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纳百川 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 中国史地 通史 中国全史 052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七、我国临床医学理论的奠基时期（一）秦汉医药学概述秦汉时期医学发展的总趋势是 内经的基本理论进一步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充实和发展，使理论和实践逐步结合起来，能更好地为临床治疗服务。内经的医学理论，虽然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但许多地方还缺乏更充实的实践经验，特别是药物方剂的运用方面经验更少，因此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之间脱节。如理论上虽然认识到各种疾病的基本病变是虚实、寒热，应该按补虚泻实、清热温寒的原则来治疗，但是哪些药物、方剂能起到补或泻、清或温的作用，没有长期的实践经验是很
2、难总结出来的。而这些问题不解决，这些治疗原则就不可能充分运用。原则本身也很难更加具体而明确。 内经虽然提出补虚泻实的原则，但主要讨论的是针灸手法，很少涉及药物的补泻；对于寒热的病变，则只提到 “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的笼统原则，清热温寒的具体原则根本未提。这些都说明理论和实际的完全结合，尚有相当的距离。而秦汉医学的发展，主要是填补了这个缺陷。秦汉医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药物方剂的进 步，一是对疾病的认识更进一步着重在本质方面 （即病机病变方面）来探讨。经过 400多年的经验积累，最后初步建立了根据病机病变进行治疗即后世所说的“辨证理论”的临床理论体系。这就使 内经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
3、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开辟了以后中医发展的健康的、富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战国时代，方剂虽然已经发明，但一般治疗仍以针石等外治疗法为主。到西汉初，以方治病才成为主要手段。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记载仓公治病的事迹就不但以方为主，而且许多方剂已有了固定方名。 汉书艺文志载录医书 11 家 274 卷，并且把医书分成 医经和 经方两大类。东汉官府更设立了专门官方的机构，即 “方丞”。可见中医以方治病的特点在汉代就完全形成了。 1930 年在甘肃居延发现的汉简，其中一部分就是记载医药的。方剂的进步，必须以对药物认识的进步为基础。 汉书楼护传载：“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可见
4、记载药物的专书 “本草”，不但在西汉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达到和医经、方术三足并立的地步。 汉书平 帝纪载，平帝于元始五年 （公元 5 年）曾 “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本草以及五经者，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可见 汉书艺文志虽没有本草书的记载，但西汉已有许多本草书籍的存在则是可以肯定的。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部 神农本草经。秦汉时的针灸治疗，仍然占着重要地位。从秦汉之际的淳于意到东汉的华佗、张仲景等都是针、药并用的医生。而据 后汉书郭玉传记载，郭玉和他的隔代老师涪 （ f ，音福）翁则更是专以针灸治病的。据说涪翁还有专书 针经的著作。根据西晋皇甫谧 （ m , 音密）著的 甲乙经知道，汉代针灸有了很大
5、的进步， 也是向便于临床实践的方向发展的。河北满城发掘的西汉刘胜墓，出土了药匙、药壶和金针、银针等一些医疗用具，反映了当时针灸、药物应用的情况。秦汉时的医学理论，主流是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但是基本理论本身，却受到当时阴阳五行说神秘化的影响，再由于统治者提倡道家学说，道家学说更向宗教迷信方向发展，道家的 “养生”法也流于腐朽，于是神仙、方士、炼丹、服石，甚至房中术、巫医等纷纷流行。如秦皇、汉武，就千方百计想寻求长生不老之法。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自称持有长生之药或有特殊法术的 “ 方术之士”，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修行成道的 “神仙”。这些人所用的方法都不外采药、炼丹、服石、房中术、按摩等，于是这方
