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捐赠场域：跨国公司网络生产的基本路径1葛道顺 内容摘要:本研究通过案例研究和“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对外资、国有及民营三种类型企业的捐赠行为按照动机、指向、后续管理等特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中资公司与外资公司的捐赠场域显著不同，外资公司的捐赠主要指向关系利益人群体，是公司社会网络生产的结构化；而中资公司的捐赠主要表现为传统慈善特征，与公司的社会网络生产低相关。 一、问题、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问题与理论背景 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日益彰显出跨国公司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对跨国公司海外捐赠的研究也引起了独特的关注。根据波士顿大学公司与社区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料，超过50%的财富杂志
2、500强公司开始或增加它们的海外捐赠。由其带来的问题是，跨国公司在本土的社会捐赠大幅减少，而在海外新兴市场的社会捐赠却大幅增加（Craig Smith，1994），这显然不是因为跨国公司对海外民族具有更大的同情心而将社会捐赠资源转移到了海外。在中国，有跨国公司在短短几年内的捐赠总额达到了十多亿元，已经成为社会干预的重要力量。 很显然，公司捐赠已经不再仅仅是企业慈善或被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传统的观念认为，公司捐赠是企业家个人慈善或企业法人不得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但是跨文化的经营模式已促使公司将社会捐赠和企业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现代捐赠主要体现公司法人的经营特征。 为探讨公司捐赠的
3、理念和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公司捐赠研究课题组于2000年-2004年实施了两个阶段的连续研究，其中，阶研究对上海市营业额前1000名排名中的503家公司的公益捐赠行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主要有以下发现：92.4%的公司自成立以来有过公益捐赠行为；1999年公司的捐赠水平2为0.392%，其中，国内私有公司的捐赠水平最高，为0.87%，三资公司次之，在0.62%至0.36%之间，国有公司捐赠水平最低，为0.29%；公司的捐赠金额（含产品实物折合成金额）与其当年营业收入的相关系数是0.372，呈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卢汉龙，2000）。II阶研究在阶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个案研究和行为分析的方
4、法，在北京、上海、广州按照捐赠成绩排名进行抽样，分别访问了10家捐赠成绩突出的公司，其中美洲在华公司各3家，欧洲在华公司各2家，中资国有公司各3家、中资民营公司各2家，结果发现外资企业和1中资企业的捐赠场域显著不同，外资企业属于互利性捐赠，中资企业属于他利性捐赠（杨团、葛道顺，2003）。 本研究旨在应用II阶研究的资料，试图探讨跨国公司捐赠场域建构与其社会网络生产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网络的经典研究中，多数研究将社会网络视作既成之物，关于网络生产的论述并不多。格拉诺维特认为用于工作搜寻的社会网络产生于家庭关系的社会延伸（family-social contact）和工作关系的扩散（a pers
5、on known from a work situation）（Granovetter, 1974:50）。博特认为，网络需要投资并用心经营，其中，不重复的信息源即“结构洞”是最有效率的（R.Burt, 1992:9）。林南认为，网络的建立需要投入（investment）：“关于社会资本的一个假设是它其实是预期获得某种回报的对社会关系的投入”（Lin,2001:24）。这些研究关注了自然人的社会网络生产问题。对法人社会网络的生产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索罗森（O.Sorenson）和斯图亚特（Toby E.Stuart）以美国风险投资公司为例，论述了公司之间关系网络的建构及其对投资空间分布的影响：
