府在仁德纱厂开会，给各厂老板发定案书，让黄金海在台上颁发手工业行业的定案书。几十年后黄金海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心里很激动，有种强烈的翻身感，觉得扬眉吐气。” 黄金海在杨浦区失业工人学习班学习了八个月，速成到初中毕业。 1953 年 1月，他进申新五厂，这个工厂后来与另外几个厂合并为国棉三十一厂，也是全民所有制的大型企业。黄金海被分配学车床，培训一年后，就被评到车工技术四级，厂里留下了他。进厂后，黄金海便写入团申请。他积极工作，每个厂休日义务加班，
3、尽管那时正式工人加班拿双薪，学徒加班没有加班工资，可参加可不参加，但身为学徒工的他基本上每次都积极参加。他技术上进步也很快，三年就被评上五级车工，1957 年他车出加工难度很大的特种螺丝，不久评定技术等级，按“应知应会”的技 术工标准，他被评为七级车床技工 ;车床工最高技术八级，他觉得自己升级太快，主动要求减为六级半。 1959 年至 1962 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又主动要求减去半级工资，“我应该为国家分挑困难”，所以他的月工资是 85.5 元。他在厂里是个活跃分子，担任了厂俱乐部委员 ;业余时间抄写黑板报，领做广播体操，参加歌咏队，舞蹈队，篮球队。他还坚持每周三天读夜校，一下班就匆匆啃着
4、馒头去上学 ;读完了夜校，又上夜中专，学习机械专业，直读到毕业。还打算再读夜大学，他的理想是当机械专业的工人工程师。 但父亲给他带来的阴影挥之不去。父亲 吸毒积习不改，入不敷出直至贪污公款，事发后被判刑五年。此后，黄金海的入团申请迟迟不被批准，他觉得是受父亲牵连，而他与这个根本不负责任的父亲相处仅仅三年不到。他因此有些消沉：“我的政治包袱越背越重，业余沉溺在钓鱼打牌之中，一度留起了小胡子，还买了领带和方头皮鞋，去寄卖商店买了格子呢的西装。”“我比较注意外形，头发每星期一定理一次，不喜欢显得邋邋遢遢。”黄金海还喜欢跳舞，溜冰，“不过我有底线，跳舞溜冰，我都在厂里，从来不去跳舞厅和溜冰场。那时那种
5、地方都是些当时被看作不太好的人去的”，黄金海后来这样回忆。文革结束 后，有的批判文章说他文革前流里流气，这显然是一种政治丑化。其实，就连他文革中的对立面，同厂的保守派组织负责人李剑钰，文革结束后说起黄金海，也说他“文革前表现不错，没什么大缺点，就是穿着打扮在当时比较醒目而已。” 1964 年提倡“学毛主席著作”，黄金海当选为所在生产小组的工会小组长。他重又回归主流价值取向。他对小组同事进行家访、组织政治学习，组织技术交流，“我们小组的工人那时很融洽，大家学毛泽东选集，休息天互相交流学习笔记，到今天我都觉得是美好记忆”，黄金海五十年后这样回忆。他还进行技术革新，发明车床 “双头刀架”，大大提高了
6、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此外还有多项小改小革。他带的甲班车床组，月月超额生产量都在 20%以上， 1965 年被评为厂里的“五好小组”，他也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工人”，他担任组长的二十多人的生产小组，还有两个工人也被评为市五好工人。小组成员的合影大照片贴在厂部光荣榜上。文革前夕， 1966 年 4 月，黄金海的照片再一次上了厂门口的光荣榜。照片被放到 12 寸大，照片上，他站在自己工作的车床边，自豪地笑着。与荣誉一起来的还有加入共产党。1966 年 3 月，他被吸收入党，支部大会通过 ;不过，党委还没批下，文革开始 ，这次入党也就不作数了。 文革开始后，在党委的号召下，黄金海最初也积极写批判北京三
7、家村的大字报： 平心而论，我最初应该是保党委的，因为党委器重我，提拔我。 5 月党委要大家批判“三家村”，我们根本不认识邓拓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还以为邓拓是作家，燕山夜话我也没有读过。但党委布置要我们批判，听党的话总没错，我们“五好小组”应该带头。 6 月，聂元梓大字报出来，对“三家村”的批判转向联系本单位实际： 党委要求联系本单位实际，联系什么？厂部情况我又不知道，但我是“五好职工”，应该带头，我就挖空心思写了张给党总支提意见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是 6 月 25 日贴出的，内容是批评车间党总支一些干部们在政治学习时间聊天讲大道 (沪方言，即“侃大山” )，要这些干部下来与工人