6、面的著作也就大量出现，和一般医学著作并列流传。如 汉书艺文志把方技列为一类，而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这种情况，对中医理论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使得由 内经和 伤寒杂病论奠定的中医理论基础，在以后的1000 多年里没有什么发展。（二）病历的首创者淳于意秦汉时期良医辈出，淳于意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淳于意 （公元前 205 ？前 167 年？），山东临淄人，因曾做过齐国的太仓长，故被称为仓公或太仓公。淳于意自幼爱好医学， 26 岁时曾拜同乡公乘阳庆为师。受业 3 年，尽得所传。又读过许多脉书和药论，故医术精湛。淳于意为人刚直不阿，因他不愿给某些贵族治病而获罪，于文帝四年 （公元前 176 年
7、）被解送长安，幸得小女缇 （ t ，音提）萦上书，表 示愿 “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得免刑，以后即家居，以看病谋生。淳于意给人看病注重病历记述。凡患者姓名、职业、地址、病名、脉象、病因、治疗、用药、疗效、预后等，皆作详细记录。这就是 诊籍。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淳于意所述 “诊籍” 25 案，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病例。这是我国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医案。其体例内容，实为后世病历医案的创始。在这些医案中，所记病名有疟、气鬲 （ g ，音格）、涌疝、热病、风瘅 （ d n ，音单，热症）、肺消瘅、遗积瘕 （ ji ，音甲，腹中蛊胀痛）、迥风、风蹶、热蹶、肾痹、蛲 （ n o ，音挠，人体寄生虫）
8、瘕以及伤脾气、肺伤等。所论病因，以房事及饮酒最多，其次为过劳出汗、风寒湿等外邪。诊断则以脉诊为主，认为只有 “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其论脉的变化有 “肝气浊 ”、 “肺气热”、 “长而弦”、 “右口气急”、 “脉无五脏气”、“阴阳交”、 “沉之而大坚”等。论病机病变则有 “络脉有过”、 “病主在于肝”、 “重阳”、 “中热”、 “血不居其处”、 “阴气尽而阳气入”等等。这些方面，虽然也用针灸，但大部分已是用方药了。所用方药有下气汤、火齐汤、苦参汤、柔汤、火齐米汁、丸药等。（三） 神农本草经“本草”是我国传统医学中药物著作的专称
9、。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学专著。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是西汉，称 “神农”不过是假托而已。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药学史上对药物第一次进行比较全面、 系统地分类著录的著作。它是战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而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对后世药物学 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神农本草经共收药物 365 种。其中以植物药最多，计 252 种，动物药 67 种，矿物药 46 种。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的不同，又分上、中、下三品。上品药物 120 种， “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中品 120 种， “无毒有毒，斟酌其宜”；下品 125 种， “多毒不可久服”。这是我国药物学的最早分类法。以后的历代本草著作，即相
10、沿引用此法。三品分类法明显受到当时服石成仙思想的影响，认为 “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但从每一品的细目看，仍是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分为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米谷、菜等部排列的，这是科学的。书中还明确地提出了医方中主药和辅助药之间的 “君、臣、佐、使”理论，同时还提出了药物七情 （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理论，阐明了药物配伍的原则。另外，书中还提出 “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的 “四气五味”说；不同的药物有 “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的制剂原则；以及有关 “真
11、伪”、 “陈新”、 “生地所出”、 “采造时月”和“阴干、暴干”、 “生热”的不同炮制方法等许多药物学的基本原则。这些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书对每一味药的记载都较详细，其中包括有药物的主治、性味、产地、采集时间、入药部分、异名等。书中还提到主治疾病的名称达 170 多种，包括内科、外科、妇科以及眼、喉、耳、齿等方面的疾病，如书中有 60 多种药明确记载了主治妇人、女子的各种疾病，包括通乳、阴蚀痛、崩漏、不孕、堕胎、闭经、白带、乳瘕、安胎、痛经等。书中所载药物的药效，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如利用水银治疥疮，麻黄治 喘，常山截疟、黄连止痢，大黄泻下，莨菪