6、嵌入在市场交易双方之间的友谊、婚姻等强关系取代了大众传媒等弱关系成为了关键因素，促使了风险投资非理性的地理性集中（Spatial concentration）和行业性集中（Industry concentration）。白春燕的研究发现民间企业家在创业、资本积累和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采取“共生性庇护主义”关系策略，分别通过不固定的礼物（金）、固定的工薪和股份，以及对社区承担社会责任来获得支持和保护（白春燕，2000：15）。这些研究描述了在正式保护性制度安排下的建网行动，唐丽则分析了经济法人制假这一关键案例后指出，对抗性制度下的网络建构、扩张和收缩的动态过程并非所心所欲，而是依一定的物作为依托
7、，物的变化决定了网络的生产和形态（唐丽，2003:95）。 这些研究反映出，无论是个人还是法人，社会网络的生产不仅需要物的投入，包括强关系延伸和资源流入，而且需要经营。 （二）研究假设 哈福大学史密斯教授实质性分析了企业社会捐赠的动机：因为大部分利润来自于海外，跨国公司把捐赠看作与政府官员建立友谊、克服制度性障碍、获得中产阶级的认可、和社区进行需求满足对话的最好工具（Craig Smith，1994）。这实际上是说，跨国公司的海外捐赠已经和其社会网络的生产紧密结合起来。 如果社会捐赠过程成为跨国公司的建网行动，那么其捐赠场域的三个惯习应该型塑公司网络生产的基本建构，由此本研究假设：第一，跨国公
8、司的捐赠决策具有主体性，即捐赠的驱动力来自网络生产的主体-跨国公司的主体意识；第二，跨国公司的捐赠对象并不是随机选定，而是应该由无形之手引向企业的网络节点，及企业的利益相关人；第三，跨国公司需要对捐赠实施过程进行管理，并对捐赠效果实施评估，以保证其捐赠产出达到建网目标。 2二、概念与研究设计 1概念框架 捐赠场域与惯习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资本化的文化理论，并确定了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和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之间的关联：经济支配阶级能够根据其通向高雅文化的途径证明自身的优越性，使其处于
9、上位的位置合法化。场域与惯习是布迪耶文化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场域是为实现利益和获得资源进行争斗的各种维度，一系列彼此重叠的场域构成人类的社会空间。场随它们从社会场整体中所获得的自主性的多少而变化。自主性场的特征是高度的专门化(specificity)：它拥有自己的历史；有活动在其中、并为特殊标的（stake）而争夺的行动者的特殊结构；它形成自己的惯习并且支持一套明确的信念。惯习是一种被社会化了的主观性结构，它与场域相互形塑（Bourdieu，1984）。 米歇尔佩尔伦将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说引入社会福利领域，提出社会福利场域是由许多亚场域组成的结构的概念，并分析了福利场域中的行动者通过惯习对外在
10、的环境做出反应（Michel Peillon，1998）。杨团、葛道顺进一步将场域-惯习说应用于公司捐赠的分析，认为公司捐赠场域在操作性概念层面上是关于公司捐赠的决策、指向及管理等相关事件的特殊系统。在理论层面上，它是将法人内部资源转换为公共福利消费性资源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因而不但具有福利性，而且具有生产性。其捐赠惯习是公司捐赠的“主观性的社会结构”，是关于社会捐赠的感知、感觉、思考和行动的路径范式，可以由公司领导人和公司职员的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是公司捐赠文化的具体表现。跨国公司捐赠场域具有独特的行动逻辑，它考虑的是公司与其所有相关利益人结成的关系系统是否能够维持下去，以求得公
11、司的发展和长存（杨团、葛道顺，2003）。 跨国公司的社会网络 英国学者查尔斯汉迪曾以企业像是在“一种六棱形的圈里运营”来比拟公司承受的各类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压力。六棱圈指的是“出资人、雇员、顾客、供货商、环境、社区”。为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环境巨变，公司需要构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网络，以重新配置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查尔斯汉迪还提出公司是“一个拥有自己财产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应当是“活着并且不断成长着”。公司必须平衡各方的利益，“对六棱圈的每一方都有某种承诺，但又不为任何一方所有”。因此，本研究认为利益相关人是构成公司社会网络的基本结点，公司的社会网络
12、是公司与其利益相关人关系结构的系统，其中当前在场的关系结点构3成社会网络的强关系，将来必然进场的关系结点构成社会网络的弱关系。 结构化与网络生产 吉登斯在论述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时指出，行动者一方面利用结构，另一方面在利用结构的特质时改变或再生产了这个结构。所谓结构是指行动者在“互动情景中”利用的规则（rule）和资源（resources），其中规则是行动者理解和使用的“可归纳而得到的行动程序”，是行动者“知识能力”的一部分；而资源是行动者用来处理事务的具体工具，是一种权力媒介，当行动者利用资源时，实际上是在操作权力建构别人的行动。吉登斯在此实际比拟了网络生产