8、一起学习，大字报中用“下来”两字，是因为干部们的办公室在车间的二楼。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黄金海正上中班，只见组里工人们的车床一个一个关了。他是组长，但却没人因此向他请假或打招呼，他心里奇怪，也不好问。后来方知是车间党总支叫他们去开会，但却没有通知他 黄金海。晚上 10 点，中班下班，黄金海去食堂吃半夜饭，赫然见一路都是针对自己的大字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黄金海揪出来示众 !”，到食堂门口，又是一张大字报：“下来就是要党下台 !”他这才明白，原来是那张“下来”大字报惹的祸。吃饭时，“本来我们小组像一家人，总是围在一起吃饭，这天大家不敢和我坐在一桌了。” 黄金海大字报的内容很平常，甚至可以说
9、批评的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党总支却抓住“下来”两字，说“下来”两字是 1957 年“右派向党进攻的黑话”。党总支立即布置工人写反击大字报，第二天上百张大字报贴出，说黄 金海是“反党分子”、“个人野心家”。黄金海父亲的吸毒历史也被挖出，作为黄金海本人出身不好因而“一贯反动”的有力证据 ;甚至还有大字报揭发说，黄金海从小就跟随父亲出入鸦片馆。黄金海的妻子见到这样声势浩大的围攻，吓得在家里掉泪。黄金海很生气，认为这是党委抛出本应保密的职工个人档案。因为他在写自己简历时，曾经老老实实地提到，小时候父亲曾经带他去过一次鸦片馆。他的本意是为了说明，这次经历使他看到吸毒的丑陋而更加痛恨吸毒。这个“向党交心
10、”的自白，现在被作为罪状抛出。这样的围攻惹火了黄金海： 我是“五好工人”， 3 月发 给我奖状， 6 月就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白天坚持生产，晚上带了面包去市委告状，毫无下文，我有理有怨到何处去申！ 有意思的是，当黄金海遭到大字报围攻时，他的那张 12 寸大照片仍然贴在厂门口的光荣榜上。 8 月初，黄金海与他所在的机械车间的持相同观点工人，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因为是党总支的批判对象，领不到写大字报的免费笔墨纸张，他们就自己掏钱买。厂里有人指点他们：不要老是纠缠在“下来”的问题上，应该把目标对着厂党委和工作队。此时社会上红卫兵运动已经兴起，黄金海觉得有道理。 8
11、月 30 日，战斗队贴出了针对驻厂工作队的大字报。“就这样造反了”，“完全是被逼上梁山”。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出，黄金海看到后激动得掉泪，和王洪文一样，他也觉得“毛主席好像就是针对我们厂的情况说的”。 10 月底，黄金海听说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去北京告状回来了，他也想赴京告状，便去国棉十七厂串联。王洪文接待了他们，对他们说北京现在很乱，不要去 ;他们去北京时，中央接待站的人对他们说，厂里压制工人的问题，中央会逐步解决的。黄金海听从了王洪文的劝告，王洪文的热情和稳重举止给黄金海留下很深印象。 文革结束后，黄金海 为自己的造反行为辩护，说自己当初就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运动。 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法子？对大字报定名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老实说，工厂工人是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的。就连北京有刘少奇的大字报大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确实，作为普通工人，他们最初只是相应号召参加运动，以这样的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