12、（ l ng d ng ，音良荡，草药名）治癫，海藻疗瘿 （ y ng ，音颖）瘤 （甲状腺肥大）等，已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从此书所涉及的有关炼丹术的一些记载，可以看到当时已经观察到了一些无机化学变化。如：丹砂，能化为汞。丹砂又名朱砂、辰砂等，是汞和硫的化合物，加热则发生化学变化，生成二氧化硫和汞。HgS+O 2 SO 2 +Hg( 丹砂 ) ( 二氧化硫 )( 汞 )曾青，能化为铜。曾青是蓝色铜矿物，化学上称为碱式碳酸铜，其组成为 Cu(OH) 2 2Cu(CO 3 ) ，在一定条件下能与其它活性强的金属起作用，提取出铜。特别是用木炭与之混合后加热，则起还原反应而
13、提取出铜来。Cu(OH) 2 2Cu(CO 3 )+C Cu+CO 2 ( 曾青 ) ( 木炭 ) ( 铜 )( 二氧化碳 )其它还有空青、石胆、水银等的化学变化现象，书中均有记载。神农本草经问世后，对我国医药学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历代修撰本草的医家多以此为基础。陶弘景在此书的基础上加以编撰成 本草经集论，苏敬等人又加工撰成 新修本草，药物越来越多，解释越来越详细。（四）医圣张仲景与 伤寒杂病论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河平三年 （公元前 26 年），侍医李柱国校订官府收藏的医书时，就有 “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其中有记述基础理论的医 经，有治疗内科疾病、妇人婴
14、儿疾病的方书，有治疗战伤和破伤风的 金创瘲瘛 （ z ng ch ，音纵斥，惊风）方，还有专论汤药、饮食禁忌以及按摩、导引的书籍。这是医药学自春秋战国以来又有了新发展的很好说明。正是在劳动人民和无数医家的医疗实践中取得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张仲景于三世纪写成了 伤寒杂病论一书，确立了理、法、方、药 （即有关辨证的理论、治疗法则、处方和用药）具备的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使我国医学的基础理论更加切合临床应用，从而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张仲景，名机，南阳郡涅阳 （今河南南阳）人，约生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 （公元 150 年），死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公元 219 年）。 后汉书中没有为他立传，后人认
15、为他少年时曾随同郡名医张伯祖学医，后来官至长沙太守，但此事并不一定属实。据说他刚刚成年时同郡何颙 （ y ng ）就指出了他的特点是： “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后来果如其言，张仲景成为汉代最有名的医学家之一。在 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他申明了 “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的严谨治学精神和重视继承前人的医药学成果的科学态度。他十分推崇与熟悉扁鹊、公乘阳庆、淳于意等医家的工作与贡献，而 素问、 九卷 （即 灵枢古本名）、 八十一难 （即 难经）、 阴阳大论、 胎胪 （ l ，音庐，腹前）药录等古典医籍 , 则是他的重要参考书籍。他提倡 “精究方术”，反对 “各承家技，终始顺旧”，提倡以认真严肃和精益
16、求精的态度从事医疗实践。这些都是张仲景在医学上得以作出重要贡献的治学原则。最初，张仲景在家乡为人治病。后来，曾到洛阳、修武等地行医。他善于运用 “经方”给人治病。 “经方”是前辈人留下来的经验方药，药味简单，疗效显著，但是比较零散，不容易掌握。张仲景经过多年勤奋求索，并且用这些经方治愈了很多病人。他在群 众中有 “经方大师”之称，名望也很高。张仲景的医疗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他在行医过程中，常常见到有些医生给人看病， “按寸不进尺，握手不及足”，敷衍搪塞，草率处方，单凭一张巧嘴骗人。对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庸医作风，张仲景非常反感。他在看病的时候，总是先仔细观望病人气色，察听病人发出的各种声音，询问
17、病人的感受，并且结合切脉，对病情进行综合分析，然后作出确切诊断。张仲景的诊断技术是很高明的。据 伤寒杂病论及 针灸甲乙经两书的自序记载，张仲景有一次遇到 “建安七子”之一王粲 （ c n ，音灿），见他脸色不好，就对他说：你已经染上病了，应及早治疗，马上服用五石汤，或许可除病根。否则 40 岁会掉眉毛，那时不仅不容易医治，此后半年命将不保。时王粲年仅 20 ，正春风得意，听后非常不高兴。认为张仲景是在炫耀自己的医术，也没有吃张仲景给他的药。三天后两人又相遇，张仲景问他是否吃过药了。王粲虽心中不快，但还是敷衍说，已经吃过了。张仲景责备说，从你的脸色可以看出你并没有老实吃药，你为什么这样讳疾忌医，