13、是一种结构化过程，是主体使用规则和资源将别人的行动建构到自己网络中的行动。 企业的捐赠场域是一种结构，企业捐赠就是一种结构化的行动。为对公司捐赠的行动进行结构解析，我们需要找出将公司捐赠场域分解为不同的亚场域的行动逻辑和支持这种行动逻辑的决策和管理规则的一般分类图式，如下： 公司捐赠物分为资金和非资金（产品和劳务）。 捐赠指向的二级变量涵义：直接利益相关人指对企业价值链产生直接影响者，间接利益相关人指对企业价值链产生潜在作用者，非相关利益人是指独立于企业价值链之外的其他受益者。 捐赠决策的二级变量有：政府动员：捐赠行为主要由政府动员发起；社团劝募：由基金会等社区组织劝募而产生的一次性捐赠行为；
14、社区申请：由受赠对象直接申请而产生的捐赠行为；计划驱动：公司捐赠计划事先列入的捐赠行为，包括受劝募者影响而列入计划的多年期捐赠行为；员工发起：公司员工发起或参与捐赠的行为；领导倡导：主要由公司领导特别发起的捐赠行为。 捐赠管理的二级变量有：政府合作：该项目由公司与政府机构合作管理；社区合作：该项目由公司与捐赠对象合作管理；自行管理：该项目由公司自行管理；事后评估：指公司对捐赠项目的计划执行进度、捐赠效果、继续捐赠行为需要等特性进行评估。 2资料获得：调查方法及其修订 本研究旨在分析跨国公司的捐赠行为与企业社会网络生产之间的关系。我们根据捐赠成绩排名依次联络，愿意接受访问的企业计入案例，这样选择
15、并访问了15家跨国公司（2002年完成企业访问，都是最著名的超级跨国公司），其中美洲跨国公司9家，欧洲跨国公司6家。用同样的方法选择了15家本土公司作为对照组，其中国有企业9家，民营企业6家。在调查初期，随着个案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因为访谈内容与公司公4德、责任、慈善及公关战略等敏感话题高度相关，一般深度访谈的方法受阻于公司主宰的话语权，几乎不可能分析出企业捐赠的真正动机以及捐赠的收益所在。鉴于此，课题组在对企业高层继续访谈同时，要求访谈企业如数提供近几年的捐赠事项，试图利用“过程-事件”分析方法来探讨公司捐赠的真正诉求以及捐赠场域和网络生产之间的关系所在。 捐赠事件分析方法：确定捐赠指向，即
16、受益人是利益相关人还是非利益相关人；根据访谈资料确定该捐赠事件的决策驱动方式，是内部发起还是外部推动；根据访谈资料确定该捐赠事件的管理与评价方式。 三、结果分析 本部分对30个企业个案收集到的共260件捐赠事项按捐赠指向特性、捐赠决策驱动、后续管理等特性以捐赠价值为权重进行分析，得出表1，以验证本研究的假设。 1跨国公司捐赠场域分析 捐赠指向特性：跨国公司重点在利益相关人 考虑到每个捐赠事项的规模不同，仅以事项为计量单位容易忽略捐赠规模对公司捐赠行为的影响，所以，我们将30个案企业的每一捐赠事项以金额为权重加权后再进行定性考察（见表3：企业捐赠类型按金额定性分析汇总。由于劳务部分无法统计，且标
17、的金额较小，可忽略不计，所以在二级指标上我们用资金与非资金的分类。同时，我们用捐赠指向比率3作为指标，对企业捐赠行为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外资公司86%的慈善资源指向了相关利益人，而中资公司指向相关利益人的慈善资源只有6%，详见表3。 5表1：公司捐赠事项行为分析表 （金额单位：百万元） 金额总计 立项与决策驱动 捐赠指向特性 项目管理 外部驱动 内部驱动 广告促销相关利益人 非相关利益人 管理方式 评估 政府动员 社团劝募 社区申请 计划策略 员工发起 领导倡导强关系人 弱关系人 政府合作 社区合作 自行管理事后评估 资金 非资金资金非资金 资金非资金 外资 1346 162 96 6 108
18、0 1 1 27 341 3 61 755 108 53 1021 63 24 1164 100% 12% 7% 0% 80% 0% 0% 2% 25% 0% 5% 56% 8% 4% 76% 5% 2% 86%（小计） 20% 80% 2% 86% 12% - - - - 内资 188 47 52 12 53 22 2 28 7 0 3 0 149 0 3 5 23 21 100% 25% 28% 6% 28% 12% 1% 15% 4% 0% 2% 0% 79% 0% 2% 3% 12% 11%（小计） 59% 41% 15% 6% 79% - - - - 合计 1534 209 148
19、18 1133 23 4 55 348 3 64 755 257 53 1024 68 47 1185 100% 14% 10% 1% 74% 1% 0% 4% 23% 0% 4% 49% 17% 3% 67% 4% 3% 77%（小计） 25% 75% 4% 76% 20% - - - - 捐赠决策驱动：跨国公司内部驱动占主导 表1的汇总结果显示，在捐赠决策的驱动力方面，外资公司的捐赠驱动力主要来自计划策略、员工发起和领导倡议等内部驱动，比率为80%；而中资公司的捐赠驱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动员、社团劝募和社区申请等外部驱动，比率为59%。内、外不6同的捐赠驱动力反映出外资和中资公司处于不同捐赠状
