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是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的时候了 谢剑 杜欢政 问题 .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也迅速增加。市政垃圾的收运量已从 1980 年的每年三千万吨迅速上升到 2009 年的一点六亿吨。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按现有的趋势预测中国 2030 年的垃圾收运量可能会达到五点八亿吨。垃圾处理在我国主要还是填埋和焚烧。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居民环保意识的提高，新建填埋和焚烧设施愈来愈困难。据报道，我国 2010 年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就远远没有完成规划指标。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建设已成为热点问题之一。北京、南京、广州、苏州、石家庄、武汉等地，先后出现了当地居民以多种方式反对在当
2、地建城市垃圾处理项目。尤其是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市政垃圾管理模式需要转型 . 日益严重的城市垃圾问题预示着传统模式已经无能为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对垃圾管理模式提出新的要求。它们都正在呼唤着现代垃圾管理模式的到来。“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垃圾分类回收制度，完善分类回收、密闭运输、集中处理体系，推进餐厨废弃物等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今年 3 月 23 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具体部署了切实控制城市生活垃圾产生和逐步推行垃圾分类的 措施。近年来，中央有关部委和一些地方政府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与垃圾分类处理相关的政策、规范和标准。不少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
3、也开始进行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浙江的宁波市正在通过与世界银行项目寻求国际技术和资金支持实现其垃圾分类和再循环利用。尽管我国城市在管理工业固废、医疗有毒有害废物、餐馆厨余垃圾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生活垃圾分类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的城市（尤其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市政垃圾管理已到了从传统落后的模式向现代的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管理模式转型的时候了。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将大大减少垃圾末端处理的成本，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减少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和对自然资源开发的压力，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国内外经验 . 尽管我国部分城市已有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由于管理体系不完善和硬件设施不配套，
4、居民的意识和参与程度不高、其垃圾减量的效果还远远没有体现。但纵观其它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乏垃圾分类和减量的成功例子。在发达国家，垃圾不再被当做是废物，而是尚没有分出来或被污染的资源。只要能分开，所有垃圾都可以做为资源加以利用。如果说，日本家庭将垃圾分成十几种进行回收的模式我国目前尚难以做到。不少西方城市相对简单的分类方法还是很有借鉴意义。比如，在北美很多城市将一般家庭垃圾简单分为可回收的（如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和其它垃圾（如厨余和其它脏的不好分开的）。可回收的放入政府或回收公司专门免费提供的用于收集可回收物的垃圾筐或桶里。其它垃圾放入家庭自己购买的垃圾袋。有毒害物品（如旧电池和荧光灯管等）和
5、杂草树枝等花园和绿地的废弃物也单独收集。在此分类基础上，加拿大的艾德蒙顿市通过分捡回收、生物堆肥，沼气发电和制生物柴油等垃圾综合利用设施大大减少垃圾的填埋和焚烧量，成功地关闭传统的垃圾填埋场。 另外，我国的台湾地区的台北市，近十几年在垃圾分类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绩。台北从 1996 年大力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和“不落地”政策，每天专门的圾车定时在市内收集市民已分开的各类生活垃圾； 2000 年台北制定“垃圾零掩埋”目标和推行“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通过“多扔垃圾多出钱”来促使市民尽可能地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和垃圾减量化。到 2009 年，居民垃圾量从每天 2970吨降低到 1009 吨，减少率超过了
6、 67%，资源回收率超过 45%。台北垃圾掩埋场的使用量已经从原来的最多 2500 吨 /天降到 59 吨 /天，减量达到 97.6%。台北这个拥有 260 万人口的城市，已经提前近 30 年实现旧金山绿色都市宣言及城市环境协议中“垃圾零掩埋”的目标。 垃圾管理“软硬兼施”、百姓参与是重点 . 市政垃圾需要有软硬件的配合。比如，社区垃圾分类首先需要有配套的运输和处理设施，以及一系列的政策管理和经济激励手段。政府需要制订合理 的中长期目标、规划以及实施方案，为购置和建设与垃圾分类配套的设备安排启动资金，并运用经济激励机制（收费机制、财政补贴、经济奖励等），大力推进垃圾分类。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核
7、心是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意识和参与水平。政府要在前期加大社区宣传和教育培训的资金投入。聘用专业宣传员和保洁员在社区内宣传和协助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社区宣传橱窗、横幅、社区网站等多种媒介，在社区内广泛宣传垃圾分类处理的重要意义。最终增强群众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垃圾管理也是对城市领导执政能力的检验 . 市政垃圾管理直接涉及到千家万户，比较难施行。它往往是城市领导比较难以下决心做的事情。但它也应是今后评判城市领导执政能力的重要标竿。如果说，韩国的李明博是靠他在首尔市长任上以 “推土机 ”的精神推倒一条高速路复原清溪川从而赢得了 “绿色市长 ”的美誉最终当上总统，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则是在其任台北市长期间成功地解决了垃圾问题证明了他的执政能力，为其后来当上台湾地区领导人奠定了基础。谁将能成为在中国大陆有能力真正解决市政垃圾管理问题的第一人哪？百姓将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分别为世界银行高级环境专家和浙江嘉兴学院教授）