18、又为什么如此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呢？可王粲仍不在乎，自以为身体健康，始终不相信张仲景的话。 20 年后王粲果然落 眉。这时想再治病可就来不及了，此后只活了 187 天。王粲所患疾病，有人推测，可能是麻疯病。这是一种潜伏期限很长的传染性疾病，不容易诊断，也很难治愈。张仲景对一些病程比较长的严重慢性疾患能够做到早期发现，主张早期治疗，表明他的医术非常精湛。张仲景被尊为医圣，主要是因为他写了一部 伤寒杂病论。此书被后世称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具备的经典著作。据此书原序记载，张仲景家族人口众多，但几年之中竟有三分之二家 人患病死亡，其中又尤以患伤寒病者为最多。痛苦的现实，激起了他著书立说、治病救人的信
19、念，于是撰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临症诊疗专著，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为指导，总结和发展了祖国的病因学说。当时，求巫问卜之风盛行，统治者一面提倡谶纬迷信，认为鬼神能主宰人的生死祸福；另一方面竭力散布 “天人感应”等神学目的论，用阴阳五行说来解释疾病的发生。如说 “逆木，则百姓流行疥癣、热病；逆火，则百姓发生血壅成肿、眼病”等等，使医学蒙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张仲景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明确指出： “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
20、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这就充分说明了人体发病的原因，是由内部器官机能的改变、或外邪的入侵、或物理因素等所致，和天命鬼神毫不相关。由于张仲景对疾病的发生有正确认识，因此他对一些变化无常、发展迅速的疾病能够做出科学的解释。例如癔病 （歇斯底里）是妇女易患的一种病，发病的时候感情冲动，喜怒无常， “象如神灵所作”，一些人以为鬼神附体作怪，张仲景在 妇人杂病部分分析了这种病，指出这病是由妇女带脉病所致， “非有鬼神”，只要仔细判断，用针、药医治，是可以 “治危得安”的。张仲景还很重视疾病的预防，主张 “治未病”。认为人和自然界息息相关，发病与否，和人
21、体是否能适应外界环境以及四季不 正常的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如果一个人能够保持体内正气旺盛畅达，外邪就不容易侵入体内，不致发病。所以他指出，只要饮 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当，注意锻炼，讲究卫生，内养正气，外慎风邪，就可以预防疾病，保持身体健康。这些见解，是很符合科学道理的。张仲景在自己的著作中，还以古代辩证法为指导，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临症经验，特别深入地探讨了一切外感发热病的诊断和治疗，创造性地提出以 “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的 “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确立了理、法、方、药紧密结合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一直到现在， “辨证论治”仍是中医诊断治疗的核心部分。张仲景
22、所说的 “伤寒病”并非现代医学的 “肠伤寒”，而是泛指外感风寒导致的种种症状，甚至包括了许多内、妇、儿、外科的杂病。 伤寒杂病论，总结了秦汉 300 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和 内经的基本理论联系起来，并且把它加工充实和发展，或纠正了它的某些不合理的部分，使它更好地应用于临床，为实践服务，开创了我国古代医学健康发展的道路，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大大充实和发展了 内经的热病学说。热病是泛指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疾病，基本上包括现在的各种急性传染病。 内经认为它的原因是伤寒，张仲景就把这类疾病直接叫做 “伤寒”。 内经对这类疾病的发展过程、主要症候、治疗原则等都已有了基本的认识，但它把病程
23、简单地归结为 12 天，而且认为是机械地一天传一经，治疗原则是 3 日以内用汗法，3 日以上用下法；对本病的不同表现则又按五脏加以分型。这些都是简单、机械、不合实际情况的。张仲景基本上采取了它六经传变的总原则，并根据病邪侵害经络、脏腑的程度，把外感热病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综合症状概括为六大类型，就是太阳、阳明、少 阳 （即三阳）和太阴、少阴、厥阴 （即三阴） “六经”。在每一经中，又概括出某些能反映病理机制的基本症状作为辨识本经病的主要依据，这是主症。例如，太阳病的主症是恶寒、发热、头项强痛、脉浮等；阳明病的主症是高热、谵语 （谵， zh n ，音沾，谵语即病中说胡话）、口渴、咽干、大便燥结、
24、脉象洪滑有力等；少阳病却以口苦、咽干、目眩、往来寒热、胸胁苦痛、心烦喜呕、脉象弦细等作为主症，等等。这是根据症状就能断定病属哪一类。张仲景以朴素的辨证观点看待疾病的发展，认为 “六经”病的任何一个类型都不是一种独立的病，而是外感热病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所呈现出的综合症状。也就是说， “六经”之间有一定的有机联系，并且能互相转变。例如一般伤寒初起多呈表症，属太阳病。但是往往由于感受的病邪不同，病人体质强弱不同，或因医疗失误，就可能由太阳病转变为阳明病、少阳病或太阴等三病。一般说来，从三阳病转成三阴病表明病势加重，相反由三阴病转成三阳病却预示好转。张仲景把这种按 “六经”次序演变的病情变化叫