20、态，其中，外资公司有着明确的捐赠动机，内部驱动占主导，是一种主动性捐赠，中资公司捐赠动机模糊，被动捐赠的行动更多。 捐赠效果：跨国公司重视管理和评估 外资公司重视捐赠项目的管理与效果评估，其中与政府合作管理的比例达到76%，与社区合作管理和自行管理的比例分别为5%和2%，三者合计达到83%。另外，外资公司86%以上的捐赠资源得到了效果评估，但中资工资接受评估的捐赠只有11%。 总体而言，外资公司的捐赠决策主要是由内部驱动，主要指向相关利益人，因此十分重视项目管理和项目评估；中资公司的捐赠决策主要由外部因素驱动，捐赠指向不明确，因此不重视项目管理和项目评估。另外，访谈还发现，外资公司对于大额捐赠
21、的重视程度远高于中资公司，无论从捐赠决策、项目管理还是事后评估，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则和惯例。而中资公司对于捐款额的社会效果并不敏感，在捐赠决策上依赖外部，将捐赠行为视为一次性行为，对项目管理和事后评估的关注差。 该结果实际上论证了本研究的假设，第一，内部驱动说明跨国公司的捐赠决策具有主体性，即捐赠的驱动力来自网络生产的主体-跨国公司的主体意识；第二，明确的捐赠指向性反映出跨国公司的捐赠对象由无形之手引向企业的网络节点，及企业的利益相关人（包括强关系和弱关系）；第三，跨国公司需要对捐赠实施过程进行管理，并对捐赠效果实施评估，以保证其捐赠产出达到建网目标。 2、公司捐赠场域比较分析：外资公司社会网络
22、生产的动力 布迪厄认为，场域就是为实现利益和获得资源进行争斗的关系构型，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之间跨越，以改变自己的社会位置。4如果我们视公司为社会的一个分场域，在这个分场域中，可以依不同的资源划分为不同的亚场域。包括资金场、技术场、组织和管理场、相关利益人场等。中、外资公司在不同亚场域中的地位不同，尤其是相关利益人场，中资公司相比外资公司显然具有优势。正是这类地位资源的不同导致中、外资公司对于场域跨越和追求的不同需要，也正是这种不同需要推动着资金、技术、组织和管理资源向着相关利益人场域流动。公司的捐赠规则也就在这种流动中被塑造出来了。 如图2所示，在中国市场，中资公司的相关利益人场和资金场、技术场
23、、组织管理场处于同向位置。而外资公司情况不同。他们的相关利益人场处于负向的位置。这是因为在中国市场上，外资公司与政府和社区之间，与公司职员和消费者之间都缺乏自然亲近的呼应，往往存在着一定的相互排斥关系。所7以有必要专门营造捐赠的市场社区。可见，捐赠文化影响捐赠的市场社区之间。同样，捐赠的市场社区也影响着捐赠文化。 提升相关利益人的市场位置，是外资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经营需要一般而言，中资公司相比外资公司，在相关利益人场上具有一定优势，外资公司为了在市场社区中占据优势地位，所以决策将86%的资源投向互利的相关利益人领域。 访谈资料也为这一点提供了证据。个案资料显示，外资公司大都设立专门的机构和职位
24、对捐赠项目进行专门管理，而中资公司如此行事者很少。其中有文化惯习的影响，不过，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外资公司必须付出较大成本才能营造出适应其需要的中国的市场社区。而中资公司往往直接拥有政府、社区以及市场的相关资源，如国资公司的负责人往往由政府指派、能够取得成功的民资公司又往往和政府及市场的相关部门关系密切，所以没有通过捐赠手段获得政府、市场以及社区相关资源的压力。 图2：根据布迪耶场域说中关于空间位置观点绘制的公司初始场域 三、简短结论 应当全面认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社会捐赠行为，在纯粹他利慈善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上，跨国公司的社会捐赠具有社会网络生产的重要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跨国公
25、司的主要捐赠资源流向了利益相关人领域；第二，跨国公司的社会捐赠纳入了企业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社会捐赠已经成为企业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工具；第三，在组织结构上，跨国公司普遍成立了专业部门来具体实施社会捐赠，以保证捐赠效果能够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Myrna Wulfson, The Ethic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hilanthropy Ventures, Journal Business of Ethics，Klower Academic Publish.Carnegie, 2001. James Allen S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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