25、做 “传经” （ “传变”），不按六经次序演变的叫 “越经” （ “转属”）。更重要的是张仲景在指出 “六经”的特点后，就紧接着提出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太阳病同属表症，有的用麻黄汤发汗，有的则用桂枝汤调和营卫。阳明病同属里症，有的用白虎汤清热，有的用承气汤泻实。而泻实的办法又有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的不同。这样就不但使临床医生便于具体掌握运用，而且使 内经的基本病变学说和临床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了。第二，奠定了中医 “辨证论治”对病机病变进行治疗的一种临床基本理论。即根据病变的表、里、阴、阳、虚、实、寒、热等不同情况，决定治疗原则，这就是被后人称为 “八纲”的辨证论治方 法。张仲景把那些病
26、势沉伏而难于发现，恶寒、厥冷、脉象沉迟细弱无力的称为阴症，而把那些兴奋、充血、发热等症候和脉象洪大有力浮滑的称为阳症；病症发生在体表的称为表症，在内部的称为里症；凡病毒滞留体内，而精气已经虚弱的称为虚症，邪气充实，但精力仍足以抵抗称为实症；具有寒性倾向的称为寒症，有热性倾向的称为热症。在 “八纲”之中，又以阴阳作为总纲，凡寒症、虚症、里症一般是阴病，凡热症、实症、表症一般是阳病。运用 “八纲”来辨识疾病属性 （属阴属阳），确定病变部位 （在表在里），区分邪正消长 （是虚是实），弄清病态表现 （发寒发热），就可以全面认识疾病，有的放矢，以便采用合理的疗法。张仲景这种把通过 “四诊” （望、闻、问
27、、切）得来的病人各方面的表现加以综合归纳、层层分析、仔细辨认、做出正确判断的方法，就是所谓 “辨证”，他把秦汉以前的诊断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如表症用汗法，里症用下法，虚症用补、实症用泻、热症用清、寒症用温等。这些原则，在 内经里已经基本形成，但由于各种病变的指证还不够明确和具体，特别是药物治疗方法还比较简单，不能完全按这些原则进行治疗，因此在临床实践上很难充分运用，只有在有了上述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才能使这些原则具体实行，使这种理论能够确立。所以这也是张仲景的一个重大贡献。张仲景还总结出了一套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就是所谓 “论治”。他把治疗原则分做驱邪和扶正两大方面，就是一些发病急剧、人体
28、还消耗不大的疾病，例如 “三阳病”，就宜以驱邪为主，迅速消除病灶；而对于一些发病缓慢、或病程长久、体力消耗比较大的疾病，例如 “三阴病”，就以扶正为主，就是恢复病人的抗病能力，调动人体本身的积极因素。除此以外，他还提出了 “随症治疗”的原则，主张 “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把严格的规律性 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但必须指出的是，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条文式的临床札记性的著作，而且经过散乱，是别人重新整理编定的。既没有系统的专门的论述，每条条文也不是都加以明确的说明，再加上条文本身有散失、有倒置，所以一般人很难具体掌握。如本书第一条上说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并没有指示虚实寒热等何
29、种病变，也没有治法。第十三条又说“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痛、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再加上第九十五条 “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故使汗出宜桂枝汤”，第十六条 “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第五十一条 “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 ，宜麻黄汤”，根据以上一些条文以及其他一些条文，才能归纳出：太阳病是表症，汗出的用桂枝汤调和营卫以解肌；无汗的用麻黄汤发汗以解表；前者是表虚症，后者是表实症；前者脉浮缓，后者脉浮紧等这些原则。因此这些原则虽已基本上确立，但还很难普遍推广，直到宋代后又经过很多学者的整理研究，才得到普遍推广，所谓 “辨证论治”的理论
30、才最后完成。不过张仲景的奠基之功是不容忽视的。第三，对热性传染病以外的其它重要疾患也初步纳入 “辨证论治”的轨道。如中风、痰饮咳嗽、水病、黄疸、消渴、虚劳等，也都指出它们的不同类型，病机病变，主要特征和治疗原则，不过这方面的原文可能散失更多，混乱更甚，除其中不少方剂仍为今日使用以外，其实际意义就更不如伤寒部分了。第四，诊断上确立了脉症并重的原则。 内经在谈到具体疾病时，有时只凭症状下诊断，有时只凭脉象下结论，脉象和症候联系起来考虑的地方很少，而且彼此矛盾之处也很多。 伤寒杂病论则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脉和症联系起来考虑的。这就开创 了以后脉症合参，二者并重的诊断原则。第五，保存了大量有效的方剂。
31、伤寒杂病论共选收 375 个药方，使用药物 214 种，它们大都具有用药灵活和疗效显著的特点。对每一味药的应用都比较明确、谨慎，并指出药物相互配合及增减的原则。对药物的煎法、服法 （有温服、冷服、分服、顿服等）也作了详细的规定。在所用剂型上，有汤、丸、散、酒、软膏、醋、洗、浴、熏、滴耳、灌鼻、吹鼻、肛门栓、灌肠、阴道栓等等。在制药工艺上，也多有创造，如再煎浓缩和入蜜矫味的方法，散剂中的研磨法、搅拌法和筛法等等。由于张仲景汇集了不少药方，保存了民间治病的丰富经验，所以后人称他为方剂学之祖，把他创制的方剂称为 “经方”。这些方剂至今还是中医处方用药的基础，其中大部分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证明其有确实效
32、果，这不但是临床实用上的宝贵遗产，而且也是研究祖国医学的重要资料。总之，从辨证到立法，从立法到拟方，从拟方到用药，环环相扣，联系紧密，形成了一整套辨证论治的医疗原则。伤寒杂病论这部著作原貌如何，由于年代久远，三国战乱兵燹 （ xi n ，音显，兵火）之灾所致已残缺不全，西晋王叔和得到残本后进行了整理加工，重新编排。同时代的皇甫谧在所著 甲乙经中说： “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来看，王叔和所做的工作还不仅限于文献整理，在取舍方面是融合了他自己的学术思想的，这才构成了专论伤寒的一部系统性著作。即使如此，此书仍未引起医学界足够的重视，只是到宋代成无己 注解伤寒论之后，才引起广大医家的重
33、视，纷纷著书研究 伤寒论的理论体系，辨证思想，这才愈来愈显示六经辨证思想体系的优越性。后人将一些杂病治疗方药理论整理成 金匮要略一书，从 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张仲景并不是只能治疗外感热病的内科大夫，书中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这一急救措施的具体应用。书中说如遇到自缢者上吊时间不长，或心下还有热气时，应该： “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常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柔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吸，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 （ 金匮要略杂疗方第二十三）。这种方法与现今所使用的人工呼吸法基本相同。所谓人工呼
34、吸，也就是说抢救者通过用手按压胸部与牵引肢体活动，可以使被抢救者的胸腔被动地运动，实现气体交换并促进血液循环的进行，经过一段时间，如出现自主的呼吸，抢救就算成功了。而在国外，直到公元 1897 年，才开始把人工呼吸的方法应用于临床。张仲景一生著述甚丰，除 伤寒杂病论外，据史书记载， 他还著有 黄素药方二十五卷、 辨伤寒十卷、 疗伤寒身验方一卷、 评病要方一卷、 疗妇人方二卷、 五脏论一卷、 口齿论一卷等。此外，他的两个学生卫汛和杜度继承他的事业，也写了不少书。可惜这些书都已亡佚了。（五）神医华佗华佗，又名旉 （ f ，音夫），字元化，沛国谯 （ qi o ，音桥，今安徽省亳县）人，生卒年月不可
35、确考，只知道于公元 208 年以前被曹操杀害。 后汉书本传说他 “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则知他大约生于公元二世纪之初。据 后汉书和 三国志本传的记载，华佗是一个 “兼通数经，晓养生之术”的人。沛相陈硅曾举他当孝 廉，太尉黄琬也曾 “征辟”他去做官，可见他是一个淡于名利的民间医生。在 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 “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说华佗曾为三国时的著名将领关羽治箭伤，因为箭头有毒，只好割去肌肉，刮去骨头上的毒药，挽救了关羽的性命。后来曹操患头痛头晕也请他看病，很快就将他多年不愈的痼疾治好了，便强迫他做了侍医，他又借故请假回家，推说妻子有病，屡次催促，坚决不来。曹操派人去看，发
36、现他妻病是假，就把他抓进监狱，最后竟加以杀害。当时曾有人对曹操说，华佗是名医，杀了太可惜，但曹操却以为像华佗这样的一个穷医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需要，什么时候都能找到。直到他的孩子因病不治而死时方才醒悟。华佗懂得养生之道，又精通方药，曾为许多人治好疾病，因此人们对他特别尊敬，尊他为 “神医”，民间流传有许多华佗治病救人的故事。他行医的足迹遍及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的若干地区，有十分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深受广大人民的热爱和尊崇。他取得的成就反映了秦汉时期医药学发展的又一侧面。他的医学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外科手术和麻醉术华佗擅长外科，曾为许多人施行过手术。从 后汉书所记载的病例来看，当
37、时他已经能够成功地进行诸如腹腔肿物摘除、胃肠吻合等大手术。有一次一个患有重病的人请他诊治，华佗仔细检查后对他说： “你的病已是根深蒂固，只能剖腹手术治疗，但术后存活期也不过十年，不如算了吧，这病并不会促使你早死。”这人受不了疾病的折磨，一定要除掉病患，于是华佗为他做了腹部手术，症状得以缓解，那人 10 年后果然死了。另外，史书还记载华佗为河内太守的女儿治病的医案：河内 太守的女儿，年约 20 岁，左腿膝盖旁生疮，痒而不痛，反复不愈，已经七、八年了。请华佗诊治华佗从疮口中取出一条蛇样的东西，用铁椎贯穿蛇头，在皮肤间扭动许久，不动之后取出，长约 3 尺，但头上有眼凹处却没有眼珠，身上有逆鳞。然后在
38、疮口上敷上药膏， 7 天后就好了。现在有人认为这是华佗取出慢性骨髓炎的死骨，死骨多空间，凹凸不平，所以说有眼窝却没眼珠，身上好象有逆鳞。至今民间还有把死骨称为骨蛇的。能够认识到骨髓炎必须取出死骨，是了不起的 （见韦以宗： 中国骨科技术史，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3 年版，第 64 页）。当然这段文字有些神秘，反而使人不敢相信其事了。华佗能够顺利地施行各种手术，与他发明了 “麻沸散”有极大关系， 后汉书华佗传有关于华佗使用麻沸散等施行腹腔外科手术的生动描述： “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 k ，音枯，剖开）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 （ ji
39、 n ，音间，洗涤）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这是说华佗成功地做了腹腔外科手术。他所以能这样高明而成效卓著地进行这些手术，是和他已经掌握了麻醉术分不开的。他以酒冲服麻沸散，为麻醉剂。酒本身就是一种常用的麻醉剂，即使现代，外科医生还有应用酒于小儿以进行麻醉的。可惜麻沸散的药物组成早已失传。用酒和药物作临床麻醉，这在世界外科麻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纵观 后汉书的上述记载，可见当时解剖术、诊断术和止血术已有较大进步。如果没有生理解剖的足够知识，没有判断发病部位和性质的能力，没有防止手术大出血的必要方法，要成功施行手术是不可能的。将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物或用于战
40、争，或用于暗杀，这在 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华佗总结和发展前人所掌握的药物学知识，使其转而为人类的健康服务，为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麻沸散”的药方虽早已失传，但这种思想却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医生。宋代窦材所著 扁鹊心书记有睡圣散可做麻醉之用；元代危亦林用草乌散解决骨伤科复位时的疼痛问题；日本外科学者华冈青州也曾于 1805 年用蔓陀罗花等植物制成 “麻沸散”，成功地进行了乳癌切除手术。这种方法较之西方早期所使用的机械性压迫、单纯饮酒、放血的方法无疑要好得多。第二，诊断疾病华佗擅长于察声望色，对脉象有专门的研究。他 “精于方药”，在处方上力求简便精当。华佗不仅精于外科，而且对妇科、儿科等也很
41、有研究。有一次，某将军的妻子病了，请华佗去诊视，根据脉象断定为妊娠受伤而胎死未去。将军听后说： “确实受了伤，但胎已经去了”，华佗摇摇头回答： “根据脉象分析，胎没有去。”大家都觉得好笑，胎儿已经流产是客观事实，怎能相信你的 “三指一摸”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将军妻子又觉身体不适，请华佗看后仍说是死胎未去，脉和以前一样。接着华佗又向大家作了一番解释： “此妇人是双胞胎。先前流产了一个而且流了很多血，所以后一个没有娩出，胎儿死后就失去了血液的营养，一定干瘪附着在母亲身体里。”随即为病人扎针、煎药，并叫接生婆以手操查，果然取出一个死胎，人的形状已经具备，但颜色甚黑。华佗在内科诊断方面，医术也是很高明
42、的。他善于察声观色，根据病人的面目、形色、病状来判断疾病的轻重和能否治疗。 后汉书、 三国志里记载了他不少这方面的事例。一次在盐渎 （即今江苏盐城）一家酒店里，有几个人正在喝酒。华佗仔细察看 了其中一个叫严昕 （ x n ，音欣）的男子，告诉他说： “你有急病，从脸上看得出来，最好不要多饮酒，快回家去。”果然严昕在回家的路上从车上跌下，到家不久就死了。又有一次，一个叫徐毅的人得了病，华佗去看他，徐毅告诉他说： “昨天请人针刺胃管后，便咳嗽不已，不能躺卧。”华佗看了他的病说： “没有刺中胃管，反而误伤了肝。此后饮食还要减少，恐怕五天以后就不能救了。”后来果如华佗所说，过了四、五天，徐毅就死去了。
43、又如广陵太守陈登，胸中烦闷，面色发赤，食欲不振。华佗给他脉诊后，断定他肚里有虫，就给他配了些汤药，喝下去便打出许多虫来。有一个军吏一直咳嗽不停，经华佗诊断后，认为是肠上长了毒疮，就给他配了些药，服后吐出二升浓血，并逐渐痊愈。又如一郡守患病已有相当长时间了，华佗诊断后认为是激他生气可治好病，因而就留下一封信骂那郡守。郡守大怒，并派人追杀华佗，没追上，更加气愤，吐出黑血，但病好了。正确诊断对于提高疗效具有重要意义。华佗还善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根据不同情况，辨证施治，对症下药。例如有两个人都患头痛、发烧，一块来找华佗医治。华佗经过仔细诊断，给一个人开了泻下药，给另一个人却开了发汗药。在一旁的人迷惑
44、不解，请教华佗。华佗解释说： “他们二人虽然病症相同，都属实症，但是一个人患的是外实 （感冒），另一个患的是内实（伤食），得病的原因不同，所以开的药也不同。”结果那两人服了药后，病很快都好了。长期生活、行医在民间的华佗，十分注意学习和总结劳动人民中间的治病用药经验，尤其重视运用民间的单方和验方治疗常见病。他处方用药简洁，但是疗效很高。比如象寄生虫病这样一类民间常见疾病，华佗很注意下功夫研究，常常是药到病除。 有次华佗在路上遇到一个患 “咽塞”不能进食的病人，正要去求医。华佗看了病人的症状后，对他说： “我刚来的路上有一家卖饼的，可到那里买三升醋泡蒜泥来，喝下去病就会好。”患者照此而做，喝下去没
45、多久，就吐出一条大虫，病就好了。患者把虫悬挂在车旁到华佗家致谢，见他家里墙壁上挂着很多类似的虫子。原来华佗治过不少这类患者，那些虫子全是病人痊愈后送来表示道谢的。华佗对许多重症也能诊断出来，如肝硬化腹水的 “病人面黑，两肋下满，不能自转反者”，以及 “循衣缝”、 “口张”、 “汗出不流”等都指出为难治的大病 （王叔和： 脉经，卷五）。正是由于华佗能较为准确地诊断疾病，因此他才能在治疗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第三，提倡体育锻炼疗法华佗提倡用医疗体育锻炼的方法防治疾病，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他对他的弟子吴普说： “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全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折也。
46、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彻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育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此即 “五禽之戏”，据说吴普照此法锻炼，年九十余，还 “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 后汉书华佗传）这显然是一种简单合理的体育活动。在医药学的其他领域中，华佗也多有建树，在针灸方面，他特别注重选用穴位，据 三国志记载，他针灸用穴少、疗效高。 “若当灸，不过一二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并且预先告诉病人会引起什么样的针感，沿什么方 向传导，得气后即时起针，
47、病就好了。据说，一次华佗碰到一个两脚都不能走路的病人。他便让病人脱下衣服，在脊柱两侧点了几十个穴位，每穴灸十壮，灸后这个人就能行走了。华佗还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创用 “夹背穴”。现在临床上仍常应用，被称为 “华佗穴”。关于华佗的著作， 梁七录载有 华佗内事五卷， 隋书经籍志载有 华佗观形察色并三部脉经一卷， 华佗枕中灸刺经一卷。又有 华佗方十卷，注为吴普撰。这些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但王叔和 脉经卷五有 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的载录，唐代的 千金方和 外台秘要也有所引证，可能就是从这些著作中引录的，有人因为本传中记有华佗在狱中烧其著作的事，怀疑这些书都是伪托，这是不适当的。因为华佗烧书即使是事实，亦
48、只能烧掉他在狱中所写的书，绝不可能把他入狱前的著作全部烧掉。华佗的学生，以吴普、樊阿、李当之三人最为知名，樊阿善针灸，并善深刺。他针背部 “夹背穴”入一二寸，针腹部穴甚至深入五六寸，打破了当时 “凡医咸言背及胸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过四分”的规定，提高了疗效。吴普著 吴普本草，李当之著 李当之药录，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为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华佗死后，在他行过医的许多地方都有 “华祖庙”，徐州还有 “华祖墓”和庙，可见人民对他的怀念。八、冶铁业的成熟（一）生产工具和兵器铁器化的完成秦汉时期，铁器和冶铁术在广大地区，得到了使用和传播。考古发现表明，西汉初年铁农具和工具已经普遍取代了铜、骨、石、木器
49、，在西汉中后期以后，随着炒钢技术的发明，锻铁工具增多，铁兵器也逐步占了主要的地位，到东汉时期，主要兵器已全部为钢铁所制，从而完成了生产工具和兵器的铁器化进程。西汉中期以来出土的铁器种类较战国时期有所增加，其突出的特点还在于形制进一步成熟，并有加宽加大的趋势，这同西汉前期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恢复与提高的总趋势是相一致的。西汉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土铁器的种类急剧地增加，如灯、釜 （ f ，音抚，一种锅）、炉、锁、剪、镊、火钳以及齿轮、车轴等机械零件，等等，都涌现出来，东汉时期更是如此。铁农具发展的状况，也大体与此相似。这说明在西汉中期以后，钢铁生产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发展。这同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国防的需要以及冶铁术的进步有密切的关系，使人力、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